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出版时间：1999-12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楊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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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這是一部解說中共黨史的力作，是一部改寫中蘇關係的奇書。本書根據大量有關中蘇檔案和親歷者的回憶，按歷史發展的順序，對涉及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的歷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澤東性格和處事特點作了引人入勝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歷史上許多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和背景都是鮮為人知的。

用户评论 (总计42条)

•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陆在历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近代史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禁区也在不断的被打破，这是一个令人值得高兴的现象。但是，现代史的研究则是进展缓慢。原因有很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档案资料的缺乏，根据我国现行的《保密法》，最高级别的档案可以保密五十年，五十年后视情况解密。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学者最多也就只能研究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而且还要看档案馆的态度（沈志华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大陆的档案馆很多档案就算已经解密了可是档案馆就是不让学者们接触）。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史这个专业确实是有点先天不足。
  　　杨奎松，此人绝对是近现代史方面的明星学者。他是研究中共党史出身的，后来转而研究近现代史。也许是党史出身的人比较胆大？所以此人的文章经常有惊世骇俗之言，比方说那个苏联在战争中交给中共七十万支步枪的“神论”，以现代军队的编制七十万支步枪足够装备一支两百万大军了，更何况他后面还加上了六百辆坦克和八百架飞机。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解放战争时中共有八百架飞机，所以看他的书，有时需要小心点。
  　　但不管怎么说，杨奎松算是比较感畅所欲言的历史学者，所以他写的书没有那些官方的花里胡哨的修饰词。很多人可能反感官方的历史教材，因为官方的历史教材里总是充满着各种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修饰语，把历史的真相掩盖在其中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所以杨奎松的书是那些无法自动屏蔽过滤那些官方修饰语的读者的最好选择。如果你对中共的官方修饰语背后隐藏的含义了如指掌（比方说“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增加了对对方的理解”之类的），那么你可以直接阅读官方材料。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多吧？所以，现阶段，杨奎松的书还是我们的最好选择。
  　　好了，废话一大堆，最后在收尾的时候谈谈这本书，我对中共党史不怎么了解，而这本书可读性强，分析透彻。很好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是书中说的是真是假，那就天知道了。
•   　　关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几个问题的考证
  　　——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思宁
  　　
  　　杨奎松（青石）教授撰写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本书因为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在12年内四次出版，是一部重新了解中共党史尤其是中苏关系史的力作。笔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受益匪浅，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豁然开朗的感觉。但笔者在阅读2011年版的该书时，发现这本书有几处错误。本着使这本名著更加完善的目的，对这几处问题进行分析并做相应的考证。
  　　问题一：时间表述错误，前后不一
  　　该书在第五章第七节有一处表述，笔者认为这处错误存在着前后时间上的矛盾。在该书的第120页写道：“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辗转山东、晋北等根据地回到延安。”[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而在该书的第121页却写到：“在刘少奇回到延安两个月后，张闻天亦被召回中央，政治局很快进行了第三次讨论，由任弼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案，刘少奇提议以毛（泽东）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2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同上书，第121页。]要按照刘少奇回到延安两个月后开会来看，应该是政治局会议在1943年召开。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里在刘少奇回到延安的时间和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间上存在着矛盾。
  　　于是笔者便查证了一些与这几处时间问题相关的具有权威性的资料。要解决这个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就必须查证与此事件密切相关的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生平活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年谱》一书第409页写到：“12月30日（指1942年，引者注）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安全回到延安。”[ 刘崇文、陈昭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同样，在该书第415页记载着，“3月20日（指1943年，引者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同上书，第415页。]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一书第606、607页这样记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初步方案。”[ 章学新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06页。]“三月十六日、二十日，政治局两次会议后，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同上书，第607页。]
  　　为了考证的准确无误，笔者有查证了其他相关著作。作为中共官方党史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此次政治局会议这样记述：“为了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与1943年3月16日和20日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5页。]同样，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书的第430页这样描述：“3月20日（指1943年，引者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 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0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的是在1943年3月20日而非1942年。到此我们就解决了此处的时间问题。
  　　问题二：史料引用不当，张冠李戴
  　　在该书第325页，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条件下来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正如志愿军1953年7月13日取得金城战役胜利后克拉克所承认的，这个时候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它能够随时集中起足够的部队，“在它所希望的地点和时间突破我们的防线”。毛泽东甚至确信部队已经具备了重新夺取汉城的能力。他明确讲：“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几十年后彭德怀也谈到这一点，他颇为惋惜地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4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25页。]
  　　在该书第327页注释44对本段的注释为：《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同上书，第327页。]
  　　笔者对此处的疑问就是在这处注释上。如果说这个注释是整段的注释放在末尾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前文中至少有注释放在段中的前例，显然作者遵循句末加注的注释方式。）然而我们再次看前文可知，这是毛泽东与英共领导人的谈话，怎么会有彭德怀的回忆？
  　　由于资料原因，笔者分别查找了上段中彭德怀回忆的文字出处，笔者只查到这句：“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出现在《朝鲜战争备忘录》（胡海波主编，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年）一书的第446、447页。
  　　而前面的毛泽东与英共领导人的谈话早在杨氏《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一文中就有体现，该文中说：
  　　　　7月13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7月27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7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192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6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4页；《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APRF，3//65/830/187-189.
