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出版时间：2010-6-24  出版社：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页数：424  译者：姜雪影,朱家一  
Tag标签：无  

前言

　　2008年下半年開始爆發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讓數百萬美國人及全球民眾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以及工作。更多人則擔心自己會步上後塵。至於那些努力為自己積攢了退休金或孩子教育基金的人，更只能眼見自己半生心血大幅縮水，所剩無幾。從美國燃起的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痛失工作（單單中國就有兩千萬人丟了飯碗）、成為貧窮人口。　　但事情不應該這樣發生，對自由市場及全球化理論深信不疑的現代經濟學，不是保證會為全體人類帶來繁榮嗎？全球擁抱的「新經濟」（New Economy），也就是二十世紀後期的各種經濟創新，包括自由化及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不也應該大大強化風險管理，終結所謂的景氣循環（business cycle）嗎？「新經濟」與現代經濟學的聯手出擊即使無法完全消弭經濟動盪，起碼應該可以使景氣波動緩和許多—至少我們聽到的是如此。 　　誠然，這次經濟大衰退是自七十五年前的「經濟大蕭條」（the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慘烈的一次經濟崩跌，讓「新經濟」的幻夢完全破滅，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許多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想法。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自由市場學說主導了一切：完全自由的市場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即使自由市場出錯，它也能夠快速自我修正；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管制只會妨礙創新；各國央行應全然獨立，而且只專注於監控通貨膨脹。今天，就連這套理論的宗師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過去那段期間內主持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rdeal Reserve Board〕）也不得不承認，這理論顯有瑕疵。但他的告白對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來說，顯然來得太晚了。 　　《失控的未來》要討論的是經濟理論之間的戰爭，包括某些理論如何導引出失敗的政策、引發一場經濟危機，以及我們從中所學到的教訓。每個危機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沒有一個危機—尤其是後果這麼嚴重的危機—可以船過水無痕、不留下一些痕跡。經濟學家對於哪一種經濟制度最可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福祉，一直有許多激烈的論辯。2008年為人類留下的重要足跡，必然包括對這些論辯的重新檢視。或許，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孰優孰劣的論辯已然結束，但市場經濟本身的理論卻也非常多元，它們之間的競爭正方興未艾。 　　我相信，市場機制是任何成功經濟體的核心，但光是市場機制並不足以成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確實是英國經濟學泰斗凱因斯的信徒，他的影響力主導了整個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還是有其角色要扮演，而非只是在市場失靈時才出手解救，或只是負責進行某些市場管制以防範我們剛剛經歷過的這種失控狀況。任何經濟發展都需要在市場與政府角色間找到平衡，而許多非市場、非政府的機制也同樣不可或缺。過去二十五年，美國就是失去了應有的平衡，而且還將這種失衡的思維全力傾銷到世界各國。 　　本書會為大家說明，一些錯誤的思維如何逐步導引出這次的危機、讓政府及民間決策者對不斷惡化的問題視而不見，讓他們在收拾善後時進退失據、荒腔走板。這次危機會持續多久將取決於我們現在將採取什麼樣的對策。確實，許多錯誤的政策已經使這次的經濟崩跌比原來應有的時間更長、情況更惡劣。但是，危機處理只是第一個關卡，我更關心的是，危機過後的世界會是個什麼樣的面貌。我們不會、也不能重新走回從前那個世界。 　　這次危機產生之前，美國及全世界正面對著許多嚴峻的問題，其中包括如何適應地球氣候的變遷。全球化的速度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結構快速變化、逼使許多經濟體不斷膨脹自己適應的能量。經濟危機之後，這些挑戰仍將存在，而且只會愈來愈嚴峻。不幸的是，我們可以用來應付這些問題的資源卻已因經濟危機的發生而大幅萎縮。 　　我希望，這次危機不僅可以在政策層面帶來一些改變，而且還可以改變大家的基本思維。如果我們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而非僅是政治上或社會面的權宜之計），我們不但可以大幅降低發生另一次危機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催生出更多真正有助改善全體人類生活的創新。但若我們做出了錯誤的決定，我們會面對一個更為分裂的社會、一個更容易產生危機，且更無力面對二十一世紀挑戰的全球經濟。本書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大家更深刻瞭解危機過後必將出現的全球新秩序，以及我們今天的作為將如何決定這個新秩序的樣貌—是福是禍，就看今朝。 　　或許大家會以為，經歷了2008年的危機，市場經濟的「基本教義」（所謂完全自由的市場足以確保經濟繁榮成長）應該就此銷聲匿跡。或許也有人認為，從此以後（或至少在這次危機的記憶尚未完全消逝之前），再也沒有人會宣稱市場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或市場參與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不會影響自由市場一切平順運作。 　　那些得利於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的人自有一套說法。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只是出了點「意外」，這原本就在所難免，沒有人會因為一次小擦撞而放棄開車。抱持這種看法的人巴不得我們盡快重返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們說，銀行家沒有做錯任何事。為受難的銀行提供所需的金援、「變通」一下相關規範、好好給金融監理單位上點課，要他們不可再讓騙徒如馬多夫（Bernie Madoff，美國前那斯達克主席，以老鼠會手法違法吸金並虧空投資人高達500億美元）得逞，同時在商學院裡多開幾堂商業倫理課程，事情就會回歸正軌了。 　　本書希望強調，我們的問題有其深層肇因，絕不像某些人說得那麼簡單。過去二十五年來，政府已經多次出手拯救這套被認為應該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金融體制。但因為它有幸殘存了下來，大家竟誤以為它真的是個具有獨立運作能力的機制。事實上，危機發生之前，這套經濟制度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根本沒有發生應有的效益。有些人確實在這套制度中獲益，但一般的美國人卻絕沒那麼幸運。 　　