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灰姑娘

出版时间：2008/12/31  出版社：行人出版社  作者：藍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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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聯合推薦
作家／吳音寧
台大社會系主任／林鶴玲
作家／胡淑雯
作家／柯裕棻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夏曉鵑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張茂桂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謝國雄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顧玉玲
你所見到的這本書，是台灣近年來最好看的報導文學，也是一本討論外籍幫傭在台情況的學術鉅作。它獲得多項首次頒給台灣人的重要國際學術榮耀，更受到國內中研院與國科會的肯定。之所以說它是本學術論文，是因為它的下筆嚴謹；說它不單純是一本學術論文，因為它真的如同小說一樣好看。翻開它，藏匿在台灣日常生活背後的故事，就會如同電影般在你眼前展開。
這本書說的是女性外籍幫傭來到台灣的故事。自1992年起，一批批的家務移工憑著勇氣，飄洋過海來到全然陌生的島嶼，僅僅計算登記有案的家務移工，就已經超過16萬人。她們以短期契約的過客身分，在台灣社會的邊緣角落裡默默工作，維持著台灣社會的「現代生活」，但是，一般雇主只把她們當成「用玩即丟」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公民權，甚至基本人權。
在這些隻身來台的家務移工眼中，我們熟悉的場景與畫面，都轉變成另外一種面貌：對於剛到台灣Vanessa來說，中正機場是一個通往未知的起點，高速公路邊的叢叢樹林，隱藏了無法想像的恐懼。對於Tiwi來說，Qoo果汁是她照顧的台灣小孩最愛的飲料，也是她用來寄往國外、向女兒表達母愛的補償工具。每一個家庭屋簷下，都有一則從未被說出的故事，連接著台灣新富雇主和來自東南亞的家務移工。
從馬尼拉到台灣，走過台北火車站、中山北路，一直到家中的廚房與臥室，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訪談了58位菲律賓、35位印尼女性幫傭，讓我們深刻地瞭解她們的命運與想法，是第一本完整介紹外傭生活的報導著作。作者也採訪了51位僱有外籍幫傭的男、女主人，讓我們得以省思，自身家中的的親子與夫妻關係，其實如此脆弱。
本書最初於2006年在評選嚴格聞名的杜克大學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以英文出版，獲得美國社會學會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國際亞洲學者會議社會科學最佳書籍等獎項。經過三年之後，藍佩嘉以反璞歸真的母語，重新改寫《跨國灰姑娘》，以淺白易懂的文字和大量的真實故事，呈現給台灣的讀者。如作者自言，這本書希望不只是以理論語言說服他們，更希望以呈現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讓讀者感動。

作者简介

藍佩嘉
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大社會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社會學、工作社會學，和移民與全球化等。曾於柏克萊大學、紐約大學、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論文著作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期刊，並常於《中國時報》觀念平台撰寫專欄。

用户评论 (总计75条)

•   　　刚要写这篇书评的时候，雨明显地就下大了，噼噼啪啪砸在铝制挡雨板上，还有偶尔过去的车辆轧过湿透的路面发出的声音。这本书原是蓝佩嘉的社会学博士论文，而从论文到出书证明了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下的苦功之巨，人文学科的论文大概是唯一的可以让普通读者阅读的专著，另一本我曾读过的也是原本是学位论文的书是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但相比而言，社会学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学位论文成名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量子理论研究》，这篇论文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单单着眼于“论文”，这本书就给所有人文学科的论文撰写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论文讲述的是东南亚帮佣到台湾成为家务劳工这个过程中的多方关系和界限，比如女佣和女雇主的关系（例如女雇主会在感受到孩子和女佣较亲密时和女佣竞争母亲的角色），女佣和母国家庭的关系（例如女佣会通过寄大量的礼物给在母国的子女以维系母亲的责任），女雇主对传统观念的抗争（例如请帮佣照顾孩子而避免婆婆和他们同住）。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家务和情感付出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本职，而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想一想，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在家中的付出是唯一你能找到的的无酬且十分困难且没有休假的劳动。而台湾新中产阶级女性正是出于对此的抗争而选择请菲佣或印佣来作为她们的母职代理人，现代中国女性大多意识到这个极不公平的社会分工，所以我曾对妈妈笑说，她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女性了。我作为一个知道母亲牺牲的儿子，对于上述的不公平深恶痛绝。虽然帮佣的女性性别仍然意味着人们把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正统执行者，也虽然请女性帮佣也意味着女雇主承认了传统中的女性职责仍需要她来想办法转化（如果女雇主不愿自己去做的话），也虽然这样是用帮佣牺牲她的家庭生活换来的。但仅仅是从个人出发，而非一个社会学家出发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在将来主动选择帮佣以解放妻子的一部分传统角色。
  　　
  　　读一本书，难免会在读完时更侧重书的后半部分，因为后半部分距离读完的时间更近。遗憾的是，在论文结束时，也没有一个哪怕是作者认可的较好的方案被提出来，因为就像作者所强调的，不管女雇主会不会主动吸纳女佣为家庭的一员，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家庭界线仍然是分明存在的。我按照作者提出的四种雇主对待雇佣的模式分别简单举例阐述，第一种是家母长制，即雇主将自己定位为雇佣在台的监护人，这样雇主却会比较多地限制雇佣在周日的自由，第二种是疏离权威，往往是上层阶级对雇佣采取的做法，这显然使得家庭界线分明，雇佣不可能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去，第三种是情感关系，即女雇主会主动发展和雇佣的密切关系，以减少自己的阶级自责（因为台湾新中产阶级是伴着台湾民主自由理念过来的），但雇主和雇佣都并不愿意承担雇佣关系之外的情感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传统母亲承担的责任是很困难的原因），第四是生意关系，这也明显会体现出阶级差异。不同的女佣习惯不同的方式，如果女佣已经认可了阶级差异，那么她可能更易接受有家庭界线的雇主做法，而对那些并不认可阶级差异，而是将自己出国做家佣视为和女主人想同的职业女性定位，则她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雇主刻意强调的阶级界线。这本书是难读的，但哪本好书不是难读的呢？我需要接受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名词和句子，我通常需要细心重读才能理解，但读通之后就会感叹作者写作时的缜密和创造性。我能看到每一句话都是可读性好的，都是有内容的，这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的论文写作来说，真是有极大的鞭笞作用。博士论文，就是应该是每句话都是有它的内容和作用的，而论文内容则是用来填充大纲骨骼的血肉。
  　　
  　　读完这本书，对于我自己的家庭观念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对我来说，我侧重的倒不太是如书名所示的跨国灰姑娘，而更侧重了对于性别平等的认识，怎样在将来的家庭生活中努力在自己和妻子的关系中保持尊重和平等，是很重要的考量，雇帮佣是其中一个策略，但远不完美。读完书的另一个有趣想法是，首先我视雇帮佣为一个实践夫妻性别平等的较妥当的方式，但是想一想，当世界再逐渐进步，所有的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已得到大幅提升，有保证，那么就不会再有额外的女性劳动力供雇佣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要恢复到传统的母亲承担沉重的家庭负担或者由老一辈的婆婆介入夫妻生活？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种数学完美原理和社会完美进化原理支配着我，因为上述这种情况的合理发生，那么必然有一种解决性别不公平的不通过雇佣的方式解决，恩，会有的，并且仅仅依靠夫妻两个人。
