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博雅書屋  作者：張夏準  页数：285  译者：胡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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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薦序　　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這是一本很有趣很好讀的書，經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多半沒能力寫出這麼通俗易讀的書。不過，這本書更重要的價值當然還是在於它的內容及所傳達的訊息。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主張。既然它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近二三十年來，早已隨著全球化自由化的風潮而深入人心，對其提出通俗易懂的批判，也是極為需要的工作，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在國際經濟學界中，南韓出身的張夏準已是現今經濟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學者之一。他在劍橋的博士論文是對產業政策理論很完整的整理，出版後即廣受注目並讓他在劍橋順利得到教職。其後他持續發揮無窮的精力，從各方面推展對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除了就當前重要理論議題進行論辯之外，更是聚焦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議題，參與各回合的重要論戰，企圖影響經濟政策以幫助後進國家的發展。再則，他積極進行推廣工作，譬如持續在劍橋舉辦非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年輕學者的夏令營等，並且勇於面對社會，廣泛參與媒體活動（讀者可在youtube上找到他的身影）。他也已經出版了數量驚人的理論性及通俗性的著作，可稱的上著作等身。　　他這本書是處理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討論主軸聚焦於當今主流的經濟思潮與政策處方，對其提出批判，並藉此推出另類方案。　　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成為世界主流，其認為市場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則越少越好，這思潮配合著「全球化」的現象，好似成為必然的趨勢。正如凱因斯所強調，理論會有極大的影響力，當眾人都相信「市場越自由越好」，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時候，這對政策具有極大的推力，會高度影響經濟走向。　　不過，不需要研究思想史，也會知道經濟思潮也會有流行，流行會有變化。只是在流行的當時，眾人會認為主流思潮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要瞭解思潮的變化，更必須瞭解這變化的來由，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了思潮的變化。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逐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獨立之後就面臨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戰後初期二十多年間，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超強。美國當時國力極為雄厚，為了冷戰考量，就極力幫助西歐及日本恢復經濟，作為其盟友。同時，美國也對後進國家（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東亞）開放市場，並且給予後進國家採取保護政策的空間。　　和這時期相配合的經濟理論，則是凱因斯學派及結構學派。凱因斯認為自由市場自我矯正的機制常會失靈，因而導致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同時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也困陷其中無法自拔。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潮，正是那認為市場機制永遠能夠自我矯正的自由放任理論，因而不能承認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凱因斯因此發展出一套解釋市場為何無法自我矯正的理論，並提出可藉由政府政策調節總體需求，來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政策處方。凱因斯學派在戰後初期成為學界主流，配合著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大資本與大工會的社會契約，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戰後黃金二十年。　　凱因斯學派適用於成熟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而對於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這部分，與其相配合的則是結構學派理論。這學派強調後進國家結構上的問題，即後進國家多缺乏完備的市場及配套制度，私人投資風險高，因而必須依賴政府干預，來將投資風險社會化，才能推動投資，因而推動發展。而政府干預則包括推動國內投資的產業政策，及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及外資政策。因此，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給予自主政策空間，且得到當時經濟理論的支持，後進國家如台灣得以保護國內市場，對外資給予各種限制，並且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美國越戰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模式開始出問題，通貨膨脹加上成長停滯，使得凱因斯處方的效力逐步降低。因此一九七○年代成為左右派大爭論的時代，不過最終以右派全面勝利收場。這勝利同時表現在政治及主流經濟論述上，保守政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從此又居領導地位。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與一九八○年美國雷根總統的上台，開啟了在全球全面推動自由化的時代。國內政策方向包括減弱社會福利體制、私有化公營事業、壓抑工會、解除或放鬆管制，其中包括解除對金融事業（從經濟大恐慌之後開始施行）的管制。　　這些思潮的變化對於後進國家也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歐美主流思潮仍然持續在引領著後進國家，至今仍是如此，因此新自由主義也隨著成為後進國家的主導思潮。再則，此次歐美先進國家開始對後進國家經濟政策進行高度干預。很多後進國不慎在一九七○年代借貸了過多石油美元貸款，在一九八○年代陷入外匯及外債危機，需要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歐及日本經濟不單早已恢復，甚至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領先位置，還記得那是「日本第一」還是話題的時代。此外東亞四小龍也已藉由出口到美國歐洲，而快速提升了所得水準，開始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禍首之一。因此，美國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再是冷戰初期那個對後進國開放市場的超強霸權，而開始反過來要求後進國家對先進國開放市場。　　一九八○年代因此以華盛頓共識的盛行著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所有需要援助的後進國家，要求其採取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取消貿易保護、對內取消管制）、私有化公營事業、緊縮財政（取消對中下層的各種補貼）等。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強運用其單邊強勢力量，採用三○一等條款做為政策工具，要求出口國家加速對其開放市場，尤其是要對美國的華爾街資本開放。另一方面，協同西歐開始加強原先既有的關貿總協，最終使其正式成立為世界貿易組織。雖說這世貿組織的宗旨，是要使得世界各國能在公平的貿易競爭平台上競爭，雖說對後進國家容許某些不同待遇，但仍然剝奪了後進國家諸多保護產業的政策空間。　　不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是否能夠使得後進國家成功的發展經濟呢？就實際成果來看，答案恐是否定的。東亞國家的戰後發展成績最優，但其成功卻是依賴各種具高度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政策背後則是對其中間原料產業的保護與扶植，並配合著內銷貼補外銷的體制。拉丁美洲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度依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成長率不單遠不如東亞，甚至不如自己早期進口替代時期的成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兩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帶來了對主流經濟理論的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過程有國家高度的干預，並不是依靠自由放任，而他又在金融危機時，擔任起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推動自由放任的美國，確實放任了他的金融產業危害全球經濟。