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反思

出版时间：1992  出版社：桂冠  作者：布克哈特  译者：顧曉鳴,施忠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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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是十九世紀末最具獨創性的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之一，沒有人比他更能準確地預言現代極權主義國家。《歷史的反思》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有名的一本，它對布克哈特的歷史觀做了最廣泛的論述，書中除了令人驚異的預言之外，作者關於國家、宗教和文化，以及這三種力量之間相互作用的論述，更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本書是「人類瞭解文明史的指南」。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刘波/文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是一位宣称“上帝已死”、睥睨万古，不可一世的人物，而如果谁曾被尼采称为“我们伟大、最伟大的导师”，那就更是一种殊遇了。这位为尼采所倾慕和赞颂的人物，就是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
  　　
  　　布克哈特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秉持新教传统的贵族家庭。他主要的专著出版于1860年之前，如《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后期主要从事他认为更有价值的历史教学工作。1868-1873年他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历史学习导论。他去世后，1905年，这些讲课记录被整理成书，由编者加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标题出版，而原初的课程主要是讲历史学系的方法和作者历史学思想的框架。
  　　
  　　恰好在1869年的时候，24岁的尼采成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他开始听布克哈特的课。他们心有灵犀，都喜欢1860年去世的叔本华，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悲观主义者，在尼采离开巴塞尔后，还一直保持通信。不过他们二人的思想旨趣后来分道扬镳，尼采对理性的批判逐渐转向了激扬、恣睢乃至狂妄，最终发疯，而布克哈特则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反思态度，勤于思索而慎于做判断，更像一位居于瑞士高山之巅的隐者，而这也决定了他的名气不如尼采。尼采曾说，虽然布克哈特的课程有60多位听众，“但只有我才能领会他深邃的思想，因为他的思路每遇到令人忧虑的事情便停顿或转弯。”尼采的自负与布克哈特的沉稳，于此语中也可见一斑。
  　　
  　　布克哈特后来主要被视为文化史或艺术史学家，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领域的研究，但这一定性绝对低估了他的思想成就。在英语世界，到了20世纪，当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者重新回顾他的思想时，他久蒙尘埃的光芒才空前地绽放出来，他的形象也脱胎为一位伟大的预言者。早在19世纪中期，布克哈特就预感到将有一场大危机将欧洲文化成就付之一炬。他死后的50年时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因为欧洲文明留在北美的一脉分支，希特勒或许早就成就了他的预言。他曾发出的最有深意的警告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可怕的单一化者”，即那些暴力的煽动分子，将打造一个灾难性的20世纪。他们将不断强化国家权力，侵夺个人自由。这更是一个带有普世意义、在今天仍在得到验证的预言。
  　　
  　　布克哈特的史学也别有特色，他首先是从文化、艺术与精神的角度去切入历史。布克哈特在给尼采的信中写道，他讲的历史绝不是人们充满激情的称为“世界历史”的东西。他不做线性叙述，而是从历史中寻找断点和切片，从碎片中去体会整体。这和当时德语世界的历史学主流格格不入。德国学者主要关注政治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前的历史。”主要的思想资源是黑格尔哲学——历史是“世界精神”所走的路线，会走向一个理性的结局。与此同时，马克思等人主张的经济决定论在欧洲也影响日增。但布克哈特对这些历史叙事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德国史学家迈内克非常景仰布克哈特的原创性，但也批评他不遵守德国史学的“理论规范”，然而布克哈特对此无动于衷。
  　　
  　　布克哈特自绝于德国史学主流理论，与他的瑞士身份有关。当时的德国正在庆祝着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崛起，俾斯麦在以穷兵黩武的战争引导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又一举击败欧陆的传统强国法国，一雪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耻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德国史学家的看法洋溢着黑格尔式的逐渐演进与完善的乐观主义，认为德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将是历史的终点。但布克哈特并不认为民族国家是一股符合道德的力量。毕生居住在巴塞尔城邦的布克哈特更喜欢小国家，认为强力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恶，无论它是用于“民族统一”还是“国民幸福”。
  　　
  　　不仅对民族国家理念，到了晚年，布克哈特对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等流行的理念已都无动于衷。作为冷静的旁观者，他的目光清澈洞明，不被一时流行思想风尚变迁的蛛网所遮蔽。直到今天他的观点仍不能被归入主流学术理论，但他扮演了某种卓然不群的“先知”角色。
  　　