  　　　　[66]《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杨奎松：《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互联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008，2012年10月18日。]
  　　显然，杨教授在《恩恩怨怨》一书中注释是错误的，应该将注释44放置“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一句之后，而在彭德怀元帅的这段话后面，更应该加上资料的来源。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是在1953年，而彭德怀元帅于1974年逝世，就算是这段话是彭德怀的遗言，也不过才19年，最多算上十几年，用原文中的“几十年”显然是不合适的。
  　　问题三：史料摘编有疑，过分删节
  　　在撰写历史论文时，如欲明确证明一个观点，需引用的较多或较长的材料，则可采取适当摘编，即用自己的语言在不改变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串连原文的几个关键词、句、段的方式来证明作者观点。而选取的原文内容则是核心，摘编时遴选出的关键关键词句应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而在《恩恩怨怨》这部书中有些地方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以该书附录一段为例，该书记载：
  　　　　毛泽东开始感叹反动派滥施暴力的好处，说他们杀人是好事，蒋介石对革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杀人。胡志明当场表示异议，说：说杀人好，这不人道。毛泽东当即反驳说：他杀来，我杀去，没有人道可言。刘少奇更是补充说：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没有人道可言。而且，人道主义不讲阶级性，也违反马列主义。讲人道主义，说艾森豪威尔有理智，以为这样可以保卫和平，行吗？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理智同我们的不一样。[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95页。]
  　　对此段引文的注释是：“前引《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11月2日）。”
  　　显而易见的是，引文非常口语化，很有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直接引用个别词句片断连缀而成。但若为直接引用，为何该段从头至尾未用一个引号标出？若为间接引用，为何使用“当即反驳说”和“补充说”这样的直接引语连接词引出材料，同时如何解释引文明显的口语化（直引化）现象？即使引文经过摘编，重要的关键性词句是否也应该注明哪些是原文？这个问题看似不起眼，得不到重视，但规范被引状态（即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时引出材料所用的措辞）十分重要。
  　　问题四：注释规范问题，略有瑕疵
  　　（一）注释中标明的引用材料标题与材料的原标题不一致
  　　该书在第十九章后注释③为：
  　　　　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56页。]
  　　经笔者查阅，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第1、2版上确有此项声明及此段引文，但原标题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而笔者认为作为加上书名号之后的政府公开对外声明，具有外交的严肃性，对标题不可随意更改。笔者认为，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政府声明》”的形式来注明，则既能表达作者的原意，又可使著作显得更规范。
  　　（二）注释中引文创作时间与文中引用处所示逻辑时间不相符
  　　该书在第494页有这样一段话：
  　　　　到1960年以后，毛泽东干脆连他不久前还在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也否定了。他说：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 同上书，第494页。]
  　　而在第509页对这段话的注释为：《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革命左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谈话记录》（1961年4月3日）。[ 同上书，第509页]
  　　显见，作者在文中对引文时间的限制是“1960年以后”，否则就不足以证明作者的观点，但引注中“《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6日）”显然不符合要求。而如果按照另一种思路，即将“不久前”三个字判断作者所指的是“和平共处”出自《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6日），似乎从语意上也不合情理，距1960年（5月）几个多月前，恐怕说“不久前”有些牵强。总而言之，此段引注是不甚明确的。
  　　（三）在书中一整段中将多处材料的片断摘编在一起，但在注释中对诸多出处只作机械罗列，未明确与引用的材料一一对应
