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迪杜凱

出版时间：2006  出版社：大塊文化  作者：Witold Gombrowicz  译者：易麗君,袁漢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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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名三十歲充滿自信的青年作家，作品不被評論界和讀者理解，就在他很絕望的時候，一天早上醒來，他發覺自己被以前的老師平科，變成了十幾歲的學童，把他送回學校，跟一群同年齡的學童相處，但是學校的教育方式是對學生進行蒙昧的教育，剝奪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主角從學校逃跑後，平科又安排他到一個現代派的家庭，但是這裡也存在著不同的荒謬情境……
貢布羅?奇過人的幽默，讓人想到尤金?尤捏斯科的荒謬劇，還有卡夫卡的短篇小說，他高明地結合了喜劇性和嚴肅性，使得《費爾迪杜凱》成為歐洲現代主義的一大傑作。

作者简介

波蘭文壇的傳奇人物，享譽歐美的現代派小說家、劇作家和散文家，波蘭荒誕派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可能是西方讀者從沒聽過的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蘇珊?桑塔格在英譯本的序中誇讚他聰明絕頂；厄普戴克說他是現代主義後期的人士中最有深度的；昆德拉則把他跟喬哀思與普魯斯特並列，說他是現代文學中最有發展性的人物。1937年《費爾迪杜凱》在波蘭發表，旋即造成轟動，二次大戰時期本書遭禁，直到1970年代才解禁。貢布羅維奇受到波蘭和歐洲讀者的愛戴，他的所有著作即使在他死後的幾十年，也從來沒有絕版過。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易老师不适合翻译这类的小说，还是翻译古典作品好一点，这个不是文绉绉的小说，翻译的太文绉绉了，而且那些思辨的内容翻译的估计易老师自己都绕进去搞不清了吧，还有一些句子也太欧化了！
•   　　在白沙发上看到淡褐色小虫子，飞快的用拇指或食指摁死，粘上来闻一闻——没有味道。还好，还好，但那沙发随着虫子越来越多的出现，终于留下些许痕迹。
  　　我一直疑心，那痕迹里有童年的影子。
  　　
  　　库布里克在《奇爱博士》中让飞行员乘着柱状导弹一泄而下，譬如李敖那厮的“授人以柄”，使我想起我们家桑塔格评论《费尔迪杜克》的一句话：“《费》堪称是迄今描写性欲最爽和最直接的一部小说——可书中却没有一处涉及描写性交场面。”真是正中下怀。家乡有句俗话：要解馋，辣和咸。的确，性不等于色情，性不过是一锅汤，色情才是调味品。当然，如劳伦斯和纳博科夫类，堪称色情大师。前者电光火石，后者独辟蹊径（且不论是否抄袭），都不太规矩。谁来跟我说说萨德？
  　　
  　　翻了三十来页，贡布罗维奇的语言风格应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种。啰里巴唆，喋喋不休，这是作者问题；散发出诚心绊自己脚的怪味道，这是译者问题。我怀疑译者根本没有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所以才造成字面直译的生硬感。纵然作者曾经明目张胆的发表《不成熟时期回忆录》，但也不至于耗费这么大力气，用不成熟的语言来宣扬一个男孩拒绝变成男人的新版《爱丽丝漫游奇遇记》，毕竟文字是作家唯一的枪。这种不讨巧的语言风格，不小心便会走上自毁道路，像发了疯的草莓般上窜下跳，最终把自己摔成一滩红色的草莓酱。这是用手指而非手掌去推窗的举动，用尽力气，却极易伤到筋骨；固然有其力度，这力度里却透着不少血腥感。
  　　
  　　我曾经怀疑那些不愿长大的男性，那些执拗的暴露出自己childish气质的男子，骨子里都有同性恋的倾向。人人生来都是双性人，这是谁说的来着？巴里先生抑或安徒生，被世人诟为同性恋者，真是好笑。如今我却不得不流俗，纵然我并不反对同性恋，也忍不住想窥探贡布罗维奇的内心。那些关于“文化姑妈”的长篇大论，显然是对女性不怀好意的评价。“唉，她们知道，做个女人就得是独立的、果敢的和比较深沉的，因此她们通常都是独立不羁，比较深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果断自信的，而且全都富有姑妈的善良。”完了，做女人连这样都不行，难不成除了少奶奶和压寨夫人真的别无选择？
  　　
  　　书中人物顷刻之间变成少年，如爱丽丝跌到兔子洞，又或者如安徒生笔下那个误入纸牌世界的孩子，总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相。那是放大了的真实，是作家声嘶力竭的控诉或从容不迫的描摹。或许这就是区分荒诞派和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经纬？如同毛姆《刀锋》中的主人公拉里，《费尔迪杜克》中的尤瑟夫也陷入了自身两面性所导致的尴尬处境。于拉里，是如何融入那个成人的模式世界，以有趣对抗无趣，以有限对抗无限；于尤瑟夫，是自身男孩与男人气质的斗争，象征着幼稚不成熟的男孩气与象征着成熟和谐的男人气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悖论。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以精神病为由拒绝飞行，本身就说明精神病的不存在性；而以孩子气的幼稚方式竭力否认自身的幼稚，也是同样一层悖论。“我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是属于那些珍视我的人还是属于那些不珍视我的人。”如果不是身边的现实世界太过强势，我们何需矫饰自己的幼稚呢？想起robbin williams主演的电影《house of d》开头，那男人向自己的孩子诉说成长往事，完美的成人童话。
  　　
  　　《刀锋》中的拉里，亦做出一系列让世人瞠目的“蠢事”，他心智却独立深沉，是个冷眼看世间百态如看小虫在油层中挣扎的角色，然而他对这些小虫，却怀着超越利益和信仰的大爱。最初，他尚对身边人和事怀有美好幻想，以为付出一小块代价也可以换得十分的内心平静。然而世人并不与他心意契合，人人惧怕脱离那个恐怖然而安全的大世界，宁愿放弃自己的小世界，泯然众矣。拉里或尤瑟夫都是妄想游离于规则外的隐士。但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集。尤瑟夫躲到少年的兔子洞里做起乖张梦，不过是个小隐。
