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歐洲 新歐洲 核心歐洲

出版时间：2007/10/1  出版社：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译者：鄧伯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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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好幾篇討論歐洲與美國關係的文章，同時刊登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與瑞士的主要日報上，分別由歐洲幾位望重士林的學者執筆﹝其中一名為美國人﹞。
這次有關歐洲議題的公開討論，堪稱前所未有，由德國哲學巨擘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一手策劃、協調，旨在集思廣益，討論伊拉克戰爭後歐洲在﹝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
這場論戰像極了十九世紀初期復興運動孕育民族主義的情況。哈伯瑪斯這位溝通行動的哲學家，希望透過學術將這次衝突突顯出來，並將之變成一次歐洲公共言論的誕生，其成果可謂驚人。這一次的亮相，如今已經使全歐洲都動了起來，隨後有第一波、第二波的迴響，甚至擴及歐洲之外的美洲大陸學者。
參與這次論辯的，幾乎網羅了全歐各大學重要學者，以及輿論媒體界的重量級人物，可謂全歐知識界精英傾巢而出。雖然這是以高水準報紙，通曉多國語言的讀者、知識階層和文化界人士為主，不及於一般的民主大眾，但毫無疑問地，這種陣仗已經足可在類似運動中留下傲人紀錄。
哈伯瑪斯所發起的這個運動，可以視為歐洲人對歐洲的「再發現」。歐洲的未來在哪裡？歐洲能否統一？能否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本書綜合各家的觀點，正反俱呈，因此也提供了一個全面性的角度，堪稱一扇認識歐洲的廣角視窗。
本書由三位美國學者丹尼爾‧李維﹝Danial Levy﹞、馬克思‧潘斯基﹝Max Pensky﹞及約翰‧托爾佩﹝John Torpey﹞合編，旨在讓歐洲以外的讀者也能夠參與這次論戰，深入了解歐洲人對自己以及對世界的認知。

作者简介

丹尼爾．李維﹝Danial Levy﹞
任職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社會學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tony Brook)
馬克思．潘斯基﹝Max Pensky﹞
為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哲學系教授
約翰．托爾佩﹝John Torpey﹞
則任教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人類學與社會學院、以及歐洲研究中心。
譯者簡介
鄧伯宸先生
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曾任報社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現為《新觀光》雜誌專欄作者。曾翻譯多本英文著作，包括《影子大地》、《族群》、《綠色宣言》、《邱吉爾的黑狗》、《生活之道》、《黑暗時代群像》﹝以上皆為立緒文化公司出版﹞，以及《時間等候區》與《說謊》﹝以上為心靈工坊出版﹞。《綠色宣言》曾獲國立編譯館94年度「獎勵人權教育出版品」獎勵，《時間等候區》曾獲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4健康好書」首獎。

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继《极简欧洲史》之后，我又读完了《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对欧洲整体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本书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哲学家哈贝马斯为首的大思想家大文豪发动的以统一欧洲为出发点的论战；第二部分是欧洲各国精英知识分子对此次论战的回应；第三部分是论战过后的后续反应。整书以欧美国家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欧洲凝结为一个更有力的国家组织的论文为载体，客观地反应了各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对于欧洲现状的理解与展望。这本书里的各篇文章基本都是在2003年写成的。十年后的今天，“欧洲国”的愿景不仅没有靠近，欧盟各国还被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但是回看发生在03年的这场思想交锋，里面那些闪光的观点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第一部分即为重量级人物的观点都大同小异，欧洲需要更团结，要有一致的外交政策，要向统一的“欧洲国”迈进，否则欧洲将会裂解，在今后的地缘政治中变得无足轻重。反美主义是欧洲凝聚共识的重要因素，但各位大腕都讲述得很隐晦，搬出所谓共同的历史和经验、世俗主义等和美国相区别的因素来形成“欧洲意识”。但反美主义又是国际政治中站不住脚的偏见，这让赖以凝聚欧洲的根基显得脆弱无比。
  　　 综合全书所有论文的观点回看第一部分，首先要承认他们说得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如果欧洲沉沦于现状而没有改变的话，欧洲将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沦为——套用艾柯的话说——危地马拉。但是欧洲真的有必要整合成一个欧洲国吗？这是欧洲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经过人为努力可以改造的事实？有没有一个比欧洲国更值得期待的欧洲的未来？
  　　
  　　 在第二部分来自欧美各国的回应中，很多篇文章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相对于哈贝马斯们的慷慨激昂和远大理想，这些回应显得更加客观实际：
  　　 自由否决权的存在，欧盟就不可能建国；
  　　 建立主权国家是在向民族国家时代倒退，欧盟是超主权的架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欧盟甚至不需要一部宪法，也不需要一个欧洲国的愿景；
  　　 如果欧洲要建国就必须确定疆界，但是一个开放的欧洲才更有活力；
  　　 反美主义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偏见，但欧美之间所共有的价值远大于差异；
  　　 外部矛盾刺激是唤起内部共识的必要条件，但是反美主义不能对整个欧洲起到这样的作用；
  　　 随着政治全球化发展，构成民族国家的要素正在逐步消解，国际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深化合作共赢、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才是欧盟发展正确的方向。
