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出版时间：1987.2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杰佛里·巴勒克拉夫 译者：杨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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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历史研究的社会化
——读《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有感
摘要：读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历史学研究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历史研究社会化既指历史学学科本身的社会化，另外还应包括历史研究人员的社会化。本文内容包括：史学研究社会化的背景；历史学学科的社会化；历史研究人员的社会化三个方面。
关键词：历史研究；社会化；《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
一、历史研究社会化的背景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历史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再也无法沿着之前的道路前进。为摆脱沉沦的命运，它必须调整自己，在理论或方法上有所突破。所以，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史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趋势。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便准确并把握并记录了这种新趋势。
若要讨论当代史学的趋势，那不得不涉及20世纪上半期甚至更早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发现差异，无比较一切便无从谈起。回顾史学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史学兴起，发展并占主导的一个世纪。历史进入20世纪，当时的历史学家仍严重地依赖上世纪的史学传统，与此同时，处于变动的世界中的历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流派突起且不断扩大其影响，以致在二战前夕发展到顶峰。历史主义强调直觉的作用，重视对人类活动的特殊性的研究，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二是伴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虽然它存在一度被教条化的事实，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进行研究，促进了对人民群众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研究，而且引起了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兴趣。这些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德意志纳粹帝国的战败，历史主义在德国失去了其产生的制度，迅速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在许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教条主义和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情况，并没有很好地起到促进历史学发展的作用。历史学一度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开始对之前的历史研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并尝试性地但目标明确地探索新的道路。
二、历史学学科的社会化
在史学发展的关键时刻，社会科学为其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可谓功不可没。1945年以来，在史学不知将何去何从之时，社会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逐渐向史学渗透。面对这种情形，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社会化的道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是有必然性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两者都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至少在原则上都以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二战后德国历史主义的破产为两者结合开辟了新途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则在技术上为两者结合提供了条件。
所谓史学研究的社会化，是指历史学研究摆脱了封闭状态，开始采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出现了一些和社会科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以上只是一个片面的定义，我认为史学研究的社会化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学学科本书的社会化，即上面提到的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用；另外还应包括经常会被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历史研究人员的社会化，即他应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突破传统上分散的、手工作坊似的研究模式，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交流和合作。下面，我将分开谈一下这两个方面。
20世纪下半期以来，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具体到历史学，它主要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其向前发展的道路。巴勒克拉夫在书中也总结到20世纪的史学成就主要是依靠方法的革新而取得的，认为“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引进新概念与新方法的过程中起到开创性作用的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作者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个学派，并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开创性贡献并不是其历史观念，因为这种“总体史”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由贝尔提出，他们的贡献则体现在方法论上，而且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费弗尔和布洛赫提出，经由布罗代尔的发展达到顶峰阶段。他们主张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坚持历史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提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才能实现”总体的历史学的实践问题。
在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以及利用后者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加之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为了人类进步这一目标的一致性的基础上，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纠正了历史学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使历史学突破文字档案的限制，加强对理论问题的重视，着眼于规律性因素的讨论，并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等数量分析技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个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将心理因素作为历史解释的一个侧面而不是惟一因素，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心理史学与法国心态史的兴起，但是无论如何，心理学分析方法只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历史研究中的其他解释。由于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经济资料适应精确的统计分析的性质，经济学被广泛引进历史学，在新历史时期的表现则是新经济史学的兴起，以福格尔所确立的“方法论特征”——反事实命题和假设—演绎模式最具影响力。人口学被引入历史学则诞生了历史人口学，尤其体现在亨利1956年首创的“家庭复原法”这一方法论。历史人口学和新经济史学景观带有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但是最大的贡献则是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并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定量分析法这一新的研究战略，此后“计量历史学”也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并在197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确认。
