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全球化危機

出版时间：2011-5-4  出版社：天下雜誌  作者：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页数：288  译者：洪慧芳  

前言

　　推薦序　　扭轉失靈的新思維　　陳添枝　　二○○八年次級房貸風暴對金融管制和全球治理的思維產生巨大的衝擊，這本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的「史迪格里茲報告」，將是新思維形成中一份重要的文獻。　　這次金融風暴規模巨大，影響深遠，而且最諷刺的是：風暴起源竟是自認為金融體系最健全、金融管制最完善，常常以自己為模範要求開發中國家效法的美國和歐洲。許多人把這次金融風暴和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相類比。在大恐慌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金融業採取嚴格的管制，以美國的格拉斯─史蒂格法（Glass-Stegall Act）為代表。這個嚴管強制的環境使金融業在此後半個世紀內沒出過什麼亂子，全球經濟的發展也獲得空前的繁榮。然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個嚴格保守的環境開始被一步步地拆解，各種解除管制、鬆綁法規的措施，自美國開始逐漸流行於全世界。　　解除管制的目的，是使資金的槓桿可以加大，資金運用的效率得以提高。槓桿加大勢必也使風險加大，但各種奇特的金融創新，似乎可以使風險消失於無形，或者使人相信風險可以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堅持不斷鬆綁的人認為，不論風險有多大，市場都可以吸納和調節；如果市場的交易者無法處理風險，這些人會自動被市場淘汰，因此存活的人都有承擔風險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替他們擔憂。史迪格里茲把這種意見稱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他們對市場的機能有無可救藥的信心。　　史迪格里茲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指出金融市場有非常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買方和賣方（或者借方和貸方）對金融商品隱藏的風險並無完全且一致的資訊，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是「基本教義派」所相信的有效率市場。在經濟學裡，當資訊存在不對稱的問題時，市場會出現「失靈」。次級房貸風暴就是典型的市場失靈。　　一個失靈的金融市場，喪失了它的基本功能，無法有效導引資金的分配。晚近的金融市場，已經不是資金分配的市場，而是金融商品的市場，令人眼花撩亂的金融新商品使市場的交易量不斷擴大，交易頻率不斷增加，交易收入不斷膨脹，金融本身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占各國國內生產總額（GDP）的比率不斷提高。金融產業吸納大量的就業，提供高薪資的報酬和令人艷羨的分紅，但金融發達並不一定伴隨經濟的高度發展。　　尤有進者，由於管制的放鬆、跨業經營的滲透和全球化的進展，使金融機構規模變大，寡占了全球市場，到達「大得不能倒」的地步，使道德風險難以迴避。經理人拿客戶的錢投資和交易，成功了便榮華富貴，失敗了就把爛攤子丟給政府，由納稅人買單。這次的經驗凸顯出一個失控的金融市場，不但沒有效率性，尚且沒有公平性。　　此次風暴凸顯的第二個問題是全球治理的困境。史迪格里茲對於國際貨幣基（IMF）處理全球金融問題的能力和方法向來持疑，在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史氏即大力扞擊IMF的紓困措施是雪上加霜的行為，對受困國的脫困不但無助，而且有害。本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治理的最大難題是總體經濟的失衡。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短期資金的進出頻繁，各國央行均有大量儲存外匯以因應不時之需的必要，因此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外匯存底的總量大幅擴增，尤以亞洲國家為甚。外匯存底的擴增來自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必須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才能創造貿易逆差。寬鬆的貨幣政策伴隨著低利率，使美國得以大量借用亞洲國家的資源，但卻支付極低的報酬。　　雖然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持有大量外匯存底的亞洲國家並不希望看到美元貶值，因為這會減損其外匯資產的價值，匯率因此失去調整貿易不均衡的功能。IMF如果沒辦法提供各國在國際收支失衡時必要的融資，而且在提供協助時不附帶「處罰條款」，則現在各國大量儲備外匯的自力救濟行為不會停止，全球經濟的失衡也就無法獲得矯正。由此觀之，美國最近在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上呼籲亞洲國家控制其貿易收支順差的同時，如果不對全球外匯準備的機制有根本的變革，恐怕不易獲得支持。　　次級房貸風暴無疑是近代經濟史上的大事，經濟學者被批評何以未能預見風暴，未能消弭風暴於未發生之時。但事實證明，經濟學者或許未預知風暴，但確實知道如何處理風暴，這無疑是一九三○年代大恐慌的慘痛歷史得來的教訓和新知識的累積的結果。此次風暴相信也可以帶來新的教訓和啟示。經濟學畢竟是入世的學問，如果不能解決世間的問題，其價值即不存在。本書展現一群傑出的經濟學者（還有政治、社會學者等）對一件歷史大事的解析和前瞻，值得一讀。　　（本文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内容概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　　扭轉失靈的全球經濟路線圖！　　市場並不會自動修正，政府必須扮演介入經濟復甦與穩定經濟的角色，　　我們不可認定金融市場最終應該全面自由化……　　扭轉全球化危機，才能走向下一輪經濟盛世，全球頂尖政經社會專家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及經濟體制的具體措施。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擔任主席的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表本報告，提出矯治失靈的具體政策建議。　　史迪格里茲除參與委員會的討論，並為本報告撰寫序，直陳美國金融業引發的全球危機，已不單是哪一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錯，他認為，這個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已超越政治全球化，各國相互依存程度日高，他呼籲全球集體行動，且把金融危機放在近年世界面臨的糧食、能源、氣候變化等連串危機中等量齊觀，讓世界回歸穩健的成長，且讓人更公平分享成長的果實。

作者简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1943年生，1967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著有《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狂飆的十年》、《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等。