  　　
  　　 第三部分是后续回应，里面共有四篇文章，前三篇分别讨论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思考、欧盟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欧洲的反美主义，并在最后以一篇和平奖颁奖典礼致词作为全书的结尾。后续回应里每篇文章都含金量颇高，可以算是对全书讨论的一个总结。
  　　 综观全书，编者全方位展现了欧美知识分子对于欧洲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讨论，通过他们在各大报纸上的隔空对话，让读者对欧盟现状以及欧盟未来发展方向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是了解欧洲政治现状一个很好的窗口。
  　　
•   　　《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Old Europe,New Europe,Core Europe）是各家专栏杂集，搜集了几位大师对于美国出兵伊拉克事件带给欧洲人自我认同的冲击写成的评论。由于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均来自于报章的专栏，故读来浅显易懂，没有学者们掉书袋卖弄学问的陋习。强烈建议对欧洲事务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读者阅读。
  　　2003年2月15日，西欧国家人民发起战后最大规模游行，为了反对美国片面决定出兵伊拉克（美国以海珊政权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该加以摧毁为由，发动战争），以及抗议八国元首（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英国）秘密签署“八国文件”支持美国。
  　　而就在三个半月后也就是2003年5月31日，数篇讨论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与瑞士的主要日报上，分别由欧洲几位学术地位崇隆的学者执笔。这次有关欧洲议题的公开讨论，堪称前所未有，系由德国哲学巨擘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一手策划、协调，旨在集思广益，讨论伊拉克战争后欧洲在﹝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哈贝马斯自己的文章发表于《法兰克福广讯报》，同时列名的还有法国哲学大师德希达﹝Sacques Derrida﹞。
  　　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哈贝马斯亦安排欧美多位知名的学者与作家，包括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瑞士的阿道夫•穆希格（Adolf Muschg）与西班牙的费尔南多•萨瓦特（Femando Savater）共襄盛举，同时在欧洲各大报撰文呼应，立刻引起欧美两地的热烈回响，针对攸关欧洲统一的欧洲认同以及欧美之间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走向展开激烈辩论，形成一场正反俱呈的空前论战。
  　　这场论战像极了十九世纪初期复兴运动孕育民族主义的情况。哈贝马斯这位沟通行动的哲学家，希望透过学术将这次冲突突显出来，并将之变成一次欧洲公共言论的诞生，其成果可谓惊人。这一次的亮相，如今已经使全欧洲都动了起来，随后有第一波、第二波的回响，甚至扩及欧洲之外的美洲大陆学者。此运动可以视为欧洲人对欧洲的“再发现”。这也促使欧洲青年们在柏林围墙倒塌后的十年，再次检视一个“老问题”，欧洲的未来在哪里？欧洲能否统一？能否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参与这次论辩的，几乎网罗了全欧各大学重要学者，以及舆论媒体界的重量级人物，可谓全欧知识界菁英倾巢而出。虽然这是以高水平报纸，通晓多国语言的读者、知识阶层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不及于一般的民主大众，但毫无疑问地，这种阵仗已经足可在类似运动中留下傲人纪录。
  　　尤尔根•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2月15日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日子，可能会因为“象征一个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而名垂青史”。那一天，数百万人在全欧洲的城市，包括伦敦、罗马、马德里、巴塞隆纳、柏林与巴黎，抗议伊拉克战争，这些示威声气相通、举世同步，他看见了“一个催生欧洲公共领域的信号”。换言之，一个能“制衡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欧洲俨然成型。哈贝马斯强调，即使欧洲统一之进程到目前为止出现停滞，仍有必要先建立一个“核心欧洲”概念－以法德两国为轴心，加上荷、比、卢与意大利等国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强调以欧洲的现世主义(secularism)、启蒙思想、民主人权等传统为基础，带动一系列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列车，形塑一个众人皆可接受的欧洲认同，进而建立一个拥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
  　　哈贝马斯认为，美国片面入侵伊拉克后，欧洲分裂为两派，支持反对者各有之，已经撕裂了旧欧洲，唯有在“核心欧洲”之下，重新凝聚一股得以“制衡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欧洲，欧洲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此时的契机，就如同一面横跨太平洋的镜子，照映出分歧的观点，透过辩论与理性沟通，找回共同价值的可能。正因为欧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斗争的历史，无论是城市与乡村、神权与世俗权力、信仰与知识乃至于国家与敌对阶级，欧洲都比其他地区的文化严重得多。正因为如此，欧洲人民也较能够从过往历史经验中学会如何沟通歧异、整合矛盾与化解紧张。承认歧异的存在－相互理解另类之所以为另类的特性——这即是一种基本的“欧洲认同”。
  　　以此延伸出的思想即反应在国家的政治思维与政策方针中－政治与宗教泾渭分明、对国家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充分信任，但对市场功能却表示怀疑、选择接受福利国家以弭平阶级冲突并带来社会安全的保证。凡此种种，其实都突显出美国与欧洲扞格不入的“两个世界”。无怪乎欧洲人难以想象，一国的总统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祷告，并总是将重要的政治决策与“神圣的使命”扯上关系，而这样的国家竟是自诩要带领世界走向“和平”的超级强权。解开这条政治脐带，追求康德式全球一家的理想。此其时矣!