這些最新發展當然削減了新自由主義的權威。　　以上的敘述介紹了張夏準寫這本書的背景。他主要是針對當今關於經濟發展的各種迷思，一一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非「必然」。要認識到其「非必然」，才能重新檢討經濟政策，進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在第二章中，他則回到歷史，指出先進國，尤其美國及英國，都曾在崛起階段採取貿易保護政策。而這樣的作法，實在是源於發展的鐵律，即後進國既然落後於先進者，其在發展產業之初，其產業必然是幼稚產業，需要在保護下才能走過學習階段，生產力提升後才能到國際市場競爭。先進國現在要求後進國不能進行保護，說是保護會帶來怠惰，這實在是一種先行者「踢開梯子」的不良作為。張夏準先前的一本書就是以「踢開梯子」為名，討論先進國早先運用保護政策的發展歷史。在第三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來呈現幼稚工業的邏輯。即他是否應該讓他六歲兒子找工作賺錢（盡早面對競爭不受呵護了），還是繼續求學（受保護下學習）。這也是這本書的長處，作者不斷以各種生動的比喻，來指陳新自由主義說法的謬誤。　　作者基本認為要求先進國與後進國「公平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要求，因為兩者的條件如此的不對等，生產力上的差距如此顯著。因此較為合理且「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應該是不對等的，意即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應主要適用於先進國之間，而不是先進與後進國之間，應該讓後進國家施行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的空間。　　第四章則討論外資的角色。流行的看法是外資會帶來進步。但作者引用各種歷史證據，顯示只有在地主國依據自身需要來規範外資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才會發揮正面作用，南韓與台灣當然是重要例證。第五章則檢討一般認為只有私營企業才會有效率的迷思。實際上，後進國家因為缺乏完善市場制度，越落後則對投資的干預越難以避免，國營事業確實曾在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先進國）發展歷史上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同時管理國營事業的困難處，與管理大型私營企業有共通之處，並非其獨有。這當然並不表示國營事業不會出錯，而是不應認為民營化必然會比較好。　　第六章則探討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流行的說法當然是要保護智財權。只是若從歷史來看，先進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擇手段去取得領先者的技術，可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譬如十八世紀時，美法德各國想盡辦法偷取英國紡織技術，而英國則忙著頒佈禁止技術工人外移及機械出口的禁令。再則，即使就經濟理論而言，專利保護本就是折衷作法，既有的發明的傳播成本近乎零，而傳播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零，限制傳播會犧牲傳播可能帶來的福利，只是為了提供發明者的報酬與發明誘因。作者關心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從這角度看，如果一定要後進國完全遵守智財權，則是要求後進國來資助先進國的知識生產，這實在是說不通的道理啊。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應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作者在第七章檢討華盛頓共識中的「緊縮財政」要求。近來，或許配合著越來越強勢的金融產業的要求穩定的需求，壓低通貨膨脹率幾乎成為神聖的目標，因而普遍要求政府達到預算平衡，這就高度壓縮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惡性通膨當然不可取，但在其與近零通膨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應可容許財政與產業政策發揮較多功能。更何況，先進國在要求後進國採緊縮財政之餘，自身也常作不到。　　這也牽涉到民主的問題。低通膨的規律性要求，壓縮了政策空間。作者認為要求央行獨立於政治、採規律性作法（非選擇性作法），不也是否定「民主」的作用？亦即流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多強調應遵循經濟規律，政府不應隨便干預，那民主為何？在第八章中，作者正面討論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問題。近年來，新保守派提出的新說法是後進國家不發展，是因為他們貪污腐敗不民主，並用這理由來為新自由主義處方成績不佳作辯解。世界銀行也開始以貪污理由來終止一些計畫。作者在此章開頭就列了一個對比，莫布托的剛果和蘇哈托的印尼，政權都維持三十餘年，且都有嚴重的貪污，但是在其間前者的人均所得降低三倍，後者提高三倍。貪污對經濟的影響，要看貪污行為的型態與管道，結果可以有很大差異。同時回到歷史，譬如美國也曾有過貪污嚴重的階段。再則，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為避免貪污而加強依賴市場，常意味著公私部門更多的互動與貪污的機會。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是個複雜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可促成民主，但作者認為他們的主張其實是「民主只有在不抵觸自由市場時才可被接受」。作者在書中指出民主一人一票與市場一元一票的基本矛盾，而這矛盾也可以說明為何先進國在發展過程中，選舉權以男性有財產者優先，再以很緩慢的速度擴散到其他人。　　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否可歸因於文化問題？有些民族就是比較懶？作者在第九章討論敏感的文化因素論，這在文化衝突論盛行的今日也成為流行。不過，作者發揮他從歷史中找材料的長處，找到很多有趣的案例。譬如外國訪客在二十世紀初，認為日本人懶散容易滿足，英國訪客在十九世紀覺得德國人不老實、懶散且很情緒，這些當然和今日世人對日德文化的印象不符。其實，若認真察看歷史，就會理解所謂文化是會改變的，會在不同的制度下發揮不同的效能。把文化本質化就可能會得到危險不合理的答案。　　作者的原書名為《壞撒瑪利亞人》，還是想到理念的力量，認為很多人會贊成新自由主義的說法與政策處方，是在認識上被誤導，誤以為這流行的思潮是真理。當眾人發現在理論上、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新自由主義並不合理，或許會改變想法，轉而贊成作者所提出的看法。因此作者才有努力寫書闡明道理的動力。筆者也希望此書作者的努力會得到他預期的作用，讓後進國多些自主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的後進國家能夠像東亞一樣成功的發展經濟，這世界才有可能變得較為平等。對於已經脫離貧窮但尚未躋身先進國的台灣，重新溫習我們如何走過來，在這個升級轉型時刻，也是很重要的思想整理工作。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序　　我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出生於韓國──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時至今日，這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富裕，也算是相對較為富裕的國家。在我的一生中，韓國的人均收入以購買力來看，成長了大約十四倍。英國花了兩個世紀（十八世紀末期迄今），而美國也花了一個半世紀（一八六○年代迄今），才有相同的成就。在我這四十多年來所見到的物質進步情形，如果以英國來看，就彷彿我是喬治三世在位時就出生的退休人員；若以美國來看，則是在林肯總統在位時就出生的老爺爺。　　我從出生到六歲，一直住在韓國首都首爾西北邊的房舍，這是一間（兩房）現代化的小房子，是政府以外援資金更新破舊屋舍的興建方案成果之一。房子的建材是水泥磚塊，幾乎沒有暖氣設施，一到冬天就十分酷寒──韓國冬天的氣溫會驟降到零下十五至二十度，當然也沒有沖水馬桶，那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會有的配備。　　然而，我家有一些奢侈品是其他人所沒有的，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是財務部的菁英公務員，克勤克儉地省下在哈佛研習一年期間的獎學金。我們家有台黑白電視機，左鄰右舍總是在這台電視機的神奇魔力吸引之下聚到我家。我們家有位朋友是在聖瑪麗醫院（這是全國最大的醫院之一）服務前途無量的牙醫，每次電視有大型運動比賽轉播時，他總會撥時間找些好像和比賽完全沒有關係的藉口來我家拜訪。但時至今日的韓國，他卻在考慮要不要把臥室裡第二台家庭電視機升等為電漿螢幕。有個表兄從我父親的本籍城市光州剛搬到首爾之後，來我家拜訪，看到客廳裡一個奇怪的白色櫥櫃，便問我母親那是什麼？結果答案是我家的冰箱（因為廚房太小擺不下）。內人世英一九六六年生於光州，父親是個頗具聲望的醫生，她說鄰居經常將珍貴的肉品「存放」在母親的冰箱裡。彷彿她是瑞士某家民間銀行的經理一般。　　小小的水泥磚塊屋、黑白電視機和電冰箱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但對我父母親那個世代而言，卻是美夢成真──他們歷經了最動盪和最貧困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一九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南北韓分裂（一九四八年）以及韓戰。