书籍目录

推薦序 扭轉失靈的新思維 陳添枝序 全球危機，全球行動 史迪格里茲前言 更完善的世界是可能的 布羅克曼聯合國金融專家委員會名單 第一章 導論──誰肇禍，誰受害？這場危機始於美國的金融業，最後蔓延成全球經濟與社會危機，受害最深的，不是華爾街，而是過去幾年成功融入全球經濟的開發中國家。為什麼？怎麼辦？ 第二章 泡沫後的管理──總體經濟議題和觀點國際經濟愈來愈相互依存，解決危機的紓困方案既要避免以鄰為壑，又要兼顧促進復甦和穩定經濟的雙重目標，甚至還應該思考轉換經濟成長模式。各國央行怎麼調整角色？ 第三章 為下一輪經濟盛世鋪路──改革全球監管制度此次危機凸顯了金融監管的必要，而監管的範圍，實應擴大到金融市場所有相關機構和工具，以限制大到不能倒或大到不能清算的金融機構。監管與創新兩難，平衡點在哪裡？ 第四章 前瞻全球經濟治理──健全國際機構若有國際機構有效綜理全球金融及經濟事務，此次危機就不會爆發。因此，除了現有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必須大幅改革，也必須成立新機構，使全球經濟治理首尾一貫。 第五章 追求長期成長的方法──國際金融創新當全球經濟復甦已成為事實，更迫切的將是跳脫框架思考未來。為追求更穩定的國際體系，一套取代美元的新全球貨幣系統已成為替代選項。新貨幣如何管理，又如何轉換？ 第六章 結論──全球化應有的未來全球經濟可以管理得比現在更好嗎？可以，重點是減少風險，以有益於窮國的方式因應危機。如果，世界公民之間多一點正義和團結，世人的生活可以更和平安穩……。 註釋

章节摘录

　　全球危機，全球行動　　從一開始就可以明顯看出，美國二○○七年開始的危機很快就會蔓延成全球危機。二○○七年八月發生的初期震盪，連幾千里外的印尼都感受深刻。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這項危機需要全球集體因應，但國際經濟與金融機構卻無法完全勝任。事實上，有些機構當初推動自由化及金融與資本市場的法規鬆綁，正是導致危機發生並迅速蔓延全球的原因。市場基本教義派主張，自由市場可促成效率與穩定的結果，然而這次危機卻暴露了此一概念的嚴重缺陷。同樣地，這次危機也顯示「市場會自動調節」的概念是一種矛盾說辭，但一些國際經濟機構依舊把這些想法奉為圭臬。　　這當然不是全球經濟第一次面臨危機。十年前，東亞也發生過一次金融危機，後來很快蔓延成全球危機。那之後，出現許多國際金融新架構的討論，但鮮少落實。當時成立了一個名叫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的機構，以確保類似危機不再發生，但該論壇沿用同樣有缺陷的經濟模式和理念，所以未能防範此次更嚴重的危機，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　　我們再次明顯看出，經濟全球化超越了政治全球化：世界變得更相互依存，一國有事可能對他國產生深遠影響。全球化意味著我們愈來愈需要全球集體行動，各國同心協力，確保單一國家的行動不會危及其他國家，世界應該早該在危機之前就做到這點。　　呼籲一致行動　　既然危機已發生，我們需要一致行動來解決問題。本書第二章強調，一國的振興經濟方案會因為進口增加而讓他國跟著受惠。強大的刺激方案有很大的外部性，但這也是極大的誘因，促成各國「仰仗他國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甚至更糟的是可能出現「以鄰為壑」政策，為了刺激本國經濟而犧牲他國利益，一九二○年代末期到一九三○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就是如此。避免這種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世界各國合作，提出大型的全球刺激方案。　　另外，世界各國也應該一起幫助開發中國家，這不僅是出於人道關懷，也是出於自利，因為當世上還有部分國家陷入景氣低迷時，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復甦。而就算是失衡的復甦的確出現，那也會使全球經濟失衡更加惡化，這在危機發生的前幾年就已威脅到全球的穩定發展。　　此外，幫助開發中國家也是基於一種道義上的罪惡感，因為美國經濟管理不當，開發中國家是無辜的受害者。　　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還有第二種道義上的罪惡感：他們向毫無警覺的開發中國家強迫推銷欠缺防護措施的自由化政策。這些政策讓開發中國家面臨巨大的風險，而他們並沒有資源因應後果。已開發國家斥資數千億美元協助本國民眾因應與穩定經濟，但開發中國家無法跟進效尤。　　這點不單是已開發國家政府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錯。更廣義地說，金融市場慫恿開發中國家接受以全球化與法規鬆綁為主要訴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些政策對銀行業相當有利，卻對開發中國家造成巨大衝擊。上次危機發生之前，資金大量湧進東亞國家，先進國家的銀行因此大幅獲利，卻無需承擔他們犯錯的成本，因為紓困方案最後是由東亞國家的納稅人買單，以便連本帶利地償還來拯救這些銀行的國際貨幣基金（IMF）與其他單位。後來這些銀行又從紓困方案中獲利，以跳樓大拍賣的方式出售IMF當初要求他們承接以作為紓困條件的東亞公司。　　同樣地，這次危機中，銀行又再次獲救，這次換成美國與歐洲納稅人買單。　　如果我們希望幾年內不再發生類似危機，國際社會就應該採用一套新的監管標準。過去的標準顯然已失效，自由化以來世界歷經了多次危機衝擊，這次可說是歷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過去三十年出現過上百次危機，相較之下，更早之前的五十年從未出現危機，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那五十年間，世界似乎記取了經濟大蕭條的教訓，落實嚴格的規範。除非我們採取行動，否則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不久的將來還會再出現更多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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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建會主任委員 劉憶如　　台大經濟系教授、前經建會主任委員 陳添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