  　　在书中第499页有这样一段话：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党，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甚至开始相信，自己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这时不止一次地向越南党的领导人表示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是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斗争一撤走，吴廷琰就开始杀人……这个错误使越南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 同上书，第499页 。]
  　　而对此段引文的注释是：“同前引《毛泽东接见越南劳动代表团谈话记录》；《毛泽东接见巴西共（新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3月6日）；《毛泽东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谈话记录》（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等。”[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10页 。]
  　　笔者认为，在这一段中，对于引文中前面引用的一句是用引号引出的，显然说明是原句，但很难判断这些引文究竟出自作者引注的哪一篇谈话记录。而且对于后一段对越共领导人谈话的引用则明显是经过摘编的，故未用引号，却用“表示说：”这样的字眼，且未穿插任何纯原文词句，又未明确此指出是出自引注中哪一篇（是《毛泽东接见越南劳动代表团谈话记录》还是《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谈话记录》）。
  　　作者引用了许多保密的、一般研究人员难以见到的档案，而此类政府外交谈话记录的查证难度较大，可以见得引用的欠规范给读者带来一些的阅读与研究障碍。尤其是一些研究者想要对这些材料进行转引，则此时困难会更大。
  　　世上没有哪部史著是绝对客观的、超主观的，正因如此，史料中“一手资料”比“二手资料”、“三手资料”的价值要远远高得多。所以为了尽可能保持引文的客观、可信，尽可能留其原汁原味，作者对它的修饰应尽可能减少乃至避免，否则过犹不及，对于拜读、学习此类文章的后生贻害匪浅。
  　　问题五：数字符号错误，排版疏忽
  　　该书在405页写到，“全世界90的人民群众，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或者可能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是不是呢？”笔者认为，这是排版的疏忽，将90%误写为90，该书在第一版是用的是汉字“百分之九十”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很好。
  　　
  　　最后，笔者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知识面上还是在资料查阅上都是有限的，笔者所做的所谓“考证”，仅仅本着是本书更加完善的目的所进行的初步分析，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读者有所指正，是为至盼。
•   　　杨奎松笔下的毛看起来不仅很无辜，而且更像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斗士。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正是这样一个斗士把整个CCP从莫斯科的“父权”底下一步步地带出来，其中历经多次隐忍，蛰伏，韬光养晦，正面交锋等等。书中每每分析到一些重大时期毛的判断和决定时总是避重就轻，用看似中立的客观分析模糊了毛本人昭然若揭的心思或是拿时势来囫囵过去。总之，读完此书，觉得毛的一切决定都是情理之中，情势所逼，形势所然，不是为国就是为党，全无私心。
  　　杨对王明，博古基本上是负面之辞，“顺理成章”地将其塑造成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几个傀儡。在涉及党史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杨无不是站在同情毛的立场。诚然，就历史事实而言，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确实有过一段糊里糊涂的时期，无论是王明，博古还是张闻天都还书生气太重，太像秀才造反，对于时局和党内情势的分析和决断都显得过于毛躁。王明虽擅攻心计，但却缺乏审时度势的眼光，在重大问题上又喜欢摆“钦差大臣”的架子，过于仰仗共产国际。但是就此推论说毛后来给王明扣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是因为王明首鼠两端，当面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背后却说毛瑕疵必报，也未免有些低估毛的战略“胸怀”。况且根据何方老先生在《党史笔记》中的说法，左倾机会主义是建国后才给定的说法，整风时根本没这一说。所以，在整风这件事上，王与毛的争取绝对不是问题的实质，甚至这样的说话还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如果说在对于王明，博古的立场上杨看起来还像是据实说理，在毛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上，杨则显得有点“兜不住”了。
