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蛇

出版时间：中華民國94年9月  出版社：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作者：黃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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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嘗試追索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奉教的因緣、心態與歷程，並析究他們如何運用其人際網絡以擴張西學、西教的影響力，及其在面對異文明碰撞所產生的揉合與衝突時究竟如何自處。至於書名，乃以兩頭蛇作為譬喻，來形容這些夾在中西兩大傳統之間「首鼠兩端」的奉教人士。又因天主教的入華，只是近代歐洲海權擴張中的一支插曲，故書中亦努力將觸角延伸到中國以外的世界，希望能提供讀者一個較為寬廣的歷史視野。同時，也試探「e-考據學派」可能的研究路徑。

作者简介

黃一農
1977年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物理系，198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旋即至麻州大學天文系從事研究。1987年改行任職於清華大學歷史所，研究興趣為天文學史、天主教史、明末清初史、海洋探險史、術數史和火砲史等領域。1993年應邀至荷蘭萊頓大學擔任首屆「胡適漢學訪問講座」，並次第獲授李遠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香港大學榮譽教授和東吳大學通識講座教授等榮譽。曾任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現任該校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迄今共發表論文約百篇。

用户评论 (总计40条)

•   　　对于初学者来说，本书确实拓展了关于明清天主教史的视野。然而，对于不熟悉明清思想文化的人来说，不容易理清书中的人物关系。而且，书中的考证逻辑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最好结合方豪先生的著作来读，才容易疏通书中的学术史。
•   　　这本书确实写地很不错，黄一农的学术涵养确实很不错。第一次听到这书名时完全不知这是写有关天主教传教史的书籍。当自己看到三分之一时觉得黄一农给这书取的名字真好，两头蛇这个称呼把当时的天主教徒们的处境和信仰上的挣扎表述地淋漓尽致。但为什么是蛇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我不清楚，也许是取自圣经旧约中创世纪中蛇的意象吧？
  　　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历史考证，史料考据的学术魅力，所以花了大概四天的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后确实感慨颇多。这是写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在接触信仰和信仰的挣扎的历程。原以为这本书会出现把信仰单纯化的错误仅停留在外在的历史考据，会对天主教信仰本身的表述会出现偏差。但这本书却无这样的偏差，书中作者自己也谦虚地指出自己可能会把信仰单纯化，在写作上会有错误，但我觉得作者在这点的把握上还是很恰当的。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娶妾是阻碍第一批天主教徒受洗归入天主教的主要障碍。我认为而这婚姻的问题影响到这批士大夫们受洗的问题，但并不影响他们信仰建立的问题，反而会对他们信仰的建立有促进作用。因为也许通过这样的处境会让他们更加寻求天主的帮助，会拉近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天主教的信仰注重的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与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接受上帝做自己个人的救主。 因此娶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给其信仰的建立带来帮助，但是会影响其受洗的问题。
  　　在娶妾的婚姻问题上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影响这批天主教徒们建立信仰的关键原因。这是站在人自身的角度去看待信仰建立问题，但如果是站在信仰自身（神）角度，那么文化的冲突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因为基督教认为信仰的建立与否的主权完全在上帝的手里。但现在我们姑且只谈论为我们人自己所能明白和看见的原因（就是站在人自己的角度）认为阻碍信仰的建立十分关键的原因。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祭祀等文化现象在对天主教的传播上有很大的阻碍，如后来康熙帝的禁教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的济方会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这用祭祀等现象是违背天主教信仰要求完全禁止，这让康熙帝十分愤怒，认为这些传教士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无需再在中国传教。中西文化的冲突确实是影响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的冲突不仅影响到最初在信仰接触上的认识问题，建立信仰过程中的挣扎还有最后能否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问题，此外还会影响到来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策略，甚至还会会让传教士不得不弯曲有些教义。如利玛窦最初来华传教采取知识传教的策略，用西方的天文等的知识和技术来吸引当时的士大夫，也就是这份好奇心让这些士大夫愿意接触天主教。利玛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并且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合趋同，遂有后来的西学中源。把西方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等和中国的儒家的上帝以及对世界的起源的看法等同起来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曲解。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传教士对其态度的反对。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也明显看到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其实让国人建立信仰并不比想象中的难。因为实用理性中的“实用”对信仰的建立有促进作用，这作用体现在最初信仰的接触上。当然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不是仅靠理性，走信仰之路也不是只靠理性就可的，明末清初的有些士大夫中最终没有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走下去也说明了这一点。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史确实让人感慨颇深 。
  　　
•   　　总体来说，今天已经看到倒数第二章，不过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类似于爬格子以及收罗资料。不亏是得自于胡适之先生的台湾代理人傅老板的真传。训诂啊，考据啊，实在是太像了！
•   　　很好的书，不知道用“又是一个黄仁宇”的评价是否得体。在教会和火器专题方面，作者的研究很强大，研究的成功可能和作者的耶稣会身份以及物理学出身带来的优势有巨大关系。
  　　国内无出此人，国情原因...