•   　　 这是一本既理论又通俗的学术著作，社会学色彩很鲜明。我喜欢读这样的书，不像宏大的纯理论书，不知所云，也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事实多于分析。诚然，蓝佩嘉老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能发现生活中容易忽视的细节，并且将社会学理论恰到好处地与事实结合起来，从而完整、理性地呈现了台湾家务移工的生活百态。
  　　 阅读此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的日常行为不光是主体性的体现，也受到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隐性影响。因此，看问题不能浮于表面，要通过大量的事实、扎实的理论，去踏踏实实地钻研、弄懂它。理论与实践，二者不可偏废。我从蓝老师身上学到：也许一本书、一门学科并不能起到变革社会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让人们认清真相，从而更理性地思考，更包容地对待人事，也是一种正能量。启蒙也许是社会科学的意义之一。
  　　
•   　　在众多书单中选择这本相对不“经典”的著作来阅读，部分与我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有关，在阅读过程除了吸收到新的知识，也使我得以重新检视在台生活的一些片段，获得新的思考与感悟。
  　　当2011年旅居中坜时，常常利用台鉄出行。我发现在中坜火车站站前广场附近有许多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音像制品店和小吃店，形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商圈。夜幕降临时，外籍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小店与门外的街道，吃饭、打牌、唱歌、聊天。然而数百米开外的中坜夜市似乎又是另一个世界，那是更典型的台湾夜市，商户以贩售潮流衣饰、各式小吃、娱乐通讯为主，消费群体主要是本地人和附近高校的学生，鲜见外籍劳工的身影。虽然仅仅隔了一条马路，两个商圈之间却有一条无形的界限，区分出两个消费群体截然不同且不相混淆的商圈。
  　　如果说站前商圈展现的是一种外籍劳工与本土居民的隔离，在Facebook台湾上最大的本地社群页面“我是中坜人”上，外籍劳工和本地居民的矛盾则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被呈现，页面上常常有关于外劳是否影响治安、丑化城市形象的争论，讽刺的是，在这些关于外劳的激烈争论中，争论的中心之一——外籍劳工是缺席的，在上面发言的，都是活跃的大桃园地区（中坜）本地网民。台湾目前有三十三万余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其中中坜地区就占了六分之一，约 有着七万余的外籍劳工。尽管人口基数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本地最活跃的网上生活区内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如果停止在这里，认为隔离就是两个族群的全部状态，那就大错特错，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里，蓝佩嘉以丰富的个案资料和详尽的论述，向读者展示了台湾雇主与东南亚帮佣之间立体的主体结构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全球化连结了无数菲律宾、印尼、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他们因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产生许多复杂的互动，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铁幕一块，而是处于随时变动中。
  　　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互动的源头是性别不平等，家务性别分工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性的天职，而社会女性解放的大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全职妻子/妈妈角色，进入职场，但仍然比男性承受着更多的负担家务的社会期待，因而面临双重负担。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整合和劳动跨国迁徙则使优势国的女性以购买其他群体（在本书中特指七十年代以来新富起来的台湾家庭女主人与东南亚女性帮佣）的服务的方式减少多重角色带来的冲突。然而，女主人们从冲突和负担重解脱出来，却是以其他女性面临类似的冲突为代价的，她们要远渡重洋，牺牲其与自己家庭的相处时间，一边赚钱养家，一边试图成为超级跨国妈妈，特别地，如果这些女性在本国也雇佣女佣来填补她们离家造成的缺失，同样矛盾转嫁结构又向欠发达国家的末端延伸了一段。性别不平等的二元区分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更立体的结构，尽管这种立体结构也能用不同阶级间的矛盾部分解释，但其源头仍然是性别分工不平等，作者因此提出：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劳动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 ， 连续体内的女性们尽管有着差异，但皆同时参与了与父权讨价还价的过程。
  　　蓝佩嘉首先详细介绍家务劳动的雇主和雇员间的差异形成的过程。这些差异部分是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直接地，产生于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制度也比外劳的母国来的完善，而将外佣纳入保护范围的最低工资制度则直接产生了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而成为劳工迁徙的直接拉力。另外，差异部分则由种族化产生和固定，种族化被视为建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形成群体间的阶序化的过程，社会进而以此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从台湾政府政策到人力中介的招募、营销，以及雇主和外劳、本地人与外劳的互动中，随处可见种族化的痕迹，过程里也包含了许多想象和刻板印象。例如，政府有偏差地将长期在台工作、满足台湾家庭照顾、制造业与建造业稳定需要的外籍劳工定位为“临时性、补充性”的劳动力，并据此制订了严格的政策限制其获得各种广义的公民权利（包括政治公民身份、社会福利等）；中介根据刻板印象选择性地招募和培训外劳，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不实的想象：如印尼女佣比较单纯温顺，而菲律宾女佣聪明又搞怪等；不过，随着外劳逃跑和其他互动的发生，这样的想象也在不断被打破，然而也在不停地重新构建，排斥和融入的过程展示了雇主和外劳之间重构界线的过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推拉理论，在台湾海洋史的课程上，老师用它来分析漳泉地区先民迁徙到台湾来的历程时，常常强调政治经济推力（人地关系紧张）和拉力（大量未开垦之耕地、丰富的渔业资源）的重要性，然而，通过这本论述，我们逐渐发现东南亚外籍劳工的迁徙过程远比理论描述的复杂，家乡的贫穷固然是远渡客乡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探索现代世界和扩展人生视野；大众媒体在形塑着他们对于远方的岛国的想象，许多女性在被问及外出的原因时都提到文化的因素。
  　　遗憾的是，尽管金钱报酬和现代化的生活是促使他们到台湾去的重要原因，但雇主国严苛的门槛，高昂的中介费，回国之后亦不一定能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甚至在数年之后再造身份开始另一段女佣旅程。灰姑娘们的现代之梦非常美好，但也非常脆弱。
  　　尽管文章紧紧围绕着女性群体展开，文中最触动我的小小的细节却与女性无关：高雄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整齐的市容，完善的市政设施，繁荣的商业，高素质的市民无不展示着一个富裕整洁的现代化港口城市的面貌。我尤其喜欢它清冷光鲜的捷运：运力足、人少、站台设计完善，简直满足了一个城市动物对于的城市运输系统的完美想象，然而，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我不会知道，也不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美丽岛车站华丽炫目的光之穹顶的建造者，工作100小时却拿着45小时工资、住在狭窄的宿舍，不得不靠暴动来争取微薄的权利。