經濟學家審視經濟危機的方式，和醫生以病理學來檢查疾病沒有兩樣：我們都是藉著看到事情出錯時會出現什麼狀況，來瞭解事情正常運作時應有的樣貌。當我檢視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我覺得自己握有一種特別的優勢。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其實是一個「危機老手」，或可稱為「危機病理學家」（crisologist）。事實上，2008年的經濟危機並不是近年來第一次的重大危機。開發中國家經濟危機的發生頻率一直讓有識之士膽戰心驚。有人統計，1970年到2007年之間，全球就發生過一百二十四次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1997 ~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East Asian crisis）發生之時，我正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看到一個在泰國引燃的危機，一路延燒到東亞各國，然後再蔓延到拉丁美洲及俄羅斯。那是一個傳染病的經典範例—全球經濟的一小部分發生了狀況，立即蔓延到其他地區。一次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往往要花好幾年才能充分顯現。以阿根廷為例，阿根廷的經濟危機其實始於1995年墨西哥經濟危機的餘波，後來又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1998年巴西經濟危機的牽連而惡化，然而，阿根廷的經濟要到2001年底才真正全面崩盤。 　　經濟學家或許會對經濟大蕭條之後七十年內經濟理論的進步而深感驕傲，但這並不表示大家對於如何處理危機已經有了一致的想法。1997年，當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提出了類似經濟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所採取的錯誤政策來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就已感到心驚膽戰，因為我知道那些對策必然一敗塗地。 　　2007年，眼見整個世界顯然又將落入另一個危機之際，我的腦海浮現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當時我放眼所見，與十年前的情況竟是如此之雷同。僅以其中一項為例：危機出現伊始，大家矢口否認出了問題。十年前，美國財政部和IMF也是完全不願承認亞洲出現了經濟衰退的警訊。當主管東亞地區的世界銀行副總裁塞維里諾（Jean-Michel Severino）使用「經濟衰退」（Recession）和「經濟蕭條」（Depression）這兩個字眼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時任美國財政部次長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就是目前歐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竟然暴跳如雷。但是，一個經濟崩跌竟讓印尼最大島爪哇的失業率一口氣飆升到40%，哪個形容詞會比蕭條衰退更貼近事實？同樣的，2008年時布希政府一開始也極力否認美國經濟出現任何嚴重問題。總統認為，我們只是一口氣蓋了太多房子罷了。危機發生的前幾個月，財政部和聯準會簡直像酒後駕車般不停轉換車道，他們會出手解救某些銀行，但卻任由其他銀行烈焰焚身，決策背後的邏輯讓人完全摸不透。布希政府官員說，他們只是務實面對問題，但公平來說，他們當時確實身處一片未知的海域。 　　2007到2008年初這段期間，衰退的烏雲逐漸籠罩美國經濟，許多經濟學家常被問到，美國經濟是否真的可能轉為蕭條，甚至深陷衰退之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直覺式地一口咬定：不可能！對許多專家而言，經濟學理論及工具的長足進步（包括如何管理一個全球化的經濟），讓他們根本難以想像發生災難的可能性。然而，十年前，當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我們真的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錯誤的經濟理論當然會導引出錯誤的經濟政策，但那些理論的倡議者顯然對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但他們錯了。錯誤的政策不但引發了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而且還延長了那次的危機、加深其嚴重性，為全世界留下了一些體質虛弱的經濟體及可比山高的債務。 　　十年前的經濟風暴也可算是全球政治失誤的一部分。那次金融風暴嚴重衝擊了許多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有時被稱為全球經濟的「邊陲」。那些掌管全球經濟制度的人顯然並不特別關心應如何保護這些受害國家人民的生計，他們真正關心的反而是那些拚命借錢給亞洲各國的西方銀行。今天，當美國和全世界都掙扎著要重振經濟時，同樣的政策及施政謬誤又再度出現。 　　自由落體 　　當世界經濟在2008年宛如自由落體直直下墜時，我們對許多理論的信心也隨之破滅，而我們長久以來對許多經濟理論、對美國、對某些「英雄們」的看法也如自由落體般灰飛煙滅。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時代雜誌在1999年2月15日以當時的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此二人一直被公認是1990年代經濟大繁榮的主要推手）以及他們的後繼者桑默斯為封面。三人被封為「拯救世界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而在一般人心中，他們也彷彿真的宛如超級救世主。2000年，專門從事調查報導的暢銷書作家伍德華（Bob Woodward，揭發水門案的前華盛頓郵報記者）更及時出了一本葛林斯班的偉人傳記，名曰「大師」。 　　由於第一手觀察過他們處理亞洲金融風暴，我對他們的評價顯然不如時代雜誌或伍德華。對我而言（以及對大多數的亞洲人而言），IMF及美國財政部在「拯救世界委員會」的極力敦促下，強加於亞洲各國的政策其實有如火上加油，反而加深了危機的嚴重程度。那些政策暴露出，他們不瞭解現代總體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面對經濟衰退時，真正應該採取的對策是擴張貨幣及政府財政。 　　那些長期為人所景仰的大師們如今已然失去了這個社會的信任與尊敬。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求教於華爾街（不僅是像魯賓或葛林斯班這類的「神人」，而是整體金融界），希望他們能夠教導我們如何運作這個極為龐雜的經濟體系。現在，我們又該請誰來為我們指點迷津呢？整體而言，經濟學家並沒有派上什麼用場。許多經濟學家只是在政治人物全力挺進自由化之路時，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專業知識作為盔甲而已。 　　不幸的是，大家的注意力往往從理念的辯論轉而集中到某些個人身上，也就是那些搞出了危機的壞蛋以及拯救了大家的英雄。許多人紛紛著書立說（事實上，坊間已出現不少這類論述），把矛頭指頭指向這個決策者或那個金融界的主管，認為就是這些人把我們推向了眼前這個危機。本書的目標卻非如此。本書將指出，基本上，所有重要的政策，例如和自由化相關的諸多做法，其實都是政治或經濟「勢力」（例如：利益、理念、意識型態等）造成的後果，它遠超過某些個人的影響力。 　　雷根總統於1987年任命葛林斯班為聯準會主席時，他只是想找一個真正相信自由化的人。在此之前的聯準會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因為成功地將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979年的11.3%大幅降至1987年的3.6%而備受讚譽。