•   　　黄一农的学识还是不错的。这本书倡导的是“e考据”，其中的一些资料之前我没有看到过，觉得很宝贵。这本书很大的成绩在于观念上的纠正，那就是言及天主教必讲利玛窦、徐光启、南怀仁、汤若望的老思路，转而关注包括韩霖在内的小人物。但事实上这些人物的作用实在是不小的。
•   　　 2007-9-24 11:17:55 张国刚 　 来源：博览群书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热门课题，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就西学东渐这个方面而言，以往的研究著作最多的关注是传教史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科技和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比如数学、物理、天文等科学的传人，西洋的测量仪器、钟表火炮的传人；其次也很关注西方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透视法之类)的传入及其影响。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历史学者在做，更有科技史和美术史研究者在做。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科技和文艺层面是争议最少的领域。连康熙皇帝都对西方科技青眼相加，何况其他士大大。钟表仪器火炮之属大多服务于宫廷和国家，引进吸收，即使并非毫无分歧，但是像“历狱”一案那样演变成政治事件者，毕竟属于例外。
  　　
  　　　　其实，东西文明的碰撞在中国这一侧，主要表现在思想和宗教层面。关于此—一时期西方宗教思想对中国之影响的研究，就迄今发表的一些作品看，或从思想层面讨论西学与佛学的冲突，或从哲学层面讨论晚明儒学思想的变化。但是，士人才是思想和宗教的承载体，对于士人如何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西学给明清之际奉教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带来的困扰，却鲜有研究，即使有少数论文涉及于此，也未见深入，或者仅仅停留在明末三大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的一般讨论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最近出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则以丰富精彩的内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弥补了这一缺失，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力作。
  　　
  　　　“两头蛇”为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所亲见，并因此撰就一诗曰：“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写此涛后不久，曾因吴桥兵变而企图以违反天主教教规的方式自刎，以坚守儒家的名节。入教受洗而违反教规，身为儒生而不能从容地坚守名节，这就是两头蛇的困境!也许不待重大考验来临，孙元化就已经感受到了夹缝中的尴尬，所写两头蛇诗就有自况的味道(诗中有“以我行藏似”之句)。黄一农的著作以两头蛇“首鼠两端”、“犹豫一身”的怪状形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难困境。无论是因为他们选择天主教的初衷即为融和儒耶，还是因为人教后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都注定了明清奉行天主教的士大夫会碰到一些特殊的难题，其在文化冲突中的艰难抉择是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
  　　
  　　　比如，奉教士大夫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纳妾的问题。天主教“首禁二色”，明朝虽然在法律上对纳妾有所约束，但形同具文，清朝更是放弃了这种限定。于是，究竟是服从上帝，还是要纳妾以接续香火，成为明末士人王徵遇到的重大难题。
  　　
  　　　王徵(1571～1644)是最早学习拉丁文的中国士人之一，曾经帮助金尼阁刊行拉汉字典《西儒耳目资》。王徵于天启二年五十二岁时登进士第，恰在此前一年入教，深信此乃“天主之赐”。由于原配尚氏所生诸男尽天，膝下无儿，家族的压力和妻女的劝谏，使他被迫纳年方十五岁的申氏为妾。纳妾的行为严重违反天主教“十诫”，王徵自知罪孽深重，多次请金尼阁等神父为之解罪，均被严词拒绝：“非去犯罪之端，罪难解也。”此后王徵便生活在自责的矛盾心情中。崇祯九年十二月，年已六十六岁的王徵下决心要解决他的婚姻问题，乃与妾申氏断绝婚姻关系，并撰写《乞请解罪启稿》请求宽恕。类似王徵的士大夫还有不少。根据黄一农对明末清初十二位曾奉教士人的统计，除了许乐善、徐光启、孙元化和魏学濂之外，其余八人都曾经纳妾。杨廷筠、李之藻和韩霖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待将妾扶正后受洗；张赓和王徵则在受洗后娶妾，瞿式耜和金声更因传嗣纳妾而最终选择出教。
  　　
  　　　明清鼎革之际，一些奉教士人在面对应否殉节时，也与其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例如王徵曾被李自成北京政权征人为官，王徵绝粒而死，这是违反天主教规的行为，因为天主教十诫中第五戒为反对杀人，也不许自杀。另外——位天主教徒魏学濂则于北京城破后投款降闯，因其父大中乃社会上极受人尊崇的东林党忠臣，故其失节行为大受清议挞伐。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学濂的下落竟然成谜，有说自杀殉难的，有说隐居埋名的，前者合乎儒家的逻辑，后者则无违于天主教的戒条，这样两极的观点，与后世对学濂晚节的评价一样，往往因对西学、西教的态度不同而泾渭分明。本书《忠节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一章则从同情了解的心态出发，予以条分缕析，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可谓知世论人，故余英时先生谓其合乎史家之史德。