再此仅借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又译为《儒教和道教》）一书浅谈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泰斗和创立者之一。此书也可以说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他把类型学概念的形成看成是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最重要贡献。这种类型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们虽然产生于历史资料却力图超越这些资料并建立起抽象概念和相互关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与其它历史专著不同，很少会引用史料，整本书用得都是说明性而不是叙述性的语言。具体到各章节，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包括第一章：城市、诸侯与神明；第二章：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第三章：管理与农业制度；第四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从这几章标题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来建构类型，从而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例如他把政治控制类型分为：卡里斯玛型、传统型、法理型；在经济领域又分出：传统经济、理性经济。通过这些类型，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的社会在整体上有清晰的认识。本书名为《中国的宗教》，作者先用那么大的篇幅介绍那么多，目的就是要我们明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总体条件下才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儒教和道教。接着，第二篇：正统，包括第五章：士人阶层；第六章：儒教的生活取向。介绍中国古代社会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思想，并首次把它称为“儒教”。第三篇：道教，包括第七章：正统与异端（道教）；第八章：结论。介绍中国另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本书名为《中国的宗教》，但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本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是因为作者的目的并没有停留在介绍中国两大宗教，而是借此来说明一个深刻并老生常谈的历史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于这个问题，许多的历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但韦伯用社会学中的类型学方法对此做出的研究，无疑是独树一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解读这本书，可以发现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更多的是发现一般规律，因此研究反映的内容就比较简单。而且由于社会学具有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对历史的说明会非常清晰。
采用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体系得到更新。历史学家不再只去关心政治史，而是试着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便出现了一下新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等。
其次，历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出现了新领域。在时间上主要表现为史前考古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看法。例如在印度，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迫使历史学家重新考察其文化发展的先后次序、雅利安人在印度的定居方式以及雅利安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古代印度是一个没有记载历史传统的国家，要了解其古代史甚至史前史借助现代科技装备下的考古学是必不可少的。在空间上则表现为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蓬勃兴起，真正实现了“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毁灭性的削弱，再也无法维持其殖民统治。而且，殖民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二战，受到民族、民主、自由等思潮的影响，战争结束后再也不愿意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于是，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并先后获得了国家独立。一个新兴的政权在建立之初，最重要的就是论证其合法性。历史是延续的，要论证今天存在的合理，必须去否定过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学得到各国新政府的重视，兴起并发展起来。这些国家发展历史学绝不是纯粹的“为史学而史学”，而是利用历史学为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有时为达到这种目的，不惜歪曲史实。所以，在这些国家研究历史特别讲求发挥史学的实用功能，多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三、历史研究人员的社会化
历史研究的客体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主体则是历史研究人员。研究历史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与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基础、价值观念、道德水平、合作能力以及个人魅力等息息相关。所以历史学每一次获得全局性的重大突破与发展，都离不开主体自身的巨大进步。
我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史学传统的国家，不仅重视记载历史，而且十分关注历史学家的个人能力。如我国古代强调历史学家应具备才、学、识、德。自古以来，无一历史学家不具备渊博的知识，投入毕生的心血，甚至要有家学传统。古时尚且如此，何况今日！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工作者若想在研究中取得一点成就，都必须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学科。具体来说，首先必须在观念上打破学科界限，调整知识结构，注意横向发展，主动学习相关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自然学科的一般方法论和常识。如除史学专业外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新老“三论”等，努力促使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融合。
其次，历史研究人员必须改变传统上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状态，使自己的研究及研究成果迈入社会化的轨道。很长时期内，历史学家都单独地进行研究，彼此之间很少进行交流与合作，从而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做着重复的工作。在讲求效率与合作的今天，历史工作者也应与时俱进，促进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开放，最终是历史学研究呈开放性系统。因为系统原料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是系统的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之和。例如为进行一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可以采取建立研究会，学会，编写组等组织的形式，集中与此课题相关的研究人员，在分工协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使整体效应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
现代社会的发展向古老的史学提出了挑战，“史学危机”的呼声不断高涨。但通过上文对历史研究社会化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危机”并非是历史学发展的穷途末路，只要突破传统模式，对历史社会化的必要性和途径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并且历史工作者发挥主体作用，促进自身及研究的社会化，历史学一定会重新焕发蓬勃的朝气，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
参考文献：
【1】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文林出版社，1987年版
【2】 刘沂：《试论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化》，《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2-3期；
