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二版)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01日  出版社：遠流  作者：胡適/口述  页数：376  译者：唐德剛/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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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寫在書前的譯後感　　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裡糊塗地寫了十餘萬言；結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甚麼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甚麼「今日」對「昨日」的挑戰。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裡，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臺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甚麼「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麼「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材，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是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底「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迺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閒文、閒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底「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Ｑ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底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裡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Shih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某「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緻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末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這就是五十年代裡，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由於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六十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臺兩島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底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片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甚麼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一九七〇年冬季訪臺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G」失笑之餘，我心裡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甚麼「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等等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底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鉅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胡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麼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瞭，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末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餘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底「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只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後的感想。　　還有我想在譯後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像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裡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底意思，在章目結構、材料取捨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們，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作主，其後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鬚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鬚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通例。古代的聖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底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於後世；而儒教「經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嘗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後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也。　　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裡，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裡，他卻說作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功夫。　　又如談政治罷。他曾一再公開的說，「ＣＣ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裡ＣＣ系的領袖們，曾經反對他做總統。可是後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ＣＣ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嘗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　　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可惜當時我未留意把它們全部記下來，以後大半也都忘記了。可是每當我深夜獨坐，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註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裡的公羊傳、穀梁傳了。　　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裡，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　　《禮記》的〈檀弓篇〉裡，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槓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後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觀念上，發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底「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歷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啊！」（「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游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游聞之！」）大家最後又去追問子游，才發現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底「錄音機」，出了毛病。　　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污吏司馬桓魋，在訂製一套預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製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孔老夫子聽到這故事，氣得鬍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後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麼石頭棺材呢？）」　　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歷史」裹，錄錯了音。如不經眾人臨時發覺加以改正，那末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後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製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　　所以在這本小書裡，我也不敢說，「吾聞之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縱使我能找出個「子游」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紀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佈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　　至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復原」重於「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徵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復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行「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構，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並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於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於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弧」﹝﹞以標明之；或在註腳上加以說明，務使魚目不致混珠。縱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　　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的紐約市立大學，由於紐約市幾度面臨破產而動盪不安。日常課務與正規研究之外，雜務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週末雖可忙裡偷閒，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太忙，夜對螢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後，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現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　　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迺至今後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後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底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塗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　　一九七九年冬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　　《胡適口述自傳》編譯說明　　一、本稿為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並經過胡氏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　　二、本稿原定與胡氏的《四十自述》英文譯本，合二而為一。故凡《四十自述》中已有的故事，本稿均未重複。　　三、胡氏口述的英文稿，按當初計畫，只是胡氏英語口述自傳全稿的「前篇」或「卷上」；故按「全稿」層次分為「三篇」「二十九節」。既然「後篇」或「卷下」始終未能做出，則上項劃分已失其意義。故本稿乃按原有目次重分為十二章。庶幾本稿可單獨印行，自成一書。　　四、凡原稿語意有欠清晰的地方在譯文須加些字句來表明的，譯文上均加方括弧﹝﹞，以表示為原稿所無。　　五、凡原文所徵引的其他著作上的文字，如果過於簡略，有使讀者不易明瞭的地方，譯文則將引文前後酌量加長，使語意更為明顯。　　六、由於海外參考資料的限制，如原稿中的引文或人名、物名一時無法用漢語「復原」的，則暫時「意譯」或「音譯」，以待將來補正。　　七、引文出處，原稿皆未註明；或其他字句有欠明白的地方，譯文中就酌量情形，加註解予以說明。　　八、胡氏當年與筆者對各項問題的討論，以及筆者訪問胡氏時的問難與感想，均為正式錄音紀錄所未收。筆者亦酌量情形於註釋中略加按語，予以補充。　　九、本稿的翻譯事實上是一種漢語「復原」的工作。胡氏當年用中英雙語參雜口述時，所說的語言雖未必全係「語體」，譯文仍全部用「白話」來表達，以符合「胡適之體」的「文體」。　　十、本稿譯述倉卒，而筆者當年與胡先生工作時成筐的筆記又十遺其九，以故本稿凡是需詳細註釋的地方，而筆者在紐約附近各圖書館又找不到所需參考資料的時候，就只好暫付闕如，他日再設法增補。疏漏的地方，還希望讀者賢達的指教和原諒！ 