通常，這樣的成就應該足以讓他輕鬆獲得連任。伏爾克深知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但雷根要的卻是一個能夠全力撤除政府管制的人。就算不是葛林斯班，能夠揮舞自由化大旗的人仍所在多有。所以，問題不是出在葛林斯班這個人，而是悄悄崛起的自由化浪潮。 　　雖然本書主要希望討論的是經濟學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如何影響了政策，但是要看清這次危機與這些理念之間的關連性，我們還是必須仔細拆解這段期間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本書不是要找出「誰幹的好事」，但這整個故事中有許多重要元素，卻與一部精彩的推理小說頗為類似：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怎麼會成為一個自由落體的？究竟是哪些政策和事件引發了2008年的經濟大崩盤？如果我們無法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產生共識，我們對如何解決問題也不會有共識—不論是如何擺脫這次危機，或如何避免下一次風暴的產生。要分別出金融業的不良行徑、主管機關的失職，或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之間，責任究竟孰重孰輕，確實並不容易，但我將清楚說明為什麼我會把主要的帳算在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頭上。 　　要找出問題的根源就好像倒剝洋蔥一樣困難，因為每一個解釋又會導出更多、更深層的問題。例如，違反常理的獎勵制度或許變相鼓勵了金融界短視、不顧風險的行徑，然而，為什麼他們會訂出這些明顯不合理的獎勵制度呢？答案或許也很明顯：問題出在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就是企業決定薪資與獎勵的方式。但是，為什麼市場沒能管好不當的公司治理及顯有不當的獎勵制度呢？物競天擇不是應該會篩選出最好的制度嗎？成功的企業不是應該擁有最能鼓勵長期表現的獎勵制度嗎？不幸的是，這個理論也在這次危機中受創頗深。當我們深入思考這次危機背後所反映的問題時，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這些問題其實在其他領域中也都非常普遍。同樣讓人驚駭的是，當我們剝開問題的表象、不只把眼光放在那些闖禍的新金融商品、次級房貸，以及擔保債權的金融工具（collateralized debt instruments），我們會發現，這次危機與美國國內以及國際間過去所發生過的許多危機，竟是如此之神似。問題的本質是：我們製造了一個泡沫，泡沫破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大災難。這個泡破是由不良銀行貸款所造成的，後面則是隨著泡沫而被大幅高估的擔保資產價值。創新金融商品使得銀行得以隱藏他們的不良貸款，讓它們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消失，因而提升了銀行的有效槓桿比率（effective leverage），也使得泡沫愈撐愈大，而泡沫破裂後的災難也就益發的難以收拾。新型金融工具如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原本宣稱可以用來進行風險管理，但實際上卻是設計來欺騙金融主管機關的。這些金融工具極其複雜，因此反而增加了金融風險。我最大的質疑（也就是本書主要的討論重點）是，我們怎麼會讓這樣的危機「再度」發生，而且規模如此之大？ 　　找到根本的原因並不容易，但我們能輕鬆排除某些膚淺的解釋。我說過，華爾街的人很希望相信他們個人都沒有犯下任何的錯誤，而且制度本身基本上也沒有問題。他們認為，自己只是不幸碰到了一場千年僅見的金融風暴，而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這次危機並非是恰巧發生在金融市場的一個不幸事件。它是一場人為的災難；它是華爾街自己惹出來的麻煩，而且還禍延全球。 　　對於那些不肯接受「恰巧發生了一場不幸事件」這種解釋的人，華爾街的支持者另有說法：都是政府逼我們做的，因為政府政策不斷鼓勵民眾購屋，而且要求銀行業借錢給窮人。或者，政府應該要出手制止我們的，因此，這根本是主管機關的錯。美國金融界想要推卸責任的企圖有其極端不合理之處，我將在往後的章節中說明為何他們的講法毫無說服力。 　　支持這套制度的人還有第三種辯解的說法，但幾年前發生安隆案和世界通訊（WorldCom）會計弊案時，他們早就用過相同的說辭。每一個制度裡都有爛蘋果，但不知為何，我們的「制度」（包括主管機關和投資人）就是學不會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爛蘋果之害。因此，在前幾年的安隆案董事長肯恩雷（Ken Lay）及世界通訊總裁艾伯斯（Bernie Ebbers）之外，我們又得再添上馬多夫及其他一幫子如今也遭起訴的人，例如史丹福（Allen Stanford，德州投資大亨）以及拉惹勒南（Raj Rajaratnam，知名避險基金負責人）等。然而，不管過去或現在，出問題的都不只是幾個人而已，那些一心護衛金融市場的人沒弄清楚，問題是出在他們這一整箱子全都是爛蘋果。 　　任何人看到美國金融體系中竟然一直存在著這麼多揮之不去、牽連範圍又廣的問題，大概都只得出一個結論：這些問題恐怕是制度性的。當然，華爾街的超高薪及完全向錢看的本質確實會讓他們吸引到比其他領域更多的道德可議之人，但金融界問題之嚴重及普遍，卻也足以顯示，這個制度一定有根本的問題。 　　問題解讀大不易 　　就政策面而言，判定一個政策是成功或失敗，甚至要比判別某些事應該歸功或歸咎於哪些人或事來得更為困難。到底怎樣才算成功？失敗的定義又是什麼？對美國及歐洲的觀察家而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紓困計畫顯然是成功的，因為美國和歐洲都因此而未受牽連，毫髮未傷。但是對那些眼見自己國家經濟崩盤、債台高築、個人美夢破滅、企業也紛紛倒閉的亞洲人而言，紓困計畫簡直是徹底的失敗。對批評者而言，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糟。但支持者卻堅稱，這些政策成功地避免了一場大災難，兩派說法之間有不小的摩擦。但我想問的是，如果當時真的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又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到底是加劇、拖長了那次危機，還是減輕、縮短了災難的程度？對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當時推動的高利率及縮減支出的政策，和這次危機發生後美國及歐洲所採取的政策完全相反，因此確實使得問題更加惡化。亞洲各國的經濟最終還是恢復了元氣，但並不是受惠於那些政策，而是好不容易從中熬過來。 　　相同的，許多人因為看到在全球大力推展自由化的那段期間內，全球經濟確實蓬勃發展，因而認定完全自由的市場顯然可行、自由化可以促成經濟的高度成長，而且這樣的成長將能長久延續。但事實顯非如此。當時的經濟成長其實是建立在高度負債的基礎上，說得客氣一點，這樣的根基其實非常脆弱。許多西方銀行同樣必須一再仰賴紓困來脫離不良放貸的惡果，這種事絕不只發生在泰國、韓國、印尼，事實上，這樣例子在西方世界所在多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俄羅斯……，黑名單太長了。然而，每一次災難過後，地球繼續運轉、經濟制度也幾乎不見任何改變，許多人因而認定，自由市場自主運作得好得很。但是，其實是政府一再出手拯救市場，才讓市場免於在自己的錯誤之中沒頂。那些認定市場經濟毫無問題的人一再做出錯誤推論，直到一個大到無法漠視的危機就在自家客廳爆開來，長久存在的問題才忽然變得「明顯」了起來。 　　針對某些政策的影響力進行種種辯論，有助於解釋為何某些錯誤思維始終牢不可破。