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出版时间：2010年5月 初版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作者：殷海光,林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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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殷海光自1949年起執教於臺灣大學，育英無數，林毓生即為其一。1955年，林毓生開始師從殷海光，問學之路深受影響。1960年，林毓生負笈北美，與殷海光通信不輟，相知愈契。本書匯集雙方往來書信為一帙，保存了一段難得的翰墨因緣。
本書不是一般意義的師生通信，而是兩代自由主義知識人，就學術中的重大問題、國家的走向與文化的發展，平等交流、理性切磋的珍貴紀錄。在淳厚的師生情誼中，他們“同有的一幅真樸懇摯之心，流蕩於字裡行間，具有持久的魅力。這是很西方的，同時也是很中國的；這是深具文化意蘊的中西方美妙的融合。”（胡曉明教授語）
從這部書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們在追求純正自由主義的道路上，如何彼此互勉，奮力以進。閱讀這部生動的師生思想互動的紀錄，必可使我們對於殷海光與林毓生懷持的共同理想，得到深入的理解；兩位自由主義先行者的思想成長與變遷歷程，對我們也必有深刻的啟發。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捧讀《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閱后眼界陡增、醍醐貫頂，受益良多。殷海光的生平和志業，讓人徒羨魚情、高山仰止之感，林毓生與殷海光先生的通信，大抵談論學理、人生，對于私事私誼雖有論及，但談論尚不足全部篇幅之三分之一。由此可見，殷、林二先生的通信，完全是以學術討論和交流為主，他們更側重于精神世界的契合和共鳴，這種友誼一直保持到殷先生辭世為止。
  　　
  　　 殷海光先生受道于哲學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赴臺大任講師，后參與胡適、雷震、傅斯年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其事。1954年，殷海光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哈佛大學研究講學一年。一年後殷海光回到台灣，一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為《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雷震因《自由中國》被捕后，在“白色恐怖”的大環境下，許多知識分子避之惟恐不及，而殷海光先卻凜然不懼，發表文章抨擊當局。而他也因此遭受打壓，著作被禁，政府不允許他出境，哈耶克來臺訪問，政府也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1969年，殷海光先生因胃癌去世，享年49歲。縱觀殷海光先生的一生，正如林毓生所說：“殷先生在到臺以后的歲月中，由于堅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與他面對這些迫害所展現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風骨，以及他對事理公正的態度與開放的心靈，對知識的追求與人類福祉的關懷，在使我們感受到一位中國自由主義者于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釋放出的人格素質。”確是公允持正之論，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殷海光先生的性靈和偉岸不羁的人格力量。
  　　
  　　 殷海光先生對全球化和城市化后現代主義人類物質文明對人文精神失落的反解構，十分不滿而無可奈何。他認為“自由所需的物理相度（physical dimension）是‘廣漠之野’。”而物質文明下的精神世界，“在經濟集中化，人口不斷膨脹，及組織技術的威脅日增的情況下”，他所夢想的“精審的自由”無從實現……而殷海光先生所秉持的自由、理性、法治、民主的理念和信仰，也正是用他的生命來詮釋和解構的。這也是常人所不及的地方，令人抱以無限的欽仰。同時，他的學術思路和治學路徑，也值得研究者學習借鑒。殷海光“因長期受羅素及邏輯經驗論的影響，偏重于讀通則性質的書……這類的書里面，充滿了原理、定律、共相、函數、演繹、歸納、理論，就是藏不住殊相、奇異性、獨特性。”其治學的嚴謹細致和分析歸納，讓人讀之耳目一新。
  　　
  　　 而林毓生先生治學嚴謹也是值得借鑒和學習的，他尤其反感文人、學者之間的無休止的攻訐與爭論，他認為“當你不同意或要攻擊對方的時候，先懷疑一下自己是否已經完全了解對方的意見，或者你攻擊對方的論證是否充分。”他對論證和學理討論的重視程度，在其與殷海光先生的通信就可完全看出。林毓生在臺時授業于殷海光先生，1960年赴美時又投師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的門下，其學術嚴謹，條分縷析令人佩服。這正說明學術研究與方法論及學術訓練的結合緊密，是有機而不可分割的整體。
  　　
  　　 另外，林毓生還提及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勛爵的兩句話，細嚼之下，感悟頗多。一是大家熟知的“權力趨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另一條則是“國族主義使民主無效，因為它被更高的原則所取代”。權力導致嬗變，民粹主義及民族主義則會將國家的民主引向歧路。阿克頓勛爵極具概括性的言論，如同指路明燈，引領著有良知的人們看清前方的路……
  　　
  　　 通讀此書信錄，對殷海光、林毓生先生的志業和學術討論有了一個比較初步的印象，雖然理解尚不深刻，但對他們的思想信仰以及對人生、學理、志趣的了解，還是有相當的益處。對于學術領域的自由主義學理，也可經由本書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梳理和認知。總而言之，中國的自由主義，先天不足，后天不調，一直沒有一個詳盡而又完整的知識譜系。而殷海光、林毓生先生的探討學理和理論分析，給了我們一個全新而廣闊的視野，足以光被后世而激勵后人，實是中國之大幸！
  　　
  　　
•   　　哈耶克的子弟林毓生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祖籍也是黄县。林毓生1934年出生于沈阳。《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中提到林毓生的父亲名字叫做林孚治，似乎是出身商业，早年家境还是很殷实的。晚近林毓生和王元化先生对话时，还说起黄县：“根据我对家乡山东黄县（现改为龙口市）的了解，那里原来是很有底蕴的。许多当地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常识判断力很强，说话、应对也很得体，很懂得礼节。……因为文化不是一定要上学才能学到的。生活方式如有底蕴的话，就蕴涵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好比说，过年过节，是对某个亲戚、某个邻居过去的帮助表达感谢的适当时机，他们送礼时讲的话就很有分寸，很有意思。”
