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集
出版时间：1998 出版社：幼獅文化 作者：Carr, Edward Hallett 译者：王任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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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3条)
- 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构成我们未来的概念。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洞察。 P78
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的过去。P105
格罗特《希腊史》—雅典民主政治:兴起中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愿望。蒙森《罗马史》—凯撒:拯救德国的政治强人。P124
像阿克顿的自由主义一样，纳米尔的保守主义由于扎根于欧洲大陆背景而获得了力量与深度。P126
当你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只看扉页上作者的名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出版日期或写作日期—有时这更能说明问题。P131
柯林伍德历史观严重错误之一是，假定要求历史学家去研究行动背后的思想，也就是要研究个人行动者的思想。(可能实际上其有意动机与实质无关)P143
卢克莱修从人对于过去的冷漠中推论人对于未来的冷漠。P213
进步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同时的进步。P220
教育在促进个人能力、机会拓展方面，因此在增加个体化方面是一个必要的、有力的工具，但同时也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的促进社会一致性的有力工具。P252
- 今天的新闻便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与新闻之间不过隔了一天的距离。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谈及了历史的几方面问题，包括历史学家，历史事实，以及历史的主客观性等内容。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卡尔告诉了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如何把握历史，也告诫读者要怎么看待历史。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历史的讨论，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
虽然记者无法被称为历史学家，但两者所做的事情却相差不大。卡尔在书中，通过和科学家工作方式的对比揭示了历史学家工作的方法。他认为，尽管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别从事着不同领域的研究，但这些领域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人对环境的影响。其次，历史学者也采用同科学家类似的方法从事研究：提出假设，通过解释分离出事实，再通过事实检验假设。再次，历史学者不仅关心特殊，更关心普遍性。最后，他们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抽象出的一般，也可以用于预言未来。只不过这种预言会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因此不会特别精确。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有相似之处，不过在我看来，他们同记者的相似之处似乎更多。历史学家拥有一颗科学理性的大脑，但要真正体察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作用，他们无可避免地要拥有人文情怀。这也就意味着，中立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是相当困难的。记者也是如此，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永远都暗含着记者的态度，不论它们被多么巧妙地用专业的手法所掩盖。并且，新闻报道也和历史类似，都关注人，关注芸芸众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事情。
历史学家和记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则来自于，他们常常为各种势力所左右。卡尔在本书开篇即探讨了历史事实的选择以及历史学家及其所处的社会。卡尔否认所有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历史事实，也否认历史仅仅记录历史事实而不做任何解释。他给历史下的定义突出了历史运动的特性，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互动，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他在描述历史的运动特性时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这和新闻报道如出一辙。记者在一篇报道中不可能全面地涉及到所有问题，他必须在有限的空间中突出重点。而重点的标准是什么，卡尔在下一章做出了回答。
在“个人与社会”这一章中，卡尔的论述是对于读者的一种提醒，也是对于创作者的一种忠告。在拜读某位学者的历史著作前，读者有必要了解该作者所持有的价值立场；而要了解该作者的价值立场，则需要对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有所涉猎。不过，立场与社会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人们有必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一番描述暗含着历史学者在选择历史事实中采用的标准是个人的价值观，不过此种个人价值观实则是被洗脑过的。同理，在新闻报道中，记者的选择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标准来自于记者所处的组织。《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是报纸的两极，前者专注于揭露社会的弊端，后者则侧重描绘美好的愿景。两份报纸在近年来都很少讲假话，但也无法说他们都讲了真话。两份报纸的记者都习惯于采用同报纸主题相一致的内容，而忽略相左的事实。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单独看任何一份报纸，都无法正确了解整个中国。