  　　文章发表后，随即在大西洋两岸知识圈引爆一连串的回响，许多文人学者纷纷就自身所处之位置与哈贝马斯等人的欧洲认同与世界未来之见解，提出不同看法。而在诸多回响其实可略归结成两大重点：其一是欧洲内部的纷歧，其二是欧洲各国在处里跨大西洋关系上寻求共同认同之问题。
  　　首先，哈贝马斯的“核心欧洲”最引人争议的地方在于，要如何让非核心欧洲国家(地区)能够认同核心欧洲之概念？此概念源于1994年，由当时德国基督民主联盟主席萧伯勒(Wolfgang Schauble)与外交政策发言人列莫斯(Karl Lamers)提出“双速发展欧洲(two-speed Europe)”，将欧洲国家区分第一级与第二级，就能启动进一步整合。多数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核心欧洲观，不过是另一个法德优越论的“借尸还魂”、仍站在柏林的观点为欧洲争辩不休。不被归类为核心欧洲的东欧学者对于哈贝马斯以西欧为出发点的核心欧洲认同观，可是有相当不同的意见。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就嘲讽地说“以前我是东欧人，后来升级为中欧人……，接着就在前几个月，我变成了一个新欧洲人，但就在我还来不及习惯这个身分之前，又变成了非核心欧洲人”。
  　　许多非核心欧洲人根本不想理这场讨论，哈贝马斯的思想列车只是再一次地宣扬西欧菁英份子自以为的欧洲价值。对东欧人来说，美国的强权离他们太遥远，而是只能电视上能看到的梦想。再者，即便达成理念上的共识，实务的操作上又如何化为可能蒂摩西•加顿•阿什（Smoky Garton Ash）与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ff）就针对哈贝马斯纯以康德式的“理想”欲建立一个拥有共同外交与安全策略之欧洲的实际操作面，提出强烈抨击。
  　　综而言之，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辩论到讥讽式的评论，多元丰富的各式回应，正体现了欧洲民主与论辩风气的传统典范。哈贝马斯的论点或许有其侷限在其角色与位置，也不论此次哈贝马斯所抛出之议题是否能取得共识，光是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辩论，即令人见识到欧洲世界在思考此等重大议题时，诉诸“公共领域”之习惯与深度。
  　　我们更难想象，一个被喻为世界上经营超国家组织最成功的区域，对于“欧洲认同”竟然还能有如此多的歧见。诚如吉亚尼•瓦蒂莫所言，欧洲认同缺乏与民族意识相关的“自然”基础。欧洲之存在，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单位。可以预期的是，这类的辩论在欧洲只会继续延续下去，并且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带给广大的公共社群新的思考与想象，进而深化广化欧洲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熟的欧洲尚且如此，作为公民社会方才成雏型的中国，面对各种认同问题，又可否能跳脱既有的二元意识型态，形塑出能理性论辩的公共领域？值得期待！
•   　　想来这番介入乃是要引发更多的讨论。哈贝马斯所要求于朋友与同业的，在于以欧洲公民的立场，就当前欧洲的处境发表各自的看法，并对各国政府和现行（虽然仍未充分成形）欧洲政府提出一系列的吁求。
  　　　　当此之际，对于伊拉克战争，各国因立场互异而在欧洲内部形成尖锐的分歧，在此时此刻要对联合欧洲的未来提出预测格外困难。某些东欧国家之加入欧盟，已将那些民主政治行之有年的国家拉到一块，半推半就地把自己的国家主权跟那些实行民主政治未久的国家绑在一起，目的则是要增强一个由他们新打造的国家主权，即使代价包括必须牺牲与欧洲以外国家结盟的政策。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的确是有一种欧洲意识与认同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大堆可能的发展要将这一联合给分解掉。
  　　　　在这里，举个我知道哈贝马斯也会用的例子：所谓的西方世界，其基本要素包括希腊与犹太一基督宗教遗产，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理念，始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现代科学遗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国家、教会或普通法的世俗化，经过阶级斗争而达成的正义理念（全都是典型欧洲西方世界的产品，而且我们还能够举出更多），但时至今日，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属于欧洲所独有，而是扩散到了美洲、澳洲以及亚洲与非洲的许多地方，而且一一尽管并非各处皆然——已经大行其道。
  　　　　一个介于再生与没落之间的未来：旧大陆的命运
  　　　　今天，西方文明（一个将本身在全球化过程中定位为成功模范的文明）不再是只等于欧洲。
  　　　　与此同时，在西方文明本身的内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种欧洲的认同。身为欧洲人，当我们走访其他欧洲国家时，这种认同并不会那么强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彼此的差异，只不过，这就好像我们从米兰到了巴勒莫（Palemo），或是从卡拉布里亚（calab血）去到都灵一定会看到差异是一样的（以上均为意大利地名，米兰、都灵为意大利北部城市，巴勒莫为南边西西里岛的第一大城市，卡拉布里亚则在意大利半岛之最南端，与西西里隔海峡相望。——译注）。但我们若是跟一个非欧洲的文化接触，包括美国文化，马上就会有一种欧洲认同油然而生。我常有这种经验，出席一场会议，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消磨一个晚上，或是在一次平常的观光旅游中，很偶然地碰到一些人，他们若是来自法国、西班牙或德国，言谈举止间，总会让我们觉得气味相投，胜过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去年12月在巴黎，出席一项和平会议的开幕式，席间法国的哲学家部长吕克?费里（Luc Ferry）致词（此公所言虽不惊人，说来却是掷地有声）：时至今日，若说法国人还想对德国人动武，那是绝不可能的（同样地，想到会有英国人去跟意大利人开战，西班牙人去侵略佛兰德斯，也属不可思议），但是，所有这一类今天看来都已经是明日黄花的冲突与敌对，在过去的两千年却是常态。现在的情形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若是回到五十年前，那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或许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却仿佛是生来就有的。我们欧洲人，就算是最不入流的，碰到假日，今天都可以自由自在、大大方方地穿越国界，但若换作是我们的先人，荷枪实弹的人可就马上逼了上来。
  　　　　一个法国人觉得自己不同于德国人，理由可以多到数不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继承了一堆的经验，使得他们乃至他们各自的国家看起来就是属于同一类的，譬如说：有别于个人的成功只要各凭本事，而我们对繁荣福祉拥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却是经过贸易联盟的努力所达成的；我们都经历过殖民失败及帝国没落的过去；我们全都受过独裁专制统治之苦，对这种病毒了如指掌，任何一点点的征兆都难逃我们的法眼，因此，或许我们（至少是绝大部分）已经完全免疫。我们也全都经历过本土的内战，甚至永劫不复的险境。我敢这样说，如果有两架飞机撞进了巴黎圣母院与伦敦钟塔，恐惧、痛苦、愤怒是一定会的，但绝不至于惊吓到荒腔走板，忧心到方寸大乱，出于本能地采取立即而毫无转圜的反制行动，弄得第一次在本土遭到攻击的美国人民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