  　　
  　　近代闯关东的风气使然，很多黄县人外出或谋生，或游学，或经商，他们的子弟很多并非出生在黄县，他们父辈也许与乡亲还有些或多或少的往来吧，随着新陈代谢，这种往来只会越来越少，数代之后“祖籍黄县”四个字，最终也会被抹去了。
  　　
  　　
•   　　鄙人浅薄，此乃今年读过最好的书了。
  　　
  　　不过仍然在疑惑。
  　　
  　　空想是没有成本的。有时候思考不也是么？
  　　
  　　孔丘幸福 有人为其立说著传。绝大多数人，还是要自食其力，不仅要有思想，还要有将思想传播广大的能力。不然，何来粉丝一版再版呀
  　　
  　　一直对社会学科持观望态度。原因是觉得缺少应用理论的载体。正如当代社会，人人都是批判家，却出不了改革家。
  　　
  　　是不是，我也成了，“实用主义”的拥趸呢？我们只对会结果的花抱有好感，无花果也可以接受，唯独对光开花不结果的东西，非常犹疑。
  　　
•   　　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   　　 当我四处找林毓生的书时，《殷林书信录》再版了，我可谓正逢其时。师徒俩谈的学问，自有学者研究。我从林的信里，看到了他于海外求学的不易。他能幸运问教于海耶克门下，是让人艳羡的事。可他求学所忍受的艰辛，也让常人难以想象。
  　　 在来美后最初的信里，林在信里说：“这半年心酸的生活，总算苦出了头（曾先后做过侍者，洗碗工，扫院子工，吊在三楼上的擦窗子工）。”（1961年4月3日信）
  　　 如今要是哪个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吊在楼上做擦窗工，可能迅速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林为了求学，能甘愿忍受如此的辛苦，我只能深表叹服。
  　　 不久后的一份信里，他又说：“您让我代订的杂志，到我月底拿到钱以后（奖学金的钱被两个朋友临时借去了），一定寄支票发挂号信到荷兰订……”（1961年11月7日信）类似的话，还有一些。我觉得，看到林毓生先生早年留美时的种种窘迫之境，对于我自己而言，若能激起一些奋斗的动力，实在比读懂他的“创造性转化”更有意义。
  　　 还有一段：“今天是圣诞前夕，宿舍同学都已回家过节……窗外一片银色世界……街上车子、行人都稀少了，想必都在家围绕着火炉谈笑之中，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实在非常寂寞。”（1961年12月24日信）这样的寂寞之境下，锻炼出了一个学人。
  　　 谈学术价值，书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下述两信：一为1967年12月23日林给殷的信，详细谈了自己对思想史研究的看法，同时介绍了自己博士论文撰写的思路。另一为1968年5月9日殷给林的信，殷谈了很多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谈了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的关系等等，个人觉得是他晚年很重要的一部分思考。
  　　 全书很温暖，又有些凄凉。从1960年林去美，《自由中国》案发，殷渐入绝境，书中两人书信往还渐多。到1969年，即殷海光在世的最后一年，林在信中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可等到林的论文完成，殷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林毓生1969年8月14日的那封信，再也无人回复，全书戛然而止。
  　　
•   　　书不厚，14万字卖30元，应了殷海光先生主张的高价格高装璜的要求。
  　　这本六十年代的书信录，两位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书信，意义有多大不敢说，意思还是很有一些的。
  　　两人在书信中不时对胡适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归根结底，如林毓生所说，他们认为五四运动的目标——不外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不能由五四思想本身来实现。
  　　其实道理很朴素的嘛：叫《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但李泽厚这篇文章还算晚了，这两位先生老早就在讨论中国的危机和出路，于是他们发现了三个被他们看作明灯的思想家：分别是哈耶克、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
  　　林毓生去芝大思想委员会跟从哈耶克学习，这在当时语境下确实是远远超过中国读书界风气吧。毕竟直到80年代，这些名字才在祖国大地上叱诧风云；不过在台湾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令人感慨的倒不是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为学抱负和气度（或许有人对我这种态度大不以为然），而是，所谓的“真理”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殷海光视为真经，每天放在案头认真学习，如今这位老兄的这本巨著又有多少真正有抱负、想着“救中国”的读书人在看呢？
  　　似乎，面对当今的两人的讨论，我们要以同情性的历史的眼光去看了。（林毓生本人在再版序中也有类似表述。）但这样一份真诚地记载着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求出路的自由主义历史文献，如今要同情性地理解，这是不是有点儿讽刺？
  　　话说回来，如果有人真去细读两位作者在信中提出的种种理论和说法，那还真是反倒不如“同情性的理解”。说来说去，我又开始觉得，这本书除了树立“榜样形象”之外，好像也没更大的意思了……
•   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确实，两人的师生之谊堪为大陆学人与学子之范式!
•   殷、林二人的师生情谊，实堪大陆学人与学生所学习借鉴!
•   这两个人谁啊
•   @吉赛尔
  在我阅读范围内，林毓生老伯最喜欢说文化断层，老说“危机”。殷海光批评胡适，尤其是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
•   @白：真高级啊。。
•   啊，定这么高啊，远东这个版本（http://www.douban.com/subject/1778904/?i=0）还不时能在旧书店看到。
  偶对胡的不良印象正是由此书始啊（以及那个《四十自述》里唐的批注），弄得至今无读胡欲望。这本书，形式留下了，内容姑且可不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