以上我所说的几个问题基本是围绕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说的，这也是贯穿整本书的一条线索。在了解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后，那应当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呢？卡尔既反对机械化地记录历史，把历史当做死物；也反对主观地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事实。于是他采用了介于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折中路线。历史学家不是事实的奴隶，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串联起来，组成有意义的内容；但历史也不是主观印象的产物，它依旧是有特定形状的，只不过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各有侧重。在新闻报道领域，要想获得受众的认可，采用折中主义也是比较快捷的一种方法。
这本书不仅为人们了解历史著作提供了指南，其中暗含着的批判思想也适用于包括新闻在内的许多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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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1、2月号合刊
“这是一个天真的年代，没有一丝哲学蔽体的历史学家们行走于伊甸园中，在历史的上帝面前赤裸着，毫无羞涩”。这是卡尔（E. H. Carr）的辛辣嘲讽，对象是19世纪那些对历史缺乏哲学思考的历史学家们。
19世纪的历史伊甸园内阳光灿烂，洋溢着空前的乐观与自信。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虔诚地相信，他只需要打理好历史事实，至于历史的意义则会由神圣的上天来安排。之后是禁忌的设立与违背。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实成熟了，被偷食了，人们被逐出了历史的伊甸园。再后来是熟悉的堕落。卡尔指出，从那以后，人们了解了罪恶，经历了堕落，而今天想要抛弃历史哲学的想法，都不过是一些历史学家的痴心妄想——企图在郊外的花园中为自己和其他的裸体者重建一座伊甸园。卡尔的比喻让人想起《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亚当的告诫：“但是那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一旦有一天你吃了它，则必死无疑。”然而知识的果实终究为人所食，在对于历史自身性质的反思上，今天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保持19世纪的漠然，那种天真无邪的乐观与自信已经死去，重返伊甸园，已是再无可能。
由自身启蒙萌动而生的快感在堕落中不断被放大，飞速的下滑使历史自身的存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与真切体验，同时也带来了本体论上挥之不去的困惑：历史究竟是什么？对此，不同的历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答案，卡尔的答案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持续互动的一个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一场对话。要理解这一定义，就必须严肃审视其中凸现的两种主要关系：历史学家与事实以及现在与过去，而这两种关系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属于现在，而他的事实则属于过去。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对历史自身的观照立足于对既往有关认知的理性批判之上，首当其冲的是19世纪历史学研究实践中对事实的绝对尊崇与信心。对于兰克而言，历史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赖客观事实，彻底排除历史学家自身以及其它主观因素的干扰。而这种对过去事实客观性的绝对化造成了主、客体之间的断裂，历史事实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存在。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诞生了：这边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实，在早已沉寂的历史长夜中巍然不动，静静地等待被发现；那边则是属于现在的历史学家，在一片严肃的喧嚣中，将手中的火炬尽力地伸向对岸，试图驱散一小片黑暗，重新照亮事实久违的面孔。然而在无边无尽的历史长夜中，火炬的光芒，连同不辞辛劳将其高举手中的历史学家，都是有限的。因此，兰克曾经喟然长叹：在无限资料面前，人显得分外渺小。“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早已敏感地觉察了个体与外在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下潜伏的个体危机与困境。兰克的感叹体现了相似的感触，但遗憾的是，这种个体困境并没有有效地激发对历史自身性质的普遍反思与检讨，19世纪的阳光强力压抑着尚未形成气候的“阴霾”，用一种颇具时代眉目的自信将处于这一困境的历史学家们解脱出来。甚至在19世纪已经接近尾声的1896年，英国史学家阿克顿 （Lord Acton）的胸中依旧澎湃着创作“终极历史”（ultimate history）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一代还无法拥有终极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废弃陈陈相袭的历史。既然一切信息触手可及，每一个问题都能有解决的方案，我们便能够展现出由一条道路至另一条道路的过渡中我们所到达的位置。”一条道路是前终极历史，另一条道路是终极历史，行走于其间的阿克顿虽然有几分惆怅和遗憾，但是对未来新历史的念想使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叩石垦壤，做愚公移山式的努力，“子子孙孙无穷匮”，兰克关于个人有限性的哀叹被一种薪尽火传的乐观所替代，终有一代历史学家能够拥抱那终极历史，那时人类与过去再无隔断。然而，此种信心背后的假设与兰克并无二致：历史依旧是由客观事实构成的庞然大物。
