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時間扭轉未來

出版时间：2011-8-29  出版社：行人文化實驗室  作者：克雷·薛基,Clay Shirky  页数：272  译者：吳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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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業周刊1240期書摘介紹　　2010年商業、生活、思想類十大必讀好書之一　　2010年，全球網際網路連線人口超越20億，而全世界受過教育的人口每年有超過1兆小時的閒暇時間。當「20億人」加上「1兆小時」，我們將有改變世界的機會。　　電視的時代已遠去，網際網路接手世界的命運　　靠電視打發時間的時代已遠去，網路科技已成為新媒介，全世界為數眾多的人口每天都在擁抱這項新科技，如今新世代看電視的時間已比上一輩少，取而代之的是網際網路，他們在網路上消費、分享、與他人連結。看似只是「一個人的」閒暇活動，而世界卻正從其中發生驚人的轉變。　　網際網路，聚集眾人的「閒暇力」　　閒暇時間上網進行各種活動，看似只是「一個人的」行為，其實背後有如匯江成海，人人在網路上互相連結，成本低廉，集眾人之力獲得豐碩成果；2007年為協助民眾追蹤肯亞發生的種族暴力事件，起源於二位工程師與一位社運人士的網路服務「烏沙希迪」，讓人人都能將隨時隨地、親眼看到的暴力事件張貼出來，從此之後人們不再仰賴政府得知最新資訊。　　認知剩餘這項偉大的免費文化，來自於我們都是業餘的愛好者，不須任何金錢的誘因就成就了這件事。　　我們都貢獻出自己的閒暇時間與腦力，不須有人支付薪水與任何酬勞，我們僅僅是因為「喜愛做這件事」，而不須金錢的誘因，便在網路上創造出驚人的網路世界，並由此合力創造共有的新資源。　　最佳例證：要不是因為我們都「閒閒沒事做」，現在哪來的維基百科可以用？　　維基百科，就是我們將閒暇時間聚集起來、透過網路產生新資源、創造新力量的最好例證。維基百科只約花費美國人每年看電視時間的1％，人人都可上網編輯，如今已有一千九百萬條條目，總編輯次數超過十億次。而這都來自於我們在「閒暇時間」擁抱網路科技新媒介的可觀結果。　　閒暇時間 × 網際網路＝網路世紀裡一股改變世界的新力量　　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2006年泰國政變、2009年伊朗選後動亂、2011挪威爆炸案－－無數的人類事件都被相機、手機拍下，透過網路流傳至全世界。有史以來，我們首度生活在全球連結的群體世界，只要人數夠多，我們就能聚集個人創造和分享的能力，合力創造新資源、改變世界。

作者简介

　　克雷．薛基（Clay Shirky）　　在紐約大學互動電訊計畫（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執教，也是《大家一起來》（Here Comes Everybody，暫譯）的作者。　　他為從事網路設計的組織提供諮詢，包括諾基亞（Nokia）、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公司（Newscorp）、微軟、英國石油、全球商業網絡（GBN）、國會圖書館、美國海軍、利比亞政府和樂高（LEGO）。　　他的文章常見於《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泰晤士報》、《哈佛商業評論》（HBR）、Business 2.0和《連線》雜誌。　　■譯者簡介　　吳國卿　　台北市人，一九五六年生，為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十數年。譯有《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碳交易：氣候變遷的市場解決方案》、《趨勢力：改變未來15年的世界樣貌》、《誰劫走了全球經濟》等作品。