每當我和妹妹永熙、弟弟海碩抱怨食物時，母親總說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小孩。她在我們這個年紀時，那個世代的人有顆蛋吃就會覺得很幸運了。很多家庭根本連蛋都買不起；即便買得起蛋，家中只有父親或工作的哥哥們才吃得到。她回想起一段心碎的往事，韓戰期間她那總是捱餓的五歲小弟弟曾說，如果能捧著一個碗在手中，即使碗是空的，都會覺得好過一點。至於我那胃口很好、喜歡吃牛肉的父親，韓戰時期還是個中學生，僅僅靠著米，從美軍黑市取得的植物油、醬油和辣椒醬存活下來。在十歲的時候，他眼睜睜看著七歲的弟弟死於痢疾（痢疾在那時是種致命的疾病，但現在的韓國卻已不存在了），卻無能為力。　　多年後，我於二○○ 三年自劍橋休假回到韓國。我帶著亦師亦友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到首爾國家博物館參觀，適逢首爾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攝影展，看到許多呈現首爾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的美麗黑白照片，忠實呈現我記憶中的童年。站在我和約瑟夫身後的是兩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其中一人驚呼：「這怎麼可能是韓國，看起來倒像是越南!」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不到二十年，但對我而言，這麼熟悉的場景，在她看來卻完全像是異域。我轉身告訴約瑟夫，我身為發展經濟學家，歷經這樣的改變真是「何其有幸」。我感覺自己好像是親眼目睹黑斯廷斯戰役的中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或是航行回到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天文學家。　　我們的下一個家（我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間的住所，當時正值韓國經濟奇蹟的高峰），不只有沖水馬桶，還有中央暖氣系統。不幸地，在我們剛搬進去不久，鍋爐就起火燃燒，還差點燒掉了房子。我並不是以抱怨的心情來述說此事，其實我們很幸運能擁有中央暖器系統──韓國大部份的房子都是以煤球取暖，每年冬天有數以千計的人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這個故事卻可以讓人深刻體會韓國在那個遙遠年代（其實還算相當近期）的科技狀態。　　我在一九七 ○年開始上小學，那是一所二等的私立學校，每班有六十五名學生。我們還相當自豪，因為隔壁的公立學校一班有九十名學生。數年後，我在劍橋一場研討會上聽到演講者說，由於國際貨幣基金裁減預算，非洲好幾個國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將由三十幾人增加到四十人以上。這個說法讓我突然了解，童年時期韓國的學校狀況有多麼糟糕。在那時，全國最頂尖的學校一班也有四十名學生，這足以讓每個人納悶：「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有些都市區域成長快速，區內公立學校已達飽和，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一百名，老師們兩班制授課，有時甚至要三班制運作。基於這樣的條件，也難怪當時盛行打罵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這種方式顯然有其缺點，但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幾乎每一個小孩至少都有受到六年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操場突然成了軍人駐紮的營地，這是因為總統（前朴正熙將軍）施行戒嚴法，軍隊為防止學生示威，才會駐守在我們的學校。真是謝天謝地，他們不是為了抓我和我的朋友們而來。我們韓國小孩在學業上的早熟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對於九歲的孩子而言，憲政是有點超過我們理解的範圍。我的學校緊鄰一所大學，叛逆的大學生正是這些軍人的目標。在整個軍事獨裁的黑暗年代裡，韓國大學生絕對是國家的良知，獨裁體制於一九八七年的終結，他們也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將軍在一場政變中掌握大權後，轉以「一介平民」的身分連續贏得三屆選舉。他之所以得以贏得大選，主要是因為他啟動五年經濟發展計畫，成功奠定國家的經濟奇蹟，但是選舉的營私舞弊和齷齪的政治伎倆，也讓他穩坐權力的寶座。他的第三任任期（也是總統的最後任期）應在一九七四年結束，但是朴正熙總統就是不願交出政權。在第三任任期過了一半之際，他一手策動拉丁美洲人所謂的「自動政變」，像是解散國會和建立營私舞弊的選舉體系，以確保他終生的總統地位。他的藉口是國家可能無法承擔民主亂象，他告訴人民，國家必須自我防禦才能對抗北韓的共產黨，以及加速經濟的發展。他宣稱要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讓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樣的目標過於雄心壯志、近乎妄想。　　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總統啟動雄心勃勃的重化工產業化方案，第一座鋼鐵廠和第一個現代造船廠投入生產，而且第一批本土設計的汽車（大部分以進口零件組裝）出廠。電子、機械、化工和其他先進產業的新公司紛紛成立，在這段期間，國家人均收入成長驚人，以美元為單位來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翻升五倍以上。朴正熙總統希望人均收入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能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外界原以為是妄想，但事實上，這個夢想卻提前了四年實現。出口成長甚至更加快速，按美元計算，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就增加了九倍之多。　　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執著也反映在教育上，政府教育大眾，看到有人抽外國香菸要勇於檢舉，這是愛國的責任。國家需要善用出口賺到的每一分外匯，以進口機器和各種發展工業的設備。這些珍貴的外幣都是我們國家工廠裡的「工業大軍」，從出口戰爭賺來的血汗錢。膽敢把錢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物上（譬如違法的外國香菸），這種人都是「叛徒」。我不相信我的朋友們真的會去舉發這種「叛國行為」，但是當小孩去朋友家看到外國香菸時，確實會引發閒言閒語。這位朋友的父親 ──幾乎只要是抽菸的男子──即使不是罪犯，也會飽受負面評論，被說成不愛國、不道德的人。　　政府更規定，不得將外匯花費在任何不是發展產業必要的物品上，或透過進口禁令、高關稅和課稅等強烈手段（奢侈品消費稅）抑制這種行為。所謂的「奢侈品」甚至包括小汽車、威士忌或餅乾之類相當簡單的物品。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後期，丹麥餅乾在政府特許下運到韓國時，在國內掀起一波歡欣的熱潮。基於同樣的理由，政府也禁止人民海外旅遊，除非你有政府的許可才能出國洽公或留學。所以，儘管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親戚，但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三歲到劍橋攻讀研究所時才離開韓國。　　這並不是說都沒有人抽外國香菸或吃違禁的餅乾，其實市面上有相當數量的非法和半合法的外國貨品流通。有一些是走私品，特別是來自日本，但大部分的貨品，是從國內幾個美軍基地以非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帶進來。打過韓戰的美國大兵可能都還記得，那些營養不良的韓國小孩跟在他們後頭乞討口香糖或巧克力。甚至在一九七○年代，韓國還是把美國的軍用物資視為奢侈品呢！越來越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負擔得起從商店和流動商販處購買M&M’s巧克力和Tang牌的果汁粉。經濟狀況沒那麼好的人可能會到大雜鍋的餐廳用餐，所謂的＃大雜鍋＆就是「美軍基地燉鍋」，是經典韓國＃泡菜鍋＆的廉價版本，使用泡菜（蒜頭和辣椒醃漬的高麗菜），其他像是五花肉這樣的重要食材，則改以比較便宜的肉品替代，譬如剩餘的培根肉、香腸和美軍基地夾帶出來的豬肉罐頭。　　我一直渴望有機會試試美軍「C口糧」（戰時的罐頭和乾燥食物口糧）裡的豬肉罐頭、鹹牛肉、巧克力、餅乾，還有無數我甚至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舅舅是韓國軍隊裡的將軍，他在與美國同僚聯合野地演習時，常常會將補給品收集起來當成小禮物送我。美國大兵會咒罵野戰口糧低劣的品質，但對我而言，他們就像是Fortnum & Mason（譯註：英國歷史悠久的知名百貨公司）。的野餐籃一般珍貴。那時我住在鄉下，鄉下的香草冰淇淋幾乎沒有添加香草，以致於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香草口味就是「無味」的意思，直到國中學了英文才知道香草真正的意思。我這樣中上階級的小孩吃得算是好的了，如果連我都是這種情況，其他孩子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送我一個卡西歐電子計算機，一個我做夢都想不到的禮物。那時候的價錢可能相當於服裝工廠工人半個月的薪資，對於不吝惜投資在我們教育上的父親而言，這都算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大概二十年以後，由於電子科技快速發展以及韓國生活水平的提升，電子計算機數量大增，多到百貨公司會以此當作贈品，許多甚至淪為幼童的玩具（不！我不認為這是韓國小孩擅長數學的原因）。　　韓國的經濟「奇蹟」當然也不是沒有黑暗面，很多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十二歲小學一畢業，便不得不去找工作──好讓家人「擺脫一張多餘的嘴」，並賺錢讓至少一個兄弟可以接受較高的教育。很多女孩最後成為都市中上階級家庭的女傭，以工作來換取食宿，如果她們夠幸運，還能有一點零用錢。