  　　蓝佩嘉在几个访谈中再次提醒到，“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能解决，人与人的背后有很多的结构…而劳雇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雇主所处的结构剥夺了劳工那么多的权利，然后跟劳工说，‘我跟你要像家人一样相处’，她怎么可能跟你像家人一样？…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界限。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
  　　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许多看不见的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这本以母语重写、丰富又可读性强的专著，也承载着她“人文科普著作”的期待，她希望透过写作唤起社会间对此类看得见看不见界限的省思和觉知（awareness），而觉知，就是行动的前奏。
  　　
  　　
  　　
  　　
  　　
•   　　 尽管封底标明它获得了美国社会学性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等若干奖项，尽管最近在媒体上它很受热捧，读下来之后，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社会学著作。
  　　　　 作者研究的是在台湾从事家庭保姆工作的菲律宾、越南等国籍的外来“移工”，其中特别深入菲籍移工田野，在一起参与式观察了一整年。因此，文中有着大量菲籍移工鲜活的观察资料，这也是本书最大亮点。
  　　　　 我之所以说这并不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是因为如果你具备关于东方学、性别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话，对《跨国灰姑娘》中所得出的一干结论，就并不会觉得新奇，甚至有点老生常谈了。作者分析所指向的，无非是能熟练运用英语的菲籍移工，在东方新贵阶层面前，对东方、西方地缘文化的重新切割，以及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主人—佣人”关系对“男主人—女主人”、“婆婆—媳妇”、“母亲—子女”的渗透、演化。尽管读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读者应该都没有请过外籍佣工，但是凭借东方家庭经验，我们都能很容易地对这些结论产生认同。
  　　　　 我注意到梁文道对此书的推荐，特别强调了外籍移工的不易。确实，这本书详细勾勒了外籍移工的点滴辛勤生活，但作为一部研究性著作，对崇高的书写是否够格或者优秀，与崇高本身是两码事。我认为，大量读者（中国读者？）对《跨国灰姑娘》的青睐，恰恰是怀揣着新贵优越感，消费自己的恻隐之心。甚至书本封面那个面容姣好地姑娘（这个封面模特比书中作者拍的实际移工要好看得多），都能激发作为主人，特别是男主人的某种好奇、良心，以及激素。
  　　
•   　　 “她们的迁移，并不是推力(国内的贫困)与拉力(国外的财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促使她们决定到海外工作的是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家庭失和、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和选择权等。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女性移工单纯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是跨国人力中介的商品。她们透过能动性的施展，以及意义的改造，来对抗身处的结构限制。她们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2011年11月中旬，我读完这本台湾社会学家新鲜出炉的大陆版著作时，忍不住激动写了这么一句评论，“这是我差不多两年来看的最好的一本民族志”；和香港某位擅长研究女工阶层的人类学者的著作相比，非但不显雷同，反而有了更胜一筹的感觉。
  　　
  　　 看了我的评语，沪上一位同样关注工人阶层的高校女教师表示不解，稍微远离大陆学界视野的蓝佩嘉女士作品，如何引出我的此番评价。何况香港学者的研究早已深入许多内地青年学者的心中，成为民族志写作努力的标杆。于是，我把《跨国灰姑娘》(以下简称《灰姑娘》)翻到了特别夹了书签的一页，把我颇为欣赏的一段话指给她看。看了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话语后，那位女教师欣然点头：我明白你给出这一评判的原因了。
  　　
  　　 全球化时代的异文化遭遇
  　　
  　　 2009年的秋天，有个在幼儿园供职的朋友前来找我，她的一位菲律宾同事夫妇要在沪上租房，但与房屋中介沟通的过程中，希望能有人做翻译。在浦东一个地铁站的门口，我第一次在现实中遇到菲律宾人：在一家国际幼儿园做老师的汉娜，她从事外企口语教学的先生，和先生从事家政工作的姐姐。有些亚欧混血模样的汉娜，不开口便和华人毫无区别的丈夫，以及颇有南岛人特征的姐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让我突然找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感觉。
  　　
  　　 如果说这次遭遇算得上是我对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地方版的初体验，那么对于《灰姑娘》中的台湾居民来说，这种体验早在数十年前，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四小龙”时代就已深入他们的生活。
  　　
  　　 世界经济体系的当代格局促使资本流入成本最低地区，获取最高收益的同时，也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到了资本汇聚之地。其中便包括了来自曾经“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跨国劳工们。当经济发展推动台湾社会阶层普遍向上流动的同时，也把那些在象征层面上位于社会下层的空间留给了外来劳工，而这些下层空间很大一部分就属于家庭劳动。
  　　
  　　 而保姆与主家的故事，如同“媳妇与婆婆”之间的经典对立，已经有了无数版本，而这次，究竟是刁难的主人遇上了倒霉的保姆，还是精明的保姆碰上了顽固的主家？这类陈词滥调，只是加入了全球化的作料，变成一锅什锦料理？或者都不是？
  　　
  　　 “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的成长，并重新形塑‘新国际分工’的地景……这样的网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两种跨国人力流动：第一种是来自西方核心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阶层，他们穿着套装、提着公文包，在位处商业金融区、附有冷气空调的高楼大厦上班；第二种迁移流动则是低劳动成本的亚洲移工，他们的身影或出现在血汗工厂与建筑工地中，或从事倒垃圾及照顾小孩的工作，隐身在全球化城市的炫目外观之下。”
  　　
  　　 大多数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持批评态度的左派评论家们(大多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属此列)往往乐于抨击全球化、市场化对传统社会、地方文化的冲击，这种愿望固然美好，但那些新近铺设的柏油公路，接通国际航线，已经源源不断地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带到了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满足了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需求。在理论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大张挞伐的同时，那些被资本流向吸引而来的人群却已经悄然无声地潜入了“发达”地区。如《灰姑娘》的作者所言，他(她)们固然受到“契约束缚、债务重担、地域规范等重重中介与约束”，可真正将他(她)们吸引而来的其实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能动性。
  　　
  　　 会变身的灰姑娘
  　　
  　　 菲律宾朋友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4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月租，换取不少于两室一厅的住房，而我需要在中介与房东之间为他们沟通。每当我将房东的条件用英语传达后，他们便用他加禄语相互交谈。不是嫌房租偏高，便是房屋空间促狭，走了三个街区，看了四五套房后，我也心生倦怠：要求还真多！
  　　
  　　 外来劳工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每天傍晚的台北街头……人行道上等候垃圾车抵达的人群中，聚集在角落的‘与众不同’的一小群人，她们的肤色较深，使用多数台湾人听不懂的方言聊天……当地民众对她们的存在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些冷漠以待，有些人好奇探看，也有些人面露嫌恶神色。”