书籍目录

第一章：原來我們不是沙發馬鈴薯第二章：後古騰堡時代第三章：無酬的行動力第四章：市場裡的分享第五章：合作的文化第六章：與「陌生人」合作之道第七章：為每樣東西加個滑鼠 

章节摘录

　　想像把世界上所有受教育的公民擁有之閒暇時間視為一個集合，視為「認知剩餘」（cognitive surplus），這個剩餘會有多大？要得出答案，需要衡量的單位，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開始。假設我們把人們花在維基百科的總時數當作單位——每一篇文章的每一次編輯、這些編輯引起的每一次爭論，包括維基百科現有的每一種語言之時數——那大概相當於人類思考的一億個小時。（研究維基百科的IBM研究人員華登堡幫我算出這個數字，雖是粗略估計，但與實際數字應相去不遠。）一億小時的累積思想顯然是個龐大數字，不過我們花在看電視的時間又是多少？　　美國人每年大約花兩千億小時看電視，這代表約兩千個維基百科計畫每年所花的閒暇時間。即使這個數字的一小部分也很龐大：我們每個週末光看電視廣告的時間就多達一億小時。如果有人對著寫維基百科的人說：「你們哪來那麼多時間？」，就表示他不了解整個維基百科計畫，相較於所有人擁有的累計時間，有多微小。讓我們這個時代變偉大的一件事是，我們可以把閒暇看作總社會資產，以用來進行共同創造的大型計畫，而不再是每個人一次消磨掉一點的零星時間。　　起初，社會總是不知該如何利用這種剩餘（這是它們被稱為「剩餘」的原因）。當我們的閒暇產生龐大規模的剩餘時——每年數十億、甚至上兆小時——我們把大部分花在看電視上，因為我們認為這種消磨時間的方式比其他選項好。當然，我們可以從事戶外活動、閱讀書籍，或與朋友一起彈奏音樂，但我們大部分時候沒這麼做，因為這些活動的門檻都比看電視要高。已開發世界的生活包括許多被動參與：在工作時，我們是辦公室寄生蟲，在家裡，我們是沙發馬鈴薯。這種模式很容易被解釋為，我們就是被動參與者，不想做其他事。過去數十年來，這種說法相當有說服力；當然也有許多證據支持這個觀點，相形之下，能反駁它的證據卻不多。　　但現在出現電視史上首見的現象：許多年輕人花在電視上的時數比他們的長輩少。有幾個針對高中生、寬頻使用者、YouTube使用者的人口分析研究，發現了這項改變，這些研究所觀察到的基本現象相當一致：使用快速、互動式媒體的年輕人口，正逐漸捨棄以「純買單」為前提的媒體。即使他們看的線上影片，表面上和電視節目很類似，但是他們卻同時擁有機會對內容發表評論、分享給朋友、作標籤、打分數或排名，當然，還能與世界各地的觀眾討論。正如一篇常被引用的線上文章——丹?希爾的〈為什麼《迷失檔案》是真正的新媒體〉——所說：這齣電視影集的觀眾不只是觀眾——他們共同創造了一系列與電視影集有關的網站內容，稱作「迷失百科」（Lostpedia）。換句話說，他們不僅是在看電視，他們還透過網路與其他人相互交流，因此，這種參與行為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買單而已。　　導致電視消費減少的選擇，既渺小又偉大。渺小之處來自於個體；有人決定把下一個小時花在與朋友聊天、玩遊戲或從事創造工作，而不用來看電視。偉大之處來自於集體，是數百萬個渺小決定累積成的；多數人口轉向集體參與的結果，造就了維基百科。目睹運用閒暇時間替代方法的誕生，令電視業大感震驚，尤其是年輕族群的轉變；因為電視是陪伴人們度過閒暇時間的最佳伴侶一事，早已受到普羅大眾的認可，而且也是社會最穩定的特性之一。（英國協作研究者李德比特說，一位電視業主管不久前告訴他，年輕人的參與行為長大後會消失，因為工作會耗盡他們精力，讓他們除了「癱在電視前」以外，無法利用閒暇做任何事。）相信「在過去很穩定的行為模式，代表了在未來也必定會很穩定」，已證明是個錯誤——不是無關緊要的錯誤，而是非同小可的錯誤。　　