  　　虽然布克哈特亲眼见证了1848年欧洲革命，但对他来说，现代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它是现代性的起源。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是各种因素长期激荡的结果，包括启蒙主义冲动，国家权力的集中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贸易和交通的大大发达。不同于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布克哈特担心权力的集中、日趋革命性的大众、工业化的冲击、物质主义的泛滥，以及文学和艺术在新兴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商品化。
  　　
  　　在布克哈特看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类就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混乱和危机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塑造了人类的正义观和道德意识，从此便无法摆脱。在此背景下，19世纪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人们意识到可以改变和调整社会，这成为“现代化”最根本的特征。因为启蒙思想假设人类历史是由理性和进步主宰的，所以现代社会不停地改革、重塑和重新定义自身，而这种“盲目的变革意志”是现代性的核心困境，因为这样的新社会只能是处于不断地流变、不确定与不稳定之中。在布克哈特看来，现代是一个“非历史化”和“野蛮”的时代，人类的存在不再有任何形式、结构或连续性，不再有真理，而只有虚拟的故事与神话。但这是无法解脱的，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冲毁了“旧欧洲”秩序之后，历史的钟表就不能再拨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通过对历史的美学性的反思，来为摆脱这一困境创造条件。《沉思录》一书的白璧微瑕之处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布克哈特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因此他对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论断值得商榷。不过，他对历史的透视和警告具有超越民族与文化界限的价值。在他看来，重新勾勒欧洲的古老文化传统是个反省的过程，有助于让自我进入自由的状态。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布克哈特写道：“通过不断地体验美好和伟大的往事，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能处在安详和幸福的状态中。”这个判断是普世的。
  　　
  　　布克哈特在当时已经发现，人们拥有远比过去好的条件来认识历史。到今天这一点变得更真实，人们有空前的技术手段，点点鼠标就可以阅读柏拉图与孔子、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曾说：“我们自身可以赋予我们的生命意义，有时还是一种超越死亡的重要意义……如果一个人是幸运的，他将在去世之前，从人类文明遗产中吸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传给他的子孙。”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利用如此好的条件来获取文明遗产，而是用在了网络聊天和追逐无尽的花边新闻上，信息变得空前丰富，但话题与话语却变得千篇一律，精神世界变得日益浅薄，这一现象在存在媒体控制的国家中尤甚。
  　　
  　　就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的，现代人处于“永恒的当下”状态。人们不但忘掉了历史，甚至忘记昨天的事，在层出不穷的新奇与热点迷失自身，想象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会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而不会带来灾难，因为人类已经“进步”。这时应该回顾布克哈特振聋发聩的警告：“没有证据表明，人的灵魂或者脑量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变好或者变多。”
  　　
  　　现代性的一个神话是人的幸福会不断提升，然而布克哈特的警告是，任何对绝对幸福的追求都会导致更为专制的统治。世界具有根深蒂固的痛苦性，但这种痛苦性无法通过消费和享乐来消解，而只能通过艺术体验和沉思。如果长期浸淫于短期刺激性的“精神产品”中，人的头脑就会钝化而良莠不分。布克哈特讽刺说，在教育不足的人眼中，所有的诗歌和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作品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无味的，因为它们无法给读者像小说那样的感受，而真正的美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理解和欣赏。当时布克哈特警告的还只是小说，而今天的市场生产着远比小说刺激和丰富的娱乐产品。在娱乐中，人只是把自身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而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就是目的本身，人本身追求他内心中对美的向往，只有在这样的自由中，人的高贵价值才能体现。
  　　
  　　今人常从庸俗化的角度去理解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是要我们用今天得来的观念去回顾历史，获得新知，而绝不是用曲解历史来迎合现实。而一切伟大的文化作品都具有无限的解释空间，新的观念和经历丰富我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而这又反过来加深我们对今天的理解。布克哈特说，历史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而只有在我们从美学角度去考察那些往事的时候，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空前迷失的时代，而布克哈特的教导是，我们需要从精神层面不断回顾和反思人类的经历，不断地沉思，这不是埋头于故纸堆的陈腐与无聊，而是我们从日益空洞、单向化的“现代性”中脱身并获得自由的唯一路径。
  　　
