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孩子們

出版时间：1997 出版社：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作者：陳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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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长大的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1971年邂逅了几位来自广东的年轻人，对他们与香港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十分震惊。明明地域相邻，口音一致，但广东年轻人口中讲出的是令香港人迷惑不解的词汇。那时她就渴望了解这些词汇的内涵，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两地人全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Chan，1985：2-3）。
　　从1974年到1976年两年间，陈佩华访谈了14位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并从中选择了四位性格迥异者进行深度剖析。这些访谈对象曾在“社会主义新人”教育下，自觉自愿服从党、毛主席和学校老师的教诲，按照政治积极分子标准要求自己。然而历经文革风雨的洗礼，他们坚定的信念动摇了，最终选择离开大陆到香港谋生和发展。本着见微知著的愿望，陈佩华尝试结合自己十几位访谈对象的集体记忆，以及其他两位学者（Stanley Rosen & Jonathan Unger）的一些访谈资料，把握这一代大陆城市中等阶层年轻人的生活处境，进而就整个中国社会作一些概括性的分析（Chan，1985：6）。其研究成果出版成书《Children of Mao¬：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中文译名为《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该书因首度触及新中国第一代年轻人的真实内心世界，故而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笔者现结合书中的访谈内容和观点，聚焦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两个维度来解读一代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一．一代人的主流社会性格——权威人格的形成
　　1. 三个概念：权威人格、政治社会化和积极分子
　　按照陈佩华的观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权威人格的烙印。这一人格的形成，是国家长久以来在学生中积极进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而大陆政治社会化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在培养和鼓励积极分子。“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积极分子(activist)”和“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是原书中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
　　所谓“权威人格”，是阿多诺(Adorno)等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学者们想研究德国纳粹时期大量普通民众身上非理性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情绪、行为，探讨是否有某种人格因素在起作用。他们运用系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揭示权威人格的矛盾性：文明与愚昧并存，秉持个人主义却又惧怕异于旁人，维护自身独立却又盲目服从权威（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and Sanford et al，1964:ix）。权威主义人格者对强者表现出顺从，对弱者则表现出控制的欲望。他们容易产生偏见，敌视外群体的人，采用简单的两分法评判周遭事物（周晓虹，1997：266），易听信政治宣传。
　　阿多诺等学者认为，个体人格趋向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信念，人格乃过往社会环境的产物。新中国第一代青年身上权威人格的出现，源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深受大陆政治社会化影响。“政治社会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从个体来说……是指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从社会来说，是社会向其成员灌输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一般实施政治社会化的渠道包括政府、政党、家庭、教育系统、社团、大众传播媒介（邓伟志，2009：342-343）。与一些西方学者观点不同，陈佩华认为家庭因素对这一代年轻人权威人格形成的影响并不大，她研究的侧重点是新中国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和大众传播网络营造出的政治社会化环境。浸淫其间的一代年轻人，曾对信仰表现出强烈献身精神和忠诚。书中约一半篇幅探究这一坚定信仰的培养过程，另一半篇幅则解析文革后的信仰坍塌过程。
