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出版时间：2011-10-10  出版社：香港中和  作者：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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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二零年代的“革命”與“反革命”話語既帶有濃烈的專斷性，又富有濃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礎上開始凝固成一種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數十年間，中國內地史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歷史的書寫，基本上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的書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革命確實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調，是主導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符號。在業已告別革命的今天，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能僅僅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那些人們曾經長期沉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溶鑄成為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本書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開。
本書以歷史上著名的”革命”與”反革命”為研究對象，再現了中國近現代史上在文化視野下的政治風雲、勢力消長的來龍去脈，突破了”成王敗寇”之定評所造成的偏執和專斷，以塵封的史實力圖”復原”和”再現”那個年代的歷史本相，尤其是從”觀念史”的層面來條分縷析，重新加以檢討，得出了不少新結論、新見解，令人折服。
本書大體由四個相互關聯的專題研究彙集而成。第一、二章試圖從思想史的視角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社會思潮的流變；第三、四章側重從文化史的視角分析北伐時期中國三大政黨的”革命”話語；第五、六章從社會史的視角描述共產黨在城鄉基層社會的動員；第七、八、九章則從政治史的視角探討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的演變以及黨在軍隊、大學的組織形態。

作者简介

王奇生
湖南湘鄉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職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等。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一 “普通刊物”
二 “復活”與“漸興旺”
三 與《東方雜誌》競爭
四 新文化形成“運動”
五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
一 個人、國家、社會
二 社會與社會主義
三 社會運動：群眾與黨
第三章 “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一 從一黨獨“革”到三黨競“革”
二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三 “革命”與“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與“反革命罪”的緣起
一 “北伐”與“南征”
二 “忠於職守”與“反革命”
三 “殺雞嚇猴”
第五章 黨員、黨組織與都市社會：上海的中共地下黨
一 “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
二 “學生很危險”
三 工人與幫口
四 政治力量強，組織力量弱
五 團與黨的競爭
第六章 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黨費、黨內交通與情報傳遞
四 地域社會、農民與党
第七章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為藍本
二 孫中山逝世後的權力繼替
三 國民黨二大之後
第八章 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
一 大學黨部的籌設
二 教師入黨，學生入團
三 教授入黨的情境
四 聯大區黨部的組織運作
五 聯大區黨部與學潮
六 比較中的審視
第九章 “武主文從”：戰時國軍的政工與黨務
一 以黨治軍的蛻變
二 軍隊政工與黨務的恢復
三 文武關係的變奏
四 政工與黨務的困境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对于这本书，最深刻印象无疑是第一章。本科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讲课，内容是就是五四运动，他推荐给学生读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在老师推荐的论文阅读名单中，这一章名列其中。
  　　第一章写的非常好，学术性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现在的论文虽然也不乏质量好的，但是可读性真不敢恭维。实际上，除了第一章外，其他章节也是写的很不错，材料的组织、事件的分析、语言的运用，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感觉这部著作要比王先生写的那本国民党治党史还要好！
•   　　王奇生先生引道：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杜赞奇又在耳边响起，历史总是在做现在与过去的交易。历史总是在凭借着各种功利性的动力，在各种“追溯”过程中不断地裁剪、新添那个所谓的源头。
  　　