  　　
  　　“我片刻也不能忘怀未成熟的人们的未成熟的世界，我怕得要死，厌恶的要死，每想到它那种泥沼的葱绿便浑身发抖。然而我摆脱不了这种想象，我像着魔似的被吸引住了，如同一只小鸟见到蛇一样。仿佛有个什么魔鬼在诱惑我走向不成熟！仿佛我是在违抗自然规律，赏识并且喜欢较低层次的领域。”总算跟题目扯上关系，暴走就是这种较低层次的生活态度。而不含焦虑的暴走，到底是真隐士才能做到。
  　　
  　　伟人的功绩在于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清晰坐标，而天才的意义在于无法被阐释、模仿或定位。从这个意义来看，库布里克是个天才，而贡布罗维奇不是。
•   中欧文学最伟大的朋克
  作者：周江林
  荒诞文学大师贡布罗维奇一直被认为是害群之马，却对世界文学狠狠地推动了一把。昆德拉把他和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并称为“中欧四杰”。直到贡布罗维奇百年诞辰时，他的祖国波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为他举行各种迟到的纪念活动。此时，他已经死去35年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年8月4日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一个地主家庭。父母极为富有，他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习。1915年，随父母迁居华沙，在一所贵族的天主教学校上学，各科成绩悬殊：波兰文和法语得了满分，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却得了零分。
  　　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16岁时，尝试过写作。大学毕业后，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父亲切断他的津贴，然后，他却从此时开始了写作生涯。
  　　在20世纪20年代，贡布罗维奇的荒诞剧就登上了波兰的舞台。这比尤奈斯库在1950年在巴黎上演《秃头歌女》要早30年。
  　　1935年创作的《勃艮第公主伊沃娜》把人们带到一个浪漫而有怪诞的童话世界里：伊沃娜是一个既无魅力又无美貌的女孩，她暴躁易怒、淡漠无感觉、贫血害羞、胆怯又一言不发，她以王子的未婚妻身份被引入王室中——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这种无言使得王子自由地想象她内心生活而不必打扰她，使他陷入了对她的爱。直到伊沃娜自然成为分崩离析的导火线，他终于厌倦了她，于是，让她吃大量带刺的鱼，把她噎死。
  　　贡布罗维奇生性内向、神经紧张，一向病弱，其作品自始至终反对传统和模式化。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文字往往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对抗一切名人
  　　1937年，他的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出版，终于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应。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一个叫尤瑟夫的32岁的作家被他的老师强行变成了小孩并送入学校，改名尤奇奥。于是一个荒诞世界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首先受到嘲讽的是教育界，在由混饭吃的腐儒、无视学生个性的教育家、以及外围的“文化姑妈”紧紧围拢的教室里，种种滑稽场面立刻召之即来。尤瑟夫在32岁的时候厌恶成熟，在姑妈们看来他没有社会身份，姑妈们劝他要么“当名医生，至少也该当上个情场把式或马贩子，总之得有个明确身份。”可是变成了儿童后，尤奇奥却厌恶不成熟。他的同学敏透斯为了摆脱不成熟，宁可找乡下的“长工”交朋友。可等他们到了乡下，敏透斯发现找个长工“拜把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件事以失败告终。尤奇奥在城市和在乡下的两个故事的结尾，都严格遵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原则：以所有的人在地上滚动、打闹结束。
  　　贡布罗维奇作品的荒诞特点与卡夫卡很相似。不过，贡布罗维奇并不喜欢卡夫卡。在《费尔迪杜凯》中受嘲笑的作家名单中甚至包括了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的荒诞性并非来自哪一个作家或哪一本书，而是来自当时中欧的文学风尚。再则，他有致敬的人，那是闹剧大师拉伯雷：含泪而永不停歇的造反精神。因此，这个孤独的造反者的不倦热情，当然让很多人不舒服，被故意“忽略”就不难理解了。
  　　对此，米兰。昆德拉有过准确的表述：“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耶鲁大学出版的《费尔迪杜凯》英译本前言作者是苏珊。桑塔格，她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与《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之间的“导轨”。美国老牌杂志《新共和》的文章称贡布罗维奇是“波兰文学中最伟大的朋克”。如切斯透顿所说：“造反者比所有的王国更古老。”这是一种中肯的结论。
  　　异国流亡者
  　　1939年夏，贡布罗维奇到阿根廷旅游，上船后他发现自己是除波兰国家足球队全体队员之外的惟一旅客。更具有荒诞性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没呆上几天，二战爆发了，他有家难归，竟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24年。