　　选拔“积极分子”是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体系里一直推行的同辈竞争手段。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培养“根正苗红”的学生，打造“又红又专”的新一代接班人，主张在系统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道德和政治价值的教育。陈佩华认为，杜威的让学生“做中学”的观念在旧中国颇有影响，新中国摈弃了这一理念，认为学校教育必须由权威来引导。权威传授政治思想，学生要亦步亦趋地学习模仿，顺从权威。积极分子是最先服从权威并在班上赢得老师青睐的学生。他们通过担任班干部获得声望，享有权力，监督并要求一般学生效仿他们服从权威。学校教育里树立的权威形象主要是教师。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师道尊严，解放后仍然强调教师的领导作用，认为他们是教育效果的决定因素（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2007：51）。在顺从权威的培养模式下，学生自然缺乏独立思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能力，这种模式也成为孕育权威人格的沃土。文革前，大学入学是以阶级成分、学业成绩和政治表现三条标准综合考量录取学生的。对学生而言，没法更改阶级成分，显著提高学业成绩也非易事。但通过积极加入共青团，他们能够在政治表现上加重升学砝码。学生的政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争当积极分子成了争取更好前途的一个策略（Chan, Rosen & Unger, 1980：401，407）。
　　2. “乐队花车法”等宣传手段强化服从集体意识
　　政治社会化依赖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以笔者所见，美国宣传分析研究所编写的《宣传的完美艺术》一书中列举的数种宣传策略（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得，2000：109），也是新中国在年轻人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常用手段。陈佩华在书中提到学校里经常举行“忆苦思甜”会，请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工人和农民讲述过去的悲惨经历。笔者认为，这种让特定人群现身说法的“证词法”宣传，其传播者就是后来经由霍夫兰等学者实验研究证明有效的“高可信度信息来源”。而新中国在不同时期大张旗鼓进行的英雄模范宣传，则是采用另一种重要宣传策略——乐队花车法。
　　 “乐队花车法”通过刻意营造主流态度或行动的氛围，树立模范形象，召唤所有成员“跳上花车”效仿追随。五十年代学校和大众媒体主要树立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上五壮士等。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通过号召青少年向他们学习，既强化青少年对新中国来之不易的历史认知，也焕发他们的爱国热情（Chan，1985：60）。进入六十年代，政府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即各行各业涌现的普通劳动者：王进喜、王杰、雷锋、焦裕禄、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当时宣传力度最大的是雷锋。雷锋六岁成了孤儿，四年后全国解放才摆脱贫困生活，得以参军、入党，他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他忠于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他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认为“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还以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处处做好事。雷锋身上既有解放后政治宣传贯彻始终的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不断强调的阶级意识；也有面对六十年代的城市就业压力，需要大力提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奉献精神。从众行为的研究表明，群体压力导致个人在知觉、判断、信仰、行为上与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周晓虹，1997：342）。不同时期的典型模范，其实就是积极分子的代表。号召大家向典型模范学习，是在鼓励顺从意识和行为的同时，更营造出一种群体模仿学习的氛围，令疏离者感受到无形的群体压力，继而屈从于主流。
　　3. 多渠道传播产生强大的聚合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来解析，笔者认为当时政府有效利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诸种传播类型，在学生中立体化、全方位地推进政治社会化。
　　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就是一个政治教育组织。每个班级组成一个中队，并分成几个小队。作为组织传播形式，每周学校会举行政治报告会，之后就会以小队为单位进行座谈，形成群体传播的氛围。孩子们在小队里说出来的话，无非都是老师挂在嘴上的，学校定期政治报告里反复提到的，书本里灌输的正统观点。讲空话和套话的习惯就此培养起来。非正统的观点若说出来，会遭到小队里其他同学的批评，在一种强大的群体压力下，这些观点很容易销声匿迹。小组讨论的形式被延续到中学，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中依然是千篇一律的高调。按照“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观点，人的社会天性是避免陷入孤立状态。于是少数意见越来越“沉默”，优势意见越来越强大，形成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郭庆光，1999：220）。小学和中学的小组讨论，以一种群体传播的形式形成宣讲豪言壮语，排斥异己言论的群体规范。多次的逢场作戏，令学生们练就了豪言壮语脱口而出的本事（Chan，1985：54）。从少先队延续下来的共青团组织，通过两个介绍人发展团员的方式，让发展对象和介绍人一次次谈心沟通，利用人际传播的力量说服和帮助学生一步步向团组织靠拢。
