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王氏之死
出版时间：2001 出版社：麥田 作者：史景遷 译者：李孝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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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些发生在郯城的故事，依据是地方的史志。
大凡以历史悠久、文明灿烂概括过往的，都特么是holy crap，历史的真貌和生活的细节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人类历史从古至今只有两个阶段，物质匮乏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物质丰沛的现代社会。在机器化大生产来临之前，人们思考的的唯一问题是在眼前这个看似崩解的世界中，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
地震、雪灾、匪患、苛赋……天灾不断，人祸不停。
当肉体的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时候，留给道德的考虑几近奢谈。最亲近的人不敢同去野外，因为有相食的危险；丈夫在他人门前死皮赖脸地讨价还价，内容是自己老婆的价钱。家人父子，顷刻变乎寇雠，邻里亲朋，樽俎可兴干橹。
蒲松龄的记载杂乎其间，于神鬼之谈中可见背景原型，也令过往的故事如梦似幻。
人生本无意义，所有意义不过是闲极无聊、茶余饭后的意淫，不过是哄自己开心的招术。不信的话，把你扔到那时那地，你的所思所想肯定也与猪狗无异。。。
-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抱有一定的兴趣，碰巧又喜欢读一些西方人写的历史著作，那么“史景迁”这个名字一定为你所熟知。
和我们平时所熟悉的历史写作不同，史景迁的每部著作都可以当作小说来阅读，阅读他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对于我来说，最早接触史景迁是高中的时候读的那本《前朝梦忆》。史景迁用自己“温柔”的笔触，几乎改写了我对于历史书写的认识。
历史书该怎么写？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许多历史学之外的人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而史景迁并不参与这场讨论，他用了最简单了当的方法来书写历史，讲故事，这和他最崇敬的那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
这本《王氏之死》其实堪称史景迁叙述方式的典型。虽然微小事件和详细描写，加上本书聚焦的小人物的故事，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真的确不能算作一本历史著作。
书的副标题叫作“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在这本篇幅不超过120页的小书里讲了四个关于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故事。而书名中的那位王氏，按理应该成为全书主人公的人物，更是拖到了全书接近尾声的地方才翩然出场，在经历了三十页不到的情节推动后，又和各位读者永远地道别了。
这样的写法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史景迁关注的基本都是曹寅、汤若望之类的大人物。突然转向小人物研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更何况史景迁的关怀不仅在于刻画几个小人物的生平履历，而更希望透过他们的人生状态来描摹清代山东地区的社会情况。写小人物之难，不仅仅难在叙述这本书的意义，更在于强调小人物，则小人物的史料绝不如大人物那般易于寻找。举例而言，地位若是高如蒋介石，其日记书信等材料自然能得到妥善保管，但若是中原地区一个小人物，历经数代兵燹，能描绘其生存细节的材料恐怕是百不存一。
如果我们想刻画一个时代，那么统计数据与规章制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熟悉我们这个传统帝国的人想必都知道，清帝国和历代封建王朝都习惯于纸上江山，案牍天下的工作方式，纸上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不过是官样文书，真实的情况如何，则远远超过档案文牍中的情况。
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叙述虽然容易流于简单肤浅，但是如果作者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盖因制度是死物，而历史事件则是不断运动的，讲述历史故事能帮助我们在运作中更好地理解历史与制度。一种优秀的制度史写作，应该能在叙述该制度的构成要件之后，进而告诉读者该项制度在具体运行时会有怎样的特点。进一步说，希望了解社会的全面图景，不能把我们观察的对象当做一副凝固不动的画卷来理解。清明上河图固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宋代的风土人情，但是仅仅靠这幅地图，我们并不能知道宋代人社会生活，剩下的东西就得依靠各种细节与故事填充起来了。
可以说，用故事写历史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不说中国，西方历史学家的老祖宗希罗多德也在《历史》一书的开头告诉我们，本书是他根据波斯人讲述的故事探究而成。可见，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和故事紧密相关，今天来看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正是现代历史研究与古老智慧的再次相逢。
- 媒体供稿。记录史景迁2月底到3月初在北京的行程。
五百人的教室内，史景迁讲课的语速迟疑了一下。他看见两个操作摄像机的人，正试图在前排学生的桌子上架起一个小型的轨道。这两位摄影师试了许多次，才得到一个缓慢推向史景迁——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那张如老牌影星肖恩·康纳利一样英俊的脸的镜头。
史景迁今年77岁，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座。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得最久的一次，却是最像明星的一次。因为担心人多，北大历史系没有大肆宣传讲座的信息，甚至临时更改了地点，仍然挡不住热情的听众。保安不得不警告大家要留出出口，防止有人晕倒。
这位剑桥出身、耶鲁执教的英国老人，在并不清新的空气中保持着绅士的做派，讲座全程站立，语速沉稳，神情专注。他唯一一次表露情绪，就是在看到摄影机的时候，但直到讲座快结束，他才忍不住自嘲了一句：“显然我们都被拍到电影里去了。”
史景迁治史，最擅长加入人性化的细节。他写张岱记忆中灯笼的光亮，写普通妇女王氏死前的梦境，写太平天国，他甚至想为其中一只狗命名。将历史投射到具体的人和情感之上，也就还原了历史。
如果他为自己写史，大概会写到这一架摄影机。它埋藏了史景迁在北京10天的行程里高频率亮相的伏笔，史景迁面对镜头表露出的那一丝疑惑，也是对自身身份与大众认知之间差距的疑惑。
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2月28日、3月5日及7日在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3月1日在曹雪芹纪念馆参加活动，3月3日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史景迁在北京的10天里，隔天亮一次相。
“史先生本不想进行大讲座，我们原来订了一个20人的小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介绍道。史景迁在耶鲁执教时，以讲课质量佳著名，是能开上千人大课的少数教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说，九十年代他到耶鲁做访问学者，曾想听史景迁讲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钟开始排队。
提前几个小时，这个20人的小教室已经不堪重负，开讲前一刻钟，地点换到三百人容量的大教室。人潮汹涌，过道和讲台的空间也很快被占据。头发花白的史景迁从门口艰难移动到讲台中央，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和一片闪光灯的喀嚓音。
史景迁1989年曾在北大讲学一个月，他那时在西方成名已久，但还在大陆仍只是学术界的内部人物。2006年，史景迁70大寿，亦曾到燕园讲座。此时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又赶上西方汉学家著作被引进和讨论的潮流，名声开始发酵。
今年来华，他的影响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界，成为各方竞相邀请的对象。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北京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以飨这位47年前已写就《康熙与曹寅》的作者。企业家冯仑主办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史景迁也是座上宾。“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让史景迁谈公益、又偏重当代，挺尴尬，难为他的，他作为史学家的底色不好发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
