書再用時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唯美生活 作者：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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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書到用時——葉輝知識版圖》後，葉輝再下一城，寫了《書再用時》。若說上一本書標示了葉輝的知識版圖，那麼讀過這本書後你會很好奇，究竟葉輝的知識版圖有沒有邊限的呢？抑或是深處可以再深，廣處可以再廣？
葉輝知識的深度廣度，可以體現在他的行文思考風格中。他經常以毫不相關的兩端起始，例如把經濟衰退與情色查禁放在一起，或思考小說《白鯨記》與全球化經濟的關係，從這種“蒙太奇”式的思考起始，透過不同的書本引領讀者進入他的知識領域。
這書分為兩輯，第一輯是關乎宏觀的政治，第二輯是關乎生活文化。
無論是關於香港的強拍條列，是醫護人員的指引，還是新媒體的網絡世界，抑或豬流感這樣的傳染病毒，葉輝都能在其中讀出權力的運作和滲透：現在社會變成規管社會，以程序之名行不合理之事，以網絡的無遠弗屆直達人們的電影，甚至以公衆健康為由掌控個體的身體。這些都涉及權力運作，不是明明白白活現在人前的硬性權力，而是滲入生命細節在香港人不自覺的情況受其控制的軟性（或微觀）權力。
權力看似是無所不在，但葉輝在第一輯的最後三篇文章，為香港人提供穿越綿密權力網的出路。先提出“胡士托精神”，一種近乎無政府狀況和慾望完全自由流動之體驗：搖滾版的美國國歌，在草地上做愛，對着警察喪抽大麻……這種慾望的完全解放在身體的層次迴避權力的滲透。其次是提出自治社群的概念，試圖把“民主社會”從民主體制中拯救出來，重談公民和民主的品質和價値，力證“民主社會的基本單位是自治的社群而不是個人”，以群體的結合扭轉權力的流向。最後以“怪雞新思維”扭轉個體的思考慣性，提出不切實際的“幻想”，以想像跳出旣定的框框，來一個腦筋急轉彎。
葉輝就在第二輯盡情展現這種怪雞思維。
第二輯從文化入手。所謂文化，除了文學、電影、電視劇外，還可以是庶民的生活模式，所以葉輝也從林尙義談到以往香港的足球和古惑仔電影，從伍晃榮談到全球性的“打假波”，也從牛頭角的屋村和小販的前世今生談及行將消失的基層生活。當中不少篇幅瀰漫着懷想將行或已經消逝事物之情，慨嘆一個世代離去的悲情。例如〈梁羽生去矣，一個世代去矣！〉，就着梁羽生的死，嘆息的不只是個人的去世，同時是他小說中的“俠影”和“魔女”的理想主義不再，那種在大局限大艱困中時刻求變的心已然消逝，至使香港社會連救一條困在祠堂牆間的狗也軟弱無力。“誰都不敢拿定主意去做，這才是眞正的香港當前的大困局。”葉輝這樣寫道。
書寫，無疑是透過文字把所想所感所珍重的記憶留住，同時也是引發怪雞思維的途徑，把毫不相關的兩端放在一起，引爆慣性得變得懶惰的思維，在權力滲透的日子中尋覓出路。葉輝的《書再用時》或可作如是觀。 - 書評：文化臥底之「再闖書海」與「回到本土」 (文匯報﹕2010-08-30)
文：彭礪青
書名：書再用時
作者：葉輝
出版：唯美生活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定價：港幣78元
從早期的《壅中樹》和《水在瓶》，到近日的《書再用時》，讀者可以看到作家葉輝那充滿變化的散文寫作歷程，他的閱讀對象從文學圈子擴大到社會，再變為代表文學界向社會發聲。他以「鯨鯨」為詩人筆名，以座頭鯨作為其私密聲音的象徵，而在《臥底主義》中，則視自己為一名「文化臥底」。《書到用時》預示著「文化臥底」的出現，也是葉輝第一本縱橫書海的非文學性評論集，這種文體在《臥底主義》中發揚光大。成為「文化臥底」後，葉輝寫了一些更個人化的臥底式評論文章，結集為《書再用時》。
《臥底主義》無疑是一本豐富的文化評論集，作者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珠玉在前，《書再用時》又以甚麼取勝呢？它更集中討論我城大事，至少是香港文學界關心的事情，或者表現出作者對媒體話題的靈敏度。與《書到用時》和《臥底主義》中那炫目的知識版圖相比，《書再用時》較明顯指向香港的時事民生問題，很多文章都就一些報章題目，以葉輝的「文化閱讀」來發表一己之見。在這一年間，很多事情成為城中話題，例如公社兩黨的「起義」、港府對滯留泰國旅客的處理、西九文化區政策、醫療人員處理病人失當、電視劇集話題等。作為作家和文化評論人，作者感受到這些事件的衝擊，故此也像普通市民一般作出回應，只不過借助了「書」。