内容概要

　　一般人對口述歷史的了解，大抵是從唐德剛這部《胡適口述自傳》開始的。這是他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他自己保存、並經過胡氏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親身交往，提著錄音機完成的一項偉大「口述史傳工程」。　　胡適先生此書的重點是對自己一生的學術作總結評價，而這評價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唐德剛先生在把英文口述譯為中文後所作的注釋評論，卻是不可不讀的好文章。本書「傳」與「注」已成為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注釋部分的分量，恐怕還遠在傳文之上。七十年代海外史學界盛稱「先看德剛，後看胡適」。唐先生在這些注中所表現出來的學養見識具有難得一見的才情風致，真正讓人有讀其書想見其人的欽慕之感。　　就寫作的體裁來說，本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也是一本簡單明瞭，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一般遣興讀者，工餘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底「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只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作者简介

　　胡適　　（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安徽績溪人。一八九一年一二月十七日出生。幼年受私塾教育。一九〇四年赴上海，入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等校接受新式教育。一九一〇年考取庚款留美生，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一九一五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師從杜威，深受影響。一九一七年一月，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被詡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的先鋒」，一時享譽全國。一九一七年完成博士論文（一九二七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胡適提出文學革命要創造一種「活的文學」，即「國語的文學」；並把白話文學提到「中國文學之正宗」的地位，這是文學觀念一個大變革。在治學方法上，他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學術界也深有影響。所有這些，使胡適成為「五四」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周報》。一九二七年與徐志摩等人合辦《新月》雜誌。一九三二年創辦《獨立評論》。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任駐美大使。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離上海赴美。一九五八年離美回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臺北。唐德剛　　（一九二〇～二〇〇九）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书籍目录

寫在書前的譯後感/唐德剛編譯說明/唐德剛第一章 故鄉和家庭徽州人我的家族──績谿上莊胡氏第二章 我的父親青年期的家難考試和書院教育吳大澂的知遇在臺灣任知州和統領第三章 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觸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放棄農科，轉習哲學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公開講演的訓練學習議會程序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第五章 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文科各系的教授陣容杜威和實驗主義實證思維術第六章 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和〈吾我篇〉論「校勘」、「訓詁」之學第七章 文學革命的結胎時期革命的導火線孤獨的文學實驗　大膽的革命宣言第八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文學革命的數種特徵中國文藝復興的四重意義第九章 「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陳獨秀入獄的經過「科學」和「民主」的定義「問題」與「主義」之爭：我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第十章 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國學季刊發行宗旨我在幹些甚麼研究神會和尚的始末第十一章 從舊小說到新紅學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紅學的誕生第十二章 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揭穿認真作假的和尚道士老子比孔子更「老」並不要打倒孔家店雙線文學的新觀念再談中國思想史中古期的宗教駢體文有欠文明現代的中國文藝復興

章节摘录

　　孤獨的文學實驗大膽的革命宣言　　在一九一六年的十一月，我開始把我們一整年非正式討論的結果，總結成一篇文章在中國發表，題目叫做〈文學改良芻議〉。　　在那篇文章裏我提出八條很溫和的建議。你可看出，縱是這個題目也是很謙虛的。我已經不再用我向朋友們所常時提到的「文學革命」了。「文學革命」一詞在我的詩和信裏都常時提到，在朋友們給我的信中也常時提起。有時他們用的是開頑笑的態度，但是有時也很嚴肅。可是當我第一次要把我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和我自己的結論，撰寫成文章，送到國內發表的時候，為考慮到那無可懷疑的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我覺得我要把這一文題寫得溫和而謙虛。所以我用這個題目，說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時那只是個「芻議」，而非教條式的結論。　　下面便是我那篇文章裏所提出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　　一，須言之有物。　　寫文章的人一定先要有一些值得一說的東西，才下筆。重點應在內容而不在形式。　　二，不摹仿古人。　　在這一條裏，我乘機夾入我對中國文學史的看法。後來我叫它做「文學演變觀」。其重點是一個時代要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後一代毋需摹仿前一代。同時我也指出十三四世紀中所產生的、用語體所寫的俗文學──如故事、小說、雜劇等等的重要性。　　三，須講求文法。　　這一條乍聽起來，似乎有點荒唐。但是我們這些對中古中國文學相當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時的作家寫文章，往往不講求文法。中文的文法本來很簡單，可是那中古作家們，運用了各種形式如對仗、駢儷、典故等等故意把它弄得複雜了。因而千多年來，寫古文的人對文法的分析與結構全不講求。　　四，不作無病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用典是中國文學裏自中古時期遺傳下來的一種花樣。古代作家原無此惡習。可是自中古到近代，中國詩文簡直是典故的天下。在這篇文章裏，我對用典的批評寫了很長的一段，因為兩千年來，中國文人已把這種傳統弄成習慣。要人家作詩文不用典，是件駭人聽聞的事。　　七，不講對仗。　　中文裏「對仗」這玩藝用英文來解釋實在很不容易，可是對仗在中文裏實在太普遍了。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條最重要，但是我寫的還是很溫和。我的用意是說，「在所有的文學裏，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語──用白話！」為強調這一點，我就公開的說我承認那些偉大的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和那些我在本篇中所列舉的當代通俗小說，比那些仿古的作品更能代表時代。我坦白地指出，那些幾百年來都為人民大眾所喜愛、而卻為文人學者所鄙棄的白話小說、故事說部和戲曲都是中國出產的第一流文學，其原因便是由於他們所用的文學工具之有效率，換言之，也就是它們是不避俗語俗字的作品。　　那一篇對中國文學做試探性改革的文章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寫的。我一共複寫了三份。一份給由我自己做主編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發表。《季報》那時是由「商務印書館」承印的。另一份則寄給當時一份新雜誌《新青年》。該雜誌由陳獨秀主編，已出版數年。陳氏於一九一六年受聘為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

用户评论 (总计39条)

•   　　这本英文自传，是胡适（1891-1962）口述、唐德刚（1920-2009）整理的。唐氏又将其译成中文并加注，完稿于1979年；我参考的中文本是《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296页）。从自述中出现的最晚年份和唐氏译序（“我对这本小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看，胡适口述大约完成于1959年。综览全书，涉及胡的生平内容，基本不超过1933年。换言之，这本书是年近七旬的胡适在暮年对自己前40年的总结。（口述经过见中文本“编译说明”，英文本不见一语，不能不说是一大疏漏！）
  　　
  　　胡适口述详略有致，并不平均使用力气，对太平天国及清军围剿对徽南乡间的巨大影响（12-13页）、随性读书的利弊和大学转系的原因（45-48页）、公开演讲对知识整理等各方面的好处（50-52页），均有精彩论述。
  　　
  　　口述有近一半篇幅在讲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经历，若对照《胡适留学日记》阅读，将是很好的互补。当然，胡适是既传统又爱惜羽毛的人，知道哪怕只言片语，未来一定有人仔细研究，所以对留美期间女友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无论口述还是日记，只偶尔提及，皆语焉不详。口述中提到搬至纽约后的住所92nd Haven Avenue near 172nd Street（40页），若非唐注透露公寓及女佣皆系韦女转让（中文本52页），我们决然想不到其中的联系。
  　　
  　　胡适是个把心掏出来给人看的人，费了很多口舌介绍自己思想的来源与转变。即便如此，专节（57-80页）介绍大学期间对战与和的态度且大段引用乃师Norman Angell、John Dewey的观点，仍属罕见——毕竟其余每节平均才不到10页，而此处却用了30多页。要言之，一战时，日本趁机侵略我山东，熟读老子“不争”与墨子“非攻”思想及《圣经》turn the other cheek箴言的胡适，在大洋彼岸极力主张和平主义，寄希望于日本领导人的明智或第三方强权的介入，这其中或有世界学联康奈尔分会（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的影响。案：胡是积极会员，而会训则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此外，或许还受到了哥大老师Norman Angell之it [ie. war] represents the failure of human wisdom（79页）的影响。只能说，胡适太过相信human wisdom，而忽略了human nature。后来，他稍事修正自己的观点，由和平主义（pacifism）转为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支持国际联盟维护和平，但国联既未能阻止日本侵占东北，亦未能阻止二战发生。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派”，迄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自己出使美国前，胡适仍“吾道一以贯之”，对抗战持反对态度。相反，联合国成立时，苏联坚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有否决权，胡适却认为不可。这种对国联趋之若鹜、对联合国不以为然的态度，暴露了他缺乏对国家利益和力量的冷静（disinterested）判断，一定为现实主义者（students of Realpolitik）如基辛格等所不屑。
  　　