其他的女孩，和一些運氣不好的男孩，則淪入條件惡劣的工廠裡飽受剝削，這些工廠會讓人想起十九世紀「黑暗的撒旦磨坊」，或今日大陸的血汗工廠。在主要出口產業──紡織品和成衣的生產工廠內，工人通常在危險、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十二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領取的酬勞又相當的微薄。有些工廠拒絕在食堂內提供肥皂，又惟恐工人要求額外上廁所的休息時間，可能令工廠微薄的利潤盡失。這樣的情況在最近新興的汽車、鋼鐵、化學、機械等的重工業中有了改善，但是總體而言，韓國的工人一星期平均五十三至五十四小時的工作時數，在當時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高。　　城市湧現了貧民窟。因為通常聚集韓國景觀特有的低矮山坡上，在一九七○年代「月球鄰域」這個熱門的電視連續劇播出後，他們也獲得這樣的稱謂。五口或六口之家擠在一間小房間裡，數百人共用一間浴室和同一個自來水管。很多這種貧民窟最後都被警察強力清除，好為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興建新的公寓社區，原有居民只好轉往衛生環境更糟糕、道路更不通達的荒遠鄰區。如果窮人們不能儘快擺脫新的貧民窟（不過由於經濟發展和新工作機會的成長快速，至少脫離貧民窟還是有可能的事），都市向郊區擴張的現象很快就會趕上他們、圍捕他們，然後再一次將他們逼往更偏遠的地方，有些人最後就淪落到城市的主要垃圾場南麂島拾荒。二○○二年世界盃的舉辦場地首爾足球場讓人印象深刻，可是外國人通常不知道，足球場周遭美輪美奐的市立公園，以前是島上的垃圾掩埋場（現在卻是超現代化、環保的甲烷發電廠，充分利用當地掩埋的有機物質）。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還是個中學生，朴正熙總統的獨裁統治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民怨，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無預警地被他自己的情報局局長刺殺。在湧現的希望與民主中，緊接而來的是短暫的「首爾的春天」，但後來卻在全斗煥將軍繼起的軍事政府手中嘎然而止──於一九八○年五月的光州事件中，該軍事政府鎮壓人民長達兩星期的武裝起義，並因此取得政權。　　儘管這樣嚴重的政治挫敗，一九八○年代早期，韓國已經是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的國家，和厄瓜多、模里西斯、哥斯大黎加並駕齊驅，但距離我們今日所知的繁榮國家仍然差距甚遠。高中生的圈子裡有個流行俚語是這樣說的：「我去過香港」，意指「我擁有這個世界以外的經驗」。甚至在今日，香港仍然比韓國富裕得多，不過這個說法反映出的事實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是我的國家三至四倍。　　當我一九八二年上大學時，開始對智慧財產權感到興趣，這個議題即便在今日還是廣受爭論。不過在那個時候，韓國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仿製先進的產品，也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追求生活中更精緻的事物（音樂、時尚品、書籍）。但是，這個國家還沒有先進到可以提出原創的構思，然後去研發及擁有國際專利、版權和商標。　　今日，韓國已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國家之一，躋身美國專利局每年頒發專利件數排名前五名的國家之列。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前，韓國一直是靠「逆向工程」。我朋友會買小型工作室的「仿冒」電腦；這些小工作室把IBM的機器拆開，仿製零件之後再組裝起來。商標也是如此。在那個時期，韓國是世界「盜版首都」之一，大量製造假的耐吉球鞋和LV名牌包。那些稍微有點良知的人就做起幾近仿冒的商品，有的鞋子的商標看起來像「Nike」，但寫的其實是「Nice」；或者鞋子有著耐吉向上勾的商標，但上頭卻多了分叉。仿冒品通常不會被當成真品販售，消費者很清楚買的是贗品；他們要的是一種時尚宣言，而不是誤導。版權也是如此。今日，韓國出口大量的產權物品，而且數量持續增加（電影、電視連續劇、流行歌曲），但是那時候進口音樂（黑膠唱片）、影片（錄影帶）非常昂貴，幾乎沒有人可以買得起實品。我們是聽盜版的搖滾樂唱片長大的，我們稱之為「天婦羅店唱片」，因為音質差到好像有人在幕後炸東西一般。至於外國書籍仍然是大部分學生無法負擔的，我來自於一個願意投資教育的富裕家庭，確實擁有一些進口書，但是大部分的英文書也都是盜版的，當初我如果沒有那些非法的書籍，是絕對進不了劍橋，也無法在劍橋生存的。　　一九八○年代末期，當我完成在劍橋的研究所課程時，韓國已經成為一個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國家。最明確的證明就是，歐洲各國取消對韓國人入境簽證的要求，無論如何，在那時，大部分韓國人沒有理由會想要非法移民。一九九六年，韓國甚至加入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這個富裕國家的俱樂部──並宣稱自己已經「躋身」富裕國家之列；只不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席捲韓國，令這樣誇大的說法大大洩了氣。自從那場金融危機以來，韓國的景況若以其高標準來看並不理想，主要是因為這個國家過度熱情地擁抱「自由市場準則」模式，不過這是後話。　　不管韓國最近面臨什麼問題，過去四十五年來經濟成長和隨之帶動的社會轉型，著實令人瞠目結舌。韓國原本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列，蛻變成人均收入與葡萄牙和斯伐洛克並駕齊驅的國家。韓國的出口大宗本來是鎢礦、魚類和真髮製成的假髮，一躍成為高科技的強國，對全世界出口時尚手機、平面液晶電視機。由於營養和醫療照護改善，今日在韓國出生的孩童，比一九六○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多出二十四年的壽命（平均壽命預期為七十七歲，而不是原本的五十三歲）。初生兒在第一年中死亡的比例，從原本每千名七十八人降低為五人，傷心欲絕的父母人數也因此大為減少。在這些「生命──機會」指標中，韓國的進步就有如海地變成瑞士一般，這些「奇蹟」是如何辦到的呢？　　對大部分的經濟學家而言，答案非常簡單，韓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遵循自由市場的結果。韓國信奉健全貨幣（低通貨膨脹）、精簡政府、私營人企業、自由貿易和友善外資的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新自由經濟」。　　新自由經濟是十八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其追隨者自由經濟的更新版，最早興起於一九六○年代，自一九八○年起就一直是經濟觀點的主流。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自由經濟學家相信，在自由市場無限制的競爭，是組織經濟最好的方法，因為這會激發出每個人最大的效率。政府干預被認為是有害的，因為不管是透過進口管控，還是採取壟斷的方式，都會使得潛在競爭者加入市場受限，進而降低競爭的壓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支持的事情當中，有些是舊自由主義學者不支持的──最明顯的是某種型態的壟斷（例如專利權，或中央銀行對銀行發行票據的壟斷），和政治民主。但一般說來，他們和舊自由主義一樣，對於自由市場懷抱熱情。儘管過去二十五年來，開發中國家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接二連三出現許多令人失望的結果，因而造成一些「苦惱」；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放鬆管制、私有化和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自一九八○年代起一直維持不變。　　富裕國家的政府更對開發中國家推展新自由主義的理念；這些富裕國家以美國領軍，並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這些他們掌控的國際經濟組織──也就是所謂的「邪惡三角」──居間調停。這些富裕國家政府以金援預算和進軍其國內市場為餌，誘使開發中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這樣的做法有時是為了圖利特定的遊說公司，但通常是為了在開發中國家營造友善外國貨物和投資的環境。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這些國家的貸款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求這些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世界貿易組織更從旁協助，在富裕國家比較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在他們比較弱的領域（例如：農業或紡織業），制定對他們有利的自由貿易規則。這些政府和國際組織廣為理論家支持，其中有些是訓練有素的學者，這些人理應知道自由市場的極限，但是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卻往往忽視這些限制（特別是發生在一九九○年代，他們對前共產經濟體提出的建議）。這些機構和個體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由金錢和權力支撐的金融 ──智識組織。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會讓我們以為，韓國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八○年代這段神奇的歲月，追求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然而，事實完全不是如此。過去數十年間，韓國政府其實在民間顧問的建議之下，選擇特定新的產業扶植；並且透過關稅保護、補貼，以及其他方式提供政府支援（例如由國家出口部門提供海外行銷資訊的服務），直到他們「成長」到足以與國際競爭抗衡的程度。