卡尔在书中批判了这一假设以及与其相关的主客观绝对隔离：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渗透了历史学家主观色彩的选择，1850年的小贩之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小贩在小小的争吵后被一帮暴徒蓄意踢死，卡尔当时认为在一年前这仅仅是一个发生于过去的事件，并非历史事实，鲜有历史学家提及此事。即便有了克拉克博士对它的引用，卡尔依然认为这一事件仅仅获得了向历史事实俱乐部的推荐，其本身的历史事实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主观选择，取决于今后几十年内能否继续出现于有关19世纪英格兰的书籍或文章中，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阐释，即克拉克博士对这一事件所作的阐释（或者以此来支撑的论题）能否为其他历史学家所接受和认可。在卡尔的心目中，历史事实不再是一个僵硬的存在，它的形成被过程化，而历史学家的阐释便是牵动和引发这一过程的重要动力。在澄清历史事实属性的同时，卡尔也驳斥了长期存在于众人心中所谓“历史研究两步法”的错误观念——先收集事实材料，再进行写作。因为收集事实的行为本身也是一个阐释、评估与筛选的过程，卡尔强调了历史学家在其间的双重职责：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并将它们带入历史，同时抛弃诸多不具备历史意义的细枝末节。试图建构处于阐释真空的客观事实之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法罢了，尽管它看起来可以非常的严肃和正义凛然。
事实上，对历史自身属性的反思与对历史事实阐释构建因素的强调，在卡尔以前的西方并非完全缺位，即便是在对历史书写客观性顶礼膜拜的19世纪，我们也能听到来自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等人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指出，上述四位19世纪著名的理论家都将阐释视为历史书写之魂。在《历史中的阐释》一文中怀特对此进行了简要概括分析：黑格尔等人都反对存在作为成品提供给历史学家的事实，一致强调事实的主体建构属性，突出了历史学家对 “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想象性探究。其中尼采对客观性的主张颇具颠覆力度，对他而言，阐释是客观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种客观性本身具有艺术性，历史学家应该以剧作家的姿态游走其间，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尼采坦承自己能够想象一种历史写作，其中并无丝毫的基本事实然而却能被称为至高无上的客观。这些19世纪的“叛逆”并没有在卡尔的书中受到关注，在对客观性崇拜的理论批判上，卡尔更多地借助的资源来自与其时代相近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卡尔将柯林武德誉为唯一的一位在20世纪英国对历史哲学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并扼要总结了柯林武德在此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柯林武德认为如果历史学家不能理解过去某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一行为对他而言就会毫无意义。对过去的重建有赖于事实，但是重建本身并非事实的简单复述，对事实的筛选与阐释是这一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使事实成为历史事实的必经之途。卡尔认为这有效澄清了三点：第一，到达我们手中的永远不会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它们都经历了记录者心灵的折射；第二，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灵，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一种想象性的理解；第三，对过去的洞察与理解只能经由现在的视野方能到达。
当然，卡尔对柯林武德的“青睐”尚有其特定的意图，因为在将纯粹的客观性驱逐下神坛之后，历史学家又会面临另一个困境，即历史有可能沦为主观阐释肆意漂流的场域，变成弗劳德所言儿童玩具盒里的字母，可以被人随意拼成任何的字。
而在卡尔眼中，柯林武德的历史观便是深陷于相对主义泥沼的代表。卡尔引用了柯林武德的话：“圣·奥古斯丁从早期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提拉蒙特则采取了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视角；吉本采取的是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视角；蒙森采取的则是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视角。没有必要去询问哪一个是正确的视角。对采取它的人而言，每一个视角都是唯一的可能。”对此卡尔的反驳是，看山的人固然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山本身就没有形状或者具有无数形状。卡尔承认主观阐释在建构历史事实的必要性，但坚决反对将各种阐释不加甄别，认为每一种阐释都和另一种阐释同样好的错误想法。而要跳出历史相对主义或怀疑论的泥沼就必然要求卡尔完成一个思维运动的悖论，在历史的观念上重新导入先前批驳的客观性来对抗与控制主观阐释的泛滥，同时这种客观性必须经过改造，具备能够容纳主观阐释的理论弹性。相对于此前紧紧匍匐于客观性大地上的兰克等人，卡尔显然是挺身而起，高扬了作为历史学家主体的头颅，然而他的双脚却依然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藉此获得一种力量的源泉与安全的许诺。周旋于历史的主观与客观两个极端的卡尔，试图在两个极端中寻觅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平衡点，既不为地面上的尘土弄得蓬头垢面，又不会脱离安全的地面，展现了一种与历史事实客观性的重力既抗衡又妥协的复杂姿态。这一精神姿态在卡尔下面的话中得到了反面的印证：“缺乏事实的历史学家轻浮而无根基，缺乏历史学家的事实僵死而无意义。”
然而细读上述柯林武德的话，虽然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单就这段话而言，并不能于其间发现卡尔批判的客观阐释的缺位。首先，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主观视角均被历史化，不同时代与社会赋予其阐释本身一定的客观性，而所谓“每一个视角都是唯一的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回溯式的反思与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历史阐释主体的独特性进一步被客观化，不同的阐释也得到了一定的区别。其次，对阐释多元性的肯定与拥抱并不必然排斥“客观阐释”或“客观真相”的存在。需要澄清的是，承认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每个阐释都是同样的好，“好”本身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属于变动的历史范畴。柯林武德所言“没有必要去询问哪一个是正确的视角”，更多的是强调在此情境下有关正确性的质问可能会导致的遮蔽。