  　　 类似的命运还见于一位乡绅人物——山西绛州人韩霖。韩霖曾从徐光启学习炮学和兵法，虽然科场失意但家境富裕。大约是在山西开教的艾儒略和金尼阁为韩霖及其家人施洗的。作为乡绅，韩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曾经受绛州知州孙顺之托撰成《铎书》，以演绎明太祖之《圣谕六言》。他利用此一良机撰成的《铎书》，不着痕迹地于乡约宣导中融入天主教的教义。韩霖一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在地方上多有义举，闯军起事时，韩霖曾组织民兵保卫乡里，及见明朝大势已去，韩霖乃降闯，被授大顺政权的“参谋”。此举有悖于儒家价值观念，故绛州地方志为贤者讳，于韩霖降闯之事隐削不书。咸、同之际，反教情绪高涨，韩霖或因是天主教在当地发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即有人忿而将乾隆本方志中涉及韩霖的39处记载加以改删。本书“鼎革世变中的天主教徒”、“《铎书》：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两章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不仅揭示出明清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头蛇”命运，也折射出西教在明清社会所遭遇的复杂困境。
  　　
  　　　从以上略举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黄一农的《两头蛇》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隐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新奇的历史画卷。不管西方挑起的礼仪之争如何发展，在中国奉教士大夫心灵和生活世界中，始终都在经历着一场文化冲突的煎熬。
  　　
  　　　《两头蛇》不仅在内容上于许多史实有独到的发明，而且在研究方法、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全书十三章。除了首尾两章比较多的背景铺垫、归纳概括外，其余各章大都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进行考察。注重各个当事人的人脉关系和吐会网络，始终把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冲突作为探讨的重心所在，是《两头蛇》的一大特色。
  　　
  　　　黄一农教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笔下的文字饱蘸感情。其论瞿汝夔家难的故事，谓瞿汝夔是利玛窦最亲近的教友，曾经帮助利玛窦制订弃佛亲儒的传教策略。瞿汝夔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在于他年青时因为叔嫂通问之奸而落魄之际，意外地结识了利玛窦。天主教告诉信教者说：“无论十恶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这样一种宽宏慷慨的西来宗教被瞿汝夔当作了洗刷自己心灵的救命药方，终至成为利玛窦传教的干城之倚。此为黄氏的又一发明。
  　　
  　　　其论述王徵之妾申氏命运，谓当初申氏十五岁时以妾的身份嫁给王徵，本来是担负着为王家生子，接续家族香火之任。天主教徒王徵为奉教而离异之，申氏悲惨地在王家毫无名分地虚度青春，二十年间僻居在鲁桥镇王家大院的一间小屋，默默承受中欧文化所产生之冲突。明清鼎革之际，王徵绝粒殉国之后，申氏本欲寻短见，只因受病重中的主母尚氏之请，鞠养王徵过继的儿孙。申氏的名分似乎得到承认，但是代价却是此后三十五年间的含辛茹苦。当申氏将两个孙子(儿子此前已死)拉扯成人后，却以七十高龄不食而死。申氏行为的壮烈与内心的凄苦，“闻之令人动容”。又，其论魏学濂与阉党阮大铖一生的恩怨，谓最后阮大铖所训家伶，竟然在与魏学濂同为复社同志的冒襄家担纲主唱，作者颇生感慨地写道：“明清鼎革之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虽有形容为天崩地解者，但戏台依旧伫立。戏梦人生，真真幻幻。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笺》或《清忠谱》等剧的同时，或也冷眼看尽政坛的险恶以及戏台下众士大夫的百态。”
  　　
  　　　前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沈君山教授夸赞该书“雅俗咸宜、别出蹊径”。所谓“雅俗共赏”应该就是称赞该书引人入胜的人性化写作方式，作为学术著作既得其雅正之品质，又不失其通俗的魅力，用以评价该书在内容上、文字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十分允当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著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情味，则不仅仅是增加了历史书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的价值和真谛。让广大的历史家之外的读书人也能够读，喜欢读。黄一农的《两头蛇》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两头蛇》一书在写作目的上就有方法论的诉求，尤其是作者一再提出的“e考据时代”的概念，在本书中表现非常突出。一农认为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现代的历史工作者，必须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数据库及其他网络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精度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而不是继续沿袭传统的考证方式。他认为大量典籍被整理成电子资料，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者在瞿汝夔家族人脉关系的考证中就提到数据库的使用方法技巧等问题。
  　　
  　　　应该说，本书在具体考证上依然是使用非常传统的考据方法，并且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眼力。一农所强调的“e考据时代”区别于传统考据学在于，现代检索手段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天地，通过电子资料库和正确的检索方法，e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传统时代做不到的事。诚然，“e考据”是搜集材料的一个现代手段，但是这个现代手段是以传统史学的积累为基础，以对现代技术的掌握为前提的，而只有两种能力兼备，才能够在e时代进行考据，并取得相当的成果。一农强调e时代的来临，是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还不能意识到电子技术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缘故吧!