  　　　　总而言之，欧洲拥有太多共同的东西：欢乐与悲伤、光荣与耻辱、值得保护与应该忏悔的传统。不同于其他国家，每个欧洲国家都跟亚洲与非洲互动密切，展开过没有大洋阻隔的贸易与冲突。但是，这就足够让欧洲真正地团结起来吗？正如我们每天之所见，其实不然，尽管欧元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许多国家都希望得其门而入，成为共同体的一员。看起来，大家的确都想要参加一个联盟，但加入以后呢？或许愿意放弃某些东西，但绝不是全部，同时又随时可以翻脸，一如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各有立场。
•   　　 我想评价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时，满脑子想的是——欧美其实是一对基友：一个做了几十年的受，觉得保持一个姿势很难受，需要换个体位；一个做了几十年的攻，觉得感觉很好不想下来，于是就编了这本书。
  　　 欧洲这种痛苦又愉悦的心情在书里屡屡出现，而更明显的是几乎每个欧洲作家都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如何是欧洲？”“如何是欧洲共同体的基础？”欧洲和美国不是简单的孕育和继承的关系，还有错综复杂的相互回流学习模仿的过程，所以哈贝马斯试图区分欧美的说法“政治上的世俗主义、福利国家、整体伦理重于个人权利等等”被后面的文章驳得几乎体无完肤。划清外部与内部，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固然是确立欧洲主体思想的前提，但试图削足适履，修改现实适合理论却不是可取之道，而大欧洲主义的思想，还有意无意地散发着民族主义的恶臭，以反美为利益述求的大欧洲主义，如果实践几乎是注定要走向封闭与狭隘的：哈贝马斯的大欧洲如何面对内部的穆斯林民众和数量巨大的移民？难道忘记了纳粹为了划清种族的纯洁与高贵对犹太人所做出的恶行？
  　　 欧洲本身就不是能简单形容的整体，欧洲的边界在哪划分更是众说纷纭，英国与乌克兰有多少共同之处？土耳其和俄罗斯是否也属于欧洲？东欧如何融入欧洲大家庭之中？如何处理欧洲的这样巨大的差异性？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哈贝马斯即使再殚心竭虑的设计新欧洲、核心欧洲、双速欧洲也变成“还被骂死”？
  　　 欧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创举，但欧洲甚至连最基本的共识都未达成（想象一个十万人的国家能在十亿人的组织里行使自由否决权的情形），就想成立一个反美国霸权的霸权集团，多少有点不自量力。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不必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也很难想象美国会与欧洲特别是西欧为敌，它们之间有太多的可以称之为美国也可以称之为欧洲的精神相连），至少不必选择在当下，学会与强者共存才是明智之举，特别是这个强者还是自己的基友的时候。
  　　 很多人会拿欧盟与美国独立战争13州建立邦联继而成立联邦的事例作为前例，我个人觉得并不恰当。独立战争有一个明确的外敌——英国；自身边界也很清楚——13州；也不存在太多的思想和宗教的分歧，这些欧洲都不具备。更重要的是美国4年内战，南北死伤60万人，以平等取代自由，实际上杜绝了州退出联邦的途径，通过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无异于再造了宪法，还通过了一百年的改革才成为今日的美国，当代的欧洲能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和如此长的时间么？
  　　 或许欧洲和中国会有一些类似，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但如今又都被边缘化了，而如今的努力不过是欧洲想重回帝国的荣光，中国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罢了，结果如何只能以观后效了。
  　　 说句题外话，当年做着春梦的中国政府听说欧美要闹别扭，像吃了伟哥般兴奋想要插上一脚，欢呼罗马式的和平即将终结，多极化的世界前景可期，但现实是他们小两口吵架，和金链汉子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500多年，欧洲无疑主宰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行者。欧洲社会将其自身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成功地转化成了现代社会的标准样板，通过殖民扩张与贸易交流，从而把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人所创立的秩序与规则之中。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语成谶地预言了欧洲的没落：资本主义濒临崩溃、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反殖民斗争如火如荼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继而一道漫长的“铁幕”横贯欧洲，曾经的“世界中心”无可避免地沦为美苏两极争夺与暗斗的战场。经历过兴衰巨变的欧洲终于在痛定思痛之后，试图寻求欧洲和平发展的根本之道：捐弃前嫌，共同发展。
  　　 然而， “欧洲联合”并非是一条光明无限的坦途，现实的需求与现困境错杂交织，联合与分裂的因子并存共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欧洲人开始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思考与实践。
  　　
  　　国家之上是否还有欧洲？——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
  　　