  　　胡适推动“文学革命”有功，但并不是文学史上首倡“作诗如作文”的人，往前看至少有黄遵宪“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再把视界放宽，一个世纪前的英格兰，Wordsworth在其与Coleridge合著的Lyrical Ballads——这本书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相当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加《尝试集》——1798年初版广告中就说，要ascertain how far the language of convers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is ado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oetic pleasure；1802年二版前言中更说，其目的在于to choose incidents and situations from common life（相当于胡氏《刍议》中提倡的“须言之有物”）; and to relate or describe them, throughout, as far as possible in a selection of language really used by men（相当于《刍议》中的“不避俗字俗语”）,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row over them a certain colouring of imagination, whereby ordinary things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mind in an unusual aspect——这最后一点，胡氏在其新诗创作中始终未能做到。但我们或许奢求他了？他当时所要证明的，是白话除了能写散文、小说、戏剧，也能作诗，而不是更高阶段的“作好诗”。
  　　
  　　胡适1917年回国，正值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提出不可能先有“标准”再有“国语”，而应先有“国语文学”才有“标准国语”。换言之，在活生生的白话文学产生前，字典和语法是不管用的。窃以为，这句话道出了“普遍真理”，学外语亦然：不先大量阅读，就动辄背词典或“红宝书”、搞语法，只会浪费时间，甚至误入歧途。
  　　
  　　“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各政党（不独国共）意识到：观念可以成为政治武器，学生可以形成政治力量。从负面说，这遂将“新文化运动”的焦点转向政治——这从陈独秀和《新青年》的转向可以看出来，胡和陈原是密友和同事，从这时起开始分道扬镳：胡是“开风气”的大师，青年时形成的思想观念至老也没有明显进步，仍是原地打转；陈与胡秉性迥异，经历更为坎坷，晚年对自己和国家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正面说，学潮风起，数百种学生刊物对白话文的传播倒是功不可没。胡氏原定“文学革命”需二三十年之功，只四载就近于成功：五四时期，白话文占据了各种报纸副刊，庶几成了“文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实现了胡的第一个目标；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教材从秋季开始改用白话文，实现了胡推动其成为“教育媒介”（the medium of education）的第二个目标。
  　　
  　　胡适是方法论大师，所重者在逻辑推演的过程，而不在乎——也不愿预判——结果。想了解其治学门径的人，应着重看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一节（103-116页）。因乎此，当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总结为引入了“德先生、赛先生”时，胡适要清醒、谦虚得多，认为只树立了“评判的态度”，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问题”（儒教、国语、贞操、婚姻、教育、家庭、京剧改良等），二是“输入学理”（易卜生、马克思、杜威等），三是“整理国故”（下文将详述）。而这三项工作的结果，便是“再造文明”，实现胡氏念兹在兹的“中国文艺复兴”。即使对于陈独秀大力推崇的“德、赛两位先生”，胡适也不认为是终极真理，只认为分别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emocracy as a way of living）、思维方式（Science as a method of thinking）。
  　　
  　　紧接着，就发生了胡适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学历史教科书常指胡适脱离现实，看了“夫子自道”，可知更准确的解释或许是：胡氏一生反对走极端，反对腥风血雨，或如唐氏所说“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中文本86页）；相形之下，李氏是要掌握一种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武器，所以强调“主义”。但在胡适那里，各种流行的“主义”（不独马克思主义）都是有待研究、证实（或证伪）的假设，不是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是激发思考的参照物，不是终止思考的答案——不能不说，这与胡氏自我标榜的Chinese Renaissance所追摩的European Renaissance之个性解放、打倒偶像（比如上帝）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研究了国语等一个个具体问题、输入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学理外，胡适后半生都沉在故纸堆里，标志性事件是由此前编辑《新青年》、到1923年转为编辑《国学季刊》。在整理国故这个领域，他也开了风气，提出：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扩展到经史百家（并身体力行，于1919年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方法不应仅参考正统资料，还应广泛搜集地方、外国材料进行比较（1930年整理出版《神会和尚遗集》，自诩“重写了禅学史”）。这方面的工作，胡适花了两节（187-212页）来讲述，十分精彩，有助我们了解其研究和著作的内在理路。
  　　
  　　1922-33年，胡适又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白话小说研究，首先就是刊印有标点、分段、序言的版本（punctuated, paragraphed and prefaced editions），其次是考订作者身世（如吴敬梓）、版本演变（如《水浒传》），并将两者统一在对《红楼梦》的研究。在提高白话小说地位方面，胡所做工作与最近去世的夏志清相似，都是要“重估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全书以简略的“胡适版”中国政治思想文学史作结。他参照欧洲历史，将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古。胡适特别指出，中古始自公元200年，终于公元1000年，其间北方蛮族入侵，佛教自印度传来，骈体文盛行，从人种到宗教、语言，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蛮夷化”时期。虽是一家之言，却甚有趣。
  　　
  　　口述到30年代初便戛然而止，使得这本自述如同他的《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成了“半本书”。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以后的生涯中，除了出使美国外，胡适基本没有超越早年的自己，晚年更是埋首于《水经注》的研究，空耗了许多时光。曾有人说，毛泽东的生命若止于1949年，会是一部史诗，而不会成为悲剧；若胡适生命终于自述截止的1933年，也不会有大的损失，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提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主张、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而这些都体现在这“半卷”自述中。
  　　
  　　到底是外研社，编校精良，只偶有误植，列在这里：
  　　
  　　1、16页2段5行familly，当作family。
  　　
  　　2、79页3段This, too, is demonstratable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world，或许当作demonstrable？
  　　
  　　3、89页5行taking an interest in some other or alter中的alter疑是拉丁文，义同other，如是则应排为斜体。
  　　
  　　4、91页倒数7行Heglian idealism，当作Hegelian。
  　　
  　　5、109页末两行probably 2,000 years after Confucius, by the time of the Manchus，中文本132页却译成“在孔子后两百年的孟子时代”。因这段话是对1916年6月7日所作《尔汝篇》的概括，查原文可知，唐氏改动是对的，此处英文是错的。
  　　
  　　6、中文本123-4页注解指出，通行本中giving them state and power沿用了哥大缩微胶片之误，state应改为study。可惜外研版并未注意到这一点，96页5行依旧印错。
  　　
  　　7、口述中偶有句病，可以理解，如99页It is inference, or inferential thinking which as John Stuart Mill pointed out in the last century, is the business which everybody carries on every day in his work，编者应稍加注释或说明。
  　　
  　　8、178页4行interested in this phrase of my work，phrase恐为phase之误。
  　　
  　　9、239页2行this gradually became to be a part of the government practice，应删去to be或将became改为came。
  　　
  　　10、243页6-8行Ch'u-wang Yin, a son of the founder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was a convert the first century，在the first century前应加上in。
  　　
  　　11、248页2段写王安石变法，两次提到emperor Chen-tsung（宋神宗），按威妥玛氏拼音应是Shen-tsung。
  　　
  　　另，63-65页引胡适1915年3月19日英文信《致留学界公函》，唐德刚讥为“英文不像英文”（中文本86页），实在没有冤枉他。比如64页Let us ... prepare ourselves to uplift our fatherland if she survives this crisis – as I’m sure she will – or to resurrect her from the dead if it needs be，这句话中的fatherland和she、her实在不搭调，it也属冗词。该信写于胡适24岁时，与钱锺书同样年纪所写的冷静、睿智的英文书评，截然不同！这并不出人意料，胡氏年轻时即对政治、时事极为关心，而钱氏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
•   　　真本书花了一上午就读完了，果然更喜欢唐德刚的评论，以切实客观的态度看待士大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胡适，真是痛快。
  　　
  　　本以为是一本洋洋巨著，没想到很薄，看完再去查方才发现原来只看了4章，后面还有8章多呢，O(∩_∩)O哈哈~不过看过目录也就大体知道主要思想了。而且唐德刚快言快语，针对胡适的很多言论直接就来了个批注，经历过磨难的人看到的东西和锦衣玉食的黄面书生还是不同的，当然，我也更喜欢唐论，O(∩_∩)O哈哈~
•   　　这是一本好读、内容充实又有启发性的书，满足了我对好书的全部要求，因此读完有一种饱足感（拍拍肚子~）。当然，好读这点只是我自己（出于浮躁）的一个标准，请小朋友们不要参照。
  　　整本自传看下来，胡适的经历里不存在某个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了大学问家。而是在每个生活阶段，都保持着超越当时一些的眼界，并且做了有趣的尝试，因而积累了不俗的各领域的成就。这样的生活轨迹是和他的资质和性格相符的，资质自不必说，性格上，胡适乐观、积极，近乎浪漫。难得的是，这种浪漫主义只带来了包容，而不是远离世俗。讲演、做学问，投稿、办刊物，胡适非常懂得如何向大众传达自己的思想。或者也可以说难得的在入世并有了大成就之后，还能保有美好而纯粹的情怀。这是我相当欣赏甚至想要获得的特质。然而唐德刚就在本书里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胡适可以“天真”是因为他生活一贯优越，但在青年时代时候，何尝不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他才能一直过得不错吗。
  　　这里继续说一下唐德刚，作为口述自传的大家，他把本书尽可能写得完整、客观。但注释里夹带的私货就很多了，读着是挺有意思，但批评胡适的那些我就忍不住有些不平了。注释在口述之后，颇有些反正你不能还手，我就逮着弱点揍了的感觉。说到这，不得不吐槽一下文人相轻。唐德刚在学术上不赞同胡适，也有别人也不赞同他。注释里有一段他出手揍了周汝昌先生，但是后者在出版（或者再版）前发现了，于是还手写了一篇文章并要求加在注释里。不得不说揍得还挺惨的，但学术圈好玩的就是我可以一边公开对喷，一边做好朋友。
  　　嗯，总的来说感触颇深，就不赘言了。