  　　 运用e考据，还涉及到研究课题的拓展问题。本书所研究的诸人物，作者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考察。一农总是强调“有感情的历史”，也就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关注到制度的层面之后那个人的层画、具体运作的层面。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模式恰恰需要这种研究思路。因此，在对传统社会的事件进行关注时，要关注到事件本身之外的人物关系、人物心态。这种做历史的方法在传统研究方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大量分散的信息，但是e考据时代的搜索技术和大量材料作基础，为在短时间内有效深入梳理历史人物的人．脉网络提供可操作性。该书中关于韩霖的一章谈到韩霖如何对《铎书》进行推广，即是这种研究思路的漂亮例证。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该书别开生面的“附录”。全书还有44个附录，56幅图表。与一般著作末尾的附录不同(该书末尾附有大事年表、传教士姓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和名词索引)，该书的44个附录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这些附录大都对正文论述有所补充、解释或考证。比如，在论及瞿汝夔与嫂子发生通问之奸时，插入一段“瞿汝稷的外貌”，广引文献考证苦主汝稷五短身材而貌寝，与同父异母的浊夔气宇轩昂颇为不同。又如，“明代社会有关娶妾的规定”是理解正文中关于士大夫出身的天主教徒娶妾问题的必要背景资料，且超越该题材先前的研究水平。此外，作者还在这些无所不包的附录中展现了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路，谈到了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也将一些正文中难以布局的考证结果、背景知识等单独列出，不仅呈现作者的研究功力，并可提供年轻治史者绝佳的学习指引，使该书在严谨的学术论著风格之外，还具有提供方法指导的意义。这些创举都是在其他学术著作中见不到的。
  　　
  　　
•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曾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赞誉，有的称其为“世界水平的”专题研究，有称其对史料的搜求及考证，是同行的海内外学者很难企及的”，不过，随手翻阅该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此略记几条
  　　1、该书5页附录天主教传教会部分，说马丁路德成立新教，似乎不妥，因为新教的名称乃教外之人所称，路德从没有称自己的教派为新教，况且所谓新教从来不是统一的组织，用成立一词不合适。同时外方传教会的法文名称外方多了一个s。遣使会、耶稣会、外方传教会的外文名称有的用英文，有的用法文，有的用拉丁文，应该统一语种。2、该书10页在谈到中国教区沿革时，用了赵庆源的一份年表，其实，应该可以使用更为原始的资料，如圣教杂志上的材料或者是马德赉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天主教会体制.》3、该书8页称教宗为尔本八世，通用译名为乌尔班八世4、该书9页在谈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活动区域时引用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似乎不合适。4、该书37页注释引裴化行有关利玛窦的传记《利玛窦评传》、《利玛窦司铎和中国当代社会》，两书实为一书的不同译本，应该予以说明，以避免读者误会。5、378页称《永历实录》严起恒曾进太子太傅，以前则为礼部尚书，但《残明宰辅年表》上的记载为进太子少傅和户部尚书。
  　　
•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早的时候，读某个版本的鲁迅传时，知道了课本上没有讲的故事：鲁迅迁就母亲，接受下一桩包办婚姻，礼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鲁迅原本打算牺牲感情生活，然而，遇见许广平后，经受了痛苦与矛盾，鲁迅这个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我们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尤其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人们能够理解尊重，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
  　　提起这段，与台湾史学家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有关。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矛盾与挣扎。这与以往人们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云云，反差甚大。“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这本书怎么可能与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一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戒家人，勿为其娶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毛病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支撑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不可不谓悲剧！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今日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因此未置一语，出妾则是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克服肉欲，则被视为自私。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女性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而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本文开头，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