對我而言，2008年的「大衰退」根本是多年強力執行某些政策必然會帶來的後果。這些政策是由特殊利益團體（沒錯，就是金融業）刻意塑造出來的。但經濟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就複雜了。必須為這次危機負責的黑名單很長，但我要再加上經濟學界這個專業，因為過去二十年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已經指出，自由市場的理論極少適用，但經濟學仍然為那些特殊利益團體提供了自由市場能有效自主運作的論述。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由於這次危機的發生，經濟學（包括理論與政策）將和全球經濟同步經歷一場大變革。本書第九章會專門討論相關的變革。 　　我常被問到，經濟學怎麼會出這麼離譜的錯？其實，經濟學家當中一直有幾個「烏鴉嘴」事先早看到問題。過去九次經濟衰退中就有五次都被他們料中。還有一小群經濟學家，他們之前不但悲觀看待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為何會碰到這麼多無可避免的問題也有一套共同的看法。我們在經濟年會（例如每年冬天在瑞士達沃斯〔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碰面時，都會分享對全球經濟的診斷，並且努力解釋為什麼我們覺得一定會發生的事，一直都沒有發生。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擅長找出潛藏的趨勢，但對精準預測事情發生的時點這件事上卻並不怎麼在行。2007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我的處境十分尷尬。在前一年的年會中我曾預測，重大的問題已迫在眼前。然而，全球經濟卻依然以空前的7%年成長率快速衝刺，甚至還為非洲及拉丁美洲帶來了一線曙光。我當時對全場聽眾解釋，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要不是我的基本理論有問題，就是當危機真的來臨時，它的衝擊將比原來預期的更大、時間也更長。我當然相信第二種可能性才是對的。 　　全球目前所碰到的這場危機清楚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二十世紀後期在美國出現美式資本主義〔American-style capitalism〕來說是如此）。它不是少數幾個人出了一些特別的問題，也不是修改幾個小缺點或微調某些政策就可以解決的。 　　由於美國人一心想要相信自己的經濟制度，因此一直看不到這些根本的缺陷。「我們的團隊」表現得顯然比「邪惡敵人」（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好得太多。我們的優秀制度讓我們能夠一路踐踏敵人的弱點並乘勝追擊。我們為自己的團隊在各種競爭中表現優異而大聲喝采：美國比歐洲強、也比日本強。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因歐盟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以「舊歐洲」來貶抑歐盟時，他腦海中的圖像是僵化的歐洲社會主義制度與充滿活力的美國對抗。1980年代的日本曾讓我們產生自我懷疑。我們的制度真的優於「日本有限公司」（Japan, Inc.）？這種焦慮感正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讓許多美國人暗自竊喜的原因。畢竟，亞洲國家多多少少都效法了日本的經濟制度及發展模式。 　　數字也強化了自我催眠。我們的經濟成長比所有國家都快—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但我們也看出中國金融體制問題多多，因此，中國經濟崩盤只是遲早的問題。起碼我們當時是這麼想的。 　　我們因誤讀數字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尤其是那些出自華爾街的烏龍判斷）也不是第一次了。1990年代，阿根廷被標舉為拉丁美洲的經濟奇蹟，也被視為市場經濟基本教義派在南半球的重大勝利。數年之久，阿根廷的成長數字看來簡直令人激賞。但就和美國一樣，阿根廷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舉債來支持自己的高消費率，但這樣的高消費不可能長久。終於，2001年12月，阿根廷的債務完全失控，經濟也一夕崩解。 　　即使現在，許多人仍執意否認美國的市場經濟正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他們認為，一旦熬過了這段陣痛期，美國經濟必將重見強勁的成長。但深入探究美國經濟的本質，我們發現了許多深層的問題：在美國，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已經歷了整整十年的薪資停滯，社會不平等現象愈來愈明顯，數字顯示，一個出身貧窮的美國人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成功機率竟然比在「舊歐洲」還要來得低，而美國教育所展現的成果，也頂多只能說是表現平平。整體來看，除了金融業以外，許多美國產業都身陷危機，包括醫療健保、能源，以及製造業。 　　但問題並不只限於美國境內。危機發生前就已存在的全球貿易失衡現象將不會自動消失。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解決美國的問題，而不去瞭解這些問題更廣泛而複雜的影響層面。「全球性」的需求將決定全球的經濟成長。除非全球經濟健全成長，美國要重見強勁復甦（而非落入和日本一樣的長期衰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一部分的國家繼續維持生產大於消費的情況，而另一部分國家（那些應為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而加強儲蓄的國家）卻持續過著消費大於生產的生活，要擁有一個強勁的全球經濟無異緣木求魚。 　　我著手撰寫本書時，美國社會正浮現一股希望：新任總統歐巴馬或能扭轉布希政府的錯誤政策，眼前的經濟復甦可以立刻推動，我們將開始面對長期的問題與挑戰。美國的財政赤字短期內會稍微提升，但這些錢會被花在對的地方：協助美國的家庭保住自己的房子、投資於提升美國長期生產力及環境保護領域；還有，為了順利回收政府為拯救銀行所投入的紓困資金，新政府會要求金融界改善營運，補償社會承擔的風險。 　　寫這本書的過程其實極為痛苦，因為我的期待只有部分實現。當然，我們及時停止經濟的崩跌絕對值得慶幸，因為2008年秋天，許多人真的覺得美國已經到了災難的邊緣。然而，新政府某些撒錢式的銀行紓困行動，和布希時代同樣糟糕，對房屋所有人的協助也遠不如我原先的期望。危機後出現的金融制度，競爭力也不如預期，而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則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原本可以用來重整經濟、催生出強健企業的資金，白白送去挽救那些老朽失靈的公司。 　　歐巴馬確實有一些經濟政策朝向正確道路，但我們不能只對布希的錯誤政策提出嚴厲批評，而他的繼任者繼續推行這些錯誤政策時我們卻噤聲不語、不置一詞。 　　寫這本書之所以困難，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對銀行、銀行家，以及其他金融市場裡的人多所批評（許多人甚至稱之為誹謗）。但我有許多好朋友在金融界服務。他們都非常聰明努力，也極有心回饋這個造就他們的社會。他們不但為許多事情慷慨解囊，也全心為自己相信的目標打拚。他們絕不會在我所描繪的荒謬景象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確實，許多身處這個行業中的人也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樣，都這次危機的受害者；許多人一生的心血也都在這次災難中付諸東流。