  　　 中世纪时，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中包涵两个层次：其一是“民族”的自性，这也是形成“民族国家”的基础；其二是“欧洲”的共同情感，这无疑是更悠远的心理认同——共同的希腊—罗马所传承的文化，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共同对抗穆斯林世界的斗争经历。但这种内在的心理需要强烈的外在刺激才能显现出来，也正是冷战时期共同而迫切的安全需要，才使得欧洲诸国愿意放弃仇怨，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以期在美苏之间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欧洲联合”也从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美妙幻想，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罗马帝国与查理曼帝国都曾缔造过“欧洲一统”的盛景。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不断强化与权利意识的萌发，使得任何妄图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的欧洲统一都成为遥远的迷梦。所以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其命运终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当然，对于“欧洲一统”的思考绝不仅仅只有“铁与血”一条道路。哲学家与政治家们则期望一种和平的方式，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康德。他曾设想过“联邦式”的和平道路——立足于欧洲的现实，目标则是更为远大的“世界联邦”。这位启蒙运动的代表、理性主义的先驱将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寄望于人类的理性，因为人类的绝对理性是谴责战争的。而只有在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理性与意志的共和体制中，国与国之间彼此订立条款结成联合，才能创造和平。而各个国家联合体的世界大同乃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自然而必然的过程[ 康德的观点参见《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康德所倡导的和平的“欧洲一统”，直到经历了无数次战火洗礼后，才被如梦初醒的欧洲人所重新认识，康德的理想也正成了“欧洲一体化”中最重要的标杆。
  　　 “欧洲联盟”的目标是关于整体且显而易见的，但阻碍的力量也恰恰来自欧洲内部，来自于国家意识的抵抗。它冲击的正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界定的“国家主权”。“欧洲联盟”从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平契约，而是需要让渡部分主权的共同体，人们常常将其视作对美国1787年所实现的联邦制的借鉴。在《罗马条约》中，规定各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对外制定统一关税、建立统一的农业与运输政策、制定程序调整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可以在必要限度内使各国立法趋于接近。其中的要求使得联盟已具备了“超主权”的性质，而这也立刻遭到了当时一部分欧洲人的反对，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戴高乐。
  　　 戴高乐是赞同“欧洲一体化”的，但对于他而言，“欧洲”始终是“多国家的欧洲”、“祖国的欧洲”。他强烈抵制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法国在欧共体会议上的“空椅危机”。另外，法国在其后倡议修改表决方法，变“多数通过”为“一票否决”，目的正是要防止共同体对于国家主权的侵犯。戴高乐出于现实考虑的强硬态度使得欧共体的进展延缓，在关于英国加入等诸多问题上徘徊不前。但合理的协商机制已经形成，欧共体的进展已是水到渠成。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日本经济腾飞，外部的竞争压力陡然增大，西欧各国的舆论也终于达成共识：一体化的进程必需加速，统一市场已迫在眉睫，各成员国要把共同体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提出《建设内部市场》的“白皮书”——旨在消除“三大壁垒”、实现“四大自由”，以及通过《但以欧洲文件》——将“白皮书”确认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并使用“特定多数表决”的决策机制。正是这两项切实的举措，欧共体已经具备了走向经济联盟与政治联盟最关键的道路。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这份官称“欧洲联盟条约”的文件可以看做是“欧洲宪法”的雏形，其中要求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司法与内政的合作以及“欧洲公民”意识的培养，每一条都意指一个“超越国家”的实体呼之欲出。1999年，欧元正式诞生，这次伟大的成就将欧洲的经济结合在了一起，
  　　 一个看似无限生机的“统一欧洲”在世纪末已经形成了。但今天的我们才发现，新千年之后 “欧洲”所要面对的是更大的考验。
  　　
  　　欧洲人的“门罗主义”？——“新欧洲”与“旧欧洲”
  　　
  　　 前文所述的欧洲，实际上只是一个偏狭的概念，在中国人的通常意识中，“欧洲”大致就是英法德所代表的西欧社会，“欧共体”在早期只是“西欧的共同体”。哈贝马斯对“欧洲性”的阐述正是基于对西欧社会的理解，他所认为“欧洲”就是：政治上的世俗主义、平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共识、重视科技进步的“二律背反”、整体伦理重于个人特权、承认国家力量的暴力性与主权的有限性、能够自省去殖民化后的边缘弱势。正是这样的基础才使得“欧共体”的理想得以在现实中有序地前行。而一切随着苏联的解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首先，“旧欧洲”们蓦然发现在它身边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新欧洲”——它们都是在铁幕之后被高压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低下，政治环境不稳、民族矛盾尖锐。这些东欧与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对于“旧欧洲”而言，他们是否能算是“欧洲”的一部分呢？
  　　 其次，美国失去了苏联的制衡，成为了唯一的霸权，日益以“世界警察”自居，在经济与外交上的重心开始逐渐转移到了太平洋，与欧洲的利益越来越背道而驰，其中尤其是布什政府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这让欧洲意识到必须采取自己的措施来保障自己。
  　　 最后则是来自欧洲内部，“主权”与“超主权”之间的矛盾在外部压力缓解又悄然显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阻止这次“政治联盟”关键一步恰恰是创始国法国与荷兰。
  　　 2003年5月31日，欧洲各大主流报纸在同一时间刊登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的一系列文章，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该何去何从”。这场由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共同倡议的舆论高潮，是为了响应2月15日欧洲各地的“反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这次旨在呼吁“欧洲联盟”迅速行动的舆论攻势，兴起了欧洲乃至美国广泛的关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成为当时公共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话题，应和者、反对者、商榷者层出不穷。而这次大辩论无疑是对“欧洲联合”过去与未来的一次大审视。