  　　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国家在大航海时代海权的扩张，天主教逐步进入中国，并导致中西方文化的首次全面撞击，这一过程已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相当数量的研究或侧重于文化层面的横向考察，或侧重于传播过程的纵向追述，对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除了被称为“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往往只是视其为历史过程的注脚。其实，作为教义和思想的直接承载者，出生于中国本土的奉教士人，其奉教的因缘、心态与历程乃是该领域研究无法忽视的问题，而黄一农先生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正是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该书无意于宏观的叙事，也尽力避开了早已成为学界热点的“三大柱石”，却以瞿汝夔、王徵、魏学濂、韩霖等奉教士人以及南明的皇亲内臣为个案，就历史疑点做一一梳理，成果斐然。
  　　
  　　 娶妾与殉国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曾见一条两头蛇，有感其进退之时两头的相互掣肘而口占一诗。在黄一农看来，身处两种文化冲突之锋面的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其困顿恰如诗中所谓“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故而称之为“两头蛇族”。
  　　 在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传统中，传宗接代为孝道之本，为广嗣而娶妾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西来的天主教士却视娶妾为违犯“十戒”中“毋行淫邪”规条的重罪，并拒绝为娶妾者施洗。通过对奉教、友教以及出教士人的生平尤其是婚姻、子嗣状况的考察，作者指出，娶妾问题乃是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面临的最大困境，如徐光启所言：“十戒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其他，如杨廷筠、李之藻、韩霖、佟国器等选择出妾以入教，瞿汝夔和魏裔介到晚年其妾因正室过世而扶正之后才受洗，瞿式耜和金声则因纳妾传嗣而出教。
  　　 两头蛇族本已在天主教义与儒家传统礼俗之间挣扎徘徊，而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现实又往往迫使其迅速做艰难抉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殉节问题。与娶妾这种尚可以从长计议的问题不同，殉节与否事关大节，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此，虽然自杀与天主教义相冲突，但在国亡或城破之际，孙元化、王徴、陈于阶、焦琏等明末奉教士人，仍试图自杀殉国。
  　　 两头蛇族生存与文化与历史的双重夹缝之中，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集于一身，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王徵。王徴后半生倾心于西学西教并受洗，但年逾五十之后，由于艰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心意松动，纳年仅十五的申氏为妾。但因自觉罪孽深重而又不获解罪，终于在立侄为嗣后，于六十六岁之时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将申氏“异处”，重归天主教。然而，八年之后的崇祯十七年，王徴竟因不愿降闯而绝食殉国，终于还是背离了正统教义的规条。
  　　
  　　 史实的厘清
  　　 《两头蛇》一书最用力之处在于其对史实的厘清。作者广征博引中、日、西文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数量竟达1099种之多（何炳棣语）；而在如此芜杂的资料中，其抽丝剥茧的梳理、考证之功亦让人叹服。如瞿汝夔，这位中国士人中最早跟随利玛窦学习西学之人，曾力劝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并积极引介其进入士大夫的交游圈。但是，瞿汝夔的生平一直隐而不彰，甚至其是否真如传教士所言，为尚书瞿景淳之子都大有可疑。作者通过对相关的族谱、传记、笔记、书信乃致行状、墓表细致梳理，终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瞿汝夔却为瞿景淳之子，只是由于发生与长嫂“通问之奸”的丑闻而被家族除名。
  　　 另外，作者在考证的同时，对资料并不只是引征，而是“努力去追索撰写者或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或人脉网络”，挖掘文本表象之下隐晦、删节甚至虚妄之处。这就为后继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证既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其基础与核心。作者正是通过对奉教群体的家族、姻亲、师生、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的梳理，才展现出西教与西学在中国传播脉络，也体现出中国本土教徒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通过对韩霖及其《铎书》相关问题的考证，也揭示了天主教在局部地区的渗透方式。