有時候，作者也會重複討論一些興趣較濃的話題，例如對以臥底、足球為題材的「魔鬼經濟學」話題便是，因此《書再用時》也是葉輝對過往書寫素材的再處理，他從中挑選一些難忘的素材再深入處理，有時候，這是一種作家的策略：讓讀者從作家關注的書中，窺探作家所想所關心的事情，以激發讀者更大的興趣。法國作家莫里亞克曾說：我不會讓讀者知道我讀甚麼書；葉輝卻反其道而行，這說明了文學不再是一所「殿堂」，作家也從守護知識和寫作的貴族，變成肩負某種任務的臥底。在閱讀過程中，一般讀者不知不覺對作者談論的文學作品感興趣，這樣作者也完成了為繆斯而執行的任務。
拋開「文化知識」或「文學關懷」，對香港的關心是這本書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有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才能夠成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和讀者。〈牛下開飯：重讀徙置史〉就是最吸引香港讀者的一篇文章，葉輝說明黑社會電影的「收」概念，其實一直推廣為工會及社會團體所用，更表現出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香港人都是徙置區長大的。通篇文章，無處不是葉輝和許多香港人的成長經歷，卻借用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來說明這種香港人「流離失所」的歷史處境，明顯帶有普羅市民與知識人兩重身份的衝擊痕跡。
在去年香港書展關於設立文學館的座談會中，葉輝將「文學」與「家」、「本土」等概念連結起來，他說「文學」沒有「家」是荒謬的，因此堅持在西九文化區設立文學館作為文學的「家」。在當時寫的名為〈人文精神的自我閣割〉的文章裡，葉輝讓此問題再次浮現起來，指出由香港商人邵逸夫設立的基金中獨欠文學一項，本身就說明香港人故意忽略語言作為家的獨特位置。從葉輝對香港文學本土特色的解讀，甚至對集體記憶的討論中，香港文學在本土事物中佔有特殊的位置，葉輝的解釋讓我們了解到：香港人對本土文學的忽視，恰好說明了「家」在城市中的「缺席」，它一直被「壓抑」甚至「扭曲」，成為盲目追逐經濟增長以求安居的恐懼心理和無力感。
香港人都知道這一問題，然而更深入的討論為一般營役者所忽略了，因此葉輝在書中多次提出這個被討論又被懸擱的問題。他從自身經驗寫成的詩出發，以彌敦道為例子討論「地方之愛」（topophilia），又呼籲建立「另類地方志」；在〈集體記憶：過程與呈現〉中，他又講述哈布瓦赫（Halbwachs）的《論集體記憶》和佐治．米德（George H. Mead）的《心靈、自我與社會》，探討「呈現」集體記憶的論述。在這簡述理論的短小文章裡，作者卻沒有提及文學與集體記憶的關係，但從倡議文學館來看，葉輝肯定認為本土文學對保存「集體記憶」有莫大作用。
葉輝以書談時事世情，但所談之書，有很多是文學小說和詩歌，他的「臥底主義」風格，也是一種作家身份的偽裝，但漸漸地，讀者會發現臥底就現身於眼前，作家仍然是作家，他旁徵博引，但文學仍是湊合這塊知識版圖的中介，甚至思考和感受的主體。即使葉輝談論精英式民主、管理失序和魔鬼經濟學，處理這些理論並結合經驗的，仍然是那顆文學的心靈。只有一個作家，才會不拘一格地運用大膽的譬喻來說明要旨，而且那種順手拈來對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的引用，並不是學術人的作風，因為這就是葉輝喜好的筆法。
文學和哲學在處理知識時採用不同的方法，文學將知識展示並藉以築造自己的建築物——作品，而哲學則思考知識的本質並作出詮釋。葉輝這種閱讀與創作同步的工作，就是一種文學的標誌。現在，我們再次陪伴他闖進書海的浩瀚領域，但在深海之處，我們會發現自己的「家」和那些熟悉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