  　　
  　　 外来者是廉价劳动力，异域来客，是文化上的“他者”，是工作竞争者，她们可能分享不到社会福利、接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但他们更本质上，都是作为个体的平等的人———无论是女佣还是体力劳动者。他(她)们不是笼而统之、千人一面的“菲佣”或“泰劳”，而是具体鲜活的个人，那么如何打破刻板印象的面具将“聚集在角落的‘与众不同’的一小群肤色较深、语言不通”的社会隐形人还原成个性鲜明的个体，便是蓝佩嘉做的最大努力。
  　　
  　　
  　　 每个性格各异的跨国女工，会遇到她们脾性不同的雇主，有人与主家和睦无碍，有的被主家剥削却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主妇，而有的则彻底选择了逃跑。如果我们抹去她们标识出异国文化的姓名———何塞、玛利亚———换上任何一个熟悉的华人名字，这些基于人性本身的行为互动并无不同，只是多加入了一些异文化的色彩与文化网络。
  　　
  　　 “某个周日，L uisa的雇主很早就出门了，因此她没带衣服出来换，直接穿戴她的周日装扮(穿洋装、化妆、还挑染了几撮白发)，大喇喇地走出雇主的公寓。她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他惊讶地对Luisa上下打量。之后，整栋楼的邻居都在传述这项八卦，他们告诉L uisa的雇主：‘L uisa出门时像个电影明星！她身上还擦香水！’”
  　　
  　　 雇主在聘雇市场代理者处理家务、照顾孩子与老人，捍卫自身道德化的妻子与母亲形象的同时，还要记得她们的女佣在午夜来临之际，也有可能变身“灰姑娘”。身为女佣的异国劳工复杂多样的生活在《灰姑娘》中展现得丰富多彩：她们有可能成为女主人的倾诉对象；对孩子而言，比母亲更亲的亲人；主人家免费的外语老师；女主人在性别、权威上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她们还会参加外来劳工的聚会，提出权利方面的诉求，追求自己平等的权益，脱离了家庭这个狭小的环境，脱开了“女佣”这个去性别、去身份的角色，她们便成了芸芸众生中平等的一员。
  　　
  　　 “不像Luisa一样在雇主面前掩饰先前的背景，T rinada反而有意识地展现他在法律上的中产阶级位置和生活方式。她以挑战雇主的英文以及拒绝他们对移工的负面评价来质疑雇主的权威。她抗拒毕恭毕敬的工作态度，并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以提升自己在雇主家里的地位，犹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不让他们看轻我’”。
  　　
  　　 如何分享现代化
  　　
  　　 经过了整个下午，走了好几个街区，我的菲律宾朋友还是没能找到心仪的住处，我们对对方都怀着歉意。最后，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超市，他们请我们帮忙寻找一种越南进口的玻璃瓶装虾酱，据说这种虾酱调味的菜肴最接近菲律宾口味，只是他们一般很难搞清中国超市的分类。于是我们在一堆泰国的香料和印度的咖喱之中搜索越南虾酱，最后，从瓶装鱼露的缝隙间，我找到了这种写着拉丁字母越南文，画着大虾图案的“虾子酱”。菲律宾朋友表示无限感谢，说是以后还要邀请我参加聚会———虽然此后我再未见过他们。
  　　
  　　 走在上海的街头，形色匆匆的路人中有金发碧眼的欧洲裔人士，三五成群的非洲裔，也有不太容易辨认的各国亚裔。数量众多的非洲人群生活在广州，北京拥有庞大的韩国人社区，而上海刚成为外籍人士生活最多的城市。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人群离开自己的家乡，和资本的流向保持一致，流入他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与那瓶“虾酱”走过一样的路线。
  　　
  　　 并非所有的外来移工，都能获得相等的权利，“移工人权的现状，突显出经济的不平等、种族/族群的歧视，以及国际/公民身份的排他等三个面向的不公不义。这些议题，不只涉及移工个人的权益，也攸关台湾民主赖以茁壮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发展……要落实民主深化、人权立国等原则，必须正视非公民的外国住民———尤其是其中居于阶级与族群弱势的外国人———作为台湾社会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今天，化身为“灰姑娘”的外来移工，只是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经济一体化浪潮上的一座浮标，支撑经济发展的，更多的是那些与“外来移工”一字之差的“外来工”。地域与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仍在困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多元共荣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神话，除非，我们愿意正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且积极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动与制度改革”。只有用“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态度，来打破国族中心的地域主义和社会歧视的隐形界线”，才能让经济发展的果实为所有人尽享。
  　　
  　　版次:GB26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3-04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581/140ecf.html
•   　　现代生活是一个梦想：在电视画面上，在脑海中，人人都设想着某个似乎只要付出努力就能触手可及的景象，它激励着人们为之去奋、追求，但在追寻的过程中，这个梦想或者不断升级，总是难以触达，又或是得到后却发现它终究并不如此美好。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过的都是一种双重生活：他/她同时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之中，就像一个时刻幻想着自己水晶鞋一刻到来的灰姑娘。
  　　
  　　当然，不同人的梦想是不平等的。对台湾的新富家庭来说，重要是摆脱形而下的家务工作，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他们所雇佣的东南亚女佣，则有着更现实得多的梦想：挣钱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并不意外，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分割（无论是空间使用、社会阶层、语言等等）都使他们事实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一样，台湾的新富家庭生活也常常受一张密集的时间表控制，似乎整个生活就是一个个按时间节点出现的“项目”，协调应对各种事务的最后期限。工作的忙碌自不必说，回家后同样要承担各种家务和无形的劳作，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将职业女性这种白天上班后晚上还要做家务的现象称之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由于文化滞后（culture lag）的效应，社会潜意识中常常仍然把家务事视为女性而非男性的事务范畴，这又加重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压力，而她们想要摆脱这一处境的途径通常就是：把这部分劳务外包。
  　　
  　　雇佣外佣在不少城市已经成为新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记（事实上国内一些广告上就将雇佣菲佣描述为过着国际化生活的上流阶层的必要装备），当然在台湾有着更现实的因素：由于人力资源储备匮乏，当新富家庭生发出这样的需求时，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东南亚。许多台湾雇主是第一代职业妇女，记忆中可能从未有过活生生的女佣，但和很多雇主一样，他们心目中也自有一个“理想女佣”的形象存在，并按照刻板印象来筛选外籍佣工：印尼女佣被认为比菲律宾人更温顺，短发的则看起来显得纯朴贫穷并抑制其女性化气质，因为大多数女雇主都不喜欢性感和美貌的女佣。
  　　
  　　家庭雇佣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既要引入外人，又要防范和排斥这个外人。本来，家庭生活常常是是亲密关系的“后台领域”，难容外人涉足，但迫于现实压力，外佣就成了一个“内部的外人”——她的处境微妙，既身在其中，却又时时是个外人。《跨国灰姑娘》一书的大量笔墨都着重指出双方这种无所不在的对界线的防守、渗透、重构。对女雇主来说，她约请女佣的目的是为了解放自己，把一些更有社会象征意义和精神性的工作（例如给家人准备餐点、和孩子一起看书）留给自己；女佣确实能承担一部分家务，但她毕竟是活生生的存在，女雇主们心底里总是不免要提防着家庭领地不受外在危险的“污染”。
  　　