只有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史景迁的名声和他的位置似乎是合拍的。他仍保留着英音的口音，以低缓的语速，讲述自己的研究和理论。他得到了不少专业的回应，也遭遇了比耶鲁学生更虔诚的听众。讲座结束后，找他签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留学生干脆拿起话筒，唱了一首“斯宾塞之歌”：“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间，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气。”
飞向史景迁的提问小纸条中，夹杂着这么一条：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一个不远千里的外国人
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欧洲历史，后到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中国近代史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另一位老师房兆楹为他取名 “史景迁”，向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许多年后，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为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文版写序，他说：“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则是无可争议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的杰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
史学与文学之争，是史景迁的名望之源，也是争议之端。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开始，史景迁文学化的叙述方式逐渐彰显，他透过康熙之口，以第一人称写这位帝王的心智和意念。也正是通过《康熙》，史景迁名声大噪。之后，他文学化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讲述方式，而且表现在对于历史中个人命运的独特关怀，以《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为代表。
“有多少人知道沈福宗这个人？”史景迁在北大的第一场讲座以此问开场。1682年，沈福宗跟随传教士去欧洲，成为史料记载第一个达到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他见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介过《论语》，还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象棋。
与自己笔下的康熙、王氏、胡若望等人物一样，“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历史写作的典范。”在史景迁看来，历史写作包含两个层面：我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
他的讲座与他的书一致，从人物出发，以小见大，窥探历史逻辑。他讲了七个故事，来阐述沈福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失败的小说家”，据说钱锺书访问耶鲁时，曾如此评价史景迁。批评同样来自专业学者。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提出史景迁放弃了历史学家解决问题的传统，《胡若望的疑问》徒有美文。
全球化、宗教问题、象棋，都可以作为沈福宗研究的方向，史景迁则这样结束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
他更擅长将答案与意义置于故事，尤其置于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故事中。沈福宗研究，与史景迁之前所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大汗之国》类似，聚焦中西之间流动的人物。在这个领域，史景迁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既通晓欧洲语言、拉丁文，又熟悉中国历史。他得以如玩“拼图”一样拾撷史料，但发现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图景。“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曾写道，这种“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便藏身于精彩的故事中。
《环球时报》是什么？
“如果雍正能用互联网，他会做什么？”一次讲座结束之后，学生递上纸条问问题。
史景迁哈哈一笑，“雍正应该会很喜欢互联网，他讲求效率，而且没有事情逃得出互联网。”但同时他承认：“我其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并不理解互联网。”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写作方式也很古典，收集材料，反复看，做摘录，然后写在纸上。他的妻子、同样执教耶鲁的学者金安平3月9日在中央美院的座谈上说，史景迁对历史写作抱有很高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美国，金安平与史景迁共用一个手机；来到中国，史景迁的活动也多由妻子安排。“两个人都很天真，很多活动他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曾在耶鲁交流、并担任史景迁北大讲座翻译的杜华说。3月3日，应中美协会邀请，史景迁出席了冯仑主持的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
“冯仑是谁？”座谈之前，史景迁问杜华。
“一个地产大鳄。”
“哦？哦。”
“他觉得很惊讶，但没有排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想做有意思的事情。”杜华说。他曾在去年应《时尚先生》杂志的邀请，在史景迁位于西黑文的家中对他进行过专访。史景迁看到时尚杂志给自己拍的照片很兴奋，待他翻到另一页，看见一个模特跳了起来，“我也应该试着跳一下”，史景迁说。
学贯中西，熟读史料，但史景迁对媒体并不熟悉。他每天看书，用影碟机在自己家十几寸的小电视机上看电影。常接触的信息源是《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以至于《时尚先生》约访的时候，他并不确定对方是否来路正宗。直到被告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自己的好朋友、以及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自己喜欢的导演也会出现在杂志上，他才放心。
现代社会的种种潮流，徘徊在史景迁兴趣的边缘，和互联网一样，未能进入他关注的核心区域。美版《纸牌屋》引发舆论热议，也是他的好朋友主动给他装了Netflix，并推荐他去看。
此次来北京，因为年事已高，他给大多数媒体只安排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有次吃饭，妻子金安平忽然问他们的学生：“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报纸叫《Global Times》?他们说要采访我们。”学生一听，说这是《环球时报》。史氏夫妇又咨询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终决定拒绝接受采访。
台湾的奏折和鸟儿
3月9日，史景迁终于迎来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他的第一位博士生郑培凯出席了座谈，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史景迁桃李遍布，麾下许多著名学者，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余英时评价说。他认为史景迁“不但史学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学的造诣也超出侪辈。”