烏沙希迪：我們想要對世界有貢獻　　舉個例子，一項名為烏沙希迪（Ushahidi）的網路服務被發展出來，用以協助民眾追蹤肯亞發生的種族暴力事件。二○○七年十二月，一場引發爭議的選舉，導致吉巴基（Mwai Kibaki）總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互鬥，當肯亞政府禁止主流媒體報導此事時，肯亞政治活動分子歐莉?歐克蘿（Ory Okolloh）利用部落格報導這場暴力衝突。然後她要求讀者以電子郵件或是直接張貼在她部落格的方式，對此暴力事件發表目擊報導與評論。這個方法證實有效，她名為「肯亞權威人士」（Kenyan Pundit）的個人部落格變成第一手報導的重要來源，同時廣受注目；報導不斷湧進，幾天內就讓歐克蘿疲於應付。她進一步構思出一項名為烏沙希迪（非洲斯希里語，意為「目擊」或「證詞」）的服務，可以自動累積民眾的報導（之前她必須以人工處理），並且立即在地圖上標示報導中提及的暴力攻擊地點。當她將這個構想發表在部落格時，引起程式設計師赫斯曼（Erik Hersman）和柯比亞（David Kobia）的注意。三個人透過電話會商後，認為這項服務行得通，三天後第一版的烏沙希迪就誕生了。　　類似肯亞選後的暴力事件，通常只有發生在自家附近時，人們才會知道；且由於沒有可以確認發生地點的公共來源，因此無法得知實際情況或提供及時援助。我們向來仰賴政府或專業媒體發布消息，但在二○○八年初的肯亞，暴力事件的相關報導因黨派之私或新聞審查而遭封鎖，當然，政府也不願意向人民公開事實。　　烏沙希迪的設計是為了匯集此類有取得管道、但四處分散的資訊；透過個別目擊者，集體蒐集零碎的消息，得以拼湊出當時國家的整體情勢。即使公眾想要的資訊掌握在政府手裡，烏沙希迪也深信，靠人民的參與重建資訊，比起企圖從當權者口中獲得訊息，更為容易。這個計畫起初只是一個網站，但烏沙希迪的開發者很快增加了新功能，讓使用者可從行動電話寄簡訊，此時，報導開始真正大量湧入。烏沙希迪推出幾個月後，哈佛大學的甘迺迪政府學院分析、比對該網站和主流媒體的報導，作出以下結論：烏沙希迪無論在針對暴力事件發生之初（相對於發生以後）、非致命暴力事件（通常是死亡事件的先兆）或是涵蓋廣泛區域（包括鄉村等地）的報導，都做得較好。　　這些報導發揮了相當大的效果——世界各地的政府在觀察之下，會對人民較少使用暴力，肯亞的非政府組織也利用這些資料，作為實行人道主義因應措施的目標。但這只是開端，網站創辦人意識到烏沙希迪的潛力，決定將它轉變成一個平台，讓每個人可透過簡訊蒐集資訊、標示地點，以設定自己的服務項目。蒐集各種集體資訊這一概念，已從發源地肯亞，散播到世界各地。烏沙希迪從二○○八年初誕生以來，已用於剛果民主共和國暴力事件的追蹤、印度與墨西哥之投票監督及選舉舞弊的預防、數個東非國家必備藥品的供應記錄以及海地與智利地震後找尋傷患等任務。　　只要少數幾個人，運用低廉的工具，貢獻一點時間及金錢，就能夠從社區凝聚足夠的集體意志，創造出五年前沒有人想像得到的豐富資源。烏沙希迪的故事告訴我們：人們想做讓世界更美好的事，只要有人主動提出邀請，多數人都樂於幫忙。而取得價格低廉且可彈性使用的工具，可以去除嘗試新事物的阻礙；你不需要一台高級電腦來駕馭認知剩餘，簡單的手機即綽綽有餘。烏沙希迪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發是，一旦你想出一種能夠吸引大眾注意的方式，汲取剩餘，他人可以不斷地複製你的方式，並散播到全世界。　　lolcat：我們想要創作與分享　　為了幫助在艱困時期受苦的人民、而創立的烏沙希迪網站成就非凡。然而，不是所有的新溝通工具，都能吸引如此多的人共同參與；事實上，大部分新工具辦不到。儘管有少數像烏沙希迪或維基百科這般成功的計畫，但被揚棄的作品卻不計其數，其中有些在草率製成後，只為了粗糙的幽默。典型的例子是lolcat（大笑貓）：蒐集各式各樣可愛的貓照片，加上巧妙的標題後，使其變得更可愛，以「貓加標題」逗觀賞者開懷大笑（所以把lol﹝laugh out loud﹞加在cat前）。