  　　这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身为一个“内部的外人”，就是过一种微妙的两难平衡。她既被借重，又被提防。虽然她们是被请来维持家庭生活的秩序，但却常常又被不信任地看待和小心监视——有时是不信任她们的卫生习惯，似乎来自落后地区的人总是不够洁净；有时则是不信任他们的道德操守，尤其担心她们有任何偷盗钱物或勾引家庭中男性的倾向。这种话语论述不仅在台湾如此，而普遍见于几乎所有社会，其社会病理学的要点在于把自己的家庭和社会想像成一个干净、封闭的系统，而外人则是需要有效管理的入侵者；甚至也不仅限于家庭帮佣这一领域：爱德华•萨义德的自传《格格不入》中就曾说，在他母亲的关注下，其父找的秘书没有一个好看的。
  　　
  　　虽然世人常谈论世界大同的梦想，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恐怕才是常事，因为人们并不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而是按其文化本能来进行交流的。习惯晚上洗澡的台湾人会觉得惯常早上淋浴的菲律宾女佣的行为“很怪”或“不干净”，差异被认为是落后、反常和不文明的象征。为了确立自尊心，人们常常又依据这些为标准建立起自己的优越感。外佣也会在私下里嘲笑雇主，尤其是他们可怜的英语能力。
  　　
  　　雇主和女佣都有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和梦想，这是现代社会给每个人植入的一个梦。书中侧重描绘了外籍移民的动力在于维持某种生活品质（常常是一些难以量化的好处，如声望、实现梦想），但作者似乎很少考虑台湾新富雇主也受自己梦想的驱动。对女佣来说，她们每天的劳作使她们成为“跨国灰姑娘”，生活中似乎很少有南瓜马车驾临，并穿上水晶鞋的一刻；然而并非只有她们才有灰姑娘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大多有着严重的灰姑娘情结（看看周星驰电影就知道了），只不过他们劳作的领域不同，但却同样、甚至更迫切地梦想着自己这个劳碌的小人物有一天能实现梦想。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梦想并不平等，有时甚至需要雇佣他人来为自己的梦想服务。
  　　
  　　略感缺憾的一点是：作者显然把目光主要投注在了外佣身上，她进入到了她们的生活之中，但却与台湾新富阶层并未打成一片，尤其是男性雇主——她承认访谈这群人的过程中遭遇到重重困难。这不免使这一多声部的场景有所缺失，不过她还是很好地揭示了中产阶级雇主那种自我纠结的焦虑感（有时甚至显得有点伪善）：既想要维持与那个“内部的外人”之间的差异，又对家里出现的地位阶层感到某种自许开明进步的内疚感和罪恶感。这一幕，难道仅仅在台湾如此？
•   　　蓝佩嘉：就算微薄，仍要尽全力
  　　Text+photo_骆莹莹
  　　刊于《书香两岸》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是一本关注弱势阶层的书，以台湾社会的外籍帮佣和雇主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议题或许离大陆读者的经验有些距离，但借鉴“它乡之石”，有助于我们审视所处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乡下来的小保姆、“蚂族”……本书的描述，为我们了解人与人背后看不见的界限提供了一种视角。而本书尝试创造的文体，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提倡。
  　　 在目前的华文书市，学术书和通俗书泾渭分明，很少有中间的部分。自然科学还有所谓的科普书，可是人文科学没有所谓的“人文科普类”。本书虽是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但在台湾却得到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关注与接受。作者蓝佩嘉尝试写“让普通读者也能读得懂的学术书。”她很谦虚地表示，希望未来的第二本书可以更通俗一点——成为一个新的文类——人文科普类读物。
  　　
  　　 某次周日弥撒后，蓝佩嘉和Luisa及几名菲律宾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连锁餐厅吃午饭。她注意到身旁的Lusia带着一个装着衣服的袋子，随口笑她一大早便忙着逛街买衣服。Lusia摇头有点难为情地解释道：“不，这些是我回家时要换的衣服。我在外面时，想要看起来聪明，时髦。”此时，Luisa身着象牙色丝质衬衫，她对蓝佩嘉说，“这样的打扮让我觉得自己像‘企业经理’，而袋子里在市场上买的便宜的衣服，则让我变成‘管家经理。’”
  　　 爽朗大笑后，Lusia上扬嘴角化为苦涩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换衣服、卸妆、把迷你裙换掉。我在家里像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样！”
  　　 这不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是发生在台湾现代社会的真实情景。
  　　 故事里的Lusia，是《跨国灰姑娘》一书中主角之一——“跨国灰姑娘”，也就是从菲律宾到台湾从事家务工作的十几万外籍移工中的一员。
  　　 而蓝佩嘉，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2009年，她的报告文学《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出版后，一个月内再版，获当年台湾多项图书大奖，包括“开卷十大好书奖”，被称为“2009年最好看的学术巨作”。
  　　
  　　
  　　我们怎么注视移工
  　　
  　　 温暖的木质地板配上L型大书桌，沿着墙是一整排书架，上面满满当当、整齐地摆放着书本，靠窗位置摆放着音响和一叠CD……在台大的社会系的研究室，我见到了刚刚从越南出差回台的蓝佩嘉教授。眼前的她，利落的短发，黑色线衣，搭配深灰色西裤，干练的形象看起来更像是企业的高管。因为疲惫和感冒，声音略显有些沙哑，但说起社会学研究，说起家务移动议题，她始终保持着热忱和微笑。
  　　 这位出身于一九七零年代的台湾女性，高中时代适逢台湾“解严”，大学时代遭遇“学运”，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动，让她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投身社会学的学习，在她眼中“社会学是了解社会的工具，也是改变社会的武器。”1995年，她扛着“大同电锅”飞去芝加哥读社会学硕士。1998年，她回台湾进行菲律宾家务劳工的田野工作，一年后又再前往美国西北大学读博士。
  　　 1999年的一天，还在美国念博士的蓝佩嘉，扛着洗衣篮走在芝加哥街上，一名中年白人男性从她身边走过，没头没脑地丢出一个问题：“你知道有谁可以照顾我母亲吗？”在白花花的阳光下，蓝佩嘉从困惑转而愤怒。在美国读书成为迁移者之后，蓝佩嘉成为‘优势种族’眼中的“第三世界的女人”。在审视与反思自己的处境中，蓝佩嘉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台湾的家务移工这个议题上，“因为我们怎么注视移工，‘优势种族’就怎么注视我们”。
  　　 自1998年投身家务移工课题研究，将近三年的田野调查，对50位台湾雇主、将近100位东南亚台湾移工的访问，不同调查阶段的写作，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伴随着蓝佩嘉将近10年的人生。2006年，她用英文撰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英文版出版后，蓝佩嘉返璞归真以母语写作，希望让台湾社会了解移工朋友的故事以及台湾雇主的处境。
  　　
  　　
  　　公共教育的价值在于影响大众的思想
  　　
  　　 让蓝佩嘉感到意外的是，书出版之后在台湾社会引起的反响。从连锁书店到独立书店的强力推荐、各种重要奖项的颁发、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书的雇主、从没有雇佣过外籍移工的空姐书写的书评……我问蓝佩嘉，是不是因为外籍劳工的问题在台湾很重要，所以引起这样的关注？她并不十分赞成我的说法。“这个问题在台湾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隐性的问题。在台湾有三十几万外籍劳工，其中有十几万是家庭类的，换句话说，台湾有十几万的家庭跟外籍劳工有日常、亲密地接触。这个数字用大陆的尺度看当然是很少，但是对台湾来说不算是少数，而且这十几万家庭还有邻居、亲戚和朋友，所以外籍劳工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这些人，却有点像是隐形人，大家需要他们的存在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和运作，可是却不太跟他们说话，不太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一直到发生了一些案子，比如泰国劳工罢工、劳工被虐待等等，他们才会被关注。”
  　　 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直接或间接地与外籍劳工有接触，所以，书出来后，这个议题触动了这些人，雇主，雇主的朋友、邻居，他们希望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了解，想知道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和因由。