這個行業中當然也有許多殫精竭慮、努力為我們預估經濟走勢的經濟學家、一心希望提升美國企業效能的併購專家，還有竭力運用最新技術，希望精準預估獲利率、確保投資人獲得最高報酬的分析師，這些人並沒有參與那些讓金融業惡名昭彰的不當運作。 　　在我們這個極度複雜的現代社會裡，「出狀況」似乎真的難以避免。有很多問題並非單一的個人所造成的。然而，這次危機確實是金融界許多人的行為、決策及論調所帶來的結果。這個一敗塗地的制度並非憑空出現，是被創造出來的。沒錯，這個制度會以今天的面貌出現，是許多人非常努力（同時也不惜砸錢）所形塑而成的。那些在創造及管理這個制度上參了一腳的人（包括那些因此而獲益豐厚的人），都必須為這次的危機負起責任。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瞭解造成2008年這場危機的原因，以及為什麼初期的政策反應會失敗得如此之徹底，我們就可能讓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降低、縮短危機的時間、大幅減少無辜受害的人數。我們甚至可能會為一個建立在堅實基礎上的強勁成長（而非近年來那種建立在高負債的基礎上、海市蜃樓式的成長）鋪路，並確保大多數的國民都能共享經濟成長所結出的果實。人的記憶十分短暫。三十年後新一代出現，他們深信自己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但人類的機巧只會推陳出新，不論我們設計出多麼縝密的制度，一定有人想出破解方法來規避那些用來保護我們的規範與準則。世界也會改變，我們今天設計出來的規範必將無法完全捍衛二十一世紀中期以後的經濟。經濟大蕭條之後，我們確實創造出一套管理架構，成功守護全球經濟長達半世紀，並為人類帶來了繁榮與安定。我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非常卑微的希望，我們能夠重新複製一次這樣的成功經驗。 　　

内容概要

　　金融風暴尚未遠離，所有存款人、投資人、納稅人必須一起監督的重振經濟決策全球領袖最倚重的金融顧問．諾貝爾獎得主 史迪格里茲最新力作！2008年下半年開始爆發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讓數百萬美國人及全球民眾失去了自己的家園以及工作，也讓「新經濟」的幻夢完全破滅。它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許多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想法。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自由市場學說主導了一切，本書要討論的是經濟理論之間的戰爭，包括某些理論如何導引出了失敗的政策、引發經濟危機。本書將為大家說明，一些錯誤的思維如何讓政府決策者對不斷惡化的問題視而不見，還讓他們在收拾善後時進退失據。銀行過度槓桿操作、房貸行業虛有其表、掠奪式放款加上金融交易欠缺規範，種種複雜因素不論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還是台灣，對所有投資人、納稅人，及財富日漸萎縮的中產階級都不陌生，甚至可能尚未絕跡。這次危機會持續多久將取決於我們現在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政府引領我們走向何種方向，不希望經濟景況日漸沉淪的所有選民都應該一起認識危機，監督金融決策。危機處理只是第一個關卡，重要的是危機過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貌。

作者简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史迪格里茲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等職務，堪稱世界領袖的首席經濟顧問。並於2001年因資訊不對稱市場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學、仕的歷練與機緣，使得他既有深入公共經濟決策核心的經驗，也得以親身踏遍眾多窮苦貧瘠的第三世界國家現場。這也是為什麼，史迪格里茲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亂象，觀察特別犀利準確，經濟崩潰對未來的衝擊，史迪格里茲也憂心示警，包括全球各地無辜受累的新貧階級，迫切但受到輕忽的環境議題。六年前，這位傑出的學者首度嘗試用大眾的語言解釋經濟全球化的人禍與來 由，著成《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該書共印行了三十五種語言版本，全球銷售超過百萬冊；這次史迪格里茲再度發揮學術專業及深入淺出的教學功力，為一般讀者解釋經濟風暴背後的成因，包括金融業放寬管制、薪酬獎勵誘使專業人才鋌而走險，以及雷根時代以降的自由放任主義當道，本書除了抨擊當前金融紓困政策的不公，讓未來世代提前負債，也提出當前全球需要聯手解決的區域失衡、資源流失等環境議題。這些必須與經濟復甦一起考量，史迪格里茲提出了全球性的願景，為終日勞苦的平民百姓發聲，也暴露出各國政策制定者的短視與捉襟見肘。

书籍目录

推薦／朱雲鵬推薦／南方朔序幕第1章　 製造危機的背後第2章　 自由落體及善後第3章　 左支右絀的因應第4章　 房貸大騙局第5章　 美式高級大搶案第6章　 貪婪的勝利 第7章　 新資本主義秩序第8章　 從全球復甦到全球繁榮第9章　 經濟改革第10章　迎向全新的社會誌謝

章节摘录

　　第8章從全球復甦到全球繁榮　　當經濟危機從美國快速傳遍全世界，顯然需要一個全球協調一致的復甦對策與計畫。然而各國一開始自顧不暇，而負責維持全球經濟體制穩定的國際機構，未能防範這次的危機。如今，它們將再次面臨失敗：它們沒有能力策劃必要的共同對策。經濟全球化已使得世界更加相互依存，增加了共同行動與共同合作的必要性，但迄今尚無有效的方法來這麼做。　　全球化有缺陷，從經濟振興措施的規模、金融政策的作為、紓困與擔保的布局、保護主義的升高、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協助等等，這些缺陷都現形了。這個世界在建立全球性監管體制方面，正面臨困境，這些問題還會持續出現。　　目前的危機有風險、也有轉機。如果不採取行動將全球金融與全球經濟管好，未來會有更多、甚至更嚴重的危機。而且，當各國設法保護自己，以免受到無節制的全球化傷害，它們會採取行動降低開放的程度。全球金融市場會因而分裂成片段，損害全球整合可獲取的好處。對許多國家來說，全球化的方式受到了操控，尤其是金融市場全球化，造成的風險很龐大，報償卻有限。　　第二個相關的風險，關係到經濟學專業領域裡對市場效率爭論不休的意識形態（下一章有更充分的討論）。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這項爭論不僅是學術上的，也是生存的問題：對於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最適合它們，有熱烈的辯論。當然，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已展現出它處理巨　　大問題的能耐，但美國拿得出幾千億美元來收拾殘局，貧窮國家則不能。目前顯現的種種將會影響未來幾年辯論的發展。　　美國仍是最大的經濟體，但世界看待美國的方式已改變，而中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這次危機之前，美元就已不再是良好的保值標的，美元價值浮動且下跌。如今，飆升的美國債務與赤字，以及聯邦儲備體系鈔票印個不停，加重侵蝕對美元的傷心。這對美國及其地位有長期的影響，且目前已激起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一套嶄新的全球儲備體系，以及更廣義的，管理全球經濟體系的新架構，那會是這次烏雲背後透出的一絲光明。　　早在這次危機初期，先進工業國家就體認到，它們無法單獨處理這次的問題。G－8是一個包含八大先進工業國家的集團，它們每年集會商討解決世界性的問題，我總覺得太了不起了。