•   　　在深入阅读之前，我相信读一本书决不能忽略作者的写作目的。在导言中，布克哈特开篇就谈到：“我们这门课程的任务在于，用一些比较随意的思路对历史观察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现象和观点进行审视”。（第1页）他并非要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为他的听众介绍一些历史研究，而是试图从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探讨如何学习历史。正如序言中所说，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历史科学在复原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不应当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应当关注那些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历史科学才能称得上完成了自身的任务，才起到了创新文化的作用。在他看来，那些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内核，而且历史值得传承的价值也在于此。
  　　
  　　明白了其带有的目的，这本不同于大部分历史著作的书就可以理解了。它不是以大量史实作为主体，而是把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突显出来的某些主题加以提炼以成主体和线索，史料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并不像在其他的史学著作中那样重要了，它们只是支撑布克哈特强大思维的支柱。
  　　
  　　布克哈特将历史前进的原因归为三个潜能，国家、宗教和文化，这三者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很难协调，相互制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他先勾勒出三者各自的特征，然后以大量的篇幅探讨它们在相互影响之下逐渐的、持续的变化。之后，布克哈特指出这三个潜能在历史上的危机中加速变化，对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多种维度的影响，相形之下，布克哈特对他所处时代的危机抱有深深的不安。接着，他将目光投向伟人，探讨了何为伟大以及伟人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在世界历史上的幸运和不幸这一章里，他探讨了如何真正地认识、评价历史，将笔锋转向人类精神永存的问题上，并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客观性预见和美好期望。
  　　
  　　无疑，这本书具有很高的概括性、抽象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可阐释性。
  　　
  　　首先，是关于布克哈特概括出的三个潜能。在谈及“宗教”时，他说：“宗教实际上是人们在内心里对形而上需求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人的这种需求是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第34页）以及后来他也说：“宗教对文化而言拥有母亲一样的身份，它是所有名不虚传的文化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第92页）我认为这样讲是有失偏颇的。众所周知，以中国为代表，世界上也有许多文明并没有如此明显的宗教传统。即使是在欧洲，工业化所逐渐带来的祛魅过程，也证明了宗教并非如此重要。我认为宗教并非“人们在内心里对形而上需求的表现形式”，而是在低等社会中人们内心期望在他人身上寻找共性和归属感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因此，某些社会不存在宗教传统就不奇怪了，因为人们找到了其他形式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同意识（如儒家传统）。宗教实际上只是文化的一种高层形式。所谓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只是文化内部的争端，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文化与其他形式的文化的互相制约。
  　　
  　　第二点是关于布克哈特对于危机的态度。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侵略都具有促进作用。只有当一个有发展文化能力的年轻民族侵略一个比较古老且拥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上更新。”（第154页）他还认识到：“危机，甚至伴随危机的那种狂热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真正体现。”（第180页）然而，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能看到危机的正面作用，能为人类在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激情而欣喜，却对于在危机中消失的一个个个体的痛苦、绝望无动于衷？诚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但是我反对这种标榜危机的客观作用的观点。历史作为已然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而这种通过宏观影响的好坏而去判断历史事件性质好坏的观点是荒谬的，不能因为某些危机对于这个民族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就对它造成的破坏、对生命的亵渎闭口不言。我们现在可以说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殖民主义的行径在客观上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并不因此就说它是好的。我认为，在历史领域，是不能忽略“人”的。对于世界历史而言，个人不应是渺小的，因为“人”正是历史的全部。
  　　
  　　总之，不论这本书是否有缺憾，布克哈特都成功地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历史并非一个个的历史事件的集合，而是整个人类精神延续与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