  　　 社会学研究作为工具，让蓝佩嘉也让读者了解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动相遇的故事，并藉此检视人们如何通过跨国族与社会界线来认同自身与“他者”。那它是否又真的可以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从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关注回归到现实层面，我很关心这样的研究会对社会的改变带来怎样的影响。
  　　 “影响是吗？”蓝佩嘉略有所思地反问我，“我一直觉得，我做的工作是在公共教育层面。比方说，我希望大家对这个现象的了解是比较深入、全面的，而不是片段地、截取媒体上的讯息，或者是一些刻板的印象。我希望看过这本书的人，能够比较深刻地去了解这些人的处境，增加同理心。不只是对外籍劳工，因为这本书所讲的并不只是外籍劳工的故事，还有雇主的故事。其实很多雇主也很辛苦，即便你觉得她对她的劳工很坏，但是背后也有辛苦在。你不可以简单地去指责她，因为在另一个结构下，她同样是受害者。” 停顿片刻后，蓝佩嘉望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当然很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改变这个处境？怎么去改变就会牵扯到政策的层面，这个方面，可能不是读者，包括我自己可以去改变的。可是在改变政策的方面，会有‘立法委’、NGO来提议，但是，推动政策的改革，必须让社会大众了解和支持，我觉得公共教育的价值，或者是功能就在这里。”
  　　
  　　
  　　人与人背后看不见的界限
  　　
  　　 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最后半年，蓝佩嘉替一对出国休假的美国教授看顾他们的猫和公寓。美国教授请了一位钟点女佣来清理房子，这位女佣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波兰女性。她要来工作的那天，蓝佩嘉在冰箱里准备了冰水和果汁，还在厨房桌上摆放水果和点心，她想让钟点女佣可以小憩休息。虽然中介公司说钟点女佣有钥匙可以自己进屋，但是蓝佩嘉很想跟她说“嗨”，聊一聊，好让她觉得服务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劳动。一见面，蓝佩嘉紧张地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问她的名字。钟点女佣露出困惑的表情，摇摇头，抛给蓝佩嘉一个短暂的笑脸，只说了一句：“不说英文。”蓝佩嘉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像一个狼狈的士兵，在一场追求社会平等的战役中落荒而逃，尽管，战场上并没有出现阶级的敌人。”
  　　 感到“落荒而逃”的不单只有蓝佩嘉，还有许多台湾雇主，还包括身为读者的我。对雇主进行访问时，蓝佩嘉常会听到一些抱怨，“为什么我明明把她当家人看，她还是要跑掉？”“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是的，在看到雇主和移工的故事之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着一道深不可跨越的“巴别塔”。不是都说社会的偏见和不理解纯然肇因与陌生以及缺乏接触，可为何在不同国族群体间更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的今天，我们仍常常感到那种深深的不理解和无法沟通？我向蓝佩嘉请教，期望她用社会学的知识给我一个解答。
  　　 “我们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在相处和互动，但是在我们个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还有一些结构，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雇主问我，‘为什么我对她那么好，她却这样对我？’她没有办法理解。我要说的是，其实她们的互动，并不是只存在于她们两个人之间，因为她们不是单纯的两个个体，她们是在一个结构里面的两个人，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些权利关系。劳工想跑掉是因为她们来台湾要付的中介费很贵，她们当然想赚更多的钱，所以会逃跑。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能解决，人与人的背后有很多的结构。要让个人在彼此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相处，必须在一个结构上是平等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而劳雇关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雇主所处的结构剥夺了劳工那么多的权利，然后跟劳工说，‘我跟你要像家人一样相处’，她怎么可能跟你像家人一样？就好像我在美国时遇到的那位钟点女佣，我很想亲近她，可是她却想跟我保持距离，感情上我不明白，但是理智上我必须承认，我和她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界限。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
  　　
  　　
  　　无力感和行动之间的挣扎
  　　 如此说来，个人是那样的渺小，而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又是那样的庞大。在这样的现况下，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难处可想而知。望着眼前的蓝佩嘉，看到她的坚持与付出，我感受到一股包围着她的强大小宇宙，以及一种温暖的希望，因为有人愿意为另一些人的现状和处境担忧，并以行动实践这种关怀。
  　　蓝佩嘉说，她在田野调查时，从外籍劳工身上吸取了很大的能量。因为在与外籍劳工接触的过程中，她看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面向——不同与报纸上写的，被虐待、被剥削的、惨兮兮、痛苦的、受害者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她们在台湾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可是她们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在台湾的生活中享受一些快乐、自由、新奇、现代……在跟她们相处和接触中，我看到她们在那么困难的处境里都有热情和sprit，我觉得这会鼓舞我面对自己的人生。”
  　　 可是，也会有无力感。当蓝佩嘉看到自己没有办法实际去改变那些劳工的生活和处境时，她感到了无力。
  　　 访问前一天，蓝佩嘉从越南搭乘飞机飞回台北。在飞机上，她看到许多准备来台湾务工的越南籍劳工。她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脸上写着期待、兴奋、紧张，而此时，蓝佩嘉的心里却是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这些人未来在台湾工作的日子会有怎样的际遇，她希望她们可以遇到比较好的雇主，可是她也知道，在生活的现实里，她们一定会遇到歧视她们、对她们不好的人。
  　　 作为从事公共教育的学者，未来，蓝佩嘉依然会在无力感与行动之间挣扎，但她依旧会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她所能做的改变。
  　　 即使这样的力量，是那样的微薄。
  　　
•   　　謝謝，慢走。
  　　
  　　這幾年來我說過無數次，每當班機到達目的，我總是對著這些旅人重覆說著這一句話，謝謝，慢走。
  　　
  　　陌生的旅人只因為一張機票將我們的人生連結在一起數個小時，抵達之後我並不常掛念機上服務過的客人，趕快離機返家才是我當下最直接的行動。
  　　
  　　但凡事也有一些例外。
  　　
  　　那些從雅加達，馬尼拉，或是胡志明市來的客人，一上機總是安安靜靜最快坐定位的客人，眼神裡充滿有一點恐懼與緊張，臉上卻還是掛著笑容，當一見到你會對你說:小姐，你好。
  　　
  　　他們總是穿得一樣的背心制服，女生頭髮剪得很短，男生的數量大約只是女生的四分或是五分之一，每隔個人手上都是一個牛皮紙袋，大大的字寫著台灣雇主的名字，我猜想他們看不懂這些台灣人的名字，那怕一下機沒多久之後，可能就必須要跟這個人以及他的家人朝夕相處了。
  　　
  　　對她們，我比對一般的台灣客人還有耐心很多，好吧，要說我不公平或是大小眼都行，但每個空服員不都有自己比較刻意善待跟照顧的客人，不是嗎?
  　　
  　　有時候我在想這是一種同情嗎?但我討厭同情，我不喜歡同情別人也不喜歡任何人同情我，所以我也不要同情她們，我想與其用同情來形容我的情緒，還不如說我對她們有一種同理心。
  　　
  　　那種異鄉人在外的生活，我以前也經歷過，不同的是我是學生而不是幫傭。但異鄉人永遠都是異鄉人，會有多苦，那冷暖只能自知。
  　　
  　　在短短的航程當中，我盡可能去對她們好一點，因為身為台灣人的我也對自己國家的人有著了解，並不是每一個外來移工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對待，僕傭的制度裏面本來就埋伏著一些剝削與尊卑關係，她們被善待的機會，我知道可能性很低。
  　　
  　　台灣人是很熱情的，許多外國人都會這樣說，但其實再去深入了解一點，就會發現台灣人對外國人熱情是僅限於白人，還有日本人。
  　　
  　　其他像是黑人或是東南亞國家的人，總是流傳著奇怪的傳說跟偏見，好像每一個黑人都會搶劫或是暴力，東南亞國家的人都是窮人。這種選擇性的友善與熱情，是真的所謂的民族性裡面的熱情嗎?