這些所謂的世界級的領袖認為，他們可以解決全球暖化與全球失衡之類的大問題，卻無需邀請其他國家的領袖積極參與討論。這些缺席國家幾乎代表全球一半的GDP，以及80%的世界人口。2007年在德國舉行的G－8會議，其他國家的領袖受邀參加午宴，而且排在彙總先進工業國家意見的聯合公報發布之後。好像這些國家的意見僅供參考，客氣應付就好，實際上不用納入任何重要決策。當經濟危機爆發後，情況很清楚，舊的集團無法獨力解決。2008年11月，在華盛頓舉行了G－20會議，包括像中國、印度與巴西等新興國家，舊機構過氣的態勢已至為明顯。全球經濟治理的新體系會是什麼模樣，未來數年內可能還不會明朗，不過態勢很明顯，尤其2009年4月倫敦舉行的G－20第二次集會，在主辦的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策動下，所有重大的全球經濟決策，都為新興市場經濟保有一席之地。這事件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改變。　　失敗的全球對策　　開發中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至少自1990年代初以來是如此，它們占了全球GDP成長的三分之二以上。但這次危機中受創最重的卻是開發中國家。顯然除了中國之外，多數國家都乏資源進行大規模紓困或推動龐大的振興方案。全球社會體認到，全世界都一起「深陷其中」：美國拖其他國家下水，但這些國家的衰弱也威脅到美國復甦的能力。　　即使是全球化的世界，決策仍是由國家來制定。每個國家都是考量其行動的利益與代價，未顧及到對其餘世界的影響。例如振興計畫的支出，其利益在於增加就業或擴張GDP，代價則是增加負債與赤字。就小型經濟體而言，有很多增加的支出是源自境外增加的所得（比方說，某些政府計畫的結果），用來買進口的貨品，不過，即使是大國，也會有大量溢出到其他國家的效果。換個說法，「全球乘數」（每花一塊錢，全球經濟產出增加的幅度）要比「國家乘數」大得多。由於全球的效益大過國家的效益，如果各國不協調彼此的危機對策，單一國家的振興方案規模會顯得太小，從而全球的振興方案規模也會太小。像愛爾蘭這樣的小國家，尤其沒有興趣花錢推動振興方案；反倒是樂於搭其他國家的振興方案「便車」。　　更壞的情況是，每個國家都想要設計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的振興方案。各個國家都會去找那種「肥水外流」他國最少的支出方式，購買當地生產的貨品與服務。結果不僅全球的振興規模小於預期，效果也較小—亦即成本效益較差，而且跟全球振興方案協調好的情況相較，復甦力道較不足。　　更嚴重的是，許多國家為了鼓勵將錢花在自己家裡，會訂定保護措施。以美國為例，在振興法案中制定「買美國貨」條款，要求買美國生產的貨品，但後來為了符合規定，用了一套看似合理的說法，即不適用於國際協議有防止這種歧視的情況。但美國在政府採購方面大多是跟已開發國家有這樣的協議，實際的意思就是，振興方案的錢可用來買富有國家的貨品，但不能買貧窮國家的，而這些國家是這次「美國製造」金融危機的無辜受害者。　　制定振興計畫不是全球對策唯一的瑕疵領域。我前面提過，大部分開發中國家沒有資源可以資助自己的振興計劃。2009年在倫敦舉行的G－20會議，提供國際貨幣基金額外的資金，這機構傳統上負責協助國家因應危機。G－20找出其他幾種增進IMF提供資金能力的方法，例如透過出售黃金，以及發行新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這是一種特別的全球性貨幣，稍後會討論。廣告式的頭版頭條寫著，大約一兆美元，令人印象深刻。　　很不幸，這些方案有些問題，立意是很好。首先，提供給IMF的資金極少流到最貧窮國家手上。確實，西歐國家提供資金的目的之一是，希望IMF可以協助問題多而複雜的東歐國家。西歐國家無法協議出最好的協助鄰國方式，因此將責任移轉給IMF。第二，許多貧窮國家才剛從龐大債務中浮出頭來，當然不願承接更多的債務。富裕國家應該以補助的方式提供資金，不須要償還，而不是提供短期的IMF貸款。有幾個國家如德國就表態支持這個方向，將振興方案的部分用於　　協助貧窮國家的。但那是例外，不是常規。　　選擇IMF作為提供資金的機構，本身即問題重重。IMF在這次危機的預防不僅欠缺作為，而且推動解除管制，包括資本與金融市場自由化，這項政策促成這次危機，而且使其快速傳遍全世界此外，IMF推動的這些及其他政策，而且它的運作方式，的確令人厭惡，對許多亟需資金的貧窮國家，以及對擁有大批流動資金且可用來協助最貧窮國家的亞洲與中東國家來說，兩方都厭惡IMF的作為。一位開發中國家的央行官員跟我分享他與各國的共識：國家可能要死到臨頭，才會轉向IMF求助。　　我對IMF有第一手的觀察，我了解某些國家不願向IMF借錢。在過去，IMF提供資金的條件非常嚴苛，實際上使得受困國家的衰退更加嚴重。這些條件旨在協助西方融資國收回比其他狀況下更多的錢，協助受困國家維持其經濟實力尚在其次。IMF常常強加嚴苛的條件，在世界各地都曾引起騷亂，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在印尼的那些動亂即為最著名的案例。　　幸好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出任總裁，以及這次發生的金融危機，讓IMF開始改革其總體及貸款政策。例如，當冰島向IMF求援時，也獲同意實施資金管控，並得維持預算赤字，至少在IMF計畫的第一年可如此。IMF終於認同凱因斯的總體振興經濟政策的必要性。IMF總裁明白談到太早撤除振興措施的風險，也說有需要注重就業。優良國家的借款可以不需要條件，它們實質上可列為 「預准名單」，但問題還是存在：什麼國家可以貼上優良標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夠格嗎？雖然IMF在許多國家的計劃跟從前有明顯地不一樣，但有些國家看來還是受到強烈的條件限制，包括刪減預算與高利率，恰與凱因斯經濟學派所主張的完全相反。　　IMF是富有工業國家、債權國家的老頭俱樂部，由它們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首長來營運。IMF對優良經濟政策的觀點，是由那些金融界人士來決定的，而如同我解釋過的，以及如同這次危機所充分展現的，IMF的觀點常常受到誤導。美國對任何重大的決定享有否決權，而且第二號主管人物向由美國指派；頭號人物則向由歐洲指派。雖然IMF自誇是優良治理，卻未實行自己宣揚的教條。它沒有我們當今對公共機構所期待的那種透明化。2009年2月在倫敦舉行的G－20會議中，達成了贊成改革的共識，但冷冰冰的改革速度讓某些人覺得，在達成任何重大改變之前，這個世界很可能會再次陷入下一個危機。但至少還是有個重大進步：協議IMF總裁選任必須公開透明，會員國應該超越國籍並尋找最合格的人選。　　全球性的監理法規　　法規鬆綁是這次危機的核心角色，預防下一個危機與重建對銀行的信任的新監理法規勢在必行。在準備2009年初第二次G－20會議的時候，有些領域的人士對於全球性協調合作的振興方案重要，還是全球性協調合作的金融監理體系重要，有一番爭論。答案顯而易見：兩者都有必要。沒有全面性的監理，就會有逃避監理的情形，資金會轉往監理最少的國家。其他國家因而必須對監理不足國家的機構採取預防措施，以免連帶受害。簡而言之，一個國家疏於監理，對其他國家會產生負面的外部效果。沒有全球協調的監理體系，全球金融會面臨分裂與割據，每個國家都會設法保護自己免受他國犯錯的傷害。每個國家都必須要求他國採取充分措施，限制金融濫用。　　自然，G－20看來最強烈的措施就是將矛頭對準沒來參加會議的國家，即所謂不合作的國家，例如長年做為逃稅及逃避監理的開曼群島。他們會存在，不是偶發性的漏洞。富裕的美國人與歐洲人，以及代表他們的銀行，想要有個安全的避風港，逃過國內遭到的詳細審查，監理當局與立法者如他們所願。G－20對這些免稅天堂的要求，雖然正確行動，卻不夠力，結果經合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幾乎立刻將那些免稅天堂撤出「黑名單」。　　沒有經常且充分的資訊交流，一個國家的稅務機關是不知道漏了什麼稅，或誰漏了稅。對開發中國家來說，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貪腐。貪腐的獨裁者帶著數十億美元潛逃，不僅將錢存在境外銀行，還存在一些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包括倫敦。