史景迁博士论文的灵感，便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他决定以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为个案进行研究。座谈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在台湾查阅清宫档案时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一般认为，史景迁是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之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他对自己治史的道路有着极为清醒的自觉。论文集《中国走马灯》就研究了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历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的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从因果分析转为“深度描述”。“对理论的过度强调是有局限性的”，史景迁在和历史教授卢汉超的对谈中提到，简单用社会理论解释历史很容易过时，他想写“不过时的书”，将理论构架埋在故事里。但绝不是文学（literature），而是虚构（fiction），一种写作的方法而已。
史景迁具有很超前的学术眼光，史学转型的结果之一是研究对象更丰富更微观。他对“王氏之死”感兴趣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作品译介到中国之后，史景迁获得了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流行度。无论是小说家言的标签，还是脱离了语境的学术明星地位，亦或是企业家追捧的知识分子角色，遮蔽了他历史学家的身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职位，已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也许他终会如笔下的王氏逐渐清晰，“像人在退潮的海水看到的一块闪闪发光但又后悔捡起来的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被晒干，石头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
坐在中央美院座谈会的现场，史景迁看起来很疲惫。他回答着“为什么会对历史感兴趣”这个问题，却已经走过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五十年历程。独一无二、难以复制，尽管争议不断，史景迁却无疑是个路标。
“这也许是史景迁最后一次来华”，他的学生说。在台上，史景迁回忆起第一次与中国接触，是在台湾故宫博物馆查阅资料。他看到二十岁之后方学汉文的康熙把“密封”写成“蜜封”，不禁会意一笑，颇为感同身受。
北京之后，史景迁还要去四川、西安、上海做讲座。他最想做的事情则是等大陆的活动结束之后，去台湾的雪山看鸟。届时，他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鸟类学家克里斯托弗也将飞往台湾。他们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野外拿望远镜观察鸟的活动，克里斯托弗熟知所有鸟的种类，常给史景迁讲解。也许在台湾观鸟的时候，史景迁会得到此次中国之行久违的休息。
- 外国史学家写中国百姓故事，情怀难得
时过境迁
今朝剡城人读前人福惠全书，当作何想
这本书虚实相照，实的部分用了官员的记录，虚的部分借了蒲松龄的文笔，构思巧妙，所以好看~
总之，这些故事叫人唏嘘感叹，你很难从人家的评论里去了解，非得自己去亲看不可~ - 目前不是很能接受这种写法。史料看得出需要下功夫，但类似于白描的这种写法，其实我看不出什么理论，可是没有理论。难道这不是史料的堆砌呢？还是我根基尚浅，读不出味道。
对我比较有意义的是土地一节，赋税重，穷苦人依附于乡绅、当地权贵，以期能减少赋税。 - 本书也许是史景迁系列当中最为散漫的一篇。
恭维史的人，说他是妙笔生花，改变了历史书写的枯燥。在这本《王氏之死》中，我们看到他风格依然，把历史写成叙事，还原历史的本质，时间性。只是这本书并没有一个基本的脉络来统领所有的故事，不像《前朝梦忆》里有文人张岱的浮世沧桑，不像《康熙》里面试图去重构一个帝王的内心世界，也不像《雍正王朝》里面从一个文字狱的故事去分析大清帝国的统治手段与困境（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应当说更为出色）。
散漫的叙事，散漫的呈现，呈现出来的是明末清初山东郯县的社会生态万象。郯，音tan，今称郯城。打开谷歌地图，与史景迁给出的郯县区域图比较，郯城今日所辖区域已经发生变化，左右两个向北突出的角没了，牛头变成了块状的桑叶，但核心地方没变，两个主要城镇，县城与马头镇，依然相距数十里，分立在沭水、沂水两条河边，我们可以想见，沭水与沂水，也应当依然在静静地流淌。
素材主要来自三本书，《郯城县志》（冯可参主编）、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还有一本最有名，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蒲是山东人，终生流浪民间，聊斋中的故事，颇多反映当时民间世俗生态怪象之作，史景迁大量引用聊斋中的故事传说，读第一章，感觉完全就像是在读聊斋一般。不过，他对这种虚拟故事的引用，是建立在前两本书的纪实基础上的，其作者冯可参、黄六鸿都曾经担任郯县知县，记录下一个更加真实的郯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界啊，山东最偏僻、最贫困的一个地区，在整个十七世纪，几乎都处于动荡与灾难之中。从明末的白莲教，到后来的盗贼蜂起，清兵的征服与屠杀，连绵不绝的洪水、蝗灾，地震，当真是兵连祸结。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就是在这种惨酷的背景下，普通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如何顽强地存活。通过这种叙述，史景迁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史家所应有的悲悯之情。末章，写王氏之死的段落是最引起争议的，那原本就已经是一个陷于赤贫的家，王氏一度与人私奔，但不知因何缘由又独自返回，丈夫任某杀了她。在这里，史景迁铺陈了一大段文字，写王氏死之前的梦境，他用优美的文字描写梦中美丽与优雅的生活，文字起手即说：
“在世上，现在是冬天，但这里很温暖。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有人试着去采，但当船接近时，莲花就飘走了。”
后面的注释显示，关于“冬天的湖“的意象来自蒲松龄，但我没有史景迁据以引用的聊斋版本，无法从他给出的页码中找到具体的出处，尝试其他版本的聊斋，页码完全无法对应。我只好放弃这一尝试。
史景迁的这段文字极富争议，在历史叙事中加入个人的文学想象，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范围。文字虽然富于文学性，其中的各种意象、物类，看似虚无缥缈，却均有出处，全都是从聊斋中引用而来。史景迁从一个反映当时现实的志怪小说中构建意象和梦境，似乎是要表明，艰难困苦如王氏，也有着追寻美好生活的梦想，她曾为此付出努力，与人私奔，也许是情感需要，也许是为了逃离赤贫的生活，但在那个时代，梦想终于为现实击溃，她只能黯然独自回到偏僻乡下，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梦碎林中雪地。
美好的生活只存在于梦中，书的末尾，史景迁用这样的匠心，暗含了一个史家对残酷历史现实的悲悯情怀。
- 王氏之死
1. 书中能反映史景迁怎样的历史观？他是否赞成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
2. 从文学的角度如何评价史的作品？他的文体特色是什么？
3. 史的历史创作对中国的史学写作有什么影响？
4. 作者是否需要诚实？或者如何让读者感到真实？
主要观点：史景迁描述蒲松龄的写作是都认为他不信任官员，不认为当地官员有能力解决炎城的饥荒。但是史景迁针对这一点，在王氏之死的再叙述中，表达对炎城黄姓长官的信任。比如黄在侦查王氏案件的时候，先是把任氏和他父亲都关在城隍庙中，相当于以迷信之法治迷信之人，从而得出其父案件无关的结论。最后在审判论刑的时候能够同时考虑到王氏不守妻子之法，又结合任的罪行而论，目的是要达到平民怨同时鼓励孝敬。不让任死，有可能再扶持老父。此外。史景迁对黄长官的好评还体现在治理王三一案当中（“知县的方法是与会一斤 。着实勇气可嘉，他体现得有勇有谋，实在难以相信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县城官员。
黄六鸿的具体措施：警觉和公正，定期的健康检查和运动，小心地将女囚犯和男囚犯分隔，以及效仿狱外世界的保甲制度。
CP5 P146“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如此细致的描写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第一次出场时的面纱，似乎能够看到她的欲望。
CP5 P142详细写到任氏为了王氏的归来，特意买了草席，因为山东实在很冷。
CP5“如果跑路对两人是件苦事，对不久后遭爱人抛弃而单独留在路上的往事来说，就一定市场噩梦了。”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女性值得尊敬，但炎城社会并未给她们提供太多的工作：少数成变成接生婆或占卜者；媒婆；照顾老人；洗衣妇。。。。在偏远的乡下村庄也有同样的场所，这些地方士绅就跟在城市中心一样，设立妓院，给予女性保护，然后抽成作为回报。”
CP5 P137除了这些人外，还有难民、亡命之徒和逃兵。尽管有法律禁止，但这些人经常可以找到工作，因为农人看重他们是廉价劳工的来源，因而对之不闻不问。饭馆和客栈老板也会给他们食物和住处，只要他们付钱。赚钱过活比循规蹈矩地办事来得更重要。（这也是当今社火的生活法则）
确实，似乎有一种实际存在的亡命之徒的次文化，这种文化有它自己的规则和剥削。
1史景迁再叙述蒲松龄的故事也很有味道：
