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这本书很牛逼,当年在法国诞生的时候也很轰动。它的牛逼之处首先在于难读。萨特在这里几乎展开了他所有哲学思想的蓝图,当人们后来看到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就心领神会了。
萨特写这本书的时候身在德国,追随胡塞尔、海德格尔一流的现象学。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偶然性的论文,那就是“恶心”的前身。
《恶心》中的议题是多重叠加的,偶然性当然是一个大的背景,与此相关的是荒谬,其实“恶心”本身就是一种荒谬感;这里的荒谬性以一种哲学式的梦呓和卡夫卡式的具象(比如螃蟹的形象和卡夫卡的甲虫有异曲同工之妙)形式展现出来。
而更为深刻的是萨特对“存在先于本质”的笃定:咒骂上帝或者否认上帝的存在。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现象学的理论,这个就带有点实验小说的风味了;关于自欺理论的涉及不多,还有萨特的美学观,这个主题隐藏在主人公常听的那首 Some of these days里......
其实,官方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他们可以真正压制知识分子话语的力量,而正说明他们对这种崇高的话语权感到忌惮。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人情味的缺少才华,有才华的缺少对现实的关注,关注现实的缺少威信,有威信的缺少对国家和人民的悲悯情怀。回望萨特,可以看见他在电力不足的巴黎咖啡馆里,用乙炔照明苦苦地写作《存在与虚无》;可以看见他在五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大潮中,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可以看见他在与许多美女才女交往之后,仍深情地在《恶心》的扉页写上 "to the beaver“;可以看见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声明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可以看见他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猛烈抨击苏联对东欧国家的侵略;也可以看见80年4月19日那天,50000人护送灵柩的盛景……这个时候才发现,萨特毕竟不是《恶心》之中Antoine Roquentin那样孤独、颓丧、屈服于生之渺小的人物,而是像西绪福斯那样,以时代的重负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先驱。像萨特那样集人情味、才华、热情、威信和民族责任感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