開發中國家沒有加強防治貪污，受到責難是對的，但它們批評先進工業國家也是對的，因為先進國家提供貪腐官員安全的避風港與秘密的銀行帳戶，助長了貪腐。一旦髒錢被發現了，常常難以追回。不過，這些問題是那些沒來開會的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那也就難怪G－20初次會議對於這方面，沒有任何改革的作為。　　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邀集大約十幾個最重要先進工業國家的金融當局，藉以促進在金融機構監理法規、監督與監測方面的討論與合作。它是在東亞金融風暴後創立的，是G－7（七大工業國）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會議順勢發展出來的結果，以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金融危機。顯然沒有成功，但它的失敗一點也不讓人意外。灌輸的是同樣的法規鬆綁理念，過去曾導致早先的金融危機，如今導致這次的金融危機。然而，G－20沒有過問金融穩定論壇何以失敗。反而，G－20將論壇改名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並微幅擴充它的會員。也許新的名稱可以有個新的開始；但我懷疑經濟學的觀點會那麼容易或那麼快改變。　　美國式資本主義失去人心　　即使左派人士因歐巴馬過於溫和而批評他，右派極端分子仍試圖以社會主義標籤抹黑歐巴馬。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至少是許多美國人會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那種）的爭鬥仍然很激烈。世界大部分的地區已形成共識，認為政府應該擔當比美國政府更大的角色。雖然當下的經濟危機也許沒有贏家，卻有輸家，而且美國式資本主義即是大輸家之一，其支持度已大幅流失。其結果對全球經濟及政治辯論的影響，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會感覺得到。　　2005年8月15日雷曼兄弟垮臺的那天，其對市場基本教義派（不受束縛的市場本身就可確保經濟的繁榮與成長）的意義，等於是柏林圍牆倒塌之於共產主義。在那天以前，大家都知道有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但之後卻無人能真正挺身辯護市場基本教義。大銀行與金融機構倒閉，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動盪及混亂的拯救行動，終結了短命的美國耀武揚威片段。同樣也終結了關於「市場基本教義派」的辯論。如今只有執迷不悟的（包括許多美國的保守派人士，但在開發中世界就少得多了）還會爭辯，主張市場會自我矯正，社會也可以靠市場參與者的自利行為，來確保所有事情都能誠實正當地運行，造福社會全體就更不用說了。　　經濟辯論在開發中世界呈現了特殊的支配力量。儘管我們西方想要遺忘，一百九十年前亞洲幾乎占全世界GDP的60%，卻是個歷史事實。但那個時候，相當突然地，殖民剝削與不公平貿易，加上美歐的科技革命，開發中國家就被遠遠拋在後面，到了1950年，亞洲各經濟體的規模已落後到只占世界GDP的18%不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與法國還著實發動了戰爭，以確保中國保持對全球貿易的「開放」政策。這就是「鴉片戰爭」，以此為名是因為打仗是為了確保中國不會禁止西方的鴉片進口：西方除了鴉片外，沒什麼東西可賣給中國，只想將鴉片倒進中國市場，造成毒癮蔓延的連帶惡果。這是西方國家早期用來解決貿易失衡的方法。　　殖民主義留給開發中世界的影響褒貶不一，但有項結果是很清楚的，那兒的人民都有個看法，他們都曾遭殘酷剝削。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像IMF與世界銀行這樣的全球性機構，看來有如後殖民時代的控制工具。這些機構推行市場基本教義派理論（常稱作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是一種理念，美國人將之理想化的「自由且無束縛的市場」。它們施壓推行金融部門法規鬆綁、私有化與貿易自由化。　　開發中國家人民越來越不相信西方國家的幫助是出於無私的善意，這一點也不奇怪。它們懷疑，自由市場的辭令—簡稱「華盛頓共識」（美國及設在華府的IMF主導的經濟政策）—不過是守舊商業利益的掩護罷了。西方自身的偽善讓人更加懷疑。西方國家的市場不開放給第三世界農產品進口，而這些農產品常常是這些窮國唯一能提供的；即使西方國家大量補貼自己的農民，卻要逼迫開發中國家鏟除為發展新產業提供的補貼。　　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竟變成新剝削型態的藉口。「私有化」的意思就是，外國人可以低價買下開發中國家的礦場與油田。也意味著，他們可以藉由獨占與類似獨占攫取厚利，例如在電信產業。「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意即外國銀行可從貸款獲得高報酬，而且當貸款變壞帳，IMF就迫使社會來分攤損失。至少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就是如此。那時，大約是同一批外國銀行，在IMF威逼那些急需資金的國家在災後賤價拍賣時，趁火打劫再賺一筆。貿易自由化也是這個意思，外國公司可以鏟除新萌芽的產業，壓抑創業人才的發展。資本雖然可以自由流通，勞工卻不行，除非是最有才華的個人，在全球市場才找得到好工作。　　對第三世界批判美國式資本主義的人來說，美國處理這次金融危機的方式，帶有雙重標準的意味。不過是十年前，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與IMF要求受風暴影響國家減少支出、降低政府赤字，即使導致愛滋傳染病的流行再起，如在泰國；或是即使那表示要減少對饑餓人民的食物補貼，如在印尼；或是即使公立學校短缺，導致家長將小孩送去伊斯蘭宗教學校，他們可能會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洗腦，如在巴基斯坦。美國與IMF強迫那些國家提高利率，有些情況（如印尼）提高到50%以上。他們教導印尼要嚴格對待銀行，要求政府不要去解救它們。他們說，那會訂下非常可怕的先例，以及對自由市場順暢運作機制是多麼可怕的干預。　　處理亞洲金融風暴與處理美國風暴，其間的對比非常鮮明，並非未受注意。為了要將美國拖出深淵，美國大幅增加支出，大量的赤字，甚至降低利率到零的地步。到處拯救銀行。華府有些處理東亞金融危機的官員此次也在處理這次美國的內爆。第三世界的人在問，為什麼美國開給自己的藥方不一樣？　　從前，美國與全世界來美受教育的精英之間，有種共享的價值觀，但如今這次經濟危機已損害了這些精英的信譽，而這些精英都倡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那些反對美國放任式資本主義的人，如今有充足的彈藥可用來宣揚更為廣泛的反市場理念。　　民主的信念是另一個受害者。開發中世界的人們看華府，會看到一個容許華爾街訂定自私自利法規的政府體制，讓全球經濟整個曝露於風險當中，當遭受懲罰報應的日子到來，華府卻找那些來自華爾街的人及其狐群狗黨來設法解救，做法就是將最貪腐開發中國家做夢也無法想像的龐大錢財交給了華爾街。他們看到的美國式貪腐，也許只是手法更老練巧妙罷了，雖沒有在漆黑角落交付鈔票袋，但卻是一樣邪惡。他們看到財富持續重分配到金字塔的頂端，擺明了吃定普通老百姓。他們看到監督泡沫成長的機構，像是聯邦儲備體系，被授予更大的權力，形同獎賞它過去的失敗。簡言之，他們看到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問責上有根本性的問題。看了所有這些，他們會輕易地下結論，民主本身有非常不對的地方，而且或許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的經濟終究會復甦，美國在國際的地位也會回復至某個程度。