　　大众传播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西方学者认为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分别是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娱乐功能（郭庆光，1999：114）。新中国的大众媒介被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成了整风、反右、大跃进等运动的主角，侧重行使舆论引导和教育的功能，也就是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大众媒介主要用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成就和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郑保卫，2007：124）。不过充斥着空话、套话和大话。有学者认为，如果大众媒介作为加强政治化的工具，媒体容易“合理化执政者的政策、扭曲事实真相、片面提供消息，轻易妄下判断（林嘉诚，1989：7）。新中国编写的儿童启蒙读物里道德说教色彩浓厚。孩子一开始读书，教师就教他们按照书上的道德或政治教育内容行事（Chan，1985：15）。这些内容包括对新中国和毛主席的赞美，对旧中国的仇恨，并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利他行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必须忠诚于党和毛主席，并时刻准备为之献身（Yang，2000：391）。伴随这批孩子成长的是极其单调的大众媒介宣传内容。有资料表明，历来重视政论的中国报纸在建国后延续了这一传统，党报始终占据着主流报纸的地位，政治主题也长期占据报纸重要版面。《人民日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老师和学生经常要从中学习社论，了解党和政府的最新政策和动向。杂志在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青年》，1963年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印了800万册。电影虽然涌现出不少革命题材和现实题材的佳作，但艺术表现力受到严重的政治束缚，主要颂扬中国革命，提倡集体主义，呈现出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
　　利用步步为营的政治宣传策略和高度垄断的大众媒介，新中国完成了对第一代年轻人的政治社会化。陈佩华认为，正是这种方式的社会化，促使权威人格成为这一代人的主流社会性格。西方学者们研究出测量权威主义人格的F量表（Fascism Scale），其中包括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等子量表（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and Sanford et al，1964:228）。对照来看，因袭主义指固守传统的价值观，而新中国第一代年轻人普遍盲从于当时的价值观宣传；权威主义服从指完全屈从于内群体中的权威，当时的大陆年轻人均不加批判地服从于毛主席、党团组织和老师的权威；权威主义攻击指谴责、惩罚与自身价值观相悖的言行，当时大陆年轻人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进行无情抨击，并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导致灾难性后果（Chan，1985：2，208，218）。
　　
　　二． “编码-解码”理论解读权威人格的不同取向
　　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影响着人格的形成，这种社会化影响主要体现于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情境两个层次。从个人与社会互动观点着眼，个体接受政治社会化的同时，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周晓虹，1997：141，150）。陈佩华的书中不仅从宏观社会文化层次上剖析了新中国第一代年轻人的社会性格形成原因，也通过四个个案研究从微观层次上解读主流性格中呈现的不同取向。年轻人各自生活情境的差异，致使他们在接受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特点积极与社会进行互动。
　　如果将建国后政治社会化的宣传教育视为一个编码过程，学生对政治讯息的接收和理解就是解码过程。英国学者霍尔以符号学的范式提出传播学领域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传播者所赋予符号的意义，可以被受众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即编码和解码不构成直接的同一性。受众的解码立场有三种，第一种是“支配-霸权立场”，受众解码与传播者编码立场一致；第二种是“协商立场”，受众既接受编码者部分立场，也强调自己的特定情况；第三种是“对抗立场”，受众以完全相反方式解码信息（徐正林，2005：358-363）。建国初期，尽管学生们接受同样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但不同的个性、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仍然导致他们对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陈佩华采用描述法为自己进行个案研究的四位积极分子贴上不同的标签：区——顺从型积极分子，白——纯粹型积极分子，张——叛逆型积极分子，邓——实用型积极分子。区和白文革前是学校中“官方认可的积极分子”（official activists）。而张和邓虽然自认以积极分子标准要求自己，但并未在班上担任干部享受过权力和荣耀，算是“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unrecognized activists)（Chan, 1985: 7-8）。个体生活情境的不同，使他们对权威的看法各异，对毛主席著作和故事，以及雷锋日记和故事等的宣传教育，也采用不同的解码策略。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区从小学开始就是班干部，顺理成章进入积极分子行列。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她认真接受政治宣传教育，对权威和组织的信任比一般孩子更为强烈。区绝对听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像雷锋一样，对媒体政治宣传采用支配-霸权的解读立场。
　　白的小学生涯在孤儿院度过。除了接受官方政治教育，亲身经历也强化了他的政治教育理念，令他在感情上比一般孩子更加热爱党和国家。白入团后开始有意识用政治知识指导自己，但他不盲从权威，秉持一种超出权威之上的真理和绝对价值。白对个人著作的解读方式属于协商立场。白尊敬毛主席，却不把他当作宗教偶像来崇拜。阅读毛选和马列书籍时，他习惯把自己的点评写在书页空白处，试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他也以这样的协商立场去学习雷锋，对雷锋精神持一定批评态度，觉得人应有更大的抱负，而不是只甘于做螺丝钉。不服从个人权威的白却用支配-霸权立场解读党的教导。他认为党的教导来自于集体智慧，所以完全正确。