  　　 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自序”中所提到的傅斯年“史学便史料学”观点的认同，全书明显的重史料而轻史观、重考据而轻思辨。虽然作者在具体史实上成绩显著，但对资料一味的博采穷搜却使行文枝丫蔓延，又往往陷入繁琐细碎的考证之中，于史观则让人茫然无得。而一离开史料，作者的论断就颇有臆测的成分，如魏学濂死节事、王徴后人疏离天主教的缘故之类，甚至在推测许缵曾晚年出妾的缘由时，居然前后矛盾。
  　　
  　　 e-考据与学风
  　　 总体而言，《两头蛇》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就治学的具体方法和学风而言，更当得教科书似的范例。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并做出示范的“e-考据”无疑给习惯于传统媒介和获取渠道的文史研究者指出了更为广阔的资料来源，同时，也指出了考据学派新的发展可能——“e-考据学派”。此外，作者还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以附录或后记的形式穿插于行文中随时介绍，这对于后学显然大有裨益；而作者在前言中对目前史学界学风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于日渐平庸甚至腐败不断的学界，亦堪称逆耳诤言，作者之良苦用心，不由得让人感佩不已。
  　　
•   　　在南开听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黄一农教授的讲座，分两天一共讲了三个题目。黄教授的个人经历颇为奇异：起初为物理学博士，之后研究天文历法，后期转向天主教及中西方文化研究，从物理学家跳跃为历史学家，其手笔之大实在叹为观止。也许正因为此，他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比如强调e时代的考据、抓住历史转折上重要的细节来解剖社会演变等等，特别是将自己对明末清初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思考以一部电影剧本的形式展现，独特的史学方法之精彩和吸引人是前所未闻的。而且他可以从理工技术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尤其高屋建瓴。他说，所有的历史爱好者都应当成为story teller，用着来形容他本人的研究是恰如其分的。黄教授只讲了概括的研究成果，具体的可以参考他新出版的《两头蛇》一书。这里把听讲做的一点笔记做一整理，比较零散，基本是梗概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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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天主·火炮·妾——当孔子遇到耶稣（东艺演播厅）
  　　
  　　两条主轴线：物质文明接触——火炮；精神文明接触：天主教
  　　
  　　欧洲最南端海角罗卡角的航海纪念碑上文字：“陆，之于此；海，始于斯。”——东西方对海认识的差异
  　　
  　　天主十诫，Manila，1593年与儒家思想的冲突：五常与十诫
  　　“惜僚氏胜过各众物”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传教士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娶妾问题
  　　
  　　天主Vs妾：吕留良之妻的故事
  　　
  　　西方火炮与中国炮第一次交锋：兴城。宁远大捷，袁崇焕打死一万七千满洲人
  　　（图片）北京·袁崇焕墓；军事博物馆门口的炮是东印度公司的船炮
  　　邓士亮：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好的打捞专家《心月轩稿》：天启2年
  　　福建泉州古交通博物馆外的炮：中国开始自己制造西方火炮：天启4年
  　　炼铁：北方用煤，南方用木炭
  　　
  　　明朝末年几何学传入，由此设计了炮尺（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射程的工具，有图）
  　　
  　　天主教与军事改革：
  　　吴桥之变，兵士偷了王象春家一只鸡，造成孔有德叛变，由渤海海峡渡至辽东，将炮术传给满人，造成明朝覆灭。
  　　（图·神威大将军炮，故宫外）但此重大发明，35年后清代夺取江山后再未制造过，中国军事由此停滞
  　　金庸小说《碧血剑》附录《袁崇焕评传》
  　　
  　　精神文明方面： 天主教Vs妾
  　　陕西泾阳县鲁桥镇王家村，王徵的后人（第一个学拉丁文的人）
  　　王徵：万历44年在京师认识传教士，当时西方七千册书运进北京
  　　申氏：中西文明交流的悲剧
  　　
  　　南开副校长点评：此事与911周年纪念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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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讲：龙与狮的对话（范孙楼章阁厅）
  　　
  　　历史不是只读文本的表面，而要了解文本下层的意义
  　　图像与文本间的关联
  　　
  　　以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为例：黄先生从ebay.com上找到并买下马戈尔尼画的版画，可辅助研究
  　　abebooks——全世界最大的卖书网，七千册书，价格合理，辅助研究
  　　例：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国书院有英国人读书，可找到翻译原稿
  　　
  　　进入正题：马戈尔尼访华的礼仪之争
  　　
  　　明朝：五拜三叩礼；清朝：三跪九叩礼
  　　
  　　万树园接见的图画中的破绽：皇族衣服是圆补，大臣是方补。太阳方向错。
  　　
  　　有时历史发展的真相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印象！