蒐集最多這類圖片的網站叫ICanHasCheezburger.com，名字取自於第一張發布的圖片：一隻張開嘴巴的灰貓，急躁地瞪大眼睛，標題是：「我能吃起司漢堡嗎？」這個網站有超過三千張lolcat圖片——「倒楣的一天」、「我偷了你的食物，謝啦」、「強盜貓剛吃了你的墨西哥潤餅」——各吸引數百則評論，也都是以「大笑語」（lolspeak）寫成。看來，烏沙希迪現在距離我們已經很遙遠了。　　lolcat應該夠資格被提名為「史上最愚蠢的創作」（當然候選名單中不只有它，但lolcat堪稱極具代表性的例子）。lolcat的圖片通常製作速度很快，同時不需要什麼技術，它們有嬉鬧潤滑的社交價值，文化壽命則短暫如蜉蝣。每個看到lolcat的人會立刻聯想到：「這個遊戲我也可以玩！」就是因為lolcat的製作如此容易，任何人都能添加一句蠢標題在可愛的貓咪圖片中，然後將創作分享給全世界。　　lolcat雖然蠢，卻有一致的規則，從「標題必須以發音拼字」，到「文字必須使用sans-serif字體」等。換句話說，即使是愚蠢的表現方式仍必須遵守特定規則，因此，製作lolcat還是可能出錯；既然得用規定的方法才能做得正確，這代表其中還是有品質衡量的標準——雖然標準不高。不管這個世界對另一個lolcat的需求有多低，「這個遊戲我也可以玩！」的訊息跟過去熟悉的媒體生態的確大不相同；今日，最愚蠢的創作依舊是創作。　　大部分反對lolcat的理由是基於它的愚蠢：即使是一張好笑的lolcat也沒什麼價值。在創作光譜上，平庸之作與佳作的差別相當大。不過，好歹平庸之作仍在光譜上，你可以從平庸之作漸漸移往佳作的方向。真正的鴻溝在於「做」與「不做」，而創立lolcat的人弭平了這道鴻溝。　　只要媒體的態度是以「讓一般大眾消費專業級的創作」為前提，散播業餘創作就變得難以想像。業餘者做出來的東西如此不專業——lolcat可視為卡通頻道低級版。然而，如果一直以來，欣賞專業作品其實並非是我們使用媒體唯一的目的呢？如果我們使用媒體的目的是讓自己感覺與他人有連結、參與，或只是不那麼孤獨呢？如果一如渴望消費般，我們本來就渴望能夠自我創作，只是沒有人提供機會呢？另外，「這個遊戲我也可以玩！」的樂趣也不只在創作，還在於分享。目前業餘者的創作活動，常被歸類為「使用者自創內容」，這個詞描述的不僅是個人活動，也是社交活動。lolcat除了是一種「使用者自創」之外，更是一種「使用者分享」。事實上，分享才能使創作變得更加有趣——沒有人會為了自己而創作一張lolcat。　　「大」剩餘的力量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如果你提供人們製作和分享的機會，他們會欣然接受，即使他們從未做過這種事，也不像專業人士那麼在行。這不表示我們會停止心不在焉地看電視，這僅代表消費將不再是我們使用媒體的唯一方式。然而，我們每年投入上兆小時的休閒方式，一旦出現任何轉變——無論是多麼微妙的轉變——都極可能是劇變。　　如果將焦點擴及至製作與分享，不需要個人行為有何大幅調整，即能帶來巨大的改變。全世界的認知剩餘是如此龐大，只要使小改變聚集起來，勢必將產生極大的效果。試想若百分之九十九的現況維持不變，人們在收看過去常看的電視節目之餘，挪出百分之一的時間用在製作和分享，會發生什麼事？這些相互連結的人口，只要挪出每年超過一兆小時的百分之一，就已遠遠超過人們每年參與一百種維基百科的時間。　　規模是要素，因為剩餘必須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才能發揮影響力；如烏沙希迪這類的計畫要產生效果，人們必須分別將一己的閒暇時間貢獻給團體，共同努力創造出一個更為龐大的認知剩餘（大剩餘），此時，認知剩餘便不再只是一些微不足道且彼此無關的個別剩餘（小剩餘）了。集合的規模一方面與受教育人口的閒暇利用方式有關，另一方面則牽涉到以單一、共享媒體提升人際連結之後，所形成的集合架構。依據二○一○年的統計資料，全球網際網路連線的使用者超過二十億人，行動電話用戶則已突破三十億；由於全球成年人口總共約四十五億（十五歲以下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我們已生活在一個有史以來多數人口都屬於全球連結網一部分的新世界。　　