  　　
  　　真正的熱情，應該是不分膚色國籍的吧。
  　　
  　　我曾經因為在飛機上面，即將來台灣幫傭的外勞問我一句:小姐，台灣好嗎?當下回答不出來還覺得很想哭，也許我太過多愁善感，其實情緒當中夾雜了很多痛苦。
  　　
  　　因為她的膚色，還有她來的國度，所以我知道她勢必無法避免一些歧視，而台灣的雇主是否真的都良善，從一般台灣勞工的反應都可以猜得到一二，更何況是對外國人呢?這百轉千迴的感觸，我為我身為台灣人卻無法改變這種情況感到悲傷，且更為自己的無法回答感到可悲。
  　　
  　　當謝謝慢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外籍移工，當我最後在出關處看到仲介將他們領走的身影，我總是懷疑那之後他們過著甚麼樣的生活呢?
  　　
  　　也不是沒有在街頭巷尾或是假日的公園看過這些外勞的身影，但是總只能在與他們擦身而過的瞬間，猜測著他們可能有的生活，或許剛與我擦身而過的人，會不會是曾經搭著我服務班機飛來的客人?
  　　
  　　這些憑空的猜想，在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一書裡面都有了答案，包括這些外籍移工上飛機前的生活，或長或短的受訓的日子，接著搭上飛機到台灣來，面對全然陌生的生活環境，開始身為外籍勞工的生活。
  　　
  　　當中，因為國籍還有語言能力的不同，在台灣的日子也有不同的差異，菲律賓移工因為英文好，所以容易變成照顧小孩的褓姆，印尼越南的移工因為溫馴有耐心，因此比較常被安排來照顧老人。
  　　
  　　他們面對雇主時可能面臨的各式各樣的困境，同時也討論雇主為了哪一些理由而雇用移工，與移工的相處過程當中又有甚麼樣的問題。
  　　
  　　從書中採訪的片段，我漸漸的拼出了我沒看到的那一些片段，這一些離鄉背井的人，如今跟我一起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我想，我應該多了解他們一些。
  　　
  　　除了移工之外，還有越來越多的外籍新娘以及新的台灣之子，台灣的未來已經改變了，變得更多元，過程當中難免有一些陣痛，但我相信長遠來看還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大前提是，我們能真正的用公平且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人，真的打從心裡去接受，即將來的改變。
  　　
•   “也许一本书、一门学科并不能起到变革社会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让人们认清真相，从而更理性地思考，更包容地对待人事”。现在社会就是缺乏这个
•   @明懿穠
  社会是缺，但总有一些人还在固执地坚守最初的原则和认定的责任，他们的思想也总能启迪一批又一批后来者，这就是希望。呵呵
•   颇不能同.
•   对ls表示很遗憾- -
•   把你最欣赏的那句话直接晾出来啊，文章看完我没觉得带“”的话哪句让我觉得特别之特别值得欣赏的。
•   。。。就是我在开头引的这段啊，pp.162-163
  于是，我把《跨国灰姑娘》(以下简称《灰姑娘》)翻到了特别夹了书签的一页，把我颇为欣赏的一段话指给她看。看了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话语后，那位女教师欣然点头：我明白你给出这一评判的原因了。
•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讲大陆女性新移民到香港的人类学作品，Uneasy Reunion，据说是08年美国人类学会东亚分会最佳著作。作者从这些女性怎么在大陆跟她们的香港丈夫认识，怎样在大陆等待5-10年的移民过程，移民到香港社会后与本地人的互动，显示她们适应与日常抗争的过程。在当今人类学和社会学质性研究强调过程的路数上，不论农民工，还是跨国跨地区的移民，都在这个学术框框里。我承认以上作品材料丰富，个案上也略有新意，但我认为新意主要还是在个案的意义上。我不觉得对于migration studies这个领域本身，在理论层面或者方法论层面上，他们有很大的超越。
•   同意纪恩的意见：“新意主要还是在个案的意义上。我不觉得对于migration studies这个领域本身，在理论层面或者方法论层面上，他们有很大的超越。”
•   我昨天引过一段：“公牛队9号，鲁尔.邓：苏丹人，一个高人辈出的部落丁卡人中的一员，一个杰出的学生。父亲阿杜在苏丹内战爆发去埃及避难前是国会运输部长。在埃及，丁卡部落的另一成员马努特-波尔教他学打球。在1993年，邓九岁的时候，邓的父亲被邀请去英格兰接受政治庇护。——努尔/丁卡人、部族战争、全球化、diaspora”
•   首先，从当前学术的角度看，这类个案已经不是“个案”，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论是战争难民，还是跨国“猎身”，劳务输出……这些导致的跨国界现象，已经成为一种主流。那么我们讨论这些现象的时候，就不再能像以往那种视角一样，提供一种单向度的观点——把他们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受害者。这是第一点，也是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点。
  第二点，从个案本身所反应的时代背景，也让我们发现一种更多元的possibility。这种多元投射在当下，帮助我们反思上海人VS外地人，香港人VS大陆人，本地人VS外来者……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让我们把针对族群（个体）的情绪，转移到一种更大的世界体系背景下思考，避免纠缠在排外orXX这些表面的讨论上。
  第三，我不喜欢潘毅文章的理论已经很清楚了，潘还是那种左派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路数，缺乏建构性；其次，我认为这本书的普遍意义大于个案，而项飙那本“全球猎身”更像是个案。
•   很可惜，你的论点对我而言毫无说服力。当今做移民研究的有多少学者只是将背景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个简单的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本身就是多面向的，我看过的有限作品都意识到移民过程里多元力量塑造这个过程。就算是潘毅，批评的也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我认为你应该好好重新读读她到底说了什么再在这里评价谁高谁低。我并不认为蓝做的差，但绝不同意你这种片面的贬低和抬高。
  再者，我所说的个案的意思是相对于理论层面更新的探讨。而个案所能够展示的多种可能，我们当然都能看得到。但既然你要提反思族群关系乃至种族冲突的问题，我认为理论探讨是一个方面，但作为身在其中的人，我认为我可以凭借理论来实践，同样用实践的方式来更张我的理论。我完全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即使那是一种个体的情绪。同样的，蓝佩嘉也可以帮助她的菲俑维权，潘毅也在帮助打工妹维权，这些都是我很欣赏的。潘毅的做法我之所以认同，部分正是来源于她没有将理论脱离实践。She is not only a theory builder, but a theory participant。这些根本不是表面问题，相反是更深层的问题。
  关于左与右，既然你有这种表态，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   其实，东南亚的女人还是很勤劳的。你去河内看看，偌大的同春市场，没有一个男人练摊，几层楼卖货的乌泱泱全是100%女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越南时，住处一直雇的越南女佣，她们确实能吃苦，但是无法逃脱越南本身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也越南朋友，跟你约了点，迟到还是好的，经常放你鸽子。几个西化的比较例外。