【3】 李杰：《史学方法论问题域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阐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该书出版的八十年代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对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组织都作了详细介绍。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处于变动的世界局势中的历史学发生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带有新的发展趋势的特征。一是历史主义，强调直觉的作用，重视对人类活动的特殊性的研究，却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尤其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繁荣，姑且不论其曾在一段时期内被教条化的现实，它对历史学的影响之重大毋庸置疑，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要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进行研究；促进了对人们群众历史作用和阶级斗争的研究；而且引起了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这些新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后来的历史学发展趋向。但是我认为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历史主义缺乏全面介绍，如兴起及衰落的背景；而且缺少对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分析。
作者选取了1955年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从而展开对此后出现的新趋势的阐述。带有开创性的新概念与新方法，主要是年鉴学派。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开创性贡献并不是其历史观念，因为这种“总体史”的观念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由贝尔提出，他们的贡献则体现在方法论上，而且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费弗尔和布洛赫提出，经由布罗代尔的发展达到顶峰阶段。他们主张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坚持历史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提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才能实现”总体的历史学的实践问题。
在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以及利用后者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加之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为了人类进步这一目标的一致性的基础上，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纠正了历史学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使历史学突破文字档案的限制，加强对理论问题的重视，着眼于规律性因素的讨论，并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等数量分析技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个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将心理因素作为历史解释的一个侧面而不是惟一因素，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心理史学与法国心态史的兴起，但是无论如何，心理学分析方法只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历史研究中的其他解释。由于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经济资料适应精确的统计分析的性质，经济学被广泛引进历史学，在新历史时期的表现则是新经济史学的兴起，以福格尔所确立的“方法论特征”——反事实命题和假设—演绎模式最具影响力。人口学被引入历史学则诞生了历史人口学，尤其体现在亨利1956年首创的“家庭复原法”这一方法论。历史人口学和新经济史学景观带有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但是最大的贡献则是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并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定量分析法这一新的研究战略，此后“计量历史学”也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并在197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确认。
当代史学研究的重大趋势，一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上述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可看作是历史学对新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以及对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展起了引发作用。二是“历史学家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在时间上的扩展体现在史前考古学，在空间上的扩展就体现在立足全世界的观念，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都纳入世界史的范畴。
伴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历史学的意义的探索也继之而起。这就要求建立其一个新模式，它能够建立起各个研究领域的沟通，力图解决有关历史的意义、对整个历史进程的解释等问题。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很多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兴盛起来，进而导致国别史的研究。地区史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特殊的政治形势导致的，而且地理上的划分也存在某些困难，故而最好是把地区研究看作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阶段，而不能代替全球性的历史学。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应当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比较史学方法的应用促进了这种世界史的研究。
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历史研究的工作组织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传统史料和新型史料的增加给档案工作带来困难，另一方面新研究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给史料整理工作带来便利。面对新形势，档案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国家经费支援也应相对提高，档案馆之间则加强合作。大学、科学院、研究所的建立与渐增的趋势，表明了历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集体研究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否认历史学家个人的作用。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尽人类最大的可能性确保历史学有明确的方向去吸引它应当得到的那一部分出类拔萃的人”，个人的自由的研究和集体的有组织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当前历史学的趋势是总体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但仍有保守主义的存在，即不愿放弃传统的叙事方式和方法论。为了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历史学任重道远且责无旁贷，它必须与其他社会学科紧密合作去实现这一共同目标。
PS：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参照《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一起阅读，以加深理解。 -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所撰写的“历史学卷”。（也许是由于如此这般international的写作背景，）这本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著作，既抛弃了“欧洲（或者说西方）中心论”的陈腐说教，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约束限制。不仅述及欧美的历史研究，同样用大量篇幅介绍苏联、东欧的历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并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也不吝笔墨，进行了客观的介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此书侧重于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综述、一般方法的概述以及呈现未来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它像是一本介绍当代西方史学史的著作，但又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从纷乱复杂的史学发展变化中找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并已经形成趋势的史学现象和流派。巴特克拉夫不拘泥于对某个国家的史学流派进行介绍，更不在一般的历史分段中迷失自我，而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前瞻，对已有的世界史学观点进行一个全面的把握。在一套立体的体系中，加以论述与评价，脉络清晰又丰富多姿。