　　个性独立倔强、喜欢捣蛋的张，不满于正统宣传里集体主义和顺从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但政治教育中的部分价值观还是内化到他的内心，例如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张采取协商立场选择性接触和关注毛主席著作和故事：他从青年毛泽东的故事中领悟到，要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为投身革命作准备；他热爱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被其间传递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叛逆精神所吸引，但对最新指示和语录不感兴趣。张对雷锋采取对抗的解读方式，认为雷锋不是英雄模范，只是“驯服工具”。他心目中的模范人物是毛主席和历史上出现的伟大人物。
　　邓是一位对政治教育内容没有异议却也完全没有内化于心的人。他出于实用的目的关注部分宣传内容。当发现自己缺乏理论基础无法写好大字报时，他便主动钻研毛主席著作。他阅读青年毛主席的故事并学着锻炼身体，但目的是通过强身健体证实自己的价值，吸引他人的注意。邓从雷锋身上学来的也不是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而是小事上不怕吃亏的为人处事之道。
　　媒体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出于个人心理和社会的需要，主动接触媒体，利用媒体满足自己的需求（张国良，2009：210）。虽然建国后高度垄断的媒体环境提供了十分单调的政治宣传和典型模范宣传内容，但从陈佩华的访谈里，笔者发现学生们还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主动选择对自己发展有利的媒体内容。例如区内心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作为积极分子为了树立权威形象，她紧跟形势和潮流，阅读革命小说和青年杂志，目的是寻求“如何下乡锻炼自己，怎样做个好学生”这样的行动指南。媒体之于她，就是维护积极分子身份的求知工具。当然她只要“知其然”，不需要“知其所以然”。张则出于理论兴趣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心国内外时事的他每天去校办细读专门刊登外电的报纸，了解国外对中国的评价。邓对官方宣传一向态度麻木，真正触动他的是自己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老共青团员》。邓从中领悟到，人应该像主人公一样为党和革命献身。
　　按照书中的观点，区和白这类官方认可的积极分子，因听从权威的教导形成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谴责非官方价值观或非正统行为，仇视“阶级敌人”，无条件服从权威的同时希望在控制同辈中分享权威的光荣和权力。他们身上的权威人格倾向明显高于张和邓这类非官方积极分子。而阶级出身好的学生，其权威人格也表现得更明显（Chan，1985：217-219）。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生活情境因素既共同推动着年轻人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又交互影响，使年轻人对政治宣传内容和媒介内容采取不同的解码策略和选择性接触，接受与自己既有观点相一致的内容，以强化自我形象。对学生们不同人格的分析，便于我们理解他们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后的人生抉择。
　　
　　三．文革中的疯狂与迷惘：权威人格的极致表现
　　学校里争当积极分子的宣传一直在同辈群体中营造出一种竞争性的紧张氛围。学生不得不服从权威，又整日为了学雷锋，不得不做一些琐碎的好人好事，内心渐渐积压着不满的情绪。文革的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打破旧秩序，发泄心中郁闷的良机。
　　大陆一般将文革界定为十年时间，即1966年到1976年。而西方学者一般将文革界定为1966年到1969年三年左右的时间，侧重关注红卫兵组织从兴起到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过程。
　　 1966年初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学生们被鼓动写文章和大字报揭发之前自己不得不服从的权威之一——老师，集聚的反抗情绪终于爆发。不过这样的反抗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学生渴望自我解放，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屈从于至高权威。尽管对政治形势一知半解，但争当积极分子的惯性使他们紧跟潮流狠批老师，不惜歪曲事实（Chan，1985：127-128）。他们的权威人格渐渐走向极端：批斗老师让他们找到了控制人的快感，同时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拜和服从达到了巅峰，不仅把他看作是政治统帅，也当作精神偶像和真理的化身（江沛，1994：246）。有学者认为，文革不仅是政治和社会事件，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宗教现象。无论对毛主席的狂热崇拜，还是将批斗对象称作“牛鬼蛇神”并无情摧残，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Radtke, 2000:203）。
　　文革中学生接受政治社会化的渠道是大众媒介和新组织。解放后，家庭阶级成分一直是衡量学生好坏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在文革前夕越来越重要。学生被明显分为四类：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中产阶级子弟和坏分子子弟（Chan, Rosen & Unger, 1980：420）。文革时期，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干部子弟宣扬“血统论”，将红色阶级和其他阶级区分开来。毛主席公开支持北京干部子弟成立红卫兵组织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兴起并代替了共青团组织。中产阶级子弟没有资格进入红卫兵组织，他们中大部分学生组成红卫兵外围组织，以期能凭借积极表现进入红卫兵组织。但也有些胆大的中产阶级子弟成立了向红卫兵发起挑战的“少数派”组织。将毛主席指示解读为“革命就是造反”的红卫兵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体现自己的政治积极性，其结果是国内大批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大量专家学者惨遭欺辱。