2 “尽管自己的婚姻美满，蒲松龄对婚姻却不感情用事。他知道对许多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是一个不愉快的陷阱。有时他会为这些女性提供逃离的幻景，像在《云萃仙》中一样
3 虽然有时会退缩成反讽或幻想，蒲还是愿意写实地指出，性的服从会如何残害弱势的一方(这个故事需要反驳，重点不是性服从，而是批判男人的始乱终弃，批判女子的婚前性行为)
4 P122当地社会给他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来源，因为他对潜伏在肉欲关系里的各种问题都有兴趣：首先是现金交易关系；对各种不同原因引起的离婚细节，像是家庭中的报复、背叛和挫折，文人的同性恋行为，以及丑女特有的问题等等同样有兴趣。
5.P117 相对于黄六鸿眼里批评的为复仇或出于愤怒儿自杀，这些自杀（如果是没有子嗣的女性），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因为它们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高度尊敬
6.P98崔猛问道士：“如果我强迫自己改变，就可以免除这种命运吗？”这是很典型的西方思维，就是改变命运
7.P96蒲松龄发展出他一些最野蛮的故事：其中一篇是讲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与继兄弟——每个人的名字都取自一项完美无瑕的儒家道德——在一连串日趋激烈的恶斗中，把家给拆散了。此外，从他对地方匪盗集团的观察和流行的乡野传奇中，他超越了单纯的模仿，看到社群内赤裸裸的恐怖所造成的后果，看到不行如何孵化出轻率、鲁莽以及几乎无法处理的突发和不理性的暴力。蒲松龄对当地官员处理这类状况的能力没有什么信心，下面这则关于崔猛的故事，其道德教训只是要说明：这种暴力必须完全用个人的意志来控制；如果把个人意志朝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引导，那么我们可以期望，最后它也许可以用来弥补官员的疏忽，让地方村民得以保护自己。
8.《大清律》中关于寡妇权利的法则，就是寡妇改嫁，一切财产归夫家所有。法规的原意在于鼓励寡妇对亡夫永志不忘，但是却产生一个明显的负面效果——即先生的亲戚们不但不鼓励她保持忠贞的情操，反而强迫寡妇再嫁。他们不止免掉了照顾孤儿寡母的花费，还能获得实质上的利益。
9.P87事情的重点反而是在同情、纪律和被误导却依然有力的舆论力量三者只见纠葛的紧张关系。
10.P79蒲松龄也嘲笑士绅——由于他们集挑剔以及性好女色于一身，所以大力赞赏别人没有沾染着两样恶习。
11.P65对“神”“城隍庙”的翻译值得讨论
12. P65再次出现：“蒲松龄不相信地方官员能把税收、自然灾害的这些问题处理得比控制匪盗作乱来得好。。。”
13.P54中国古代税负制度的优点：这样的制度只有在相互监督、逐层负责的完整架构下才能够运行。
14.P46“因为害怕忘掉发生在他周围的故事，蒲松龄会试着立刻把它们写下来，通常他会描述正确的出处，似乎是要让后世感受到他的诚实。因此在唯一一。。。”
“这是一个关于想象、肉欲和反映人无安全感的故事，并且也是对当时时空的适当评注。
15.P33 讨论武侠小说中的庙宇？
“黄认为那些事威胁到他的秩序观的废弃庙宇” -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总得来说角度很有新意，做的功夫很深，王氏也是古代女性的缩影和悲哀。 其实这样一个小故事，三言二拍里很多都可以寻到，只是国人已经写不出这么朴实无华的作品了。
- 史景迁《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作者以冯可参《郯城县志》和黄六鸿《福惠全书》为主，提炼出几个故事，王氏之死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件，篇幅并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蒲松龄的著作为这些故事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使这些现实的故事和蒲叙述的小说故事有了想通的地方，增加了戏剧性和情节性。
全书分为五章，分别是观察者、土地、寡妇、争斗、私奔的女人和审判，从大到小，层层递进到王氏的故事中。对背景的渲染参杂了作者有想象力的虚构成分，力图展现郯城这个鲁南小县城在明清鼎革之际自然社会的变动所带来的人心变化，其中的内容页多与男人和女人有关，特别在讲诉《郯城县志》中“烈女”的故事中，不免看出当时社会男女分立和男性对女性的种种单方面臆想（女人们基本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价值观也是移植的男人的价值观）。另一点来讲，本书对《大清律》的一些解读，几个小人物在寄希望利用法律漏洞的小心思被作者破解无疑。
几个缺点，翻译的太差，看出译者的中文水平真是堪忧，写中国的东西是有中文的特殊语境和用语的。其次，这本书历史感不如专业历史著作，故事叙事又不如小说，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披着历史外衣的故事了。相比较而言，夹在其中的蒲松龄小说内容可就好看多了。 - 史先生对我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初初读过之后，惊出一身冷汗，引出无限悲叹。什么1942，1958，那些易子相食，人命如草芥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就是一直在循环往复么？只是我们都已经麻木到好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淡定。
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西方的历史也经历了各种悲剧，但你总能看到一个上升，一个文明的进步，而我们呢？最近的一场大饥荒不过几十年前刚刚才又重演了一遍。而今天就更好了吗？多少人已经开始为那段历史叫屈喊冤。那些死掉的，好像与他们毫无关联。
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史先生和金平女士合编过一本中国历史图册，里面搜集了很多图片，随便翻翻看看，你便能看到一个和什么康乾盛世、伟大复兴这些狗屁宣传截然不同的中国，那个中国是那么的贫穷，每个中国人与他们身后贫瘠的土地之间，仿佛只有一层褴褛的布料作为区隔。他们可以随意地被官府在街头斩首，被各种革命席卷然后泯灭，被洋人凌辱。看着他们眼睛，几乎没有任何悲、喜、哀、怒。而这些人，恰恰就如你我一样，是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九。看着他们，你怎能相信这是一个天朝上国的梦？这正是这本王氏之死所震撼我的。为什么我们这么操蛋？ - 这本书我看得很快，毕竟是外文翻译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量史著都经过了翻译，完全没有阅读难度，而且书的前后有挺多可看可不看的东西，真正与书相关的并不多。
这本书说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它详尽讲述了明末清初一个贫穷的县城的动荡、土地、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县城连续遭遇了饥荒、盗匪、地震、雪灾、蝗灾，赋税繁重，人民困苦不堪。在灾难面前，人们做出的各种事情都让人心惊。同时，我也知道了一些清朝的法律以及人们默认的一些对妇女的态度，这些无一不让我震惊。作者的考察能力也让我觉得“史学真厉害”，但同时又有一种“得亏当初没有学历史”的想法,如果历史是这么研究以及研究这些东西的话，对我而言就只能成为兴趣了，哈哈……
作者以《王氏之死》为题，却在最后一章后半部分才讲到王氏，让抱有期待的我有些失落。
这本书我并不想过多地扯人物心理及感想，每每看到古人对女性以及生命的态度,我会努力去揣摩一下时代背景,然后……就觉得口中说着可以理解，实际上不能接受的自己实在虚伪òωó
最后说一下,这本书还好吧,不过没我想象中…… - 自古至今，从《左传》开始，中国就有了记录历史的习惯，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原因。中华文化固然优异，然而和西方相比，的确少了很多有关个人价值的问题。西方文学和文化总是以个人出发，正如古希腊罗马文化虽然只有沙丁鱼和洋葱头伴随，但是他们认同的人本价值和世界观完全符合现代人的本体认知。可是东方，尤其是中华历史中，从高位到平民，一切都在体制以内，只是延续主观体制历史和政府的政治意志。在这本史景迁所著述的《王氏之死》中，作者以小窥大，从西方眼光看东方世界，以小观小，更显独特之处。
我认为，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相似之处，都是从一个极小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甚至起到了能够映射现代社会的很多诟病和问题所在的作用。《万历十五年》中以数字统计的方式来考量从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截断而推理出的后续事件，从而证实出历史的前因后果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王氏之死》则是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说一个山东小县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然后看似深入研究王氏死去原因，其实在映射整个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之交社会的混乱与自古以来的中央集权所导致的帝王辐射管理，结局当然是悲剧。