  　　书中第118页列数了两点把王实味问题上纲上线的原因。第一是毛深信国民党要对CCP发动第三次反gong高潮；其二是国民党那边的舆论对王实味以及李锐他们主办的《轻骑队》呼应与赞赏，引起了党内高层的高度关注，毛于是不得不下令把王实味揪出来。且先不论毛对国民党要发动第三次反CCP高潮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就杨列举的第二个理由来看，他还是想要把毛放入一个“无辜”的客观情势之中，这样的分析读来让人十分不信服。
  　　在对整风的定性上，杨认为毛主要要针对的是党内那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而非知识分子。因此，在王实味的问题上，毛也是因为党内老干部反映太多，毛不得不做出姿态。杨进而说：“这个情况同1957年由整风而反右所出现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照杨的逻辑，反右也是毛并非有意针对右派知识分子而为之。
  　　然而稍微细度历史的人都对毛的所谓“阳谋”，“引蛇出洞”等招数熟悉不过。从事后各方人事的回忆和分析来看，我毋宁相信毛发动整风的目的是要一箭双雕，既借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来挫一挫党内老干部的锐气又反过来借着老干部们由此而来的怨气顺理成章地发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清算和改造。一开始，他让这些从亭子间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们畅所欲言，挑毛病，写批评。尤其是针对革命队伍里的等级制和官僚主义作风。毛深知，知识分子的“童言无忌”一定会触怒党内那些老干部的神经。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典型。据回忆，王震某晚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矢与的》，看完后极为生气，说到：“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之后也挑灯前去观看，看完后的说法是：“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无论如何，说毛在整风时期主观上对知识分子的仗义执言，秉笔直书是同情的，这非常使人怀疑。也无法解释后来的那场运动。此外，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来看，毛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无疑是受了列宁的影响。知识分子不过是革命事业中的“齿轮螺丝钉”，“他们的位置是确定好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怀着自由，美好的信念远道来投的知识分子以为延安是一个可以信马由缰的乌托邦，殊不知，正像李洁非，杨劼在其新书《解读延安》里所分析的，此时的CCP已不是瑞金和井冈山上的“野鸭子”了，而是要考虑为新生的政权网罗一笔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服从的“笔杆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必须要通过一场运动来彻底改造这些日后的笔杆子，强迫他们放弃以往所继承的那些“反动”传统，一是五四传统，二是左翼的传统。而鲁迅恰恰是集这两个传统于一身的人。因此，在延安写杂文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是惹火烧身的事儿，王实味的杂文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鲁迅的。
  　　总而言之，此书不能独看，一些重大的史实判断需要多方参考。这也许也是它能被出版的原因吧
  　　
  　　
  　　
  　　
•   　　最早深入到中*共当中的，是俄国人；与中*共交往最多的，也是俄国人，但是，从早期前来帮助组建中*共的那个维经斯基，到背靠苏联与中国直接参与策划了几乎整个国民进程的俄国顾问鲍罗廷；从打着商人名义葬在上海租界暗中辅助的共产国际代表，后来住在延安与毛往来甚多的伏拉基米洛夫，到斯大林派到毛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到毛钦点润色毛选，后成为驻华大使的尤金，还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没一个称得上有真正信任关系的。以上这些俄国人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埋怨。中国这边的书中，也很少有表示好感的句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对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实际待遇可能不高。对斯诺，他花了差不多20多个晚上口述自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详细的自述。斯诺离开陕北时，毛天天询问车辆之类的事宜。斯诺走后五个月，毛去信，“自你别去后，时时念着你。”49年以后，毛四次邀请斯诺，差不多每次都释放重大信号，包括他想和美搞缓和这种大事。
  　　
  　　其他美国人至少还包括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她帮助传递了“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另外毛还邀请其编辑毛选。还有史沫莱特，写就了 伟大的道路，关于朱毛的传记。毛对美国官方人员谢伟思也颇有好感，长谈过好几次，从一些材料来看，语气措辞都很客气，而且兴致颇高。（参看邹傥的那本书，他对美外交官的错误判断痛心疾首）