•   　　 11年是胡适诞生120周年，12年是他谢世50周年，两岸三地掀起了新一波的“胡适热”。外研社趁热打铁，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胡适的中英文作品。我碰巧拿到一本唐德刚整理的《胡适英文口述自传》（唐译注的中文口述多年前已问世，未能一读。据说口碑甚佳，可惜娘家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好补憾，也可打发无聊的地铁时间。我不是胡粉，更无意于臧否他的学问与人生，这里只谈点编辑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错字（liberal）不少，如页91的Heglian（应作Hegelian），页176的bourgeoise（应作bourgeoisie。bourgeoise一词本身无错，但含义与bourgeoisie不同）。更过分的是，页4最后一段内的been noted for their ability to carry on trade in many parts的字体明显与全书不一致。当然，最大的不足体现为体例杂乱。不知这本《自传》是唐的原稿还是编辑的审订稿，许多地方的标点用得相当随意，比如，said后时而用逗号，时而用冒号，that is前用了dash，and/but连接的并列分句之间用了分号，两个完整句子之间用了逗号，parentheses要么遗漏前面的逗号，要么遗漏后面的逗号，国名The Republic of Taiwan和课程名Types of Logical Theory加了引号，画蛇添足。最碍眼之处是不区分限制性从句与非限制性从句，如the area known as Hui-chou which is the southernmost district of Anhui province，the philosopher Chu Hsi who was born in Fukien，He was a reform lawyer from Cleveland who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此类错误往往而是。须知这一逗号不可随意漏去。乱加标点，读起来就会十分吃力，破坏了纯粹的阅读乐趣。此外，英文书名白斜体和白正体混用。有些人名书名后补了中文注释（可能是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习惯Wade-Giles romanization），但大部分没，既然书末附有Glossary，正文中完全不必一一加注释。中文书名统统未见书名号，如尔雅、尝试集、景德传灯录等，很不规范。至于版面设计，每一篇文章的起首都是孤零零的一个大字号单词，且标题与正文字号差异过大，毫无美感可言。另外我还发现不少句子与英美习惯表达不符（猜测是胡适的原话），如页17的sailed from Shanghai to Tientsin whence to Peking，页18的river conservancy work was not only a source of great corruption but also was mixed up with all kinds of superstition，页52的and thereby to know his subject better。此书既是“整理”，这样的瑕疵似乎不难剔除。
  　　 看来，今天我们依然要读胡适，至少能够擦亮眼睛看清谁是“差不多先生”，然后避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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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外研社不妨买下口述录音，做成光碟随书附赠。不然这本定价69元的伪精装书，怕是粘不住几粒胡粉吧。
•   　　在这本书看到了有点可爱也有的自吹自擂的胡适之老先生的形象，虽然他说的一些道理现在看来有些不以为然，自我也有些夸大，不过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我算是对之前不怎么了解的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文化带来的启蒙有了一些印象了。另外，对唐德刚老先生也着实敬佩，附注之有趣，真是有增一分则太多，删一分则太少之感。
•   　　从来没写过书评，知道自己水平有限，每次只是评个星加两句描述而已。
  　　这次真的没忍住。
  　　唐德刚绝对是高级黑啊，这哪里是胡适的自传，这就是唐德刚拉来胡适当垫脚石的嘛。
  　　这本书可以不叫《胡适口述自传》，可以改名《唐德刚评胡适》。
  　　
  　　首先，我要承认的是，对于胡适先生，我只是从只言片语的报道中对其的思想、言论有个大概的了解，对于胡先生本人的著作，确实没有看过。
  　　本来考虑，自己文学水平有限，初读胡适恐怕难以理解，并且，对于“先看德刚，后读胡适”这句坊间传言有过一定耳闻，所以才考虑从先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整本书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对胡先生某些言论也有许多不认同之处，但是每次看到后边唐先生的注解，就有一股厌恶的感觉。作为一本口述史，也可以说是胡先生的自传，主角应该是胡先生。每个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一定有其局限性，而自传应该更深切的体现主角的历程、思想、学术等内容，而更多的问题留个读者去评判。
  　　
  　　唐先生应该是口述史的这种文学品类的先贤了，如果他的口述史皆是此等风格，我觉得其他著作不读也罢。从我的角度来说，或者从“口述史”这三个字字面角度理解来说，这本质应该是主角的传记，而由于主角的文化水平、身体原因等不能亲自执笔，所以通过第三方，或者自己信任的人来对其口述内容进行记录，并经过文学加工、证据考证等完成的自传著作。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通过自传以及其自身的著作了解他的思想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唐先生在著作口述史的时候每一章皆对其进行自己的主观评论，这个路子不好。你可以写一本《我对适之先生的诸多看法》另行发表，而在其口述史自传中大加评论。且有“先看德刚，后读胡适”这样的误导。对于如今这个年头，读书尚且困难，而误导言语更令读书有了如传销般深水。如此阴险。我极端一点说，唐德刚是个小人。
  　　
  　　对于胡先生师从杜威后的思想、白话文的改革、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虽都有不同意之处，但看过唐先生的评论后，更觉唐的龌龊。
  　　
  　　极端了，不说了。除了这本，家里还有唐德刚两本书，翻翻而过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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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氏对其老师，如此信手拈来的批评，中肯到位，在书的注释里娓娓道来甚是有趣。。。。
  　　
  　　这位老师为个人自由而奋斗一生，结果为盛名所累，活得并不自由，唐氏一针见血给予指出。
  　　
  　　从这个角度看，唐氏的书，比胡适之更值得一读。
  　　适之，不过是“我的朋友”而已，大可作为谈资来引来读者，引入话题，引起讨论，引起争鸣，进而变成旗帜，带来变革！
•   　　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历史总会或多或少还其公道的，拒绝党文化，拒绝政治文人，应还学术以其本来的纯粹，还学术以自由，否则文化大繁荣也只是符合党文化的发展方向，可惜这对当前的社会环境来说也只能说是一种向往而已。
  　　
•   　　 初略地看完本书，感觉唐德刚先生的译注有喧宾夺主之嫌。尤其是其中几段和适之先生抬杠的文字，让人深省。
  　　 比如当共产主义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胡适是反对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使用。“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是胡适一贯的主张，这点唐德刚先生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积弱已深，根本无暇讨论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且外患严重，内部四分五裂。急需要一个主义把全国的人民统一号召起来，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你这个时候还谈一些实证方面的东西，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点我是赞同唐德刚先生的。
  　　 个人觉得，胡适的理论是比较适合于现在的中国，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处在了一个比较稳定和求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胡适的实证主义精神，在不能搞什么主义啦、什么意识形态啦。但是胡适的理论，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的，国人不喜欢那种理性化逻辑化非常强的理论，国人还是偏感情主义的，国人历来受压抑已久，需要靠感情主义来发泄情绪。这点从国人偏爱鲁迅就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就带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不过越来越多的国人还是注意到了胡适的一些言论，胡先生可稍感欣慰。
•   　　 书是本好书，唐德刚的八卦有时也比较劲爆，但是。。。
  　　
  　　 我咋感觉他的评论有的时候很酸呢，比如胡适对基督教家庭生活方式很欣赏，老唐就开始酸了，然后一大段什么沙门教的小道消息，表示极端宗教不靠谱，胡适回忆民族之夜活动给他的震撼，老唐就表示他最清楚真相，是一些不懂文化的阔小姐消遣的地方。。。这些揶揄地方细心找找还有不少。言外之意就是胡适不知民间疾苦，少爷哥不晓得一般留学生其实也是很苦逼的云云。越看越觉得哎，老唐和胡适其实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大一样，同样的事情在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眼中很有趣味，在老唐的眼中就变味了。
  　　
  　　 私以为老唐在面对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时，心里还是有点不大阳光的，为文中自称“老留学生”“老油条”等，不一而足，也难怪，面对着是20世纪中国文化圈最NB最光彩夺目的胡适同学，有点自卑心态也正常啊，而且记得以前唐写文章回忆胡适，说胡适晚年在美国无人问津，甚至每天看报闲聊度日，与当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的朋友胡适”判若两人，不知道是否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了。。。当然这也是我私心揣摩了。
  　　
  　　 看来这本书应该改个名字了“屌丝唐记录胡适口述自传”，哈哈，开个玩笑。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很有料。，私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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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看比较正统干货的胡适研究的书，推荐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著述严谨，发人深省，虽然是本学术书毫无枯燥感，改日有闲暇好好写一篇书评
•   　　 一个月前，恰好看到网上有帖子说今年是胡适XXX年纪念，肯定胡适思想的当世意义被提的不少，于是很有兴趣的想找胡适传记来了解下这位党外人士，如何突然好像收到了国人的亲睐。还好，有这样一本公认的经典之作，遂买来一读。
  　　 为什么受到亲睐，想必是现状不可言，转而讨论古人，以表达不满，这种做法自古有之，读着读着，发现胡适也是这个样子，是个挺有趣的现象。
  　　 《胡适口述自传》是口述自传体的经典之作，作者唐德刚在美国当教授，算是胡适以下第二代的留学生，有机会写了不少国民党高官的口述自传，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写胡适的这本，被人赞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确实书中有不少作者的注或者评，或褒或贬都句句在理，想必两者还是有不少可探讨的交集，作者的观点也是比较中正的。
  　　 口述自传并不是胡适一生的缩写，主要讲了胡适的求学经历，以及“五四”运动前领导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转而研究古代文学方面的一些成就。
  　　 胡适自幼学习的是秀才的一套古文修养，天赋应该是很好的，是第二批庚子赔款培养的留学生，当时全国只有七十人，胡适的水平可见一般。到达美国后，胡适接受的完全是西方式的教育，初学农学后转哲学，博士跟的是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学习的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这也是之后胡适带回中国，并一直使用的自称“先进的科学的方法论”。胡适在美国期间就开始利用这些先进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文学，渐渐有了使用白话文（新文学）取代文言文（旧文学）的想法，恰巧此时国内有了新文学刊物的条件，给他公开表达自己想法和辩论的机会，同时他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主张先用新文学写作，再规范新文学的语法文法。并身体力行的用新文学进行文学创作，到新文化运动的末期，除了新文学写诗仍存争议（白话文的诗歌还是挺没有感觉的，要是放在前几年，韩寒估计要和胡适吵起来了），其他方面新文学都站稳了脚跟，这也是胡适最为人所认可的功绩。
  　　 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文的出现，还包括了当时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各种外国理论，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科学还是哲学都在国内通过期刊的形式广泛传播，但是国人急希望可以通过国外的新东西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大中国。但是问题随后出现，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胡适发现“观念可以变为武器”，这一情况随后被共党利用，使新文化运动由普通的文化启蒙运动变为了政治斗争。胡适对此很是失望，本来胡适与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是由于陈独秀受李大钊影响，成了共党的“老师”，胡适字里行间对其很是不满。对共党产生了反对情绪，也是之后胡适赴台的一个原因。（由此可见，学生一直是最容易被忽悠，煽动的群体，简单的把观念当作了行动的起因，做了错事，还耽误了正确的事情）
  　　 五四运动的爆发，导致新文化运动的停止，胡适转而继续希望加强新文学的地位，希望通过“整理国故”（利用白话文研究文学方面的问题），这主要包括研究和尚（五祖弘忍，六组慧能）、研究红楼梦（版本学和考证学）等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可以说随后胡适的研究主要都是为了巩固白话文的地位，而进行的尝试，证明白话文完全可以取代文言文，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这就是书中的主要内容，不过最近提的较多的并不是胡适的这些成就，而是胡适的一些观点，比如“于不疑处有疑”、“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注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还是最开始说的，人们关心的话题，往往是现实中最需要的东西。到底这些观点，若有所指，指向什么，大家都懂得，并不适合展开来谈。