首先，在这本书中，作者史景迁根据山东郯城这个最为普通然而也是最有大众特色的县城的县志，官绅的私人笔记以及时不时插入邻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片断，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段讲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郯城人民生活的世界平凡却可怖，他们要为生计奔波，还要收到土匪和官兵的劫掠甚至杀戮。在刘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里并无“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土地租约，教区人口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只有记录历史的大方向。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北京陷落后“混乱之极，盗匪四起，烧杀数月，而无平之者。人民受创至巨。”在清朝统治后，地方并不大变，在1640-1650，状况依旧，沂河和沭河发大水，导致毁坏小米高粱，带来冬天饥荒。官绅黄六鸿用自己的私人笔记阐述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和司法的观念。他认为如何在一个他们看来是不完善的世界里获得基本（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他提到的“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一套明显描述农村困苦的格式，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概述，那就是（任何中国特色都是模板）。最贫困的郯城和沂州更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弊端，那就是：顶点辐射只可能使最近区域有所影响，而不是对下面所有底部有明显效果，因为散失在不明方向的因素太多。同时，普遍的痛苦和生活没有意义的想法伴随着郯城人传统的固执和好斗的性格导致了家庭争斗和大量的自杀事件。在种种困苦条件下，人们往往借助鬼和魔法以及寺庙来寄托思想，然而黄六鸿认为这些都是思想观念落后以致精神寄托偏离。蒲松龄用“幻想+现实”和“梦境+鬼神”的统一创造出了《聊斋志异》。
其次，就是整个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到现在都还存在，这也许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劣根性。比如当时的地主有六种欺骗方法用来降低土地价值评估来逃避税收：1，用化名雇人耕种土地；2，谎报土地住在另一地区家庭所拥有；3，将税以现金或粮食的形式算在低税率邻居；4，设法谎报土地质量；5，宣称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别人的；6，完全不向政府登记拥有的土地。这在今天仍然存在，更使得贫富差距拉大，穷愈穷而富愈富。地主既是经济大权的掌握者同时也是匪帮，正如现代黑帮，果断黑吃黑乃至官匪商一家，榨取当地政经各方面的有利资源。郯城的马头镇是唯一一个有水陆两路运输渠道的重要商贸集镇因为他有相当多的，城镇劳动人口，更有强大的贸易行会，而且比其他集镇有更多的寺庙，更多的园林，更大的宗教庆典仪式。
最后，就是与法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跟这本著作题目相关的“王氏”就牵扯到法律中的问题。《大清律》中有专门关于寡妇权利的法规和遗产法，比如“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潜伏之家为主”，“夫人夫王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而在当时的状况下，似乎存在一种带有自己的规则和内容的逃犯次文化。在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中，若丈夫想要同妻子离婚，女方必须有以下错误发生的条件才可以：1.不能生子；2.淫乱行为；3.不能好好伺候夫家的人；4.多舌；5.有偷盗本性；6.过于嫉妒；7.严重疾病。同样，法律也有相对性，前提条件不同，发生问题的情况也有所区分，比如妻子在民事离婚案件中不想离婚，而同时丈夫不被允许离婚的情况如下：1.妻子曾为丈夫的父母戴孝三年；2.在他结婚时间丈夫从贫困变为富有；3.妻子没有自己的家可去等。当然，看似有道理的法律其实仍旧存在相对很多的不完善性，法律的约束条件和发条的漏洞更使人们生活产生各方面的不同影响，法律追究时效问题和法条中的约束词语等都会使实际案件处理产生不同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结果则会导致个人婚姻问题乃至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的改变。
另外还有一个涉及惩处的问题。其实现代社会也存在有这样的问题，这牵扯到管理、规则和人性。古代的监狱劣行有：狱吏打囚犯，把他们的手脚拷的太紧，强迫他们整夜站着，甚至将他们的被褥浸湿，或者往牢里放水等方式虐待囚犯，总目的是逼囚犯付给保护费（躲猫猫）；囚犯会打同劳人作为报复，或者偷其他囚犯的食物，强迫叫有钱的囚犯给所有人准备食物；官吏们会为了保留偷来的东西把囚犯杀了，或者因害怕人逃脱而杀了主要嫌犯。官绅黄六鸿对于解决此类问题的意见首先就是严密看守和公正对待，其次是定期的卫生检查和身体锻炼，把女囚和男囚小心地隔离开，并建立双重的保安制度，同时仿效狱外的保甲登记制度，五人一组，每一天由其中一人对其他四人负责，五天一轮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的所有必然事出有因，然而悲惨的事情只是因为悲剧像一把钝了的刀，想要杀死人却一刀杀不死。这便是窥见历史中最为痛苦的事情。 - 乔布斯说，活着为了改变世界。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活着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就像余华小说《活着》里命途多舛的福贵。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关注点多为英雄豪杰、名臣良相，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凡的人，他们卑微地活着，死后也不留下半点声名。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却一反常态，为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普通山东农村妇女倾注了许多笔墨，让她的故事在数百年之后依然流传世间。
史景迁笔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山东郯城，在王氏出场之前，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着郯城这个小地方。这个无人知晓的小县城里，农民们过着艰辛的生活，洪水、战争、地震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选择流浪他乡，留下来的人们还要忍受官府和地主的压迫。史景迁通过地方县志和县官黄六鸿的随笔获得了大量的细节，不同寻常的是他还采用了著名的小说家蒲松龄的文字来表达人物情感。蒲松龄如梦如幻的笔调为这个哀伤的故事增添了光彩，就像数百年前投入大海的一块顽石，溅起的水花至今无法消散。郯城是个典型的封建小县城，在这里，妇人的贞节被看得格外地重要，因此，与人私奔的王氏无法获得他人的同情。在回到丈夫身边后，王氏以为可以回到平静的生活中，然而一个下雪的夜晚，她的丈夫残忍的杀害了她，并试图嫁祸给同情她的邻居。县太爷查出了真凶，却认为王氏失节在先，因此只打了她的丈夫数十大板。而王氏的丧葬费，却由邻居负担，因为邻居曾经和她的丈夫打架，县太爷认为可以给这个富人一个教训。
国外汉学家对中国的观察全部来自史料，而非亲历，因此阅读他们的著作就像在海底遥望海面，距离是如此遥远。然而正是这种距离感保证了历史细节的准确性。在《王氏之死》这本书中，十七世纪山东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跃然纸上，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王氏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真实遭遇，他们受困于封建习俗和残酷的阶级分化，只能过着贫穷和无助的生活。史书里光彩照人的大英雄们只不过是浩瀚历史天空中的点点群星，绝大多数人都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牺牲者，他们默默的诞生，又默默的消逝，这种悲剧性的平凡，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让人沮丧。
- 当你在掐死她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懦弱、无能，以至于你的女人选择离开你。
在她离开的那段时间里，邻里的嘲笑和议论，你一定受够了吧？
庙里邻居的那一巴掌，你不敢有任何的回应，屈辱的毒蛇是不是把你最后的一点尊严吃掉了？
当晚你们争吵了些什么，也许只是些鸡毛蒜皮吧，只是不幸把你内心的怨毒之火点燃。
你越想越觉得屈辱、无能，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你看着旁边睡着的她，你动手了......