  　　一个诗人气质的作家在异国，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是正常的，他一心只想着回到华沙——波兰文学的中心，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勉强度日。1947年，波兰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贡布罗维奇彻底放弃了回国的打算，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银行工作，开始他乡生活，并继续以母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轻歌剧》，以及小说《春宫画》、《宇宙》等重要作品。
  　　阿根廷对贡布罗维奇来说，并不是一块乐土。事实上，在那里，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
  　　1953年，贡布罗维奇在巴黎出版了小说《横渡大西洋》，书中用某个人物滑稽地模仿并嘲弄博尔赫斯。
  　　贡布罗维奇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
  　　古老的造反者客死他乡
  　　1950年，贡布罗维奇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开始为世人所瞩目。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又一次改变了贡布罗维奇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告别了美洲，回到了欧洲。先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又来到巴黎。
  　　独立自主同时也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在贡布罗维奇看来，“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也就难以避免。
  　　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过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
  　　1964年，在巴黎附近的洛雅蒙，60岁的贡布罗维奇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丽塔。拉布罗塞。一天早晨，吃早餐时，他突然转过身来走向丽塔，当着四五个人的面，问她是否愿意随他浪迹天涯。
  　　至于去西班牙，去意大利，或去法国南部，还不是很确定，他在寻找最有利于他的健康的气候。这个孤单而怪异的老头，引起丽塔的兴趣，丽塔同意跟他浪迹天涯，4年后，他俩结为夫妻，定居旺斯。
  　　整个60年代，贡布罗维奇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和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作家成为了竞争对手，甚至都曾经获得过福尔门托国际文学奖。有人邀请他回波兰，他断然拒绝了；评论界也有一种强大的声音，认为贡布罗维奇更能代表荒诞派文学的成就，呼吁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严重哮喘让他变得难以说话，以及渐渐影响到他的心脏。在婚后8个月，1969年7月24日午夜，他因心脏病发作而亡。1969年的诺奖颁给了另一位荒诞派领袖贝克特。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声称，“所有流亡诗人只是在回忆中访问他们的城乡，他们的守护神永远是但丁。”正如乔伊斯和纳博科夫都选择了瑞士作为灵魂的归宿，赫尔曼。布洛赫则在美国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而贡布罗维奇的遗体最终火化于法国的旺斯。
  　　看来，客死他乡是诗人把握自我命运的最后一个方法。
  　　贡布罗维奇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
  　　作家尤瑟夫生活一直不如意。后来，老师把他变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让他重新回到学校，与一群顽童同窗共读。小说通过讲述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嘲讽了当时波兰社会存在的落后、虚假、阴暗的社会现象。
  　　剧作：《婚礼》
  　　表现了做梦者头脑中几个不同层次的意识连续出现。我们每个人说的，不是他想说的，而是合乎礼仪的东西。词语，在我们的背后阴谋背叛。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出卖了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也出卖了我们靠不住的感觉。
  　　剧作：
  　　《勃艮第公主伊沃娜》
  　　这是一个滑稽到悲哀的故事：伊沃娜是一个又怪又丑的少女，因为王子的莫名奇妙和她订婚而来到了宫中，对宫中的人造成了各式各样诡异的影响，最后大家终于受不了，共同把她给铲除掉了。
•   这是我年初读的，实在是个好小说，边读边笑，实在让人忍俊不住。
•   他的日记发表后确实披露出他的同性恋倾向哦.
  所谓同性恋万神殿里的另一尊.
•   瓦 真的啊 我很欣慰
•   恩..
  “In his serialised Diary (1953-68) Gombrowicz alluded to his homosexual experiences with 'lower class' young men; a theme which he picked up again in when interviewed by Dominique de Roux in A Kind of Testament (1973). ”
  又是好低阶层人士这口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