  　　 下面是读书时的一些笔记了：
  　　 “要使你所得印象变为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这倒是和从望山看到的一定要坚持看书，坚持写作是一个道理。
  　　 “觉得我们政学两届都害了过分依靠权威的毛病，如果‘权威’没有进步，那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落伍了。”——五十年前说出中国之现状，学霸是个什么东西！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感叹。
  　　 “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作者感叹胡适当初并不能解释“问题与主义”之争，当时胡适众人的水平，实在不敢接触大问题，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社会学的经验，只是依靠着美国的经验主义来生搬硬套。现在我们学生（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何尝不适如此，动辄谈论民主自由，以自以为的自由、民主谈论如此的问题，让人可笑，连自己身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者胡乱解决，更不要提这些大问题了，除了添乱，实没有一点用处。
  　　 胡适口述自传时，不经意间谈到“当初在大陆，学生都称我‘胡适之先生’，近年回台湾，学生都称我‘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好也好”。让人读来，感觉胡适对学生的称呼有些失望，哪知现在如果胡适来到，学生估计连“先生”二字都要省了。
  　　 书中不少的地方，都有作者和胡适引用古文，表述观点的地方，让人读来，总觉得当初的大师们，随提倡新文学，但是对古文的那一套仍是很出色的。随口举出的“四美具，二难并”、“ 子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听得很舒服。
  　　 最后借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西安，说说这两天看到比较多的，西安人对一人微博的谩骂与攻击。参与者当然知道我说的事情。西安生活四年，灰大、30块一碗的泡馍专坑外地游人是不争的事实，其实不少西安人自己也都如此抱怨，公交车上，你敢不腾出一只手来护住钱包吗？没想到却不容外人抱怨，若真是只能自己骂娘，不许外人说三道四。如此的谩骂转载，只让人觉得西安不仅地不行，人也不行。
•   　　胡适美国留学的收获应该是演讲和废文言倡白话。期间他还学会了开“会议”，确实是研读专业书籍四五小时不如主持一二小时有功效。对于专业的选择，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不过缺少胡适与同期留美同学相处的介绍，稍微有些遗憾。
•   　　从胡适到鲁迅-----我读《胡适口述自传》
  　　
  　　 谈中国20世纪文学史，胡适鲁迅二人是避无可避的。
  　　《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说道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一、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三、不过就写作的体裁来说，这部小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
  　　胡适一生主张“怀疑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终其一身，他对于自己所信奉的美国式民主以及杜威实验主义从未动摇。唐德刚也说道“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
  　　唐德刚认为“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笔者这一论断，周策纵先生是一向反对的），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大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这不但是实验主义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更是。”
  　　胡适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五四精神的开拓者，二人的际遇是很值得玩味的。
  　　鲁迅生前遭到国民党通缉，甚至一段时间与许广平在路上散步，也分走街道两旁，以便出事时许迅速逃走。死后，鲁迅受到共产党的极致推崇，誉为精神界的战士，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文革时期更是被神化，万马齐喑的文艺界，惟有他的作品走在康庄大道上。直至今日，鲁迅研究仍是一门显学，鲁迅本人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与此相反的，胡适生前历任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被授予36个博士学位，可谓门庭煊赫。1945年赴台以后，却迅速人走茶凉，只在母校谋得一个图书馆的职位，36顶博士帽，竟无法为胡适换得一份糊口的教职。多年以来，胡适在大陆更被视为反动文人，就连学生俞平伯也因为恩师之故备受批判。
  　　相比鲁迅身后的喧嚣，胡适未免有些寂寞。然而相比鲁迅近乎尖刻的讽刺，毋宁说我更喜欢胡适一些。
  　　鲁迅于我而言，太过绝望，窒息得如同溺水一般，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偶尔的幽默也只能算是黑暗中的些微光亮。也许他一直在战斗，与自己与生俱来的虚无感，怀疑主义抗衡，然而正如陷入泥沼的人一般，挣扎不过是徒劳罢了。鲁迅自己既已“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一天天长大的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他，于是他失掉了青年时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内心笃信“惟黑暗与虚妄乃是实有”，他仍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意图唤醒国人，激励青年。但他实际自己也明白，那些话语不过是违心之言罢了，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他勉力为之，正如夏瑜坟头的白花，实际上却是虚幻而脆弱的不堪一击。正因为他对人性黑暗了解得如此透彻，于是落笔为文便平添了几分尖刻，对待敌人近乎恶毒的咒骂，即使是临终之前，他仍然坦言绝不饶恕。也许正是由于他的怀疑主义和虚无感，他无法轻易相信任何人，于是他的一生中，曾经的的好友几乎都变成了敌人，最终所谓的友人实则大多是他的学生。死后的荣光与生前的寂寞，对比鲜明。
  　　至于胡适，在经历了50年代狂轰滥炸似的批判和多年以来的无人问津后，胡适在新文学的地位似乎正在逐渐被恢复。与鲁迅的尖刻讽刺，绝望虚无相比，胡适是温和的，他一直笃信美国的思想文化制度，他乐观执着，信心十足。也许有许多人斥责胡适为幼稚，但我以为他是真诚的。或许胡适不及鲁迅讽刺的尖锐，但他终其一身都保持了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有的风度。他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因为争论失了自己的风度。也许鲁迅视胡适为敌，但胡适直至死前也将鲁迅引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五四精神共同的坚守者。我欣赏胡适温和的风度，以及虽嫌幼稚却不失真诚的坦然。胡适，正如书中所说，将之定位为五四精神的开拓者，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是比较适当的，在经历了多年的误读之后，这本书在还原胡适的本来面貌上作出了很大努力，而不是将这位人间之子推上圣坛。
  　　　
  　　
•   　　胡适有关公开讲演：
  　　“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做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做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他也可帮助他自己对这一题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将来对这一题目做更广泛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
  　　 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做笔记的系统化。这些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讲演的好处，曾撰一简单的格言来加以概括。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在这情况之下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了。所以我用"专用"、"占有"（appropriation）来表明我的意思。”
  　　
•   　　久闻这本书的大名，却是因为米啦同学最近在读的缘故，才萌生了一阅的念头，借此竟也打发了初到美帝的几个闲散日子。
  　　　　
  　　“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几成定评。事实上这本书的价值多在后者，趣味却全在前者。全书读毕，只觉老唐的形象远较胡适特出。以胡适方孔子，德刚其子路乎！
  　　　　
  　　以我料想，老唐大概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不乏“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侠气，于是议论风发之际，难免手舞足蹈。爱师心切，进而又拉裤脚又掸灰尘，自把自为地为“论语”添上连篇累牍的注释，反观“胡老师”从始至终不过拈花微笑，像历史那个“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而已。
  　　
  　　当代子路就连“夫子未仁与？夫子未智与？”这种原该限于绛帷之内流传的“腹谤”——我指的当然是以“社会科学”观点嫌胡老师不够“先进”“没有进步”——也都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其“刚”可知。实则这部“论语”的意义当然在于其historical importance，三十年为一世，胡适在学术上的落后无足深怪，在圈中也已人尽皆知(见余英时答胡绳语)，何须反复陈说呢。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老唐老老实实地走一步放一枪，虽打错了靶子，却显出憨直可爱来。例如下面这段注，就大有子路的风味：
  　　　　
  　　他老人家应该把那些本是浮光掠影、已嫌落伍的胡适文学理论提到“50年代的水平”上来；这样至少也可以和“工农兵”队伍里的小将们，唱它个对台戏，让大家热闹热闹。我认为老胡适如真能粉墨登场，那些“草台戏”是唱不过他的。
  　　
  　　可怜胡老师这时已经没有当年青衣泰斗陈德霖老师的勇气。据说当年陈老师虽老，还不时傅粉涂朱，披挂上台，来唱个没有牙齿的穆桂英！胡老师虽然还有满口牙齿，已不敢在台前亮相了。他总是说："你们写嘛！你们写嘛！"他老人家自己在本章里，好汉专提当年勇，真令人泄气。
  　　　　
  　　倘若子路不是先孔子而死，也纠集门人编一版《论语》，该是十分有趣的事吧。好在唐先生多多少少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
•   　　书里有趣的事唐德刚并不笃信这位思想大师，总是拆台，也让我了解了一部分民国思想，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信仰者，虽提倡自由，但还是无法摆脱杜威和强制和平主义的影子，有点惋惜后半辈子无新可陈，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对中国进行了一些“光荣革命”，只是他是一个高度文明社会的思想家，和那时候的中国格格不入了，孙中山先生确实是现代中国之父，更值得一读。
  　　
•   　　 wikipedia:"口述历史 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 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胡适口述自传》就是唐德刚负责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的中国部分，而这本自传的主角是唐德刚崇敬的老师胡适之先生。这本胡适先生的口述自传当然极具历史价值，但本书更出彩的是唐德刚的注解。
  　　
  　　唐德刚本人是个史学家，又比胡适晚几十年来到美国，接受了更加规范的社会科学放买你的训练，又因是后来人，所以他的一些注解往往意见于胡适本人相反，甚至直接提出批评，读来相当有意思。
  　　以下就是唐注中对胡适之先生提出反对或批评的笔记部分。
  　　
  　　P5.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适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
  　　唐注：……绩溪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P10.太平军复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作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人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吼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唐注：……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适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们胡适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
  　　
  　　P28.多年以后，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修建那远近驰名的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House）时，穆德的儿子便是该社的执行书记。我特地在此提出说明这个国际精神，并未中断。