但懦弱并没有结束，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你弃尸而逃，并且想出了可笑的借口来嫁祸那个过你一巴掌的邻居。
王氏之夫，你的名字叫懦夫。
- 看过几本西方汉学家的书，都是从无名的小人物的角度写史，或许里面有想象的部分。
但换个角度看看也不错。
嫌弃我写得短嫌弃我写得多。。。。
你先把同步搞好了啊
你先把添加新书搞好了啊
你先把你们后台修好了啊 - 《王氏之死》风格独特，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专著，也不便归入历史小说。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也颇有意思，《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一本县志，一本官员个人回忆录，一本志怪小说，县志提供大量数据与历史大事件，回忆录记叙了微观事件与人物，《聊斋》中的故事则丰富细节，映衬实际过发生的史事。正如该书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那般，《王氏之死》一改正史中那样的王侯将相史，从史料中剥丝抽茧，刻画出一个个在历史上曾鲜活存在过的市井平民小人物，书虽以“王氏之死”为题，但真正涉及王氏的也就十来页篇幅，王氏只是书中描写的众多平民中的一个，这些基层或者说底层民众，之前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王氏之死》则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人在17世纪中期明末清初那个时代背景下，面对天灾、盗匪、苛税、朝代更替、法律与道德审判之下郯城士绅百姓的种种遭遇与表现。
薄薄的一本书看得不费力，读着小人物们的故事更是“哀民生之多艰”，生存着实不易呀，顺带还读了许多精彩的聊斋故事，也佩服作者的史学修养，任何细节均有出处而不臆断。
白璧微瑕，一要吐槽下校队，书中不下十处的“不”字居然变成了“下”字；再就是文言翻译成英文后又翻译成白话，有些地方实在不符合汉语习惯，读着怪怪的，不过幸好可参照着书后附录原文看。 - 史景迁成书于1978年的《王氏之死》（中译本于2005年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广西师大2012年再版。）是一部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的历史叙事名作，开风气之先。其对于小人物生活世界的建构与诠释，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的经典。
《王氏之死》叙事的地点是山东郯城县，当地“没有任何可出名的事情，没有什么杰出人物，有关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数据匮乏”，因此历史叙事“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前言）。全书六章，王氏在行将收尾的第五章才无声无息地挪着小脚踅进故事中来，不过也没有走到前台的聚光灯下，而是隐身于一片渺茫的背景中。小人物的卑微，以至于她即便不出场，也不会影响叙事的完整性。这样说也许不确切，或者王氏从一开始就出场了，只是我们无法分辨，抑或也无需分辨。史景迁把小人物放在了大历史的宽广视野中加以观照：叙事从一场地震开始，郯城县6万人中有9000人在此次地震中罹难。而在此前，饥馑、盗匪、疾病、蝗虫和屠城的清军，相继蜂拥而来，数万人丧生，郯城这个弹丸之地像打摆子一样不停颤栗。在这样的大场景中，小人物从来都是匿名的、面目模糊、无从分辨。
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有很多故事，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王氏之死》历史叙事的主要部分。在前两章浓墨重彩地铺陈了叙事场景、交待郯城社会和经济背景之后，史景迁曲折有致地讲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涉及乡村社会常见的家族之间的仇杀械斗，第二个故事与家族中普遍存在的继嗣和争夺财产有关，第三个故事则是一个普通家庭中的极端性事件。其中尤以第三个关于王氏之死的故事最深刻地反映了小人物生活世界的苍凉与无奈。王氏1671年前后与任某成婚，任家贫穷，佣工为生，王氏与年逾七十的任父不和。王氏对贫苦的生活失去信心，与一男子私奔。她缠着小脚，行走不便，可能是害怕被人追上，男子半路上抛弃王氏一个人跑路了。王氏的人生再一次失去方向，徬徨无计的她掉头回到任家，但到了门口，却没有勇气再见任某，所幸三官庙道士收留了她。不久，任某和邻居高某都发现了王氏，任某说是高某将王氏藏在庙里，高某生气打了任某两个巴掌。任某又和王氏生活在一起，不过，任某现在既仇恨背叛他的王氏，又仇恨欺负了他的高某。在一个雪夜的一场争吵后，任某掐死了熟睡中的王氏，并弃其尸于高家，诬赖高某与王氏通奸并杀死了王氏。知县黄六鸿只用三天就揭开了案情真相。高某夫妻被释放，任某因杀死王氏要判死刑，但由于七十多岁的任父只有任一子，满足适用清律 “存留养亲”的条件，因此任某在枷号后就被有条件释放了。高某则为打过任某的两个巴掌付出代价：被断令拿出银十两负责安葬，以安抚不幸身死的王氏孤魂。
作为小人物历史叙事的经典之作，《王氏之死》有很多开创性的成功尝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特色。
首先，在叙事对象上有所拓宽，将乡村妇女这一小人物中的小人物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令人耳目一新。正如《王氏之死》这一书名所揭示的，史景迁关注更多的是作为小人物的农妇。农民和田间佣工是小人物，他们的妻子在男权社会的体系中更处于依附地位。全书六章，其中有三章就是浓墨重彩地描摹女性的生存状态。寡妇是女性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其生存境遇也是乡村妇女的象征。《郯城县志》和一般县志一样，专门有德行突出的妇女传略，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寡妇。她们大多面临极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挣扎。比如，吴氏寡居，婆婆死后，夫兄为夺取其亡弟财产，逼令吴氏改嫁，吴氏不从，剪发毁容，最后仍无法与命运相抗争，无奈带同一岁大的儿子回娘家居住，其财产尽为夫兄所得。高寡妇的族人谋其产而逼其改嫁，高氏也毁容相抗，并投县具控，誓死不嫁，一边教子读书，一边节衣缩食，历经30余年而不懈。难能可贵的是，史景迁的女性叙事并不满足于叙述故事细节，而是始终将乡村妇女的个体经历、生命抗争和命运际遇置于美国汉学的理论框架之下来加以表现，叙事细节与理论诠释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读者在看到小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同时，也感悟到时代投射在他们生命中的印迹。
其次，在史料运用上有突破。史景迁除了运用传统史料以外，大量地使用了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的材料，用以构建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美国汉学界使用史料的传统是利用档案材料如地方志、官绅笔记及官方档案等，史景迁也遵从这一传统，首先关注的是地方志和官绅笔记。由卸任知县冯可参纂修《郯城县志》有较多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于还原郯城这个“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数据匮乏”小地方的历史图景时，多有借鉴之处；郯城知县黄六鸿在退休后著有《福惠全书》，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记述了相当多较详尽的事例，《王氏之死》中的事件大多来自于黄六鸿的记述。不过，史景迁所要构建的是像王氏这样的小人物的生活世界，传统史料尚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官员大多只是外来的观察者，对当地世俗人情的体察不免隔靴搔痒，且其自上而下的视角，对于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相当隔膜；有鉴于此，史景迁大量利用了时空上与王氏所处时代基本重合的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的材料，以描摹小人物的欲求和念想。