無論如何，美國的行動會受到詳細的檢驗，成功會受到仿效，但失敗也會被嗤之以鼻，尤其是導致這次危機的這種失敗。民主與市場的力量是公正繁榮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但自由民主與均衡市場經濟的「勝利」不是必然的。這次經濟危機大體上是美國的（不正當）行為所造成，對爭取這些基本價值是一項重大的打擊，造成的傷害，比任何集權政府所能做的或所能說的，都要來得大。　　全球經濟的新秩序：中國與美國　　當前的危機是那麼的嚴重、深刻，引起那麼大的恐慌，不論那些領導人物想不想改，都會有所改變。最深沉的改變也許要跟美國與中國之間時好時壞的關係有關。中國要超越美國的GDP（以反映生活水準的差距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計算，大約仍是美國的一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要趕上美國的人均所得就差得更遠了，大約是美國的八分之一。　　但是，中國仍然達成了一些驚人的紀錄。2009年很可能即將見證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汽車生產國，而且更廣義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者。中國也贏得一項不見得是好事的傑出事績，它的碳排放量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它的經濟成長雖比這次危機之前慢了一些，但還是明顯高於美國的成長，一年相差七個百分點（2009年，差距更大，約十個百分點），依照這樣的速率，GDP的差距每十年就會減掉一半。此外，未來四分之一世紀內，中國可能成為在亞洲具主導地位的經濟體，而且亞洲的經濟規模可能會比美國還要大。　　雖然中國的經濟仍比美國小很多，但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遠大於對中國的出口，這些龐大的貿易失衡現象，在美國失業率攀升的時候，已造成兩國之間的緊張升高。兩國的關係是共生互利的，中國協助融通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沒有中國的便宜貨品，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會大為降低，美國也提供市場，容納中國不斷成長的供給，但在大衰退的時候，焦點集中在工作上。大多數美國人不了解競爭比較優勢的原理，就是每個國家生產其較為擅長的貨品；而且美國人難以體會，美國在很多製造業領域可能已喪失了競爭比較優勢。如果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競爭上贏過美國，美國人就認為，應該是由於它們採取了不公平的手段：操控匯率，或補貼它們的產品，或售價低於成本（叫做「傾銷」）。　　這次危機實際上已將一切搞得亂七八糟。美國遭指控大規模且不公平補貼銀行與汽車業。聯邦儲備體系以趨近零的利率貸款給大公司，也可視為是一種大規模的補貼。維持低利率是國家「操控」匯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率低的時候，資金會流出國外，到報酬較高的地方），歐洲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正利用低匯率來取得競爭優勢。　　雖然美國與中國都有採取保護措施（美國，部分是為了因應工會的壓力；中國，部分是為了報復，部分是因為那是發展策略的基本要素），但在這本書付梓的時候，保護的程度受到了節制。不過正如我在之前提過的，大家都認同，在全球失衡方面必需要有所作為，美中的貿易失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短期來看，美國也許會覺得比中國容易調適。中國必需要有更多的消費，但當他們的家計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時，很難誘使家戶成員做更多的消費。不過，中國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很高的家戶儲蓄率，而是在於家戶收入占GDP的比率，這比率要比大多數其他國家來得小。低工資確保高獲利，而且沒什麼要求分配利潤的壓力，導致大部分的收入都保留在企業（公營與私有兩者）手上。但想要改變所得的分配，在任何國家都很難。　　中國的成長模式是靠供應面帶動：賺得的利潤再投資，產出增加的幅度遠大於消費，其間的差距就出口。這個模式運作得很好，在中國創造了就業，且使其餘世界的物價維持低檔，但這次的危機凸顯了這個模式的缺陷。這次的不景氣，使得中國難以將過剩的產品出口；長期來看，中國許多製造業產品的市占率都已增加了，要繼續維持成長率會很困難。就算很多貿易夥伴都不採行保護對策，結果還是會如此，西方國家能買的電視機及其他消費產品就這麼多；然而，中國的超凡技能不只展現在低技能的製造業產品上，也展現在範圍廣泛的其他產品上，保護主義刺耳的聲浪升高，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有許多人士察覺到，他們必須改變成長的策略，提供中小企業更多的協助，例如，創立更多地方性或區域性銀行。這些中小企業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就業成長的基礎。就業成長引領工資上升，移轉所得分配，支持更多的國內消費。企業帳面上的利潤，有些是由於中國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未能適當收取費用所致。實際上，企業獲得的這些資產應該屬於人民；例如，如果那些資源是由人民來拍賣，拍賣的收入將會產生相當可觀的所得。如果中國替所有人民爭得那些資產應有的報酬，就會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資助醫療、教育與退休等福利，同時也會降低家戶維持高儲蓄率的必要性。　　不過這個新的成長策略似乎很敏感，各方強大的政治勢力齊起反對：例如，大企業及其官僚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希望能設法永遠維持現狀。同一批政治勢力也會反對讓中國的匯率升值，那樣既會降低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也會增加其工人的實質工資。西方那些主張要有大銀行及其他大企業的，助長了這些「新的實業鉅子」，他們認為，中國一樣需要大的公司（有時稱作「國家級的優勝者」）來從事全球競爭。這項爭鬥的結局會如何，要下定論還太早。　　中國的整套振興方案，是世界最大的振興方案之一，反映出經濟政策當中的緊張關係。很多的錢投入基礎建設及協助「綠化」經濟。興建新的高速鐵路系統對中國的衝擊，可比擬美國內戰後興建的跨洲鐵路，它有助於凝聚更強大的國家經濟，因為經濟地圖幾乎在一夕之間變了。中國振興方案也明白鼓勵消費，尤其在鄉村地區，尤其鼓勵買在國外銷售面臨大幅衰退的產品。它也快速增加鄉村的醫療與教育支出。同時，也努力強化像汽車與鋼鐵的某些重要產業部門。政府辯稱，它只是努力讓生產「合理化」罷了，提高生產效率，但批評者則擔心，這些措施會惡化產能過剩的問題，而且會降低有效競爭。競爭降低會增加企業的利潤與降低實質的薪資，惡化消費不足的問題。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書是一記鏗鏘有力的警鐘，擊向華爾街、自由市場，以及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　　－－《泰晤士報》　　「歐巴馬政府因應金融風暴且戰且走的政策，完全看不到積極改變的競選訴求。史迪格里茲毫不容情的抨擊美國施政，清楚點出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希望歐巴馬總統的床頭也擺了這本書。」　　－－《美國商業週刊》　　「銀行過度槓桿操作、房貸行業虛有其表、掠奪式放款加上金融交易欠缺規範，種種複雜因素構成這次金融崩潰，然而盲目進行金融紓困卻錯失了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