  　　唐注：纽约的”国际学社说穿了便是一座世界各国留美学生所杂居的观光大酒店。其中嘈嘈杂杂；美式的，乃至世界各式的声色犬马，应有尽有。……胡适之先生是位有思想的哲人，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跳出他青少年时期所热爱的环境和岁月。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
  　　
  　　P29.我个人第一次对教友会的历史发生兴趣和接触，和对该派奇特而卓越的开山宗师乔治·弗克斯的认识，实由于读到《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伏尔泰有关英国教友会派的通信。这一认识乃引起我对美国教友会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谊。
  　　唐注：……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见贤思齐，他们难免自惭形秽。至于WASP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所能透彻了解的了。……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生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实是无可厚非。……
  　　
  　　P30.我和一些犹太人也相处得很亲密。……在我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之后，我对犹太人真是极其钦佩。
  　　唐注：……胡适之先生是为聪明人，和目光锐敏的社会观察家，对各民族性的短长所在，他焉有不知之理？只是他是个国际性的学者，一言九鼎，为盛名所累，他就只能报喜不报忧了。
  　　 胡氏一生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可是晚年的胡适之在学生上是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
  　　
  　　P35.我们合雇了一位爱尔兰的村妇，帮忙打扫，她每周来做一次清洁工作。在1916年大选之前（那位妇女尚无投票权），我问她说：”麦废夫人，你们那一选区投哪位候选人的票啊？“
  　　唐注：……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正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再次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吾人今日回头检讨近百年来我国留美教育史，对这一点，真不能不有所警惕！
  　　
  　　P38.因此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唐注：胡适是个“大学者”、“大师、……总之是个有大”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但是”正当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只会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团体的需要而定。……总之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
  　　
  　　P40.所以当我自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我已具备了足够的学分（有二十个英国文学的学分），来完成一个学系的”学科程序“。
  　　唐注：……我坦白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和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异地爱你电脑、
  　　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的课
  　　 胡适之先生如仍健在，他听到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一定大不以为然。因为胡先生所要教的是一些些将来和他一样”有成就“的雪人专家；笔者所要教的则是一些和我一样”没有用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
  　　
  　　P52.那是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费被缩减；同时我还要抽点起那来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
  　　唐注：……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他们眼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者一句四川话想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庚款留学生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板姓距离多远啊！
  　　
  　　P56.那个世界学生会有个习俗，便是有不同种族的学生分别举办不同种族的民族晚会……就是在这些不同的民族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是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密的国际友谊之形成，使我们了解人种的图案及额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
  　　唐注：……我就奇怪为什么胡先生六十多岁了，对这些当年的”儿戏“还兴致未减那？仔细想想也没啥费解。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学时代“——这个知识上的”成熟期“——实在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在那智窍初开之时所接受下来的东西，是毕生眷恋不置的。……胡老师之眷恋康奈尔不是同样的心情吗？至于那些”民族晚会“的实际价值如何，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
  　　
  　　P80.唐注：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置，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安吉尔、杜威这两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后来我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院人人家对他底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的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决定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底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信息那、太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为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
  　　
  　　P88.这显然是我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使我对两年研究院内的经济课程一无所获。
  　　唐注：笔者前在《忆胡》第二篇中，曾提及不懂经济是胡先生谈政治的致命伤。这里是他老人家有趣的“夫子自道”。
  　　
  　　P97.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指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
  　　唐注：从这几段都可看出胡先生于1917年返国以后，在“西学”上没有跟进的迹象。
  　　
  　　P118.在我留美期间，当我想读点中国书籍的时候，我就读了些宋人以前注释的旧典籍，尤其是《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
  　　唐注：如果我们说“天下饥馑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倡导什么“训诂、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
  　　 会议抗张胜利之后，举国学潮汹涌。笔者这一辈的知识分子那时正是这学潮正反两面的中坚。在这个学潮中，所谓胡适思想简直未发生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便是他与时代完全脱了节。胡适之先生在本章所说的“治学方法”，原是学术界的奢侈品；奢侈品只有在像我国的乾嘉之世，或今日富强甲于全球的美国，才能大排用场。
  　　
  　　P133.唐注：所以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底“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
  　　 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适之先生之所以乐此不疲者，实在是因为他幼而习、长而行，考据成癖。还有就因为他是个“老辈”。老辈们搞老辈的学问。你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尤其享有盛名的“老辈”。
  　　
  　　P140.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就是因为他对我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唐注：胡适之先生之所以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便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毫无兴趣而把中国文学史孤立了的结果。
  　　
  　　p141.意外事件往往比“单因”——例如经济、色欲、上帝等等——更为重要。上述这些“单因”对历史上所有的事件，皆可解释。正因为他们对所有的时间皆可加以解释，他们也就不可解释任何事件了。
  　　 ……同时我得出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着恶意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唐注：”中国文学史“是否就只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呢？这里胡先生只注意到”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他所制造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也不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人都应当做一点“社会科学的处理”才好。“唯工具论”也只是一种“单因论”。
  　　
  　　P158.唐注：……所以我国古代士大夫做旧诗，和当代士大夫做新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胡适之的“文学工具论”不是全无道理的，但是他所能解释的范围，实在太狭隘了。
  　　
  　　P176.唐注：第一，文学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
  　　
  　　P180. 唐注：中共的作家们，大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结果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历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的“老师”指导的缘故。
  　　
  　　P180.唐注：“五四”时代“新青年”派李的启蒙大师们，和“新潮社”里那批启蒙小师们，那时都是一些闻一以知十的才人。大家都欢喜思而不学地作大假设，下大结论。事实上那时我国的“现代学术”尚未萌芽。他们的“启蒙”之功不可没；但是那时的“现代学术”还不足以支持那样大的结论。
  　　
  　　P169.所以在中国可能就是缺少了这种文人学士们有意识的认可——他们认为官话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而把官话（白话）鄙视了一千多年。可是只经过为时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久经鄙视的“俗话”，便一跃而生个成为“国语”了。
  　　唐注：若论对“俗文学”的提倡，十七世纪的金圣叹比而是实际的胡适之可能就有过之无不及。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场何以如此不同？就颇值得吾人深思了。他二人如易时而处，试问胡适之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就是笔者一再认为，中国文学史不能与中国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的基本原因。
  　　
  　　P183.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唐注：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出发的。
  　　
  　　PP224.唐注：在胡先生著作里，比较接近“科学”（社会科学）的，要算是他《井田辩》里那几篇文章。其实吾人如把那几篇文章认真读一下，便会发现他们辩者双方，连“井”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清楚，遑论“井田”。……
  　　 胡适之先生在那场有关“井田”的笔战里，可算把古书翻遍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新答案，其关键便是搞“整理国故”，也应有一点sosial science approack才好。
  　　
  　　P228.我们的胡老师就是个，最高明的“入世的学者”，他老人家哪里能谈禅！
  　　
  　　P251.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
  　　