政府擁有所有的銀行，因此可以主導企業的命脈──信用。有些大的企畫案就直接由國營企業接手──鋼鐵製造商南韓浦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這個國家以務實的態度看待國營事業的議題，而不是意識形態。如果私人企業運作良好，那就沒有問題；如果他們不投資重要領域，那麼政府也會毫不考慮的成立國營企業；如果私人企業管理失當，政府常常會接管、重整，並通常（但不是絕對）再把他們賣掉。　　韓國政府對於稀有的外匯市場也有絕對的掌控權（違反外匯管制有可能被判處死刑），加上政府謹慎設計運用外匯的優先名單，以便確保辛苦賺來的外匯可用來進口重要的機器和工業設備。韓國政府也同時嚴控外國投資，根據國家發展規劃的進展，某些領域會展開雙手熱忱歡迎外資，但某些產業卻完全緊閉大門。政府對於外國專利權也抱持鬆散的態度，鼓勵「逆向工程」，對於「剽竊」專利產品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大眾總以為韓國自由貿易經濟體是靠著成功的出口起家的。但是出口的成功並不需要自由貿易，日本和中國就是如此。韓國早期靠著出口產品──像簡單的衣服和便宜的電器──是為了賺取強勢貨幣，以便為更新、更複雜的產業添購必需的先進科技和昂貴的機器。同時，政府推出關稅保護和補貼政策，不是為了保護產業永遠免於國際的競爭，而是給他們時間去吸收新科技和建立新的組織能力，直到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為止。　　韓國的經濟奇蹟是因為結合市場鼓勵措施和國家指導這樣明智、務實的作法。韓國並沒有像其他共產國家一樣打擊市場，然而，也不會盲目崇拜自由市場。韓國雖然認真看待市場，但其政策也肯定必須經常透過干預來進行修正。　　現在，如果只有韓國是透過「異端的」政策致富，自由市場大師們或可將此斥為特例。然而，韓國並非特例，就如我將在稍後所說的，當今所有已開發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這些理應是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堡壘），賴以致富的政策都有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　　今日富裕國家採用保護和補貼政策，歧視性的條款不利於外國投資者──全都是今日經濟正統和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之類的多邊協議所嚴禁，也為援助者及國際金融組織（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所排斥的。少數國家的保護措施並未過當，例如荷蘭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瑞士，但以其他方式脫離正統，如拒絕保護專利（將在後面的章節詳述）。當今富裕國家對於外國投資、國有企業、總體經濟管理和政治機構的相關政策，在在顯示和今日正統的經濟論點有著明顯的差異。　　但是，如果果真如此，富裕國家怎麼不建議現今開發中國家採取對他們自己這麼有利的政策？為什麼反而營造資本主義歷史的假象，而且還是一個不好的假象呢？　　在一八四一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批評英國自己透過高關稅和大量的補貼方式，攀上經濟的巔峰；但卻鼓吹其他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他指控英國在攀到世界經濟巔峰的地位後，一腳「踢開階梯」。「這是相當顯而易見、而且聰明的做法，任何人只要達到卓越的巔峰，便會踢開讓他達成目的的階梯，以防他人跟上來。」　　今日，富裕國家確實有些人鼓吹貧國採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想要掌握這些市場更大的佔有率，並以先發制人的策略防止潛在的競爭對手崛起。他們形同是說「照我們所說的做，而不是效法我們以前的作為」；就跟「壞薩瑪利亞人」一樣，從別人的困境中攫取好處。*但最值得憂心的是，現今許多的「壞薩瑪利亞人」並不了解他們的政策傷害了這些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完全被改寫了，以致富裕國家很多人並沒有察覺，對開發中國家推薦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歷史，其實含有雙重的標準。　　* 故事起源於聖經「好薩瑪利亞人」的寓言。在那則寓言裡，大家總認為薩瑪利亞人冷酷無情、會佔陷入困境者的便宜；儘管這樣的刻板印象，一名遭到攔路搶劫的男子卻受到「好薩瑪利亞人」的協助。　　我並不是指哪裡有個邪惡的祕密委員會，把照片裡頭不受歡迎的人物逐一塗抹掉，試圖重寫歷史。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而以現在的觀點重新解讀過去的軌跡，也是一種人性。富裕國家經過時間的歷程，逐漸地、下意識地重寫自己的歷史，以更加符合他們現在看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歷史真相──這點和現代人對於「義大利」（一個直到一八七一年才存在的國家）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墨，或把那些說法語的挪威人（諾曼征服者之王）納入「英國」國王和皇后之列的說法，有許多相同之處。　　結果，那些壞薩瑪利亞人滿心以為他們國家當初就是靠著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崛起的，因此也誠摯地大力推薦貧國採取。但是，這樣的美意事實上卻令他們的生活更加困窘。這些壞薩瑪利亞人的問題，有時候會比那些「踢走階梯」的人更嚴重，因為自以為是的人往往比利己主義者更為頑固。　　所以，我們要如何勸阻壞薩瑪利亞人，無論其立意為何，都不要傷害這些貧國？他們應以什麼取而代之？這本書將對當前世界局勢和對歷史的分析、未來時勢的預測，以及對於改變的建議提供一些解答。　　

内容概要

　　為提早面對競爭，你會讓六歲兒子去找工作（自由貿易）？還是繼續求學（保護主義）？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邪惡三位一體？　　佛里曼說：「世界是平的」。本書告訴你：「平的世界背後是赤裸裸的謊言」　　張夏準，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者，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本書授權十餘國：英國、美國、台灣、中國、南韓、義大利、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印尼、拉脫維亞。漂亮的銷售成績，讓他躋身暢銷作家之列。　　揭開資本主義的幕後祕密：英、美等國過去依賴高門檻保護措施創造經濟霸權，在成功前從未實施自由貿易，卻枉顧自身經濟成長歷史，施壓發展中國家走未經驗證的路。富國為何要向貧國洗腦：「自由貿易必定致富」？　　一九八○年代以來，全球奉行自由市場的核心信念。但我們似乎忘了，台灣、日本及南韓皆是在政府干預及保護下實現經濟奇蹟。就連歷史上最成功的兩大經濟體：英國及美國，也深具保護主義色彩。　　不幸的是，這些攀上富裕巔峰的富國和機構，為了防止開發中國家依循其保護政策的成功模式，會成為自己的競爭者，於是把當初賴以發跡的「階梯」一腳踢開，成為「壞薩瑪利亞人」，宣稱自由貿易是致富的關鍵，主張降低關稅、放寬外資規範、開放資本市場、民營化國有企業……，以構成一個全球平等的貿易市場。因此，自由貿易實際上只是富國在「競技場平等化」的大名之下，所建立的一個圖利本身的新國貿系統。　　作者張夏準是劍橋大學的韓裔經濟學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以透明的經濟發展史、鮮明的對比分析及可靠的數據，一一揭露被掩蓋遺忘的致富進程。揭示英美歷史上的高額關稅、減少外資規範背後的陰謀、開放資本市場所帶來的金融風暴，一再提醒我們自由貿易絕非萬靈丹，同時也不見於這些富國經濟發展的歷程。

作者简介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韓裔經濟學者，過去二十年來教授和研究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相關議題，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他曾為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聯合國各機構、以及巴西、加拿大、日本、南非、以及英國和委內瑞拉等國家擔任顧問。發表的文章和著作為數眾多，其中包括《踢開梯子：歷史觀點的發展策略》，這本書於二○○三年贏得謬爾達獎（Myrdal Prize），並翻譯成七種語言。二○○五年，他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理查．尼爾森（Richard Nelson）共同獲得列昂替夫經濟學獎（Leontief Prize）。自一九九二年起，他便參與《劍橋經濟期刊》的編輯團隊。

书籍目录

瞿宛文推薦文：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謝辭序　言　莫三比克的經濟奇蹟怎樣逃脫貧窮第一章　重探凌志與橄欖樹有關全球化的迷思和事實第二章　丹尼爾．狄福的雙重人生富國如何致富？第三章　我六歲的兒子應該找個工作自由貿易是萬靈丹嗎？第四章　芬蘭人和大象我們應該管制外資嗎？第五章　人們互相剝削私營企業好，公營企業就不好嗎？第六章　一九九七年的視窗九八「借用」點子不對嗎？第七章　不可能的任務？財政穩健政策會太過頭嗎？第八章　薩伊與印尼我們應該對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國家置之不理嗎？第九章　懶惰的日本人和不老實的德國人有些文化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後　記　聖保羅，二○三七年十月情況會好轉嗎？註釋譯名對照表

章节摘录