  他们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人灵活变通，我们的老板在外多年，英文还是只停留在小娃娃蹦单字的水平，但是对方的官员哪怕老得白发苍苍也基本能说英文。
  越南的字母文字有助于他们的这种国际化，我认识的两个跨界学外语的越南人都很传奇：一个是国家大学法语专业毕业的，毕业后凭着自己看原版录像vcd，可以讲很标准流利的英文，比科班出身的还强，成了越南有名的英文导游。另一个是河内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俄语专业，毕业后一直做英文翻译，从国际上接单按每字美金算钱。
•   慎用“民族劣根性”
•   沪上一位同样关注工人阶层的高校女教师 噗~~
•   教主的评论是基于他的阅读经历啦 显然不是放在Migration study的框架里来看的~ 你们俩没啥好争的~
•   ls是好童鞋～你上次在上大开会应该见过的吧
  争争更健康～
•   其实我不知道是谁啊~只是觉得这个描述很好玩啊
•   好吧，马上就要知道了，是我下本书的译者之一～
•   你个包工头。。。
•   给你承包点活？哈哈
•   不用了。。。我自顾不暇。。。
•   嘿嘿～加油啊
•   秋，你评论好中肯啊。。。寨主所有的评论分明都“是基于他的阅读经历啦”，显然都“不是”能“放在XXstudy的框架里来看的” 。。。啦~
•   那我说的直白一点~ 纪恩说的书寨主根本就没读过 本来就是个给报纸写的书评 又不是给XX review写的 没必要有太高要求~
•   我懂你的意思：lz对xxstudy没有研究，就是给某本以xxstudy为主题的书写了书评，然后发表在报纸上，又不是发表在学术journal上，要体谅lz对这个研究领域不熟悉，说错了也难免。不过既然是公开发表的东西，也要经得起人家掐，掐到疼处呢，且忍着吧。。。。
•   我没在说Migration study啊，我把Diaspora研究和working class神马的混在一起讲。。。
•   所以说是女王在这里倒糨糊
•   我首先的不满来自于教主对潘毅在我看来不负责任的贬低。
•   好吧，我只看了大陆能找到的几本潘毅的书和一些文章，这些看法建立在这些有限的材料上，希望能看到一些超出这些局限之外的研究吧。
  继续bs女王～～～
•   噢 教主认为潘把女工描述为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而没有指明他们自身欲望的做法没有蓝的这个来的全面 ~ 我是这样来理解教主的“更胜一筹的感觉”的
•   秋酱真素偶滴蛔虫吖，mua～
•   秋，捣糨糊的是你好不好。。。。我不过是给寨主善意地提个醒，给一本书写书评，而这本书的研究领域自己又不熟悉。。。。寨主你自求多福吧
•   纪恩认为潘批评的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批判了父权主义等等~ 所以教主是没好好看潘的书就来随便下结论~ 我是这样来理解纪恩对教主的不满的~
•   女王你也是的~ 稿费都拿到了 其他就不用管了啊~
•   你真心想找我不信找不到啊，难道没有database吗？没有书，看她那些英文论文就可以了。你没有，你要看，我给你找！
  对于秋的说法和教主的同意，我真心觉得你们俩没仔细看过潘的书和其他论文。人真心在讲打工妹的欲望建构和中国场景里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然后就在那鼓吹新的无产阶级化。
•   造成争论同时引发更多的人去买这个书来看 就是这种书评的意义啊~
•   她批判的除了跨国资本主义和传统父权主义以外，还有和这两大主义媾和的后社会主义政体。
•   我都说了我描述的是教主的感觉~ 你怎么就能推论出来我没仔细看过咯~ 我主要任务是来捣糨糊的~ 至于潘写了什么你去和教主对话嘛~
•   呃，我看的只有《中国女工》、《失语者的呼声》。《大工地上》我一直没找到，文章还看了一篇，她给我的印象可能都是前两本书造成的，当然这两本成书也比较早。。。对现在的不了解。我不研究女工啊，所以没专门把她的书全找来
•   噢 教主认为潘把女工描述为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而没有指明他们自身欲望的做法没有蓝的这个来的全面 ~ 我是这样来理解教主的“更胜一筹的感觉”的
  你如果仔细看过你应该能够指出这种理解的不足啊，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不点出来？
•   秋酱，你咋能把寨主形容成一个骗稿费和眼球的五毛呢?
  寨主，你就老实认了吧，gender study是你的短板，你到现在应该发觉了，偶对你昨天（也许是前天）的那个评论实在是耿耿于怀。。。
•   我以上列举的她的观点，都已经包含在《中国女工》一书里了。虽然她在其他文章上有专题写作，但这些文章有些出在书之前，有些出在书之后。《大工地上》已经不是做女工了，做的主要是男性的建筑工人。
•   因为你们前面争论焦点不明晰啊~ 我把你们争论的焦点点出来让你们集中火力对话就好了啊~ 如果点出来我就参与到你们对话中了啊which is 我不想干的事儿啊~
•   秋酱，你这是捣糨糊被浆糊糊了一身啊。。。你继续捣，明天再来观战
•   好吧，我得再去读一遍《中国女工》吧，可我真的觉得她的观点过于精英。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那些觉得游牧生活过于落后的政策制定者，总是出于“好心”，让他们从事定居农业生活，而这些举动恰恰忽略了行动者本身的实践理性。
  不过这可能和《中国女工》成书较早有关吧。
  @NoituLove 我批的是性别研究背后的东西，那篇文章从性别到性别，就是谈不到更深，性别只是表征，而现在大多数gender study只能停留在表层，我批的是这个。
•   摸摸女王~我来按个爪以便观战~~秋酱乃也太坏了~
•   都战完了啊。。。我要挺秋酱～
•   乃爱咋挺咋挺，乃懂的~小秋酱好可怜~摸摸~
•   对于越南这个民族，不觉得劣根性是个要慎用的字眼。
•   郁闷，这本书我在卓越上定了一个月了，都还没有货。
•   我从京东买的
•   唉，被第一段话所吸引。
•   以及第二段的第一句。
•   作者已升等為教授了 應該是今年的事
  我想這本好書應該對其升等助益頗大
  畢竟一本兼具學術及親民內容的書並不多見
•   看你的评论觉得还蛮有兴趣读的
•   台湾人写书评都这么认真吗?
•   随便一个台湾人的文笔都这么好，真是羡慕得紧。。。
  台湾之所以现在比大陆好太多，
  是因为有许多像博主一样有同理之心的人吧。
•   謝謝您的稱讚...
  但台灣是不是比大陸好呢?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唷,有一些地方可能是,
  但也有地方是不如中國的.
  或者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問題吧..":)
•   LZ有一颗纯真的心，也希望这种纯真能够永葆，且不受伤害。
•   但也有地方是不如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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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那些崭新崭新的高楼大厦，联合国五常的席位，还有大军 队吗？呵呵。。。
  人命如草的地方，一切花边都不值一文。
•   楼主是空姐？！
•   哪里能买到这本书呢？
•   可以透過台灣的網路書店去定，目前這一本書在大陸貌似尚還買不到呢..
•   是么，好吧，呜呜，想看本书也这么难买，恩，谢谢啦~我去网上书店看看吧~
•   看到博主的文字很被打动，能感受到一颗很有善意的心
  不过看到博主称呼大陆为中国，感到有点别扭，感觉台湾的经济，文化，制度方面都要好于大陆，但是看到龙应台的书和现状感觉海峡两岸的关系应该更近些，但又不愿意台湾被大陆所同化，有点矛盾
•   LZ是空姐吗，谢谢你写的文章，这本书，感动了我！
•   好闪亮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