  　　P274.唐注：本来文学的好坏是决定在一般读者的好恶。文学批评家们，越俎代庖，硬说某种体裁好，某种体裁坏，都是他们自己的私见；而“私见”与“公见”往往也相去甚远。胡先生来个恶言恶语，把“四六文”骂成“杂种”，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这种“美感”也是柳宗元所说“锦心绣口”，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   　　 读这本书读到将近一半，一种感想就在脑中挥之不去，以至于迫使我在读完全书之前就写下了书评；而我向来认为，负责任的书评必须是通读全书之后认真思考的产物。
  　　 那个让我不吐不快的感想就是：这本书堪称是胡适对唐德刚的提携，但唐德刚的注释却几乎要把这本书毁掉。
  　　 唐氏在编者前言中，说自己所作的注释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提供引文出处和补充说明的，另一种是表达他自己的感想的。
  　　 第一种，可以叫做历史性的或说明性的注释。在那些注释里，唐氏确实提供了很多历史资料，而且多是深入细节的历史资料，以补足胡适叙述中的省略或模糊之处。在书的前两章，也就是胡适自述宗族和父亲的两章，唐氏的注释对于理解历史背景和胡传的生平、思想可以说是有帮助的。
  　　 但是从第四章开始，当内容涉及胡适本人的思想，杜威的思想或更广阔的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唐氏的注释马上就暴露出了他本人在哲学知识和思维水平上的巨大缺陷。对哲学思想的界说和解释，堪称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错误百出。第五章中关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两条注释甚至不及国内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的水平。
  　　 而第二种注释，感想性的注释，更是充满各种对胡适、杜威等人的大字报式的无端批评。或许也不能说是“无端”，唐氏的批评是基于他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但是，既然这些批评或感想，是一位学者对其他学者的评价，那么它们至少应该以准确、恰当的理解为基础。而我所读到的，却是唐氏抓住某一点只言片语，放任自己的情绪和想象，大加批判；完全无视胡适或别人的本意，只按自己的想法随意地扭曲“原文”。而且，这些感想性的注释，遣词造句往往非常随意，看起来俏皮可爱，却毫无学术风范，大有喧宾夺主之嫌。
  　　 如果唐氏这么喜欢随便写写，他大可以专写一本书，而且他确实写了一本《胡适杂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传记编者，在作品中加入如此之多与正文风格差异巨大且私人化、不严肃、不审慎、甚至不正确的评注，这是没有理由可以辩护的。
  　　 由于一本书是一个整体，唐氏过多的垃圾注释不可避免地使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大打折扣。本来，胡适的自述绝对是5分，但是由于唐德刚的注，也由于出版社将这本书算作“唐德刚作品集”，我只能给它3分。不过，如果没有胡适的口述而只留唐德刚的注，那么它大概就只值2分或1分。
•   　　一、先见之明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据说这是胡适赴T之前讲给北大的同事的。某人在跟我聊起胡适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以代表胡适的观点。长这么大，看过这么多人和事之后，联想起当时文化名流的一般态度，不禁深深的惊叹于胡先生的洞察力。读这本书的初衷，也是希望可以字里行间找些蛛丝马迹，推断出当年胡先生推断的过程，乱世中也算学些傍身之技。
  　　
  　　只是没想到这本书大大震撼到我了。
  　　
  　　胡适这个名字经常看到听到，可是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却一直是蜻蜓点水一样，以为不过是民国时期常见的一个学者。谁想到白话文居然是由他开始大力倡导的，甚至汉语拼音的出现，也是当时他和赵元任兵分两路的另一个结果。当年万人爱戴的太祖，也是他的一个学生。可叹的是，这位太祖现在神州大地无人不知，按皇权社会的惯例，太祖当年的老师自然也该家喻户晓，可惜他即使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仍然由于种种原因声名平淡至今。种种原因的根本，同时又是胡先生当年先见之明的根本。想想就觉得人生际遇实在是很微妙的事，难怪有人说，历史比小说有趣得多。
  　　
  　　胡先生是学习哲学的，理论派别属于实验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先生关于实验主义理论简明扼要的概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仅是实验主义本质思想的体现，也是与×产主义分子们交恶的导火索。胡先生所相信的哲学理论，与×产主义理论本身是水火不相容的，觉得这与他当年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不无关系。虽然如此，这篇提醒人们不要过于教条，以免被人利用当作政治力量的文章，显然不小心戳穿了一些人的险恶用心。于是，从此，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广大同胞中，从大师沦为敌人，再从敌人变为脸熟的路人。（大陆从1951年开始大规模的批判胡先生，到现在胡适的很多书市面上都买不到，甚至在google上仍然是敏感词。）
  　　
  　　二、日记
  　　某人曾经讲过胡适日记里记录过的小故事，说上面连续几天都写着，大意为今日麻将没有学习惭愧得紧的话。心里忍不住就暗暗好笑，原来名人也跟偶们普通小p孩一样有过这样的日子，胡适这个形象顿时让人感觉亲近了很多。
  　　这本书虽然为口述记录，但是里面很多引证都是从胡适自身或者胡适父亲的日记中提取的。想到蒋委员长及其子的日记的宝贵历史研究价值，忽然之间对日记的看法就转变了---其实完全可以不是记录小儿女情思蜜语的私密档案呢。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日记都可以为之提供珍贵的资料。更不用提这些举手抬足就影响举国之运的人的记录，在需要的时候可能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胡适也有提到过，各种知识念头，不自己理清正式记录下来，就很难真正成为自己的想法。心理学中关于长期记忆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更有意思的是，从之前一段时间开始，由于一些个人原因，00也一直坚持写日记写到了现在。只是这个日记是打算有结束日期的，现在看来，似乎也该诚实的每天记录一下、反省一下，以后自己老了翻看一下，或者就算只给自己的小孩子看看当年他们的老妈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应该也挺有趣的吧。
  　　
  　　三、演讲
  　　西方国家似乎特别重视演讲能力的培养。胡适本人也可以算作半个演讲家，对演讲的一番理论让00越发坚定了学习这一技能的信念。如果希望在演讲的时候感染一批人，对说服力的要求应该会很高吧。Professional, influential, and sincere中的第二项，似乎可以藉由此路径达成呢。
  　　说起来，很小的时候，家里麻麻似乎就订了一本叫《演讲与口才》的杂志。现在想到演讲这个问题时，那些杂志的封皮仍然瞬间自动浮现在眼前。想想虽然当时没有翻开过，可能在幼小的心灵里也已经撒下好奇的种子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父母言传身教的又一小小例证。
  　　
  　　后记：其实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列了个书单。本打算把相关书籍看完、各条线索理清之后再动笔写这篇小记。但是一个自诩为"爱读书"的人，居然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一个有过如此重大贡献的人毫不知情，这种震撼让我实在忍不住一吐为快。
•   　　近读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收获良多。首先是对“口述历史”有了直接的了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闻名于世，唐德刚就是为哥大服务的，以前对口述历史的形式不太了解，有着很多的期待，读了此书放下了很多想法。其次是对胡适本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委婉的表述是有了近距离的认识，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读了此书有一种往圣皆凡夫的感觉。再次，就是对唐德刚有了较深的了解，很喜欢他的评注风格，看他的注释比正文过瘾。
  　　
  　　胡适在书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讲治学方法，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疑。他引用他的美国老师的话讲，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之下产生的。1910年，胡适接触到汉朝的古典治学方法——“汉学”，发现与几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宋学”截然不同，不仅对“宋学”产生怀疑，也对“汉学”感到不满，于是便在19岁时有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这篇文章是有关一个“言”字意义的诠释，根据汉儒的解释，“言”字的意思与“我”同义，《尔雅》上说，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胡适感觉不能接受，1911年5月11日那一天灵机一动，体会出“言”字在《诗经》中多半是夹在两个动词之间使用，有连接词的作用，“言”相当于“而”，“醉言舞”、“醉言归”，就是简单的“醉而舞”、“醉而归”了。1916年，又对“尔”、“汝”做了一番研究，认为两字在孔子时代是有区别的，“尔”当时有“你的”之意，只是后世模糊了。
  　　
  　　唐德刚由胡适的经历，在注释中回忆起抗战期间自己在大学里的学习情况。当时他们同学很少认真听课，经常跑到茶肆里打牌聊天。桥牌打够了，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有一次，唐德刚在《说文》中无意翻到一个“县”字，解释为：“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立刻便觉得不妥，“县悬于郡”是始皇以后的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于是唐德刚大胆假设，“县”的本义是“悬而未决”，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所有权不是“封”人，便是受人之“封”。有些新近开拓的土地，在未找到适当“受封”者之前，暂时不“封”。这种“悬而未决”的“待封”土地，便是“县”，由国君派一文官，暂时管理，这种暂时性的管理员，便是后来的“县令”或“县长”的前身。唐德刚把这个“发现”带到茶馆，众茶馆历史家都认为“有道理”，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做”。于是唐德刚真的查资料，写了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的文章。
  　　
  　　胡适在口述中也多次提到，他的一些文章的观点都是在与同学通信、辩论中碰撞、丰富起来的。所谓学问，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的假说，对做学问的人来讲，会记下这个想法，并去查阅资料证实或证伪；对于普通人来讲，也就是想想就抛到脑后。如果有较真的精神，很多人都能够成为学者，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把自己往那个角色上联系，一味地认定做学问的就是那些在学府殿堂中的人。顺着这个想法，我辈已老，没那个能力了，但是一定要教育孩子多疑、多思、多写，要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不管它是不是成熟。一旦养成这个良好习惯，是不愁无所成的。
•   　　唐德刚的注释有很多歪曲胡适观点的地方。
  　　比如，胡适说“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指的是它的高高在上，与平民之间构成封闭的藩篱，并不是说文言文不幽美、不典雅，也不是否认它过去的光辉，而唐德刚却用过去的例子来驳斥胡适的观点，属于牛头不对马嘴，人家胡适说的是文言文的现在，而不是它的过去。以当时的现实环境，说它半死已经是很客气了，唐德刚说了半天，还没有理解到胡适的本意。
  　　再比如，胡适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干扰甚至打断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观点是得到大多数当年参加运动的人的反省和共鸣的。而唐德刚却曲解为：新文化运动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所以，胡适的论断不正确。这是满嘴跑火车，转移了话题，事实上，胡适显然知道新文化运动不可能绝对和政治绝缘，但胡适说的是：狭义的五四造成了致命的干扰，等于超越于一般的互动，而成为葬送文化启蒙的噩梦。
  　　显然，胡适的观点更具有洞察力，和唐德刚这种肤浅的跑火车的评述不可同日而语。
  　　唐德刚本来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观念、理论大都破绽百出，而很多读者对唐德刚的学术评断能力过于信任了。
  　　当然，我本人还是很赞赏唐的这本书，不过我提醒各位朋友，唐德刚标榜“要读胡适，先读德刚”，那绝对是扯淡，通过唐德刚的注释。作为一个阅读过较多胡适文字的人，我可以说，通过德刚的注释，连胡适思想的皮毛都难以抓到。
  　　
•   　　有几个原因造成了大家的误解：
  　　（1）大部分人不了解胡适、鲁迅的批判历史，不了解胡适发起人权运动时所写的文章，不了解同期的鲁迅在干什么，因此，无法进行真相甄别；
  　　（2）官方灌输的鲁迅的战士形象根深蒂固；
  　　（3）鲁迅对普通论敌十分刻薄，造成铮铮铁骨的假象；胡适针对政府批判之外的论敌意义上的朋友温文尔雅，掩盖了他批判政府比鲁迅猛烈得多的真相（何况还有好多人不了解历史呢？）
  　　（4）胡适在49年国共二选一时，两害相比取其轻，支持了国民党，这种立场选择一方面反映了胡适的远见，另一方面，则掩盖了他对国民党采取猛烈批判的真相。
  　　
  　　
  　　说鲁迅铮铮铁骨，那是搞笑。
  　　鲁迅脾气不好，对普通论敌，那是很刻薄很犀利的。但对国民党政府而言，他的批判尚不及胡适的十分之一。一般人没有去读历史，把共产党塑造的鲁迅脸谱化了。
  　　鲁迅相比于胡适的直率，十分善于算计，所以，大半岁月里，他是在北洋政府里当官的，甚至为了保官，还签名支持袁世凯和二十一条。（这哪里有什么铮铮铁骨呢？）