當我們以自我中心的觀點出發，思考新形態的溝通工具所能帶來的文化改變時，註定難以看清真相。「重大國際事件發生時，剛好被身邊有相機的人拍下」的機率，其實只是目睹事件的人數，乘以這些人當中攜帶相機者所占的比例。第一個數字將隨著不同的事件而變動，但第二項數字——隨身攜帶相機的人數——從二○○○年的數百萬至今，已超過十億。現在絕大部分手機都具有內建相機功能，因此隨身攜帶相機的人數自然大幅增加。　　上述這項事實的影響屢見不鮮——二○○五年倫敦地鐵爆炸案、二○○六年泰國政變、二○○八年奧克蘭警察殺害葛蘭特案、二○○九年伊朗選後動亂——這些事件連同其他無數重大事件都被照相手機拍下，並上載到網路給全世界看。隨身攜帶相機者碰上重大國際事件的機率，在今日已經幾乎等同於類似事件有目擊者的機率了。規模的改變意味著，在過去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已轉為可能。在此之前，我們必須仰賴專業攝影記者記錄這類事件，現在，我們逐漸仰賴彼此。這樣看待分享的態度也許有點冷血——透過陌生人隨機選擇的分享內容，認識這個世界——但也有一些優點。正如柯特?馮內果筆下的主角於小說《泰坦星的海妖》結尾說的：「一個人最為不幸的遭遇，莫過於世上沒有任何人需要你做什麼事。」而認知剩餘的結合，已讓這樣的不幸愈來愈少。　　隨著各種製作、分享媒體的增加，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媒體」這個詞可能的含意。媒體簡單的定義即是任何溝通之中的媒介，因此無論是古代的字母符號或近代的行動電話都符合這項定義。在此直接且中性的定義之上還有另一層意義；承襲自過去數十年媒體消費的模式，媒體可定義為一群包括有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的產業，各自擁有特定的製作內容與營利方式。而當我們將媒體定義為上述產業與製作內容時，這個詞就過時了，因為它已經與現況不符。今日，我們有能力以製作與分享平衡消費，也有能力與他人連結，這些能力正一步步將媒體的定義從特定的經濟產業，修改成一種「低成本且全球均可使用的組織化分享工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位分析網路科技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的重要思想家。」　　－－《連線》雜誌總編輯／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　　「克雷．薛基可能是當今最具真知灼見的網際網路革命思想家。」　　－－史蒂芬．強森（Steven Johnson）　　「薛基向來是我最欣賞的網際網路思想家－－不僅因為他的睿智和條理分明，也因為他能把我嘗試整理的半成形概念，化成明晰透徹的創見，讓我心想，是的，當然，事情就是這樣運作的。」　　－－《Boing Boing》網站共同編輯／杜托洛（Cory Doctorow）　　「薛基對科技創新與社會變遷交會的論述簡潔而有說服力；他讓科學和社會學都更平易近人。」　　－－紐約觀察報（New York Observer）　　「薛基以學院派的眼光看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同時又能欣賞作為一大部分的網際網路基礎的商務。」　　－－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　　「透過一篇又一篇的故事，薛基熟練地串連各種網路帶來的社交工具如何持續改變商業、社會和我們的生活。他的模式比對技術無人能出其右。」　　－－微軟軟體架構長／歐奇（Ray Ozz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