　　推薦文：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這是一本很有趣很好讀的書，經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多半沒能力寫出這麼通俗易讀的書。不過，這本書更重要的價值當然還是在於它的內容及所傳達的訊息。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主張。既然它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近二三十年來，早已隨著全球化自由化的風潮而深入人心，對其提出通俗易懂的批判，也是極為需要的工作，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在國際經濟學界中，南韓出身的張夏準已是現今經濟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學者之一。他在劍橋的博士論文是對產業政策理論很完整的整理，出版後即廣受注目並讓他在劍橋順利得到教職。其後他持續發揮無窮的精力，從各方面推展對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除了就當前重要理論議題進行論辯之外，更是聚焦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議題，參與各回合的重要論戰，企圖影響經濟政策以幫助後進國家的發展。再則，他積極進行推廣工作，譬如持續在劍橋舉辦非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年輕學者的夏令營等，並且勇於面對社會，廣泛參與媒體活動（讀者可在youtube上找到他的身影）。他也已經出版了數量驚人的理論性及通俗性的著作，可稱的上著作等身。　　他這本書是處理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討論主軸聚焦於當今主流的經濟思潮與政策處方，對其提出批判，並藉此推出另類方案。　　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成為世界主流，其認為市場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則越少越好，這思潮配合著「全球化」的現象，好似成為必然的趨勢。正如凱因斯所強調，理論會有極大的影響力，當眾人都相信「市場越自由越好」，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時候，這對政策具有極大的推力，會高度影響經濟走向。　　不過，不需要研究思想史，也會知道經濟思潮也會有流行，流行會有變化。只是在流行的當時，眾人會認為主流思潮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要瞭解思潮的變化，更必須瞭解這變化的來由，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了思潮的變化。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逐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獨立之後就面臨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戰後初期二十多年間，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超強。美國當時國力極為雄厚，為了冷戰考量，就極力幫助西歐及日本恢復經濟，作為其盟友。同時，美國也對後進國家（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東亞）開放市場，並且給予後進國家採取保護政策的空間。　　和這時期相配合的經濟理論，則是凱因斯學派及結構學派。凱因斯認為自由市場自我矯正的機制常會失靈，因而導致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同時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也困陷其中無法自拔。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潮，正是那認為市場機制永遠能夠自我矯正的自由放任理論，因而不能承認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凱因斯因此發展出一套解釋市場為何無法自我矯正的理論，並提出可藉由政府政策調節總體需求，來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政策處方。凱因斯學派在戰後初期成為學界主流，配合著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大資本與大工會的社會契約，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戰後黃金二十年。　　凱因斯學派適用於成熟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而對於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這部分，與其相配合的則是結構學派理論。這學派強調後進國家結構上的問題，即後進國家多缺乏完備的市場及配套制度，私人投資風險高，因而必須依賴政府干預，來將投資風險社會化，才能推動投資，因而推動發展。而政府干預則包括推動國內投資的產業政策，及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及外資政策。因此，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給予自主政策空間，且得到當時經濟理論的支持，後進國家如台灣得以保護國內市場，對外資給予各種限制，並且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美國越戰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模式開始出問題，通貨膨脹加上成長停滯，使得凱因斯處方的效力逐步降低。因此一九七○年代成為左右派大爭論的時代，不過最終以右派全面勝利收場。這勝利同時表現在政治及主流經濟論述上，保守政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從此又居領導地位。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與一九八○年美國雷根總統的上台，開啟了在全球全面推動自由化的時代。國內政策方向包括減弱社會福利體制、私有化公營事業、壓抑工會、解除或放鬆管制，其中包括解除對金融事業（從經濟大恐慌之後開始施行）的管制。　　這些思潮的變化對於後進國家也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歐美主流思潮仍然持續在引領著後進國家，至今仍是如此，因此新自由主義也隨著成為後進國家的主導思潮。再則，此次歐美先進國家開始對後進國家經濟政策進行高度干預。很多後進國不慎在一九七○年代借貸了過多石油美元貸款，在一九八○年代陷入外匯及外債危機，需要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歐及日本經濟不單早已恢復，甚至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領先位置，還記得那是「日本第一」還是話題的時代。此外東亞四小龍也已藉由出口到美國歐洲，而快速提升了所得水準，開始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禍首之一。因此，美國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再是冷戰初期那個對後進國開放市場的超強霸權，而開始反過來要求後進國家對先進國開放市場。　　一九八○年代因此以華盛頓共識的盛行著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所有需要援助的後進國家，要求其採取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取消貿易保護、對內取消管制）、私有化公營事業、緊縮財政（取消對中下層的各種補貼）等。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強運用其單邊強勢力量，採用三○一等條款做為政策工具，要求出口國家加速對其開放市場，尤其是要對美國的華爾街資本開放。另一方面，協同西歐開始加強原先既有的關貿總協，最終使其正式成立為世界貿易組織。雖說這世貿組織的宗旨，是要使得世界各國能在公平的貿易競爭平台上競爭，雖說對後進國家容許某些不同待遇，但仍然剝奪了後進國家諸多保護產業的政策空間。　　不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是否能夠使得後進國家成功的發展經濟呢？就實際成果來看，答案恐是否定的。東亞國家的戰後發展成績最優，但其成功卻是依賴各種具高度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政策背後則是對其中間原料產業的保護與扶植，並配合著內銷貼補外銷的體制。拉丁美洲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度依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成長率不單遠不如東亞，甚至不如自己早期進口替代時期的成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兩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帶來了對主流經濟理論的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過程有國家高度的干預，並不是依靠自由放任，而他又在金融危機時，擔任起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推動自由放任的美國，確實放任了他的金融產業危害全球經濟。這些最新發展當然削減了新自由主義的權威。　　以上的敘述介紹了張夏準寫這本書的背景。他主要是針對當今關於經濟發展的各種迷思，一一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非「必然」。要認識到其「非必然」，才能重新檢討經濟政策，進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在第二章中，他則回到歷史，指出先進國，尤其美國及英國，都曾在崛起階段採取貿易保護政策。而這樣的作法，實在是源於發展的鐵律，即後進國既然落後於先進者，其在發展產業之初，其產業必然是幼稚產業，需要在保護下才能走過學習階段，生產力提升後才能到國際市場競爭。先進國現在要求後進國不能進行保護，說是保護會帶來怠惰，這實在是一種先行者「踢開梯子」的不良作為。張夏準先前的一本書就是以「踢開梯子」為名，討論先進國早先運用保護政策的發展歷史。