  　　他很会算计，因为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没有倒台的迹象，等到国民党兴起北伐，段祺瑞政府奄奄一息的时候，原先退缩的鲁迅突然间在北方的国民党的策划支持下勇猛起来，打起了段祺瑞这条落水狗了。
  　　时间继续推移，29年-30年，胡适对国民党的批判何其猛烈，挖到了国民党的祖坟、直接抨击了最高领袖蒋介石，闹到杂志查封、人身受到威胁、校长被免职的地步。而同期的鲁迅是一句话也不说，他自己在杂文里说，太恐怖，只能搞搞版画研究。（这哪有什么铮铮铁骨呢？）
  　　直到加入左联，鲁迅又有靠山了，敢批批国民党了，就算如此，他算计共产党的力量不够强大，很难对他进行周全的保护，所以，也就主要骂骂自由派知识分子，搞点曲线围攻而已（毕竟，共产党的视野里，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是敌人），这人躲在租界，竟从未敢点一次蒋介石的名字，这是何等的算计能力。
  　　再说一点，鲁迅死后可以出全集，而胡适的很多作品反而从大陆一直禁到台湾，谁在真正批判国民党，从国民党的反应可以看出。（注意，国民党从来没有对鲁迅展开过针对性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也曾禁止过鲁迅的作品，不过那是一刀切，蒋介石到台湾后，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把所有支持共产党的文字都给禁了，换句话说，鲁迅仅仅是作为共党意识形态的附属物而被禁的，而对胡适文章的查禁则是针对胡适个人以及那种对国民党的批判本身而展开的。）
  　　另外，正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人物，没必要像教科书里那样大书特书。
•   　　没有评论，只是对唐德刚在此书中对胡适的赞扬和批评做一小结：
  　　
  　　赞扬的方面：
  　　
  　　 1.胡适之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真是众睡独醒的“现代”哲人，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真正具有“现代”精神。
  　　
  　　 2.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是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
  　　
  　　 3.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换句话说，胡适把明清白话小说提高到了与经、史并列的经典地位。
  　　
  　　 4.胡氏整理国故的成绩和任何乾嘉大师或者民国巨儒来平列互比，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比如他的那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
  　　
  　　 5.胡适之先生提倡的不疑处须有疑、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是可贵的。他六十年前便说过，我们要用批判的精神，检讨输入的学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来铸造个新文明——这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批评的方面：
  　　
  　　 1.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
  　　
  　　 2.适之先生倡导不被人牵着鼻子走，然而他自己在青年期即被安吉尔和杜威、被新和平主义和实验主义彻底洗脑，终其一生也未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他的思想是一个一等强国、物阜民丰……太平盛世的思想，于动乱中的中国并无太大的实践价值。
  　　
  　　 3.胡氏一生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可是晚年的胡适之在学术上实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
  　　
  　　 4.适之先生从来提倡“科学”，可一来他本人并不懂得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家，他只是一个文化学者或者人文学者，他所提倡的科学实际上是从常识出发的一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因而谈论一些问题时，难免简单化或者不够“科学”，比如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而不懂得白话文学产生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认为五四运动打断了新文化运动，而没看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密切关联；以及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上缺乏社会经济史的考量等等。二来胡适也不懂得科学并非万能的，并非适合于一切领域，因而他在宗教的研究上，“科学”似乎又多了点，要知道学问重在“学”和“识”，宗教重在“悟”和“信”，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宗教，难怪看到的全是谎言和大话。
  　　
  　　 5.胡适和他那一辈庚款留学生，皆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公子小姐，到了美国与“衣食足，礼义兴”的白色新教徒中产阶级，尤其是所谓WASP阶级，一拍即合。这使得他们眼中的美国十分美好，成为此后言必称美国的一个原因。而对于在美受难的华工同胞，他们从未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他们和一般老百姓的距离都是很远的。
•   　　自传这种东西。。。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往美里说，ugly的东西总是试图把它掩盖起来。胡适同学也不例外，基本上在臭屁，倒是唐德刚的译注给了一些客观的评价。
  　　
  　　所以自传这种东西，大多没法看。
  　　太难客观真实了。
•   　　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在晚年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所以，它对我们了解胡适的思想会有极大的助益；而且，整理、注释这本自传的人是唐德刚，一个对胡适亲之近之却不迷信之、膜拜之的“后进”，他那些“小一号”的注释，对胡适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了澄清，也对胡适的学术成就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揄扬，这对我们深入理解胡适的长处和短板，实在是善莫大焉。
  　　对于胡适的评价，唐德刚认为他是“圣之时者”，当然了，唐德刚眼中的“圣之时者”胡适与孟子眼中的“圣之时者”孔子有着极大的不同，孟子眼里的孔子是神，是圣，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是真理的化身；而唐德刚的意思是，胡适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放在那个时代，胡适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和南波湾，但他的思想和方法，虽然引领了时代的风潮，但实际上与那个时代却是脱节的。
  　　胡适所受到的教育是典型的美国式教育，他的思想在唐德刚看来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思想，治学方法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治学方法。唐德刚有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信念”，既然中国近代是贫弱的，那么这个贫弱的经济基础上面非但生长不出政治文明，更难以让现代学术理念存活下去。因此，唐德刚认为胡适的思想是“一等强国、物阜民丰”的太平盛世的思想，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学术界的奢侈品”，只有在富强的国度才能产生效用。且不论唐德刚的辩说正确与否，但从我们从五十年代的批胡再到现在慢慢的接受胡适来看，似乎还的确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且就盼望着胡适思想大放光芒的时代的到来吧！也正因为如此，唐德刚认为胡适的最大短板就是不懂经济而谈论政治、文化，如果是这样，政治系和哲学系的娃儿们又必须要入学的时候先修一年经济学再说了。
  　　胡适的最大贡献，首先就是对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唐德刚对此也是五体拜服的，但在谈到白话文运动对儿童的影响时，唐德刚颇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
  　　至于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胡适认为政治插上的那一脚，就相当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把一个好好的文艺复兴运动给糟蹋了；同样，陈独秀把《新青年》“进化”为共产党的宣传刊物也让胡适耿耿于怀，有点不爽。而胡适当年在大陆之所以成为“毒草”，就与他对“主义”的不感冒有相当的关系。唐德刚对此也有异见，他觉得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会产生政治运动，这都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因此是无可厚非的。
  　　对于国学的研究，胡适的三个意见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三点是：用历史的方法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勤国学研究的数据；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但一个在很多领域都为风气之先的胡适为什么会在归国之后开始“整理国故”呢？唐德刚对此也进行了比较有趣的说明，大致意思是在国内你不搞国故是没得搞的。而胡适对神会和尚的研究也是“一桩原始性的贡献”，虽然胡适肯定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但胡适对禅宗却有着说不出的厌恶，对神会也有着最大的骗子的评价。对于这一点，唐德刚认为这是胡适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的后果，而宗教却是不能专以科学来研究的，宗教自有其境界与妙用。
  　　在文学界，除了白话诗，胡适对《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的研究也是极为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的“新红学”，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也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在哲学领域，胡适认为自己的贡献是一场“哥白尼革命”，因为他主张打破“独崇儒术”，而研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李零先生近来出版的“我们的经典”系列丛书，其序文对胡适和冯友兰进行了比较，并对胡适的学术视野和胸怀十分赞赏，其理由也在此处。而且，胡适说自己欢喜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认为老子是是位“正宗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是个消极的儒，而孔子是个革新家，搞的是一派新儒，是积极的儒。这些观点在一般的胡适研究论文中都难得一见。
•   唉，这就是为啥我一直犹豫着没买的原因啊~~
•   在这本书中唐德刚的确有喧宾夺主之嫌，将自己的声音和胡适的声音打包销售，此书表面谈胡适，实际上处处都有唐德刚的个人痕迹，难以分离。他的注评有发人深省之处，然而在当初落笔之时，这番“打包销售”和胡适粘成一体难以分离的写作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唐德刚有意为之。
  不可因人废言。不喜欢唐的意图或文字，可以看胡适口述那一部分。唐在文后的意见，可算一家之言。也当作一种启发吧。
•   鲁迅的天才太大，所以（他的天才）终放不过自己。胡适也天才，虚怀的天才，所以同情（别人）一些。一个积极天才，一个消极天才。
•   大爱唐德刚啊大爱啊大爱啊大爱(无限循环)
•   然后这本书正搁在我轰空的床头柜上...为了赶在放假前把图书馆借的书看完一直没鸟它orz
•   话说俺当年学论语的时候就对【乖乖宝】颜回和【小清新】曾点不以为然！还是【没头脑】子路比较好玩嘛！
•   曾点那个装逼犯......子路和子是好机油吧（托腮）
•   有“先读唐德刚，后读胡适”之说，道理就在于此！
•   不能同意更多啊 唐氏满纸谬论 哗众取宠 脏了一本好书
•   小小年纪竟读些反动书籍，这如何是好
•   -..-!!!
•   不知道说啥。
  胡适也有提到过，各种知识念头，不自己理清正式记录下来，就很难真正成为自己的想法。心理学中关于长期记忆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更有意思的是，从之前一段时间开始，由于一些个人原因，00也一直坚持写日记写到了现在。只是这个日记是打算有结束日期的，现在看来，似乎也该诚实的每天记录一下、反省一下，http://www.zuitao.cn/book/20645628/以后自己老了翻看一下，或者就算只给自己的小孩子看看当年他们的老妈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应该也挺有趣的吧。
•   你倒说说，胡适到底美化了自己什么呢？
  唐德刚只是谈他的不同观点，并没有说胡适美化自己吧。
  比如胡适说自己逼上梁上搞文学革命，这哪里是美化？按照一般的观点，这属于消极应战，是矮化嘛！
  至于唐德刚的不同观点，这是观点本身，与胡适美不美化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是胡适写在文章里的话，他讲出来，只不过是复述了历史而已，美化在何处呢？）
•   我觉得就算别人再怎么对自己吹捧，里面总会有些客观的东西。 看这类的书，就如胡适先生说的 不疑出起疑，自己去辨别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