  　　历史的面目早已全非，当然过去如何事实上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的方式是怎样的（这样过去是怎样还是重要的），过去还将如何作祟于未来。
•   　　封底说这本书是以“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民国政治，但在我看来，所谓的“去熟悉化”还是太虚了点，从方法上看，我觉得王奇生主要的着力点还在于寻找制度结构（或者话语结构）与事实结构的差异。他希望“去熟悉”的是官方历史中板结一块的线性革命叙事，尤其是事后追溯的“隧洞效应（tunnel view）”──顺着隧道从后往前看，只能看到很窄的视野，代之以事实的复杂、混乱、倒错、难以定性，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是很好的历史观，我很佩服。
  　　
  　　这些论文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最后三章关于绅权、县长、乡村政治结构的内容。我觉得要不是非把这些文章凑成论文集，作者也许可以再增加些内容，将其独立成书。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是西方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地方绅权问题和地方自治思想，是1980年代一个热点问题，魏斐德、孔飞力、卜正民等人都讨论过。其中，最深入的还数杜赞奇的研究，但他主要还是以晚清的新政改革为转捩点，民国的新县制、保甲制并没有充分讨论。从晚清到共和国，民国时期是个重要的过渡，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很多共和国时期的概念都在民国时期形成。如果能把这个过渡完整地呈现出来，我觉得能解决学界一个大空白，尤其能纠正民国史领域总中央上层，轻地方下层的大趋势。可惜，这三篇文章窝在这本书一隅，不知道能受到学界多大的关注。
  　　
  　　王先生的学问见识是无庸置疑的，夸得人多了，也不差我一个。这里，我只想提个小小意见。为什么他引的大部分是一手文献，很少引二手文献呢？这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做的研究太新颖，没有二手文献，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些题目都不是没人做过的。二是他觉得其他人的研究太差，不值得一提，好吧，作为如今民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似乎的确有这个资格目下无尘。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求硕士生博士生写论文都要做文献综述呢？文献综述仅仅是对学生的要求，而不是对学者的要求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吗？
  　　
  　　这个问题尤其明显的是第五、第六章，上海和广东的中共地下党，材料基本上都是编于1980年代的《上海（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显然，王认为这两套文献资料没有获得充分利用，于是根据这些材料，试图重新梳理当时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很好的。但这两个研究都没有进入一种对话状态，广东的情况我不太熟。上海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裴宜理做过很好的研究，杨奎松也对这个时期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做过不少研究，而学生为主的共产党员团体则有叶文心的《Provincial Passages》。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对话的研究，但我只在文中看到一处引了裴宜理，说裴认为工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根据地缘、职业、性别、教育程度等而有差异（137页）。接着，王开始大谈工人和帮口的关系，不再提到裴的研究，殊不知，裴的研究有一大块就是讲工人组织和帮派的关系。王指出的帮派首领作为“工人领袖”阻隔了党对工人的控制，这一观点到底与裴的观点在细节上有多大区别呢？我个人看起来，似乎区别并不大。裴着重于四一二以后受青帮把持的“黄色工会”，如果按照王的看法，在四一二以前上海的工人运动就已经是这个状况了，那是不是暗示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呢? 这也是可以再往深追究的契机。
  　　
  　　在美国，文献综述是规范，不管是谁，从本科生到正教授都必须遵循。而且，这不仅仅是摆摆样子的规范，也是促使学者进入学术共同体，与既有研究进行对话的契机。但在中国，似乎并没有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文献综述也似乎只是训练学生列书单而已，因此知名学者往往并不遵循。王先生的学问我很佩服，就这一点，窃以为白璧微瑕，不吐不快。
•   “文献综述”、“在美国”、“学术规范”、“必须遵循”、“学术共同体”。来自中国的末学学习了。
•   文献综述当然必须，但决不影响该书的创见
•   那是当然，我只是说可以提高的方面而已，王先生是现在民国史领域数一数二的高手了。
•   叶文心的《Provincial Passages》有中译本么？
•   据说要出了啊。Provincial Passages这本书极好，我个人认为是叶三本书里最好的一部。
•   王的学问，资料是优点，见识尚可疑，尤喜强作解人，故为高深之语。用佛家语来说，就是“我执”太重，离最高境界尚差那么“一点”，就像唐德刚说邓公“差一点”那样，但这“一点”，决定了格局。这是从王的学术生涯中带来的吧。诚如台湾吕芳上所论，其研究还是脱不了“大陆味”，所谓鞋帽穿在身上，虽然料子是新的，其实还是“旧”的。王进入北大以后，近来气势稍盛，颇为自信，指点后学先进，语颇尖刻。自视过高，其学实中等也。
•   呵呵 自信应该是建立在学问上，我想读书得见者估计不会认为王先生是资料见长，倒是楼上此语颇见指点江山之态，如是老辈还无妨，如是新进，是否拾人牙慧，还有待考证
•   没来讲座真遗憾呀，还有送书什么的。
•   我有签赠本 还是留给其他朋友哈
•   推荐本 乡土中国 是后三章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