  　　
  　　
  　　（万恶的微软拼音，真难打人名）
  　　
  　　-----下面是分析分割线----------
  　　
  　　杨奎松在书中提到几个原因：
  　　
  　　1。这几个美国人都在中美关系比较好，即国共抗日的时候来的
  　　2。毛的视角是阶级视角，喜欢美劳动人民，长于强调“政*府不等于人民”
  　　
  　　羊在这里也提一个原因：
  　　
  　　毛和美国的利益纠葛比较少，但是和苏联就不一样了。早期留苏派回归直接导致其党内地位的下挫，从此和留苏派的斗争几乎构成了前期党*史的全部；后来又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出“谁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通报，从此大动荡。
  　　
  　　毛从来是把党内地位作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老美再怎么折腾，这一点不会涉及到，顶多就是把KMT弄强一点，毛对这一点又不怕，你来多少我吃多少。关键像苏联那样不让我当头了，那我就要拼了
•   　　他到晚年变成极端理想主义者，他居然妄想改变人性的本质属性，向人性宣战，妄图消除人性中的自私性。我们应该尊重理想主义者，只要他的理想不伤害大众。
  　　
  　　为什么他追求平等，为什么他是平等主义者，这个触及到人的观念形成的问题。是需要借助西方哲学很多流派才能探讨的一个问题。
  　　
  　　他是很会玩，经常是一石多鸟，事做好了坏了他都有功，这才是最高妙的哲学，能不能骗得过历史，先骗过时人再说。
  　　
  　　他有智谋也有阴谋，两方面都值得学习。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刀切豆腐两面光，这些才是雄才大略，至于什么战役中是春天打还是秋天打，那都是小格局和没格调的。他就是一开始不主张春天打，最后还是能捞功的。这叫本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候不是凭借真功劳和真才能说话的，而是靠投机。对他的分析告诉我们，政治斗争中，一切谜团都不是难以琢磨，它们都是简单之极的事情：权力争夺。
  　　
  　　地球离了谁都转，中国没了谁该咋办还咋办，伟大领袖即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会完全正确。美女不仅流香汗，也会放臭屁。
  　　
  　　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时说，议会应恢复到德文Rat的古义，成为元首的顾问；英文中，Rat为“讨厌鬼”，老希眼中，正是如斯。
  　　
  　　希特勒一面推崇尼采是“思想先驱”，“哲学泰斗”，一面自称是“上帝的选民”，真不知他如何打圆场。不过，他一向口才很好，活学活用。
•   　　杨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在跋里亮出了自己归纳总结的观点，其余部分基本上是随叙随议，写到哪儿讲到哪儿，就事论事为多。读完全书，觉得杨先生也是有不愿多议的难处，不然是非多了只怕想单叙个痛快也会变得困难。作为一名读者，我倒想多论几句，当然不是为作者喉舌，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一个想说的是“强人政治”。现如今世界老大美利坚的国父华盛顿将军，当年他如果也想玩一把强人政治，其资历比起毛斯二位真是一点也不差的。然而他却是选择了以均衡制度立国的道路，在共商宪法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当起了行政一支的首脑，以宪治国，也任由立法司法两去以宪制衡。毛与苏（不论是斯氏还是赫氏）却都是“强人政治”之信徒，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都一肩挑了，意欲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得如何书里写得很多故事了，先不去说它，单说强人政治的意愿表述是否为万民所举，就是个问题。比如说“投个原子弹，也就是死几亿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还有几亿人。。。。。。”站在国家的高度作此骇人之述，总不会是那将死的几亿民众已经下了如是之政治委托状了吧(proxy)？
  　　
  　　再个想说的是“义利之辩”。这里的义是指意识形态，利是指国家利益。斯氏是最典型的“利为义先”的奉行者，以至于共产主义苏联在他的指引下会去和纳祽德国签下一纸互不侵犯盟约。毛氏则是信“义为利先”的，其后之所以在外交上受到多方孤立也是因为“利为义先”成了大势所趋的缘故。但真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毛氏最忠诚的信徒阿尔巴尼亚也因为越南战争该不该结束的义利之辩而与中国悲壮决裂，而到此时义利孰为先已是不需再辩了。毛氏以一理想主义者终向现实屈服之痛也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强人政治”也好，“义利之辩”也好，现在回过头去看，几十年的弓背路恰似长征，真是走得好辛苦。所幸而今中国正努力从经济矮人成为经济巨人，吴氏晓波著《激荡三十年》是为之小记，应是走起了弓弦路了。杨先生的这本恩怨也可算是一本中共政治史的《激荡XX年》，故事都是发生在晓波笔下三十年之前的岁月，却也是一样的波澜壮阔。怎奈马恩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政治为纲而忽视经济发展的激荡史，读来只能令人唏嘘不已。
•   他本人更是滴水不漏
•   写的两句话居然被豆娘删了，也许书名敏感了？反正对杨的书有点失望