  　　马戈尔尼使团中的小斯当东是第二次英国访华特使的副使，后来成为英国议员。早年在中国发生的礼仪之争带来的不快记忆使小斯当东在议会力主发动鸦片战争，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发动鸦片战争
  　　
  　　总结：礼仪之争发生的24小时，中英双方文献均没有具体记载到底真相如何，一片空白。双方在记录上妥协，择取历史的片段各自表述，维护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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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讲：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蓄妾Vs十诫：“舜降二，文娶九”
  　　徐光启：“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天主教要求的不娶妾与中国旧礼制的深刻冲突
  　　
  　　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有几百个进士都与天主教会有接触（有考证）
  　　
  　　有关史学方法：
  　　历史的知识不要想当然，要以为自己不知道，要切实下功夫
  　　
  　　老蚌生珠
  　　汝稷，汝夔，汝益，汝説（一个极其精彩的故事，没来得及记，待查书）
  　　
  　　构建知识地图，什么样的文献有可能查到我所需要的信息
•   　　
  　　西闪/文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是黄一农先生探究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天主教历史的专著，余英时曾以“体大思精”四个字评价此书。堪当他这四字评价的当代历史著作委实不多。
  　　异质文明间的糅合与冲突往往相当复杂，明末清初的在华天主教史正是如此。20年前，黄一农从一个无线电天文学家转行进入史学领域，本只想专研天文学史，可当他因研究古代天象纪录接触到清初“历狱”事件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迈入了天主教史的范畴。曾经仰望星空的眼睛，一旦转向历史也有非凡目力。当年黄一农二十余篇考证论文使得不少学者慨叹康熙历狱的研究已经是“题无剩义”，其力作《两头蛇》获“体大思精”的赞誉似乎又是情理中事。
  　　“两头蛇”之喻出自明末天主教徒孙元化的诗歌。孙在家中看见一条两头蛇，于是口占一诗。诗中写道：“昔贤对之泣，而吾反独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孙元化以两头蛇自况自嘲。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耳”的矛盾挣扎，正是当时许多奉教人士徘徊在天主教与儒家道德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心境。
  　　可是，像孙元化这样的中国士大夫，为什么会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取舍艰难的痛苦当中呢？
  　　
  　　为什么中国人会遭遇“上帝”？
  　　
  　　准确地说，是航海家和传教士一起给中华帝国带来了“福音”。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扬威海上的世纪，也是天主教迅速扩大传播范围的世纪。但在亚洲，天主教的传播一开始困难重重。在印度，葡萄牙人吃牛肉、饮酒的习俗均属印度教的禁忌，传教士的信众只能局限在低贱的种姓中。在日本，教区长将教会中的日本人视作二等公民，禁止他们学习拉丁文和葡萄牙文，引发了激烈的内部争论。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首度成功在广东设立教堂，标志着天主教正式进入中国，但其传播同样不顺利。中国人把天主教误会为佛教分支，传教士则误以为中国和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与欧洲教会的僧侣相当，也就默认了这种误会，剃了头发，穿上僧衣。像罗明坚更是自称“天竺国僧”。可直到1592年利玛窦在门生的劝说下蓄须留发，脱掉僧服改着儒装，努力融入中国士大夫的交游圈，天主教的在华事业才打开了局面。
  　　一方面是天主教奉行的文化调适策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明帝国内外交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迫使中国士大夫在传统之外寻求经世济民的良策。就像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的陈子龙所说：“明兴二百七十年……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 士大夫中不少有识之士认同这个观点。他们不满提倡虚无的佛教以及空谈心性的阳明之学，转而相信天主教能够为风雨飘摇的时局带来开物成务、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这么说，利玛窦等教中人士大力推动的“天儒合一”的策略正好与士大夫希翼天主教“合儒补儒”的心理渴求两相汇流，让中国人遭遇了“上帝”。
  　　用“遭遇”一词来描述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的情形大概是恰当的。因为很快，那些亲近“上帝”的士大夫们就感受到了理念分裂的痛苦。
  　　
  　　死节与纳妾
  　　
  　　不是所有的中国士大夫都接纳或亲近天主教的教义。以徐光启为首的奉教人士打出的“补儒易佛”的旗帜引发了天主教与佛教的紧张关系，也使一些坚持“华夷之辨”的士大夫提高了警觉。万历年间爆发的“南京教案”即是典型例证。更有敏锐如王启元者意识到了天主教与儒家根本不是同路人。他指出：“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入其门；次亦辟老，亦辟后儒；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荐绅，使其教伸于中国，特隐忍而未发耳！愚以为佛氏之说易知，而天主之教难测，有识之士不可不预为之防也！然其旨以天主即中国所谓上帝，则未然矣！”他的观点不可谓不超前。大约一个世纪后，罗马教廷坚持欲将天主凌驾于中国的上帝，“礼仪之争”引发，最终康熙禁教，中欧文明的第一波接触画上了休止符。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所谈到的所谓“汉语神学”的问题。为了给“汉语神学”开道，他排除了“汉语神学”修改自身，以迎合儒家成仁、道家得道、佛家圆融的可能。他对“上帝”的超拔高标，其实与王启元的思路并无二致，只不过一个要扬的是天主，另一个要保的是儒家。
