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出版时间：1994 出版社：桂冠 作者：作者：哈柏瑪斯著,譯者：劉北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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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内容论述：
本书是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理论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全书的脉络很清晰。第一部分引入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第二部分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第三部分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旨在探寻一种解决危机的模式。下文中依次介绍各部分内容。
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本部分解决的本书的核心概念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危机的概念。他不同意系统论的“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的论点的。他认为“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论述近当代的问题，哈贝马斯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社会组织原则的概念，并根据社会组织原则的不同区分了之前人类历史中依次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以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为组织原则的原始社会形态；以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为组织原则的传统社会形态；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为组织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还谈及了这三种社会形态各自的社会整合及系统整合情况及危机类型，在此不详细分析。在本部分的最后章节，他重点考察了离我们最近的自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危机，并提出了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这也是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要解决的问题。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本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探讨的是一种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要结构特征的模式；第二章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问题”和第三章“危机倾向的分类”是在这种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推论出了此种社会形态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的类型。而第四章到第七章则分别具体分析了之前提出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原理。其中关于危机倾向的分类是整个理论的关键所在。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三大部分，而将危机划分为系统危机和认同危机两个维度。经济系统只存在系统危机，即经济危机；社会文化系统自身不存在系统危机，但存在认同危机，即动机危机；政治系统则一方面存在着系统自身的合理性危机，又存在着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即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经济系统，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则发生在政治系统。政治系统赖以运转的模式是一种投入产出模式，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原料，产出权力机构的行政决策产品。产出的问题即之前的系统危机——合理性危机，投入的问题即认同危机——合法化危机。
关于各种危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哈贝马斯是这样认为的：首先，经济系统的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府的干预措施而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但不能认为这种经济危机从源头上完全消失了，而应该看作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了政治系统，表现为行政系统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危机导致的合理性危机，政府必须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即当客观现实无法改变时，努力改变人们对其的认识和感知。在国家控制危机的宏观层面，各种危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相互转化取代的，这种转化和取代可以一定程度上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系统的运作，而转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系统为之创造的意义及提供的动机。而文化系统越是不能生产政治系统所需的足够的动机，动机的缺失就越是会被一种可以用消费来创造的价值所取代，而这样，文化系统的危机又提高了人们对经济财富与消费的重视，于是促使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非普遍利益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的质疑，以至于对行政系统的质疑。总之最后各种危机的矛头都指向了政府的合法性，合法化危机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严重最急需解决的危机。关于解决途径的探索在下一部分进行探讨。
论合法化的逻辑
尽管在之前的篇章中哈贝马斯深刻敏锐地对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揭示，但当他将所有的问题最后归结到合法化危机这一个核心问题时，其实他表现出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种合法化危机理论上讲是可以通过消除行政系统的合法性压力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避免的。
哈贝马斯首先由韦伯的理性统治的概念开始探讨了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关系，他否定了卢曼的规范决定论，同时认为温克尔曼虽然认可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内在联系，但他的那种徒劳的论证包袱是不可取的，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依赖于理性语言的基本规范就可以对正确性要求用批判加以检验。然后哈贝马斯将讨论的问题就过渡到了有关证明一般行为规范和评价规范和评价规范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用社会学来解决的，而关乎真理与实践的关系，而哈贝马斯自己是承认实践的求真能力的。接下来的两个章节，“实践问题与真理的关系”和“普遍利益的压制”中哈贝马斯论证了规范有效性的可能性，在“个体的终结”一章他则讨论了实际情况是如何涉及现存的规范系统的合法性的。接着的“复杂性与民主”章节哈贝马斯通过对卢曼的批判论述了他自己的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的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依然与理性相关，尤其是动机的产生是依然依靠于需要证明的规范的。这也是他在全书的整个第三部分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书的最后，哈贝马斯对未来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对社会有构成作用，并且依赖于真理的社会化方式的持续存在这一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面对当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人类应该做的是选择一种与理性意志相联系的实践道路，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化的个体来形成社会认同，这也就是其所说的消除行政系统合法性压力的途径。我认为这其实也就将合法化危机的解决方式指向了他理论体系的另一个大部分——交往行动理论了，在此不再详细分析。（关于这点，不是很确定，有待于进一步阅读发掘其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
评论反思：
个人认为哈贝马斯在此书中的最大创见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存在的各种危机的深刻全面诊断。至于他对解决合法化危机的途径的探索，也许是限于个人理解能力及对其相关其他著作的认识缺乏，不是很理解也无法认同。总觉得哈贝马斯似乎持有一种过度的乐观，对启蒙价值的乐观，对沟通理性的乐观，对现代性的乐观。在对现代性的看法上，我从他和贝克的理论上看到了相似之处，他们首先都认可这是一种应该继续下去的未完成地事业，他们也都一定程度上批判现代性，哈贝马斯看到了其危机所在，贝克指出了风险的存在，但二人都乐观相信其自身具有调节作用并最终将发展向一个更高级的现代社会，那也将是一种更完善的更进步的人类社会。这点上我个人可能是更悲观的，虽然无法进行任何理论论证，但我并不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尽管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危机，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合法化的危机，似乎在他看来如果执政系统的合法化的危机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人类社会就可以继续高速、健康地积累财富，发展文明。但我自己经常莫名地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积累物质财富的必要性，怀疑文明是否真的有高低的发展阶段之分。
当然我对其的质疑是很天真肤浅的。真正重要的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声音。哈贝马斯曾与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进行过一种虚拟的对话，利奥塔曾驳斥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天真”。对这方面的内容鉴于我自己尚在阅读和理解中，就不妄加评论了。
以上就是我对此书的理解及一些看法。
- 阿多诺有多吸引鲍曼，我甚至可以直接用力比多作用代替他的言论。
哈贝马斯，与其说被鲍曼嫌弃（鲍曼在公开场合吐槽过他不止一次），不如说他让鲍曼感受到彻底的，真正的绝望。
阿多诺的悲观气质，其类还有芥川龙之芥。这些都是美的，有限的美。而哈贝马斯创建了废墟，再站在上面说，看啊，其实它并不是废墟。他本质是个垃圾婆。破碎的，无力挽回的现代性。承担是什么？承担在现代性=恐怖，无限的忧虑，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