这也不妨视作对某些作为后来者的历史学家的提醒，他们往往沉溺于自己在历史序列中的后置优势，以超越前人的视野窥探过去，自信地行使“客观性”的权力，忙于仲裁，然而却容易忘却对自身的视野进行反思与批判。对卡尔来讲，正确性和客观性是维系历史重力之所在，一旦断裂，就会出现历史场域的失重。漂浮的感觉卡尔显然不适应也不会喜欢，于是他必须强调客观性的绝对，并对这一衡量的标准予以重新的界定。卡尔将历史的客观性安放在永远的未来，认为只有将目光投向未来的历史学家方才具有客观的洞见，历史是前进的，这一方向感使我们能够对过去的阐释进行客观的判断，而通往未来之路是一个渐进和动态的过程，其间既有的阐释也会不断得到修正。在谈到对卑斯麦成就的客观评价上，卡尔形象说明了他的客观性标准：“20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将会比19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客观的判断，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比19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更客观；2000年的历史学家将会更客观。”卡尔关于历史客观性的标准兼具了延展性和方向性，摆脱了僵硬不变的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不过这种前进式延展的客观性主要凭借时间的跨越，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内情况又会如何？卡尔并没有明确回答，其中的缘故大概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推出：“它（历史中的绝对）并非是存在于当下的某种东西，因为一切当下的思考都必然是相对的。它是一种仍不完全的东西，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我们向之移动的未来之物，它只有在我们朝着它移动的时候才会开始形成，并且随着我们向前移动，我们能够凭借它来逐渐塑造对过去的阐释。”卡尔的客观性着眼于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处于现在的阐释的客观性都将在未来得到审判和再审判，终点永远在前方，尽管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到达，但是回报这些跋涉者的是一种安全的承诺——他们当下的行走正是沿着具有历史客观性的道路前进。这里我们不妨驻足回首，对比一下卡尔与他先前嘲弄的19世纪历史学家们。在面对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客观性上，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兰克式的个体哀叹；而在一代比一代胜出的客观性上，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阿克顿般的解脱与信心。然而，对历史中绝对的质疑并不必然导致衡量标准的缺失，也不必然会沦入相对主义。在这一点上，怀特的观点值得借鉴，他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认为历史学家应当经由一定的视角来展开对世界的探询，并将自己的分析与描述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来对待，充分意识到对研究对象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正确的观点，而是有多种正确的观点，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呈现形式。怀特进一步指出，这种形式相当于一种符号体系，当我们观看艺术家（或者科学家）的作品时，我们并不去询问他是否看到了我们在同样的现象界中所看到的，而是他的呈现中是否导入了在任何具备理解该符号体系能力的人看来是错误的信息。
此外，卡尔此书在19世纪事实客观性的价值上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一味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在19世纪历史学科构建中的基本作用，模糊了当时历史周旋于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生存境况，即没有历史化、过程化作为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而且今天看来，卡尔对历史学家的想象过于理想和抽象，或多或少忽略了历史学家存在的现实空间。书中卡尔在讨论历史事实时指出，“精确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美德”，“赞扬历史学家在基本事实上的精确如同赞扬一位建筑师在建筑物中使用了经过良好干燥的木料和适度搅拌的混凝土一样，这只是其工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其主要职能”。卡尔此言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历史中这种作为责任的必要条件与作为主要职能的美德并非总无交涉。没有存活在真空中的历史学家，在历史上总是有责任严重匮乏的时代，有颠倒黑白的历史书写，这对于向来以历史传统悠久著称的民族想必绝不会陌生，当然前提是没有遗忘，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或是“曲解”）卢奇安（Lucian）在《论修史》中对历史学家的期望与要求，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由的精神，无所畏惧，亦无所求，他的唯一责任就是要讲述所发生的事实。卢奇安还引用了有关亚历山大的一段插曲，据说亚历山大曾经有言，他希望死后能够重生一段时间来听听看那时人们的评价，因为在他生前，人们的欢呼拥戴只不过是想赢取他的青睐罢了。我想，亚历山大面前那涌动的人潮中一定夹杂着不少历史学家的欢呼吧，当权者虽然并没有因此昏聩，然而对这种欢呼竟也无可奈何。在权力特别是极权的挤压下，责任未必不能成为一种美德，责任自身也要历史化，当然这也有赖于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这里想顺便提及数量与历史的关系，卡尔强调历史的社会性，认为数量优势很重要，因为较多的数量意味着较强的普遍性和社会性，值得历史学家的关注。然而数量上的劣势，并不表明重要性的缺失，譬如夹杂于一片欢呼声中的少数异调，这同样是一个选择并带入历史的问题。