  　　 最先发起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都是德法意等欧盟核心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理念上追随康德的“联邦主义”，强烈捍卫“旧欧洲”的特性，进而提出了“核心欧洲”的概念。他们构想的发展蓝图是，“核心欧洲”先形成一股强大的对外力量，反抗美国的霸权，再由“核心欧洲”引领“新欧洲”实现共同进步。对于“核心欧洲”内部的主权纷争，则还是寄望于他们自身的认同与理性。由此可见，德里达等人依旧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康德式的理想主义。
  　　 而后期的回应则显然更多了现实主义的成分，意大利人斯皮内利原则上赞同“核心欧洲”的先行发展，而指责“旧欧洲”过于追求一致同意而迁就妥协，致使发展延缓。英国人哈罗德·詹姆斯则体现英国惯有的对“欧洲”的若即若离，他认为德里达等人所提倡的新秩序，是把内政和外交混为一谈的离谱错误——而这恰恰是“欧盟”的诉求。更多人则是看到了东西欧之间的差距：西欧一直希望以自己的模式来强迫东欧接受“欧洲联合”，这使得东欧的学者质疑这是不是“旧欧洲”的门罗主义——西欧希望东欧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来阻止美国乃至俄罗斯势力的侵犯，正像当年美国人将欧洲人拒于美洲之外的手段。
  　　 东欧确实与西欧有着太多的不同，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无法像西欧诸国一样对于“欧洲”的自我认同，甚至在认同上，他们更倾向美国，而不是西欧。“欧盟东扩”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包括经济、移民等问题，正说明了无论何种程度的联盟都依赖与参与各方的实力平衡，东西欧的差距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弥补这种差距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现代化的追问
  　　
  　　 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成了“欧洲联盟”的一次重大考验：冰岛破产、希腊债务危机等，刚刚十岁的欧元面临着巨大挑战，也让这个依然脆弱多变的联盟试验自身调整的能力。只是有一点已不可改变，那就是“欧洲”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他们只能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前行。正如阿道夫·穆希格说：欧洲是一个实体，其之所以存在，纯粹是因为事实上他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而事实上，我们不妨将欧洲人所进行的活动视作一场对现代化的追问：是否可以有一种普遍原则所形成的共同体来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组织形式，以求使世界和平而有序的发展？正像他们当年通过“民族国家”来开启现代化进程一样，但历程无疑要更加艰辛曲折。
  　　 “欧盟”之后的东南亚联盟、南美国家联盟，正沿着欧洲探索的道路不断前进。而不久前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甚至提出了“亚太联盟”——这可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带。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其实都意识到了合作远比对峙来得更有用些。
  　　 笔者非常赞同陈乐民先生的一段话：所谓“一体化”就是各个个别部分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基础是“部分”，即各个“民族国家”。……所以，所谓“一体化”的另一面，就是“民族国家”的现实存在。换一种说法，只要“一体化”这个概念存在一天，“民族国家”就要存在一天。……“同一性”和“多样性”永远会同时存在，是“一”和“多”的关系。
•   　　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快一年了来看这本书，03年的欧洲人讨论着一部欧洲宪法是否必要，共同外交政策是否可能，欧洲认同在哪。
  　　
  　　在欧洲各大报纸上轰炸欧洲认同的大辩论的确很精彩，但“反美伊战”着实不是个好的切入点，这只会分裂欧洲。至于欧洲范围的游行神马的，书中所说的反美游行的确算第一次了。民族的认同感多来自于外敌（或者假象出的外敌来转移内部矛盾，说远了。。），美国自然不是欧洲的外敌，英国之类这些美国的好朋友国家怎么可能从这里产生认同，爱尔兰这些中立国也只会觉得情何以堪。看看现在欧洲范围的游行，布鲁塞尔一说要财政紧缩，整个欧洲就游行罢工了。欧洲的认同感也能通过这些与民族政治外交神马的无关，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来慢慢的建立。
  　　
  　　核心欧洲的问题，或者法德轴心的问题，经济危机后德国的复苏太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了。东欧那边波兰似乎是发展的最好的了，波兰的新领导人也更倾向于欧洲，而不是美国，就是就是，欧盟都给了你多少钱了搞发展了。双速欧洲的问题到现在算是有结论了，并没有除了欧元区外再建立个双速欧洲。但是27个国家共同的外交的事想想就复杂。
  　　
  　　欧盟扩张的问题，一方面我不想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另一方面我也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欧洲的文化圈历史圈到底有多大，现有的27国是不是有都在这圈里了，仔细算算也并非如此。2011或12年克罗地亚和冰岛加入欧盟后扩张的事还是停停吧，土耳其至少再等10年吧。另一个问题就是移民了，从最近法国和欧盟的吵架（如果这算吵架的话）来看，西欧大国为了申根协定做了很大的牺牲，但是萨科奇的做法太“坏”了，这不是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大家都不要理他！！！
•   　　中国人的2000年前统一，使得外国人到中国，容易被中国内部多样性吸引。
  　　
  　　欧洲人的分裂，使得中国人看欧洲，更容易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但欧洲的现实四分五裂。
  　　
  　　内部差距很大，这部书有很好的介绍。
•   　　地理决定论说，阿尔卑斯山呈放射状的走势决定了欧洲不可能统一。学者们苦苦的思索和争辩，只为了追求所谓 核心欧洲，欧洲所代表的、所主张的、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谁能站出来告诉大家，当今的核心中国在哪里呢。
•   　　这个问题乍一看令人骇异：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吗？然而，地理意义上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但在政治意义上远非如此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头疼的也是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甚至每个欧洲人，对于“欧洲”应该是怎样一个欧洲，都有着不同的、难以协调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从来就有许多个，单数的“欧洲”除了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存在。