蒲松龄生于1640年，是与郯城县相邻的淄川县人，对底层社会有深入的体认，还到过郯城，其生活时空与《王氏之死》所叙述的1668至1672年的时空正好重合。《聊斋志异》是从基本接近于郯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的，借助于其中的故事，不仅尽可能地还原郯城的生活场景、人物背景和社会心理，而且也能感受到当时郯城小人物不易触及的内心世界。过去的世界不会重现，但可以充分运用合理想象的空间来重构，文学和历史从来都是交织缠绕在一起的，人类的想象空间难以逸出人类生活经验的范围。《王氏之死》在这一方面的成功，为如何利用各种史料来建构小人物的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史景迁采用了多学科视角，尤其注重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重建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史景迁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史实进行了多维度的诠释，尤其注重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烛照小人物生活世界中一些易被忽视的盲点。小人物生活世界的场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郯城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场景，诸如自然灾害、蝗灾，落后的农业经济，以及税收压力等，是小人物生活世界的大背景，他们无法改变，不得不被动地承受。对于这些既定的事物，历史学的描述和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就可以应付自如。二是小人物他们自身的生活世界中的一些场景，诸如日常生活，收入消费等经济生活，乃至家庭家族等伦理道德生活等，这是一些流变不居、边界未定的事物，他们能参与其中、力图加以改变。对于这些事物，史景迁运用了动态的法律社会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小人物的生活世界表面上远离法律，但就实质而言，法律的存在及其实施，维系并型塑着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横暴的王三，一家四口被杀的李东振，都借法律之手得到制裁或救济；陈国相敢于杀人谋继，来自于其对《大清律例》关于为父母复仇行为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以及对宗族为寡妇择继条款的曲解与无知；王氏的屈死，高某的蒙冤，都由于黄六鸿对于《大清律例》的灵活运用而得到适当救济。而寡妇的巨大生存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大清律例》中关于寡妇财产权的一条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法律的原意是为了鼓励寡妇守节不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诱使故夫家族强迫寡妇改嫁以谋夺其财产，结果反而造成了相当多寡妇的悲剧。
当然，《王氏之死》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是有些地方对史实把握不准确。比如，第一章讲蒲松龄在18岁中秀才后，直到71岁时，才经由特别的恩赏获得了举人的头衔（P19）。这段表述的史实有误。实际情况是，蒲松龄并没有中过举人，他18岁即取得了生员功名，但其后在科举上没有斩获，直到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才因岁贡成为贡生，但贡生并不是举人，两者不能混淆。岁贡生是按资历递升的贡生，按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的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全国每年的岁贡名额不多于1000名，因此蒲松龄因岁贡成为贡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贡生虽然地位高于生员，但要成为举人，则必须经过乡试，而一旦乡试中举，其势力和地位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变。因此，很多贡生也像生员一样，汲汲于参加乡试，冀图中举。
第二是书中有些记述，对于清代的相关制度的理解有误。
例如，第三章讲寡妇李氏有两子，一子力田，一子读书，“读书的儿子通过了乡试，后又通过省一级的‘举人’考试”（P50）。这里的表述混乱且错误。按说考中举人的考试才是“乡试”，“乡试”之前的考试应是获得生员功名的县、府、学政主持的童试。清制，要取得生员功名须通过县、府、学政主持的三级童试；通过县试为俊秀，仍属于无功名的平民；通过知府主持的府试和学政主持的院试者，才能获得生员功名。生员可以参加乡试，考中者为举人。
再比如，第六章写黄六鸿接到任某及任父投县诬控高某杀死王氏之案后，第二天即审判高某，第三天才到高某家中勘验王氏尸体（P109-112）。我们不知道这是黄六鸿的记述有误，还是史景迁的笔误，总之这并不符合清代处理人命案的法律程序。清代刑科题本的无数案例告诉我们，知县在接到命案报告后，在程序上应是立即赶往现场勘验尸体，然后才是审问犯人，而不是相反。
当然，上述错误有可能是史景迁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翻译的笔误。虽然这些小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阅读，但对于一部成功之作而言，不免是白璧微瑕。
（ 转自 博览群书 作者：周祖文）
- 人说最好的文字形式，莫过于小说。一本王氏读来，正是众生相的代名。
农妇王氏，放之于清代、郯县、天灾地震、苛捐杂税、邪教迭起、家庭不睦等因素之下。其与一不可靠男子出奔，渴求从龌蹉压抑的生活里开出一道自由之路，却只是遭受到与之前同样的万恶嘴脸，清贫人间。全书书名叫《王氏之死》，但当真写到此妇人惨死始末的，不过首尾共十页。没有王氏丰富的心理刻画，没有谋杀案玄妙的文笔铺垫，唯独案发之前出人意料生出两页纸与全书文笔不搭的描写：“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漂亮，脸上的皱纹消失了，手像女孩一样的润滑······”一场曼妙的梦境之后，那个封建时代出轨又归家的王氏，最终死于丈夫之手。这无疑是巨大的反讽。一生蹉跎悲剧的农妇，用一段浪漫主义的梦词，落下其脚穿红鞋，被其夫深夜抛掷于大雪之中。
为了渲染她死亡深沉意味的所在，作者用“观察者、土地、寡妇、争斗、私奔的女人、审判”这个框架，由宏观到微观地勾勒出，中国封建体系下的司法制度、宗法社会和贞洁观念。作者史景迁是一位英裔汉学家，受教于剑桥和耶鲁两所大学。虽然史尤其善于勾述中国封建历史下的小人物，有“妙笔生花”之称谓，但总的说来，他的独的叙述之处，真正打动人的还不是中国味道，而是人性之思。
概而化之，成功的作家只是用自身独家的叙述模式，轻易地勾勒出命运的本质。虽然这也是所有作家竭尽所能的意旨。如此庞大的社会历史框架，是否只是为了区区十页纸的一场蚁民命案。或许，这还不足以蒲松龄狐鬼故事之外的生动文字，存托临摹。史终究想做达到的效果，有且是让读者被刹那击中那颗恻隐之心，将书中投射出的那股贯穿始末的无力感和飘零感，扩放无限最终投影自身恍然大悟。
王氏一人，隐射村妇无知贫苦也就罢了。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最能代表的是万千世界的众生相。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做官如县令黄六洪、或是半地主半土匪叱咤风云的王二，甚至脱开郯县记述故事的蒲松龄本人，莫不是吊诡命运的臣服者。他们纵然有生活中的幸福婚姻、炙手可热的权力或者聪明才智的本身，对于生而为人的劫难坎坷、他人之恶，仍旧在劫难逃。
而史景迁唯一在说的，也正是这一点。撇除时代的桎梏不论，我们不难看见在天灾人祸，邪教横行之下，最左右普通人命运的，更是人性的善恶。那些愚蠢村民偏狭与仇恨的报复，不仅仅是普通人对于恶势力稍稍的反抗（像村民无意冒犯王二的田地，遭受三口男丁的灭口的下场），还有历来朝代变更之中，中国人之间的烧杀抢掠，甚至是冒犯王氏丈夫的邻居高氏，只因掌掴侮辱的前因，却遭到其夫严酷的报复。杀掉淫奔之妻的任某，串通老父加害邻居高某。残害其坐牢受苦，最后虽然高某沉冤得雪，县令还判其出资对农民来说数额不小的十两丧银。