　　 1966年9月开始，学生组织解散，大家四处串联。年底回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投靠有独特见解的“少数派”，逐渐形成“造反派”红卫兵。原来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保皇派”。此时学生可以自愿选择参加的派别，不受任何组织压力，充分表现自我积极性的时刻终于到来。同样无限效忠毛主席的两派并无本质矛盾，但却相互攻击直至进入武斗阶段。这种争斗某种程度上是对革命英雄行为的效仿（Chan，1985：139-141）。年轻人积蓄已久的英雄主义情怀终于找到了施展的舞台。就“造反派”红卫兵而言，由于上面的指示十分混乱，他们只能自己解释毛主席思想，彼此在交流中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和组织结构中得到启发，想踢开党委闹革命。于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夺权活动，冲击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江沛，1994：249），局面一片混乱。毛主席不得不派军队进驻学校，造反派受到了镇压，头头们被捕入狱。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生们被迫相互揭发。紧接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将红卫兵组织拆散了，许多造反派学生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方式（Chan，1985：149）。在学生们心中燃烧了三年的革命之火被无情地浇灭了。
　　陈佩华的四位深度访谈对象中，文革前的积极分子区和白自然是保皇派，而张和邓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领导人。崇尚伟人和英雄的张认为，文革是毛主席给年轻人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可惜他理解有误，后侥幸逃脱了牢狱之灾。出于被别人认可的心态，邓在文革中表现异常积极，后因造反派头子身份入狱。白虽有个人是非观，在党性和服从权威的压力下还是选择听从最高指示。但对他怀有敌意的班级党支部替他炮制了一份反革命学生材料，他因此被捕。文革时已经下乡的区一直紧跟最高指示，政治社会地位一步步提高。从四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来看，显然区和白身上的权威人格特质明显，无视是非，只听从权威。而邓和张的造反意识虽然带有权威意识中伺机控制别人的特质，但更多表现为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在大陆所界定的十年文革中，大众媒介的垄断现象走向了极端。资料显示，全国报刊主要为“两报一刊”，即《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图书出版中毛泽东著作一枝独秀，在1967-1970年间共出版了42亿多册。电影只剩下8个样板戏电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度也只能播8首歌曲、8个样板戏和3部电影录音剪辑。极端的媒介垄断，成为红卫兵一代极端忠诚性和破坏性的有力助推器。
　　
　　四．文革后的信仰坍塌和出走
　　三年里，学校正常秩序被破坏，许多学生全情投入“革命运动”。有学者研究认为，“大串联”时期学生的情感和认知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户籍制度限制很少流动的学生，此时结伴走出家乡，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一方面，来自于各种纪律约束和家庭阶级成分的压力减轻了；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尤其是贫困农村的生活，让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学生们看到了与平时宣传教育内容不一样的场景。他们开始对现实，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开始有了存疑精神（Yang，2000：396-397）。三年的学生运动令大多数学生对文革的幻想慢慢破灭了，对最高权威的崇拜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开始动摇。为什么学校里无比成功的政治社会化，在经过文革这一实践运动的检验后，却变得不堪一击呢？陈佩华赞成泰普（Tapper）的观点，认为早期政治社会化培育的政治导向，并不会伴随人的一生。大陆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跟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是脱节的，而学生的存疑态度又受到体制的压制。当走上社会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他们对权威体制产生了怀疑，进而选择逃避现实社会（Chan，1985：189-190）。信仰坍塌的时候，个体会重新审视他所依赖的群体。这一转折点上，公民和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Radtke, 2000:188）。
　　学生们渐渐排斥主流政治宣传。为了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一部分有思想的年轻人开始仔细阅读马列著作和造反时差点烧毁的“资产阶级书籍”，与原有的信念进行对比，吸收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原先秉持的坚定信仰动摇了。然而在一系列的政治风浪中，学生们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可又不愿意一味服从下去，违心地扮演积极分子。陈佩华的访谈显示，不少在广东插队的年轻人偷渡到了香港。