在第三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來呈現幼稚工業的邏輯。即他是否應該讓他六歲兒子找工作賺錢（盡早面對競爭不受呵護了），還是繼續求學（受保護下學習）。這也是這本書的長處，作者不斷以各種生動的比喻，來指陳新自由主義說法的謬誤。　　作者基本認為要求先進國與後進國「公平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要求，因為兩者的條件如此的不對等，生產力上的差距如此顯著。因此較為合理且「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應該是不對等的，意即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應主要適用於先進國之間，而不是先進與後進國之間，應該讓後進國家施行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的空間。　　第四章則討論外資的角色。流行的看法是外資會帶來進步。但作者引用各種歷史證據，顯示只有在地主國依據自身需要來規範外資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才會發揮正面作用，南韓與台灣當然是重要例證。第五章則檢討一般認為只有私營企業才會有效率的迷思。實際上，後進國家因為缺乏完善市場制度，越落後則對投資的干預越難以避免，國營事業確實曾在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先進國）發展歷史上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同時管理國營事業的困難處，與管理大型私營企業有共通之處，並非其獨有。這當然並不表示國營事業不會出錯，而是不應認為民營化必然會比較好。　　第六章則探討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流行的說法當然是要保護智財權。只是若從歷史來看，先進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擇手段去取得領先者的技術，可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譬如十八世紀時，美法德各國想盡辦法偷取英國紡織技術，而英國則忙著頒佈禁止技術工人外移及機械出口的禁令。再則，即使就經濟理論而言，專利保護本就是折衷作法，既有的發明的傳播成本近乎零，而傳播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零，限制傳播會犧牲傳播可能帶來的福利，只是為了提供發明者的報酬與發明誘因。作者關心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從這角度看，如果一定要後進國完全遵守智財權，則是要求後進國來資助先進國的知識生產，這實在是說不通的道理啊。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應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作者在第七章檢討華盛頓共識中的「緊縮財政」要求。近來，或許配合著越來越強勢的金融產業的要求穩定的需求，壓低通貨膨脹率幾乎成為神聖的目標，因而普遍要求政府達到預算平衡，這就高度壓縮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惡性通膨當然不可取，但在其與近零通膨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應可容許財政與產業政策發揮較多功能。更何況，先進國在要求後進國採緊縮財政之餘，自身也常作不到。　　這也牽涉到民主的問題。低通膨的規律性要求，壓縮了政策空間。作者認為要求央行獨立於政治、採規律性作法（非選擇性作法），不也是否定「民主」的作用？亦即流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多強調應遵循經濟規律，政府不應隨便干預，那民主為何？在第八章中，作者正面討論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問題。近年來，新保守派提出的新說法是後進國家不發展，是因為他們貪污腐敗不民主，並用這理由來為新自由主義處方成績不佳作辯解。世界銀行也開始以貪污理由來終止一些計畫。作者在此章開頭就列了一個對比，莫布托的剛果和蘇哈托的印尼，政權都維持三十餘年，且都有嚴重的貪污，但是在其間前者的人均所得降低三倍，後者提高三倍。貪污對經濟的影響，要看貪污行為的型態與管道，結果可以有很大差異。同時回到歷史，譬如美國也曾有過貪污嚴重的階段。再則，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為避免貪污而加強依賴市場，常意味著公私部門更多的互動與貪污的機會。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是個複雜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可促成民主，但作者認為他們的主張其實是「民主只有在不抵觸自由市場時才可被接受」。作者在書中指出民主一人一票與市場一元一票的基本矛盾，而這矛盾也可以說明為何先進國在發展過程中，選舉權以男性有財產者優先，再以很緩慢的速度擴散到其他人。　　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否可歸因於文化問題？有些民族就是比較懶？作者在第九章討論敏感的文化因素論，這在文化衝突論盛行的今日也成為流行。不過，作者發揮他從歷史中找材料的長處，找到很多有趣的案例。譬如外國訪客在二十世紀初，認為日本人懶散容易滿足，英國訪客在十九世紀覺得德國人不老實、懶散且很情緒，這些當然和今日世人對日德文化的印象不符。其實，若認真察看歷史，就會理解所謂文化是會改變的，會在不同的制度下發揮不同的效能。把文化本質化就可能會得到危險不合理的答案。　　作者的原書名為《壞撒瑪利亞人》，還是想到理念的力量，認為很多人會贊成新自由主義的說法與政策處方，是在認識上被誤導，誤以為這流行的思潮是真理。當眾人發現在理論上、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新自由主義並不合理，或許會改變想法，轉而贊成作者所提出的看法。因此作者才有努力寫書闡明道理的動力。筆者也希望此書作者的努力會得到他預期的作用，讓後進國多些自主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的後進國家能夠像東亞一樣成功的發展經濟，這世界才有可能變得較為平等。對於已經脫離貧窮但尚未躋身先進國的台灣，重新溫習我們如何走過來，在這個升級轉型時刻，也是很重要的思想整理工作。　　內文試閱：　　第三章　我六歲的兒子應該找個工作－－自由貿易是萬靈丹嗎？　　我有一個六歲的兒子。他的名字叫鎮圭。他和我同住，但其實已具謀生能力。我負擔他的住宿、飲食、教育和健康醫療費用。但數百萬名跟他同年的孩子已在工作。十八世紀的丹尼爾．狄福認為孩子四歲就能謀生。　　況且，工作對鎮圭的人格發展或許有很多好處。現在他活在一個對金錢價值完全沒有概念的經濟泡沫裡。他母親和我努力工作，好讓他能夠無所事事地安然度日，免於嚴酷現實的打擊，但他一點也不感激。他受到過度的保護，需要面對競爭才能成為更有生產力的人。想想看，他面對的競爭愈大、愈快通過考驗，未來就愈有發展。這樣的競爭壓力之下，他會鞭策自己為辛勤工作做好心理準備。我該讓他退學找個工作。如果不合法，或許可以搬到一個還容許童工存在的國家，給他更多的就業選擇。　　我敢說你們一定認為我瘋了。短視、殘忍。你告訴我，我必須保護和養育孩子，如果我讓鎮圭六歲就進入勞動市場，他可能會變成精明的擦鞋童，或甚至生意興隆的街道小販，但絕不可能成為腦科醫生或原子物理學家──我至少得再保護和投資他十多年才能實現。你爭辯說，即使從純唯物主義觀點，與其不讓他上學，對省下來的學費洋洋得意，還不如投資教育要明智得多。畢竟，如果我是對的，奧利佛．特維斯特幫費金扒竊會好得多，總強過為「好薩瑪利亞人」布朗樂先生所救，因為布朗樂這樣做，反而剝奪了這個男孩在勞動市場中維繫競爭力的機會。　　然而這種荒謬的論證方式，本質上跟自由貿易經濟學者合理化開發中國家快速、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的方式如出一轍。他們聲稱，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者現在面對的競爭壓力愈多愈好，因為這樣有助於刺激他們為了生存而提高生產力。相對的，保護措施只會造就自滿和怠惰。他們還主張，這樣的壓力愈早面對，對經濟發展愈有利。　　可是，「誘因」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能力」。如果鎮圭六歲就退學，即使給他兩千萬英鎊獎金，或拿個槍頂著腦袋威脅，他也不可能擔當腦部手術的大任。同樣地，開發中國家的工業若太早面對國際競爭，將無法倖存。他們需要時間精通先進科技和打造有效的組織，以提升本身的能力。誠如我在前一章提過，這是「初生產業保護論」的精髓──這套理論最初是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他前後幾任決策者都有引用。　　不用說，我為鎮圭提供的保護（如初生產業論本身所言）不應用於保護他永遠免於競爭。讓他六歲工作是錯的，但在他四十歲時還提供資助亦然。他終須離家進入廣大世界，找份工作、獨立生活。他只在培養能力時需要保護，讓他有機會勝任一份滿意和報酬不錯的工作。　　當然，有如父母養育子女，對初生產業的保護也可能出錯。就像有些父母過於保護，政府也可能過分放縱初生產業。有些孩子不願為成年生活做好準備，就如同政府對初生產業某些公司的支援遭到浪費一樣。某些子女會略施手腕，要求父母在他們成年後繼續提供支援；有些企業則以取巧遊說的手段，延長政府的保護。但是不健全家庭的存在本身，幾乎不能作為反對保護的立論。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為保護初生產業的失敗案例，而質疑保護策略本身。保護主義的負面例子僅僅告訴我們政策運用必須明智的道理。　　自由貿易無效　　自由貿易是好的──這是新自由派正統的核心教條。對新自由主義論者而言，沒有比這更不言自明的主張。威廉．畢特教授──我在劍橋曾和這位卓越的學者共事，他也曾任歐洲重建和發展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簡潔扼要地這樣表示︰「記著，單方貿易自由化不是一個應該提供補償的『讓步』或『犧牲』，這是開明的自利行為。互惠的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提升獲利，但不見得是為了眼前的獲利。