总的说来，卡尔在书中对历史客观性思考的努力值得肯定，而且他对语言文字有着良好的驾驭，使读者阅读时不仅可以在思想上触摸卡尔理性批判的锋芒，而且能够保持较高的阅读兴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历史学者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曾经写过一本《论“历史是什么？”》的著作（此书亦有中文译本），视卡尔为确定论者，认为他的相关讨论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已经不合时宜，不应该在理解“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继续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詹金斯的批评虽然有合理之处，但是似乎对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历史反思不够充分，而且在批判卡尔的时候也并没有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解释清楚，在语言和思维的表达上也不如卡尔此书。因此今天在对“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卡尔此书仍不失为一本有意义的介绍性读物，尽管其间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这些问题依然能够激发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失去乐园以后的历史。
- 《历史是什么》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经典之作，卡尔并不能称之为一位历史学家，但是去他却从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历史与科学、道德的关系、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角度探讨了历史的定义，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文字，作者用他的智慧将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娓娓道来。
对于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卡尔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卡尔对19世纪历史学界的实证主义引导下的为苛求历史事实的绝对客观而出现的一系列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以及对历史事实大英百科全书式的记叙方法给予否定，最擅长记录历史事实的便是新闻记者，那么记者的记述就是客观的吗？做过记者的人都懂，在一篇文章中，尽管不能明确写出作者和他所代表的某些群体或组织的观点，但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和罗列顺序，记者无法完全客观的记述事实，记者的记叙，是有意识的行为。在这里，卡尔引用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当然，卡尔在这里所说的“非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记述并非指时间地点这些因素，而是对此历史事件的记叙方法、解读、历史地位。同样，读历史学家的著作，作为读者首要应该研究的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应该研究作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这是卡尔在本书中所介绍的读书方法。第二、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在这里，卡尔强调理解力，他举例，英语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历史事实的记述中，彼此的言行总是表现出诋毁、愚蠢、虚伪的样子。如果历史学家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接近其正在研究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不能撰写出适当的历史。（P109）。第三、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才会理解过去。卡尔认为，历史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在这里卡尔走了一条中间路线来解释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历史事实并不是客观的，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家编造的，它只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不同。历史学家站在现在的角度，也就是说，对过去历史事实的陈述，即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在这里卡尔强调写作的方法应该是读写同时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历史事实成为历史学家主观构文的“修饰”这一后果。历史学家和研究主题的关系，应该是人和环境的关系，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即不是奴隶（指19世纪对历史的完全客观记述的风潮）也不是暴君，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历史学家的解释，应该是逐渐适合事实，而不断的让事实适合解释的过程。最后，卡尔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是：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历史学家历史事实
历史学家是个人，同是是社会中的个人，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也是关于社会的事实。那么，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占的比重各是多少呢？
卡尔首先说明了两点，第一、假如你没有首先掌握历史学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你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鉴赏历史学家的著作。第二，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被洗过了。而且，历史学家的立场也是会随着时间和当时历史境地而改变的。所以，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P133）
而历史事实是关于社会之中个人之间彼此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那些个人自己所打算的结果时常不一致，有时恰恰相反（P143）。也就是说，历史事实尽管是有关个人的历史事件，但是它终归是但是社会的产物。在这里卡尔提出了何科林伍德历史观相悖的观点，即研究历史人物行动背后的思想，并不是要研究个人行动者的思想，而是要研究行动背后的实质所在，否定了个人行动者的个人意识的重要性。那么，伟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把伟人比作改变世界的任务，那么无疑又是将个人与社会对立开来，作者反对这一观点，卡尔人为，伟人不是现存力量的代表（比如拿破仑、俾斯麦）就是以向现存权威挑战，并协同创造那股力量的代表（比如列宁）。卡尔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伟人是一个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他既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这些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