无论是儒家经典中的礼化教导，还是宗教明示的因果报应，也只是保持内心一时的安宁和和谐。但是仍旧逃离不了命运吊诡之处的我们，在冗长的岁月经纶之中，稍稍有一个不在人力的掌控因素存在，我们就轻易沦为旦夕祸福。这与朝不保夕的蜉蝣，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史景迁却早在起名之处，就概括了这一切的深意：“历史前进，景象依旧，时代已变”。 - 第一感觉：面壁思过去吧。。。一个外国人把中国历史、文言文掌握的这么好，实在是让人惭愧
第一章：观察者
蒲松龄的一个小故事：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第二章：土地
将土地登记于其他县乡，将土地置于官人名下以免重税，地方受灾而上报减税流程长达近两年……苛政猛于虎也，以至于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第三章：寡妇
当下社会，我早就没有三观了。。。所以贞操这一章节，不说啥了。。。
第四章：争斗
劫富济贫，智斗地霸的故事，永远不过时，难怪蜘蛛侠蝙蝠侠XX侠能一直这么火爆，不过比起书中崔猛李申的故事来说，情节弱英雄愚。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么精彩的故事搬上大屏幕呢？！
第五章：私奔的女人
王氏做梦的一段描写，真心精彩。不知历史上裹脚女人中多少怀着这样的梦想。
愈发珍惜自己身在男女还算平等的年代 - 正如书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示，这又是一部史景迁史学文学化特色的作品。
王氏这个人物尽管出现在书名中，但直到尾章才正式出场，而高潮便是她的死，然而书的重点，恐怕并不在于“死”，“死”终究是王氏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想要描绘十七世纪中叶前后中国山东地区的历史蓝图。当王氏被丈夫弄死的那一刻，史的目的达到了。通过援引官僚知识分子的记述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读者脑中的印象逐渐清晰。
作为法科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大清律例》在本书中的几次出现都和适用有关。法律的适用不仅防止犯罪的发生，而且有时竟反而催生了犯罪。几个平民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企图规避责任，只是因为手段太过拙劣而未得逞。这样的情形不免让人心惊。陈国相击杀堂弟陈连，实在太过残忍。
- 还以为这本书会有很多描写王氏心理的情节，但是看了以后还是略微失望，描写王氏心理的几乎没有。对王氏的提及也是那么少，就写了她私奔了，但是私奔的男的把她抛弃，她没办法有回到了夫家，并被丈夫杀死。主要就是又在我对中国妇女那时的悲惨地位和想改变命运而不得更加加深了印象。一直知道中国妇女那时的地位是很低的，想改变命运几乎不可能。追求自由爱情怎么可能，也不知道遇到的就是真正的爱情还是另外一个骗子。
中国封建朝代那么多年的历史每个小县城几乎都是这么踏着历史步伐不断循环着。饥荒，改朝换代下一朝代的滥杀，地方恶霸，土地赋税。穷困是常态。想出人头地必须依赖科举，造成了同质化，没有个人个性的发展。这些一直都是知道的，这本书前半部分又是叙述了一遍已经知道的事实。如果对王氏的心理有更多真实的描写我会更加推崇这本书。不过由于王氏有没有自己记录过日记，就算编出的她的心理描写的书那也只是后来的想象而不能还原她的真实内心想法所以也没有意义。想了解古代女性不可及。她们也许已经你来顺受接受了那种现状，每天劳作，受丈夫打压，没有自由，社会地位低下。
最令人气愤的是法律规定丈夫死后，如果没孩子财产归还夫家。妻子就没有任何财产了，为了防止改嫁。可是这样女子如何为继，尤其是遇到彭氏的夫家陈氏那样的三兄弟，竟然为了那点财产把她的儿子杀害！人性泯灭的恐怖。彭氏后来有个过继来的儿子可亲生儿子已经不在，差距还是很大的。那时的法制不健全，人的无知无德又令人发指。
土地那一章黄仁宇也评判过明朝时代的土地制度，清朝和明代也没有大的改进。土地制度的不公平，赋税过重，可以挂在地主或文人旗下减轻赋税。依赖土地维持生存，工商业不发展，土地制度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社会很难进步。
寡妇那一章描写了很多守寡肚子抚养孩子长大的人。还有丈夫死后自杀的女人。县为她们立牌坊，广为颂扬。最气人的是十三四岁都没有过门，丈夫在结婚前死了，女方的家长说再找个婆家，女子竟然自己毁容。可悲！！那时对女性思想的限制让人汗颜。不过这种儒家推崇的思想一直存在着。现在都有人那么坚信儒家更何况那时！十二三岁，青春期都没到，就草草结束了可以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虽然她们的人生也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十二三岁，那么年轻！
争斗那一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地方长官相除地方恶霸竟然那么困难。除去以后当地百姓竟然都离开这里怕遭到报复。竟然是受着打压比较自在！法制的不完善！ - 最近在看史景迁的书，一本一本再一本，有的是纯粹因为封皮看上去舒服，有的则是以前听说过，在图书馆见到了就顺手牵一本。。。从前朝梦忆到这本王氏之死，似乎从我从未有过的一种视野来讲述中国历史，很喜欢这种带着人文气质的历史学家，至少这两本书中的叙述都透着无比浓郁的悲凉、哀婉。
- 看着史景迁
笔下的清初琐事~真不怪蒲能写出《聊斋》一书~彼时民生竟如此不堪~！比《聊斋》更荒诞的是现实~！在如此大环境下~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以然不可能~芸芸众生只有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蒲游走于间~所见所闻都以促成他成此孤愤之书啊~！
- 此书印制很好，精装本但不重，封面略毛糙，持之手感颇佳，内页用淡黄色纸，较上海远东版惨白的用纸好许多。但该书校订不精，错误不少，如第一章中有：
鲁昭公问为什么所有郯国的高宫都以鸟名为名.. ...
其中“宫”字上海远东版作“官”，史景迁此处所引系春秋左氏传昭十七，原文为：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
可知远东版为正确。此书序言中亦有文气不连贯之处，怀疑亦是脱字故，唯无它本可校，不能验证。 - “本书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辅以《聊斋志异》片断场景，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清初山东社会状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特别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命运。”这是书封面内页写的概况，虽然很官腔，但绝对写实。
必须承认，大部分人如你我都没有那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个人历史，更何况在几百年前读书写字的人很少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对一个普通农妇的经历著书立传呢，即便有，也都是那些贞洁烈妇，而不会是通奸偷情的农妇，所以，如果有人真这么写了，你可能会好奇，到底这个王氏是个怎样的妇人呢？是明艳动人若潘金莲一样的尤物呢，还是风流妖娆自有韵味呢？如果写，到底会怎么写呢？
《王氏之死》的副标题是“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以很容易联想到作者会先介绍下大的历史背景，然后才会有王氏出场。是的，就是这么安排的。
作者先介绍了著书的史料来源，再介绍小农经济的基础——土地，及其相关的经济环境，第三章开始写一般会留载史册的妇女群体——寡妇，然后就是通过县城里的一场争斗介绍了当时的《大清律》，最后王氏作为一个私奔的女人出场，结局是被情人抛弃，被丈夫谋杀，虽不至于毫无悬念，但却不能被称为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既算不上是悲剧，也称不上是奇闻异事，顶多也就是村谈巷议，被活着的人议论一阵，然后烟消云散。
- 确实不能互校，但一些错误很明显
- 此乃广西师大之特色，汝可志之。
- 台版 是 用 “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