經濟學的真義就在此。」新自由正統派對於自由貿易的價值深信不疑，甚至可以這個核心信念作為界定新自由經濟學家的標準。你可能質疑（如果不是全然否絕的話）新自由主義論者論述的任何其他要素──開放資本市場、強大的專利權或甚至民營化──但仍在新自由主義的殿堂之內。不過，一旦你反對自由貿易，那麼形同自我放逐。　　「壞薩瑪利亞人」基於這樣的信念，竭盡全力把開發中國家推往自由貿易──或至少自由度遠高於以往的貿易。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之中，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已大幅度自由化。他們最初是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世界債務危機爆發之後，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推動。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開辦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有了更具決定性的力量。約在過去十年期間，雙邊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亦已激增。令人遺憾的是，誠如我在第一章提過，開發中國家在這時期儘管（或在我看來，是因為）大規模進行貿易自由化，但表現卻十分黯淡。　　墨西哥的故事──自由貿易陣營的代表國家──尤其明顯。如果有任何開發中國家能因自由貿易致富，那應該是墨西哥。這個國家比鄰世上最大的市場（美國），並從一九九五年起與美國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在美國也有大批移民人口，提供檯面下重要的商業聯繫。不像很多其他更窮的開發中國家，墨西哥具備廣大的技術工人、能幹的管理人員，和開發程度相對較高的實體基礎建設（道路、港口等）。　　自由貿易經濟學者辯稱，墨西哥因自由貿易加速成長獲益。的確，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一九九四年到二○○二年間，墨西哥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以每年百分之一點八比例成長，大幅超越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這十年間的千分之一的成長率。但墨西哥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前的這十年，也是他們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投入新自由主義的懷抱後，大舉擴大貿易自由化的十年。所以貿易自由化也該為千分之一的成長率負責。　　墨西哥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期間辛苦打造的工業，在八○年代和九○年代大規模貿易自由化之中徹底瓦解。結果可想而知，經濟成長停滯，工作機會喪失及工資降低（薪資較高的製造業工作消失）。農業部門也受到有補助的美國產品嚴重打擊，特別是玉米──大多數墨西哥人的主食。更雪上加霜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正面效應（就增加對美國市場出口而言）在最近這幾年已失去動力。二○○一年到二○○五年間，墨西哥的成長表現低劣，平均每人所得年成長率僅百分之○點三（整整五年只有增長百分之一點七）。相對地，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期相比，在進口替代工業化「糟糕的老日子」（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二年）期間，墨西哥的平均每人所得成長快速得多──平均每年百分之三點一。　　墨西哥這個過早全面貿易自由化的失敗案例尤其明顯，但還有其他案例。在象牙海岸，繼一九八六年關稅削減百分之四十之後，化學、紡織品、鞋業和汽車工業實際上已經崩潰，失業陡增。在辛巴威，繼一九九○年貿易自由化之後，失業率從百分之十跳升至百分之二十。曾有人盼望，許多企業因貿易自由化而破產，所釋出的資本和勞動資源可為新的企業吸納。這希望無法充分實現。難怪成長消散，失業陡增。　　貿易自由化也製造其他問題。關稅降低時，政府預算壓力隨之增加。這個問題對比較窮的國家尤其嚴重，因為他們缺乏收稅能力，關稅是最易徵收的稅款，他們極其仰賴關稅（佔的比例有時超過政府整體稅收的百分之五十）。因此，許多開發中國家在大規模貿易自由化之後，都得巨幅調整財政──國際貨幣基金最近一份研究報告也透露，過去二十五年間，徵收其他稅款能力不足的低收入國家，因貿易自由化失去的稅收當中，可以其他稅款填補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此外，貿易自由化造成商務活動較不活絡以及失業率高漲的問題，也會減少政府的所得稅收。當國家面臨國際貨幣基金要求削減預算赤字的龐大壓力，稅收減少意味政府得大幅縮減支出，往往犧牲教育、保健和實體基礎建設等關鍵領域，損及長期成長。　　對八○年代某些開發中國家，逐漸進行某種程度的貿易自由化，可能會是完全有利、甚至是有必要的──我想到的是印度和中國。但貿易自由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卻非常快速、沒有規劃、以偏概全。只是要提醒讀者一下，在保護主義進口替代工業化這段「糟糕的老日子」期間，開發中國家的平均成長率，雙倍於今日暢行自由貿易的時代。對開發中國家來說，自由貿易絕對無效。　　貧乏的理論，貧窮的後果　　自由貿易經濟學者覺得這一切實在難以置信。自由貿易政策這樣經過事實驗證的理論（就像畢特教授所言：「經濟學的真義就在此。」）之下，國家的表現怎麼會如此糟糕？但他們不該訝異，因為他們的理論有些嚴重的限制。　　現代自由貿易理論是以所謂的赫克舍─歐林─薩繆爾森理論（ＨＯＳ理論）為基礎。* ＨＯＳ理論源於大衛．李嘉圖的理論，我在第二章有介紹性的描述，但它和李嘉圖理論有一決定性的差別。它假設比較優勢源於各國受惠於「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相對差異性，而非如李嘉圖理論所言各國在科技發展上的差異。　　根據自由貿易理論，無論李嘉圖或ＨＯＳ的版本，每個國家都有某些產品的「比較優勢」，就定義而言，也就是比其他國家更擅長生產某些東西。*根據ＨＯＳ理論，國家較為密集利用他們較富足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也就是他們的比較優勢所在。所以即使如德國──這樣一個資本較勞動力相對富足的國家──可以比瓜地馬拉更便宜的成本生產汽車和填充玩具，但若把生產要素投入汽車工業，因其生產過程可以比較密集地利用資本，對他們會比較有利。瓜地馬拉──儘管汽車和填充玩具兩方面的生產效率都低於德國，仍應專攻填充玩具，因其生產過程利用勞動力多過於資本。　　一個國家愈是奉行其比較優勢的先決模式，消費能力就愈高。這可能是由於自身生產量的增加（本身具比較優勢的產品），並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和專攻不同產品的其他國家貿易量增加。一個國家如何做到這一點？答案是保持現狀。當企業能自由選擇時，會合理地（像魯賓遜．克魯索一樣）專攻本身相對擅長的領域，並與外國業者交易。有鑑於此，隨之而來的主張是：自由貿易是最好，以及貿易自由化（即使只是單方面）是有益的。　　但是ＨＯＳ理論的結論，卻完全根據生產資源能在經濟活動之間自由移轉的假設。這項假設意指，任何一項經濟活動釋出的資本和勞動力，能立即、且無須耗費成本地，為其他經濟活動吸納。由此假設──經濟學者稱之為「完美要素移動性」──改變貿易模式的調適不會造成問題。如果一家鋼鐵廠因政府調低關稅，鋼品進口增加而關閉，鋼鐵工業運用的資源（工人、建築物、高爐）將被用於其他相對更有利潤的產業（相同或更高生產力水準的，因此獲利更高），譬如電腦業。這個過程中沒有人會蒙受損失。　　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生產要素無法於需要時任意轉變形式。它們通常有固定的實體特質，很少有各行各業可以「通用的」機器和技術工人。鋼鐵廠破產後的高爐，無法改裝為製造電腦的機器，煉鋼工人也沒有電腦業需要的技能。除非經過重新訓練，否則煉鋼工人只有一直失業下去的份。他們頂多屈就其他技術要求低的工作，徹底浪費原有的技能。一九九七年的英國熱門喜劇電影《脫線舞男》便尖銳地凸顯出這種現象，劇中六名來自雪菲爾德的失業煉鋼工人成為脫衣舞男，努力重建他們的生活。改變貿易模式──無論是由於貿易自由化，或更具生產力的外國生產者興起──都有明顯的贏家和輸家。　　大多數自由貿易經濟學者都能接受貿易自由化各有輸贏的事實，但爭辯這個事實的存在，不能成為反貿易自由化的論據。貿易自由化帶來整體利益。當贏家的收穫超過輸家的損失，便能彌補輸家所有的損失，還能為自己留點報償。這被稱為「補償原則」──若經濟變動下的贏家能完全補償輸家並還剩一些，那麼變動就是值得的。　　這條路線論證的第一個問題是，貿易自由化不一定會帶來整體利益。即使過程中有贏家，他們的收穫也可能少於輸家的損失──例如，過去二十年許多開發中國家推行貿易自由化的後果就是如此，經濟成長率降低，或甚至造成經濟萎縮。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迪格里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杭士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　　馬丁．沃夫（經濟學大師）　　陳鳳馨「財經起床號」主持人　　鄭村棋「飛碟午餐」主持人　　強力推薦　　瞿宛文（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　　專文導讀　　◆一本充滿智慧、活力以及具有爭議性的著作，讓我們透過嶄新的視野來看待全球化。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清晰易懂且論述深刻，並輔以生動的例證

编辑推荐

　　本書特色　　＊經濟學領域新崛起的傑出作者，正面抨擊《世界是平的》自由貿易的正統說法，清新而和一般大眾想法相反的世界資本主義史。　　＊作者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家」　　＊封面以「糖衣」的概念來設計：以糖色的書衣包裹書，打出三個洞，顯現底下陰暗的黑色書封，來分別代表三大組織（WTO、IMF、Wor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