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貧窮時我常提起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的《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下稱《新貧》),但其實我並不把這本書當理論書看。我一直認為它是溫柔、抒情的理解與安慰。我常常想起在大學時期,在學校宿舍昏天黑地的泡了一段日子,身上是理論、文學與一種學生氣的實踐衝動,幾乎無空隙容納任何消費欲望(及能力),然後我必須穿透九龍塘又一城商場到市區去,我非常驚訝地感受到了各名店明亮的玻璃櫥窗及鮮艷衣飾所挾帶的壓力,某種在美好的話語及物質面前無地自容的受傷感,被排斥感。而《新貧》則將我的傷感理論化:在福特時期的社會是生產型社會,即社會需要成員擔當生產者,社會的主要道德是建基於「工作倫理」,而因為工作而忍耐人生的枯燥單調是一種道德情操的表現,貧窮的意思是「失業」。而在當代的消費型社會,福特時期那種耐用、大規模、劃一化的生產模式和生產標準已被拋廢,消費品必須馬上被消費、而且儘快被拋棄;社會要求成員主要擔任消費者,而社會成員若不能滿足『消費美學』,便會遭受到道德上的譴責、被排斥。雖然社會主流常常還是以工作倫理來指責窮人(『窮人是懶人』),但以清醒的宏觀角度視之,當代的窮人是『非消費者』,而不是失業者;即使窮人辛勞工作,都不能令社會對他們的評價提高,他們是不正常、有虧道德、不值一顧甚至令人惡心的,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達到社會的消費標準。而接下來,就是把窮人和社會互動交流的網絡中隔除開來。包曼鏗鏘的憂傷:
谈贫穷时我常提起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的《工作、消费与新贫》(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下称《新贫》),但其实我并不把这本书当理论书看。我一直认为它是温柔、抒情的理解与安慰。我常常想起在大学时期,在学校宿舍昏天黑地的泡了一段日子,身上是理论、文学与一种学生气的实践冲动,几乎无空隙容纳任何消费欲望(及能力),然后我必须穿透九龙塘又一城商场到市区去,我非常惊讶地感受到了各名店明亮的玻璃橱窗及鲜艳衣饰所挟带的压力,某种在美好的话语及物质面前无地自容的受伤感,被排斥感。而《新贫》则将我的伤感理论化:在福特时期的社会是生产型社会,即社会需要成员担当生产者,社会的主要道德是建基于「工作伦理」,而因为工作而忍耐人生的枯燥单调是一种道德情操的表现,贫穷的意思是「失业」。而在当代的消费型社会,福特时期那种耐用、大规模、划一化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标准已被抛废,消费品必须马上被消费、而且尽快被抛弃;社会要求成员主要担任消费者,而社会成员若不能满足『消费美学』,便会遭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被排斥。虽然社会主流常常还是以工作伦理来指责穷人(『穷人是懒人』),但以清醒的宏观角度视之,当代的穷人是『非消费者』,而不是失业者;即使穷人辛劳工作,都不能令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提高,他们是不正常、有亏道德、不值一顾甚至令人恶心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社会的消费标准。而接下来,就是把穷人和社会互动交流的网络中隔除开来。包曼铿锵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