  　　　　看看这本集子就知道问题有多么复杂和严重了。这里收录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桑塔格等欧美顶级知名学者对欧洲政治使命和集体认同的看法，其讨论的起因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波兰等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各国为“新欧洲”，这一言论引起欧洲知识界的严厉批评和轩然大波，这本集子就是集中体现。将欧洲分为新旧，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在重大问题上的公开分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此针锋相对地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倡导以法德等国为核心，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就此意义而言，说它是一篇欧洲独立宣言，也不为过。
  　　　　然而这一概念同样很难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尤其是英国和东欧等被排除在“核心欧洲”之外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以为然。正如书中一位德国学者自嘲的，就冲着“核心欧洲”是德国人搞出来的概念，顽固的英国人及东欧、中欧人就会抵死不买账。对不同地区的人来说，欧洲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法德两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对英国来说，欧洲应当是一个没有政治龙头、没有刀剑、也没有共同货币的欧洲；对北欧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没得选择的“必要之恶”；而东欧人的历史经历和话语又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欧洲更像是一个未来的希望。至于俄罗斯和土耳其，虽然它们也时常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几个西欧人认真地赞同这种看法。
  　　　　因此，这就戳到了欧洲政治使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核心之所在。每当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讨论到吸收新成员国问题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总要谈到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正在于：欧洲自身太过多元，以至于每个成员国的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彼此难以共享一些相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才是塑造整体认同的根本所在。这种多元既是丰富性的体现，又是歧异纷争之源——这也难怪，欧洲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不断的民族意识对抗。在这里，很难有一句口号或一个象征，能将所有人整合到一起。
  　　　　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个能团结起欧洲人的因素似乎倒是浮现了——那便是历史悠久的反美主义。虽然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但在战后的岁月里，欧洲人始终将美国和苏联并列为最严重的两大外部威胁，许多知识精英对欧洲可能堕入美国那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深怀恐惧。在苏联崩溃后，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帝国式单边主义，更让许多欧洲人十分反感，以至于有观察家惊呼“大西洋在变宽”，西方内部出现了裂痕。这种对立情绪在伊拉克战争中更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
  　　　　欧洲人并不仅仅想夺取道德制高点，更想通过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分量的角色。因为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这一超级强国的客观存在，欧洲如果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出唯一的声音，那么最终欧洲的声音恐怕越来越不会为世人所听到。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需要迫切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政治命运和共同的未来。
  　　　　这场论战也暴露出了欧洲内部深刻的分歧。许多人不止反对“核心欧洲”这样的提法，也不认为只要与美国的价值相异，欧洲就能获取确定的存在，严厉批评这样的欧洲认同“绝对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人觉得欧洲沉迷于自己的价值观只会走向一个死的欧洲，而只有成为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汇点才能生机盎然，“哪来什么欧洲的独立宣言，什么欧洲的价值，根本就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的价值、欧洲的力量颠覆掉、谋杀掉。”应该说，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多元本身，才是真正的欧洲。借用学者朔伊勒布的格言：“如果我们只做个欧洲人，我们就会毁了欧洲。”
  　　　　然而这也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无力。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光是为取得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花费了8年时间进行谈判和批准，只要一票反对就无法通过——这让人想起波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名贵族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这最终成为波兰内部严重分裂、国力衰弱的致命弱点。到现在为止，欧盟仍是一个由其成员国支撑起来的架构，每逢重大问题时总会暴露出无法迅速、一致作出决策的缺陷。