　　张逃脱牢狱之灾后插队农村。回顾从小到大接受的种种政治宣传，张认识到他们一代人独立人格的发展一直备受遏制。重建造反派组织梦想破灭后，张选择出走香港。邓对毛主席突然不支持造反派的举动困惑不已，感觉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于是出狱后他逃到了香港。白出狱后发现自己的档案中阶级成分被改写成“恶霸地主”。因惧怕这一阶级背景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影响，他到了香港。在农村呆了10年的区，因不满被安排去海南岛，认为自己被信仰的制度抛弃了，遂偷渡香港。
　　摆脱了国内的政治束缚和压力，四位年轻人人格和兴趣的张扬日趋显著。张到香港后广泛阅读各类书籍，自称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只是生活一直过得很是落魄。实用主义傍身的邓在香港很快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挣钱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不过自小在大陆接受的政治社会化教育和培养的权威人格还是成为这代人身上抹不掉的痕迹，尤其对于长年扮演积极分子角色的区和白。虽然新环境中没有服从权威的氛围，但他们积极把握机会，努力成为权威：白一直试图建立新组织并担任领袖，但其独裁的方式总不能服众；区在海外努力工作和学习，积极争取着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五．结语：权威人格今安在？
　　本书研究的是建国后三十年间一代年轻人的政治信仰基石从夯实到坍塌的过程。作者认为是学校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的努力，培养了一代青年人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忠诚，也培养出一代人的主流社会性格——权威人格。在文革中，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盲目崇拜最高领袖，却蔑视其他权威，作为红卫兵将权威人格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当造反被镇压后，他们对主流信仰产生了怀疑，信仰基石轰然坍塌。但权威人格却融入他们的骨血，即便离开大陆，依然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时时显露。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驶，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政治和经济政策越来越开放。伴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得益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今中国传播媒介状况与前三十年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传统媒介的信息含量异常丰富，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更让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作为地球村村民，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和观点。大众媒介为青少年拓展视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提供了十分优越便利的条件。但从教育体制来看，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在我国依然倍受重视。虽然政治教育内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政治表现为主的积极分子标准代之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要求，但学校对积极分子的推崇和鼓励机制依然沿袭着建国以来的一贯做法。学生自小就被灌输服从权威的意识，语文课本里伟人和模范人物故事依然占据大量篇幅，说教意味浓厚。不久前，社会上还引发苏教版小学课本中《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是否“杜撰”的争议（扬子晚报社，2010）。而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里，政治课仍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学校教育里重权威的价值取向，致使学生依然从属于教师：教学模式仍旧是满堂灌为主，思想教育中老师习惯简单训斥，班级管理上也是教师发号施令。学生参与平等讨论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很少（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2007：52）。
　　相对宽松的媒介环境和依然强调灌输和服从的教育体制相互作用，培养出的新一代年轻人身上是否仍会显现一些权威人格的踪影？本书虽然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但在反思今日中国教育体制弊端时，陈佩华的一些观点依然有着相当高的借鉴价值和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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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2007，《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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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码—解码的角度说，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也会有那三种解码方式，形成三种态度。不过有的人是有自己的思考，有的人则是和以前一样被煽动

毛主席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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