•   这算是带着“需要”去看历史，杨书写的就是历史何以如是。他的书可读性也因不带感情而受损，这也是事实……历史本身的逻辑是足以否定TG，用史实铺叙出TG的革命功利主义，较之于带有主观感情渗透的叙述，似乎更有批判力吧？
  大陆学人的著作能在可出版的前提下写到这程度，中间诸多史料的铺陈，已然难能可贵了。
•   说句题外话，引蛇出洞一说的影响力真大，可惜，却站不住脚。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27396/，若不信任大陆出版物，看看这本书吧。历史，毕竟不是文学。
•   你好，谢谢回复，更谢谢你推荐的书，之前我也看到了链接，很可惜已不能下载。如果你有可否方便发一份给我呢？谢谢。
•   给个邮箱地址吧……
•   写的真好 差点就买了
•   有同感，有时觉得太过“客观”，但有时还是能影影绰绰看出杨先生的批判来的，毕竟老毛太难洗白了。。。
•   说句题外话，引蛇出洞一说的影响力真大，可惜，却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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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华这本书提到引蛇出洞了
•   @dygtt 沈志华这本书提到引蛇出洞了，毛也确实说了这话。不过问题在于，很多人根据这句话，错误地理解了历史进程。毛不是有预谋地发动了这一系列运动，而是没有预料到让人说话，还真许多人说出了这么多让某党不爽的话。毛是个要面子的人，仅此而已。某党的某些事，确实浑蛋，但没必要让历史真实按照这个逻辑走。
•   是啊，不过你前面的话，给人的感觉是引蛇出洞不存在。毛一开始的确是真心让人们提意见，但有些意见超出了他承受的底线，之后才具有“引蛇出洞”的性质。
•   @dygtt 不对。引蛇出洞这个说法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事实是不成立的。
•   我看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第三卷吧，这本书是无删减的。
•   @流浪者布兰 引蛇出洞事实是存在的，只是毛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引蛇出洞，后期才具有引蛇出洞的性质。你可以看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第三卷，作者同样是沈志华。
•   我也提一点，毛想做世界共产运动的领袖，苏联是其最大的障碍。毛很多时候的独立，是一种讲他和他当时的竞争者区分开的方式，他一直都在坚持在他所达到的那个层次做一个领导者，而不是一个跟班。
•   恩。是这么一回事
•   其实，我也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早期苏支持的并不是毛
  建国之前斯大林对毛的支持也是少得可怜的
  建国后没多久更是谁也看谁不顺眼
  所以很自然……
•   远交近攻。
•   b,mhjakuygi
•   毛和苏联本来就有矛盾，早在赣南的时候就对苏联派出的指手画脚的人们不慢。后来又在各项运动中都不停打击这些留苏派，还在延安把苏联的某代理人赶出了政治局。
  另外，毛也从来没想过要跟在苏联的屁股后面，做苏维埃的一部分。但这恰好是斯大林希望的。
•   说白了，美国对毛要不是敌人，要不就是客人，但不管哪种，都是“对等，平等”的关系，但是和苏联，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   　远交近攻。
  说的不错
•   老毛子能信吗？毛主席是英明的！
•   远交近攻..用这里不恰当吧.
•   典型的玩弄权术，mao的原则是：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权威的，都是可以拉拢的
•   远交近攻 +1
•   貌似其他文章多处呼应该论点。
•   lss说的完全正确，毛泽东的对日态度更能说明问题。
•   这个.....楼主的最后一段，把核心事实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   “他一直都在坚持在他所达到的那个层次做一个领导者，而不是一个跟班。”
  一楼的说的也很好。
•   说白了，美国对毛要不是敌人，要不就是客人，但不管哪种，都是“对等，平等”的关系，但是和苏联，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
•   更喜欢被资本文化熏陶出来的直率而已。。。
•   毛是毛，俄罗斯是俄罗斯，美国是美国，前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或者说中国GCD，有矛盾很正常；和美国有多少交道，还不是从80年代开始，也没有30年，50以后几乎全部的人，包括国外留学移民的，骨子里是GCD中国，外面包的西方文化思维皮。鸡蛋，还是GCD中国鸡蛋。
•   老毛眼中，又何不是如斯
•   追求民族独立和自强，大多少时候需要选择一个强人，这比较方便可以达到目的。 但是之后就只能看运气了。
  否则则民族需要继续等待，不过这个时间民族等得起么？
  走捷径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每次走捷径，事实上都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人们却总是记住了快速，忘记了背后的陷阱。
•   问题不只在于斯和毛本身，关键有什么样的人民（国民）注定了会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点蒋和毛是想法相同的（只不过对哪党是那一主有不同意见）；俄国来说，没有斯大林，也会有普京一类的（他们身后的人民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