所以，历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历史事实都是一种社会进程，个人在这个进程中是作为社会人而从事研究的，社会与个人之间那种想象的对立，只不过是以不相干的东西转移我们的思想。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这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孤立的对话，而今日社会和昨日社会的对话，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历史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历史·科学·道德
在历史、科学、道德这一章节中，卡尔批判了如下五种观点：1历史只研究特殊，科学则研究一般2历史不传授教训3历史不能够预言4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5和科学不一样的是，历史涉及宗教、道德的问题。通过对这五种观点的批判从而得出，历史是科学的。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强调，历史学家不用拘泥于历史人物的个人品德，不应该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进行针砭的观点。因为历史学家不必像道德学家那样进行道德审判，历史学家只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历史事件的本质来让这个时代的人更能理解上一个时代的事，从而得出符合时代的理解。
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卡尔在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一章节中提到了两个话题，一是“历史决定论或黑格尔的邪恶”，另一个是“历史偶然性或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卡尔讨论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但卡尔对这两者的讨论显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卡尔的态度是，不管是历史的决定性还是偶然性，都是合乎历史的因果关系的，他举例，安东尼对可列奥佩拉的眷恋无疑是世界上最正常的因果关系。
那么历史学家必然应该具有寻找因果关系的能力和素质。接下来卡尔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的因果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易于被一些其他的因果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是一些毫无关联的打破或歪曲时，我们如何在历史中找出连贯的因果关系又如何在历史中发现意义。那么什么才算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呢，，按卡尔的逻辑，首先它必然符合因果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因果关系
要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合理性也是无法做到客观的，也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判断得出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一个问题。
历史往何处去 ？
卡尔的四个观点：1有关进步与进化之间的区别，所谓进化，是指生物的遗传性，而进步，则是指社会的获得性，进步才是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是通过一代代的生物的获得性技巧的传授而进步的。2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一种限定的开始或结束。这种提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固有的观念里，历史是有分期和期限的，比如，人类是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这样一个观念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虽然，让人类认为历史是有一个终极这样一个观念会让人有一种安全感，历史学家叙述历史是漫无边际永远向前延伸没有预言没有预期的话，很容易让人彷徨不安。我们也更愿意去猜测这种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但是呢，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历史作为一种进步的科学，它的未来呢？卡尔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强调，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进步的终结不是什么已经进化的了，它一直是无限遥远的某种事物，只有当我们前进时，指向这一终结的指标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历史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历史的内容，很显然，卡尔是不相信历史终结的，他对历史的必然性的定位并不在未来，而是在过去。我认为这是卡尔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但必须提到的是，卡尔对于历史的未来是光明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未来怎样，总的来说，历史是在曲折中进步的。3关于历史究竟是如何进步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线无限进步的，有进步的时代，也有倒退的时代。我们都读过黑格尔马克思的三种文明或四种文明，汤因比的21种文明，各种文明兴亡的过程循环理论，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进步象征着这样一个观察到的事实：用来促使文明前进的那股进步的力量会在另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另一个地方恢复，因为，我们在历史之中所能观察到的任何进步不管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肯定都不是连续的。4依据历史活动而言，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历史活动是在不断进行的，那么，历史的过程也是不断前进的。怎样能够在历史的不断进步过程中得到客观，卡尔开始解决在第二个问题上所埋下的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价值选择，并不应该是不变的，而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客观性依赖于将来积累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标准。只有在过去和未来搭建起一个持续不断的桥梁，历史才有意义。