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论述某种史学发展现象时，往往是依据当时比较活跃的史学观点，综合列述各国方家的史学观念而成的。在每一页的下面，都有很丰富的资料援引之标注。一方面，足见作者视野之宽广、学识之深厚，彰显了作者那种史料甄选的智慧眼光；另一方面，也完全迎合我们读者追求深度与可信度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因此而收益本书之外的那些史学发展之动态，有兴趣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沿着作者的资料援引再次研究。
历史主义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是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至于历史主义是如何挑战和批判实证主义，同时自身也遭遇危机，最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代之过程，我不想赘述。但巴特克拉夫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之间所做的比较，却是值得思考、耐人寻味的。
比如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较，巴特克拉夫一方面指出汤因比归纳出的一系列世界文明的做法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又产生了同样多的问题，甚至更加多的问题。“在二三十年以后，（此书）不过是一件古玩”，它缺乏概念的明确性，也失去了启迪的价值。从历史哲学这个词的精确意义上来说，它对历史哲学没有增添任何新内容。另一方面巴特克拉夫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今天唯一的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历史哲学。即使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历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孤立的、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研究过程，让历史学家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等等，也重新唤起了学者对于史学理论的兴趣——这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影响深远的原因。但如果抛开唯物或唯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归根到底也是要根据纯理性的推论而对历史上的经验世界得出一套逻辑的结构（和汤因比是一样的），这根本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那一套东西。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最明显的转变趋势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日益让位于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次复辟。
向历史主义提出挑战的另一个颇有影响的历史流派是年鉴学派，它代表着对新历史理论和新方法的探索——这是巴特克拉夫认为的当代史学主要发展趋势的第二个方面。巴勒克拉夫对年鉴学派倍加赞赏，对之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却丝毫没有对年鉴学派的缺点与不足进行分析，令人遗憾。实际上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是一种偏重地理环境的多元历史观，它过分贬低政治、军事力量和“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
年鉴学派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将历史学从文字档案及其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所关心的是处于时代中的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创造一种“全面的历史”，以取代“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方法则是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的发现和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是巴特克拉夫认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第三个方面。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汇流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两者至少在原则上都自称要以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产生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土壤。而二战期间和之后德国历史主义的破产为两者的结合开辟了新途径。1900至1950年间历史学向社会科学所寻求的主要是新的认识能力，其重点对象是社会学、人种学和心理学；1950年后这种借鉴则从寻求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转为方法论问题，一是更加广泛应用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二是运用新的计量方法。巴勒克拉夫总结说：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是使历史研究中心从特殊转向一般，从叙述转向分析。传统的历史学以定性为主，而现在由于进行量化分析，使历史学更趋精确，带有更大的科学性。
巴特克拉夫认为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第四个方面，即是历史研究领域在时空方面的扩展。他以一种超乎常人意料的、严密审慎的态度，独到而有深度的眼光指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尚未诞生”。我们读到的那些大部头的世界史著作，并不一定是完美的、权威的，虽然其中很多均有相当的专业水准，但一部真正称得上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世界史还没有出现。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更加关注过去曾经被遗忘的史学研究角落——非洲、南美、东南亚的古代史需要尊重，殖民史、民族运动史要研究，史前史、文化史也要研究。他指出亚非拉史学的新发展在空间上为历史学家开阔了视野，同时考古学则是从时间上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
对于我们这些初入史学殿堂的新手来说，最大的无助，莫过于毫无方向，在一个小圈子里团团转。自以为写了一些新颖的观点，考证、注释都做得算严密，就算是历史研究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绝对不是读读古籍、考证古物那么简单。对于某一个论题，可能因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而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史学研究应当有一种善于发现、善于宏观把握的眼光与意识，因此切忌“关起门来成一统”。同时，历史学本身一直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的研究方向，也应当是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更加开放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断代史、国别史、人物传记等等。如书中所介绍到的：传统史学典籍索引查阅，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来加以辅助，提高效率；传统的描述性的文字记录历史，只注重性质定论的史学研究，可以加进计量史学的方法；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之类的分类方式，也可以有所转化，加入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等等边缘性新型科学，形成一种史学边缘化研究的趋势。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并不是多么精深的专业视点，但是却提供了一种眼光、一种态度、一种史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更给了我们真正的世界史观。 - 谢谢 虽然没看书 但是看这个评论也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