  　　　　正因此，虽然这场论战爆发于2003年，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暴露出的分歧，则具有持久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不断被反复提及。不管欧洲最终应当是怎样一个欧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艾柯发出的警告：“欧洲如果不成其为欧洲，就只有分崩离析一途。”——在此他委婉地承认了欧洲仍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这就是一切问题所在，但也是希望之本：人们有权不断设想一个最好的欧洲，而那实际上就是在设想未来。
•   　　载《瞭望东方周刊》
  　　此处为未受字数限制的未删节原版
  　　
  　　（目录导读）现实之利，公共之辩，贤哲之梦
  　　（内文导读）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希腊发生债权危机、西班牙经济问题的凸现、 “欧洲2020”的欧盟未来十年经济战略的颁布、设立欧盟“外交署”进入议事日程……欧盟的2010年，似乎是从多事之春开始的。面对外界的关注，欧洲在埋头打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许已经是一种“又来了”的心态。
  　　各个领域进程不一的一体化程度，东扩后不再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欧盟领导权问题，对外交一致的期待和实际上 “新欧洲”、 “旧欧洲”、“核心欧洲”、英国、美国之间的五角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绵长的“欧洲统一”的“贤哲之梦”而言，已经成为惯常的考验。而在世界舞台上的现实之利和市民社会传统所涵养的公共之辩，让欧洲在实践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争辩。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由欧洲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各国的反对出兵伊拉克的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三十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虽然无缘亲见当时西欧诸报笔戈纷飞的景象，但是日后结集出版，并在最近出了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的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书中第一部分“攻击发起线：2003年5月31日”重现了这场有关欧洲未来的公民论政现场。而加上第二部分“初步反响”和第三部分“后续回应”，几乎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的笔谈阵容使得这本书同时成为文人论政隐形的盛宴。
  　　虽说这次讨论是“由哈贝马斯精心策划”的，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事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公共知识分子、事关跨大西洋关系、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而后来的回应和热议，确远远超过了老哈约稿时的预期。
  　　这块“引玉之砖”俨然是战斗性的，无论是长如口号的标题《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还是文中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对外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声音发声，反对美国不负责任、唯自己意愿是图的外交政策，对内加强“欧洲性”的建构，以文化的联结填平“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差异，而不至于被来自于大西洋对岸的引力扯得四分五裂……俨然是大声说出了“重建欧洲人的欧洲”。
  　　而呼应和回应的讨论文章则平和了许多，也深刻了许多——虽然，几乎所有作者全都明白表达了反对美国的立场。话题是规定的，又是当下国际时局的立现，但讨论的深入，决定了盛宴虽然隐形，但却自然有其之所以为盛宴所在。每一个单篇的观点都是激越的，却在连成一体的谱系中有一个恰好的位置——每一篇都在说“不”，论证的语气却又都像在商榷般。或许是因为，知识丰富的人即使偏激也绝不会偏见；或许是因为，对于政策制定者的一锤定音而言，欧洲和美国都太过丰富。比如，穆希格指出“导致欧洲分分合合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自己与切身的传统疏远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共同记忆与习惯。”抑或只是因为，争辩也是一种建立福斯特（E. M. Foster）所说的“联结”（connection），重申自身重要性却也在同时反观自身的一种方式。
  　　可惜的是，如此公共，如此知识分子的一次贤哲之辩，居然没有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出场——2003年的斯洛文尼亚尚未成为欧盟成员国；2003年的欧盟在乎的是无视欧洲观点的美国，而对“新欧洲”多少有些兄长心态。这场智识的盛宴，到底还是一场“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大陆的对话，“新欧洲”还是成了看客。不然，齐泽克在给这场知识分子的盛宴或增色或增加麻烦的同时，也能有一些来自“新欧洲”和“边缘欧洲”的声音——虽然老齐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中已经回应了这场讨论，但是再公共的话题，只有“旧欧洲”和“核心欧洲”的参与，离成就贤哲之梦，还有很远。
  　　
•   顶一记
•   灭哈哈~~谢谢~~
•   要是欧洲越过这道坎，他们很可能会又一次地走在世界前面=）
•   在我的印象里，西欧是欧洲的第一代表，甚至有时觉得它的价值观和话语权就等同于全欧洲的价值观和话语权。不断对抗的民族意识，和它们建立的是民族国家有关吧。
  我也觉得土耳其和俄罗斯不像欧洲的一部分。还有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一定要一体化
•   认识欧洲，才能向先进靠近！
•   最后一篇桑塔格的文章尤其有力。 读到“文学即自由”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终于理解了文学以及一切艺术的本质。
  译笔很好，可惜译者自己遣词用句的风格太浓，读起来，哈贝马斯和艾柯的腔调竟然很象。
•   今天继续读，发现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或一本正经，或嬉笑怒骂，或温和，或尖酸，但行文的逻辑性都很强，脉络清楚。有些人还很会抓住一 点往死里掐。
  　　哈贝马斯、德里达关于在欧洲价值已经以及成为普世价值后，如何定义，或者说，寻找把欧洲凝聚成其为欧洲的价值，确实没有阐述清楚。
  吊诡的是，将欧洲价值扩张为普世价值的两点核心：作为宪政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代表的大英帝国，以及欧洲的殖民历史；在哈老和德老的核心欧洲论调中，都找不到位置。
•   欧洲人把正经当不正经，把不正经当正经，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