扩展中的视野
20世纪最重要的改变是，人类不断的创造了理性，在历史进步的道路上，人类开始利用理性来创造规律管理自己。这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进步，也是我们在历史的前进中革命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则是改变了历史的外观。在这里卡尔提到了亚洲的国际影响，历史的中心已经不在欧洲，20世纪开始，曾经不在历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历史的外观发生了改变。卡尔写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提醒各位历史学家，历史已经真正的变成了全球史，要开始把迄今不在历史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考虑进来，这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他在这里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已经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斥在历史主流之外了。在这里卡尔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学习方法，首先要确定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其次要把他的地位与当代思想家作一比较，再次研究阿克顿思想中那些因素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以上是卡尔这本书中比较重点的部分和我的一些想法，当然，这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主要是介绍和总结了卡尔对与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卡尔在书中的最后一段文字我非常喜欢，所以就直接原文写在这篇读书笔记的末尾：最近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不是英语世界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中间理性信仰的衰落，而是丢失了世界时一种永恒运动的普遍感觉……就我本人而言，我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当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警告我避开计划与理性时，当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前进方向没有特定目标，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把船摇摆不定时，当波普尔教授想通过一点点的渐进工程，让受人喜爱的老式T型车仍旧在路上行跑时；当磨里森教授呼吁以理智的保守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写作时，我面临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痛苦的世界，我想借用大家熟悉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话来说：“然而—地球还在运转呀”。
- 老娘看的是200706第一版
P95
脚注1 《晚期罗马帝国史》应为1889年完成
P171
历史的完整性应为Integrity of History
P192
脚注2 Michael Clive Knowles后的1954应加括号
P238
缺尾注8、尾注9；
尾注25、尾注26重复
商务印书馆在自残砸牌子吗？
这汉译名著系列果然还是上世纪的含金量高些...
翻译上，的确差强人意，还算过得去... - E.H.Carr的名著，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即出自本书。
看着很过瘾，颠覆我的很多历史观，没有客观的史实，动态的历史观，历史的科学性。但也让人陷入迷思，颠覆了的，觉得没有新的观念被树立，于是陷入对历史观的真空期，知道什么是错的，却不明了什么才是对的。行文有些难，有点只见枝叶未见整体感觉，准备买来一本，将来好好研读。下一本，The Idea of History，by Collingwood。
暂且如此，再有感悟再来补上。 - 翻译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和80年代吴柱存的译本相比,就会发现不仅是翻译功底不够,而且在翻译此书的态度上也不够严谨.
多处重要语句的翻译,都非常容易给读者造成严重的理解困难.这点,在对比两个版本的翻译时非常明显.
很可惜80年代版本只能下到电子版了.但对于和我一样对历史学有兴趣的朋友,建议大家对着电脑把书读完.
新版本虽然多出了很多可以参考的资料,但如何也弥补不了翻译上的严重缺陷.毕竟,这是一本初学史学时的重要书籍.多了很多初学者难以通读的资料,却忽略的主要内容的质量,无疑是本末倒置.建议商务重印老版~~ - 新译与旧译相比，除了抄了很多旧译以外，就是把旧译很通顺的地方，改得不通了。如果有机会对比英文本，不知会怎样？
- 写得太好了，盛赞。
- 牛逼大发了啊，很好
- 简直想全文照抄交作业TAT
- 誓不写第二篇~
- 干你妹啊~~
- 您看得真细！
- 唉 现在的那些人都在搞什么东西。。。
- 我觉得翻译得非常之好。
回头找来老版看看。 - 幸好这样…读完以后我已经开始怀疑我的阅读能力了，经LZ楼主点播我对自己以及以后历史著作的阅读重拾信心…
- 我才刚开始读,确实不怎么容易理解。看来我有必要对着电脑读了。。。
- 有电子版的下载地址吗，给一个
- 应该读原文
- 现在太容易就想下判断，虽然心知其非，然匆忙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只是忙着说话，却不肯停下来细想之后，再做判断。我正准备通过国家图书馆来复印此书英文版。
- = =唔，申请的某预科里世界历史入门课给了两本预习书籍，其中之一就是这本《历史是什么》。果然是有爱的史学理论入门基础啊。
- 想知道你申请的是什么专业啊@Tarta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