  　　那些反对者对天主教的传播忧心忡忡，而那些信奉天主的人内心更加忧惧。世代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奉教人士，他们往往要经受信仰交战和道德分裂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在《两头蛇》中，黄一农以王徵为例，翔尽而体贴地展示了一个儒家化的天主教徒在历史境遇中的深切痛苦。
  　　王徵精研机械水利，希望力挽国势衰颓，故由西学而入西教。可在奉教之后，却面临“无后为大”的困窘之境，只好私违“十诫”秘密纳妾。没过多久，王徵自觉罪孽深重，心生悔意，想请神父为其解罪，却因纳妾为天主教重罪而遭到神父拒绝。为此王徵痛苦不已，多年来潜心清修，希望弥补纳妾之罪。六十六岁时，他终于痛下决心，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自承曾严重违反“十诫”，羞愧悔恨，现将妾“异处”，视为“宾友”。断色以求解罪。决定之后，王徵在给表弟的信中说“百无一事于心，三碗饱饭后，一枕黑甜……”，心情大为开朗。可好景不长，李闯攻陷西安，要王徵出来做官。王徵再次违反“十诫”，绝食七日而死。
  　　黄一农对王徵等奉教人士的精细研读，将明末清初的中国天主教徒的两难境地刻画得极其充分。
  　　
  　　仍在困境中的“上帝”
  　　
  　　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已经不再面对像明末清初天主教徒那样特别尖锐对立的道德困境了。但是否困境彻底消弭？答案却未可知。
  　　刘小枫说景教（早期基督教会分支）为什么在唐代没有成为国教，像俄罗斯当年那样皈依，纯属历史的随意性。他如此说法无非是想将沉重的历史抛开，为基督神学拓出一片不沾灰尘的净土。可是，就算唐代因附会道家始祖老子而视道教为国教乃属历史的随意性，也不可能将“上帝”从中国的历史中超拔出来。就像黄一农揭示的那样，孙元化、王徵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沾满了历史的尘埃。
  　　其实，联想到佛教之于魏晋，天主教之于明清，可知新思想、新道德和新信仰无不产生于历史动荡之中，也无不在历史动荡之中经受磨砺考验。以此审视今日，应无大错。
  　　《两头蛇》的精妙之处岂是一篇书评可以道尽？余英时说此作“必可传世”，我觉得实在是持平之论。夸张地讲，宁读一本黄一农，不读十本刘小枫也！
  　　
•   　　元亡后，西欧有两世纪之久，无人提及中国，这种沉默化为一种神秘。当利玛窦来到大明，听从瞿汝夔蓄须留发，脱去僧服改穿儒服的建议，更采用“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自称“西儒”，与释家多有论战。即有相当数量的儒家士大夫相信自己找到了祛除晚明心学末流狂禅对儒学正统造成侵害的解决方案。对他们来说，信仰天主教不仅仅是拯救个人的灵魂，更是他们救国之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后者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西儒正可以用来补完儒家思想，并将北宋以来释氏对儒家侵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沥清。明谢肇淛《五杂組》中即有：又有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琍玛窦者，自其国来，经佛国而东，四年方至广东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犹儒之孔子、释之释迦也。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皆深诋之，是亦逃杨之类耳。琍玛窦常言：“彼佛教者窃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吾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忏度，永无轮回，亦不须面壁苦行，离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卷之四 地部二，82页）利玛窦撰写《天与地》一书，进呈《世界全图》，中国即从那时起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当做一个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西欧经由耶稣会士之手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狂热的迷恋，瓷器、绘画、园林、哲学、政体，一切的中国文化都由于刚刚从雾霭中显现，而变得令人追捧和迷狂。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沃尔夫、莱布尼茨、歌德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西欧对中国的推崇，竭力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然而，一切的美好意象都在两件事情中结束了：一是欧洲对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急速发展，中国对西方不再是朦朦胧胧的身影；二是明朝的覆亡，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奉教士大夫纷纷在崇祯皇帝龙驭上宾后自杀殉国，先前已因纳妾之事抵牾十戒，此番更犯下自杀之重罪，足见入天主教实原为补儒尔。此身既没，补儒合儒并以西方科学实学开拓儒家新理路和新进境的愿景自然亦付之流水。朝代覆没的悲剧使许多遗民文化领袖开始思考明代灭亡的原因，“礼仪之争”加之清廷官方提倡朱学，暗藏不满的他们只得将注意力转向经史的研究，以期获得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更为准确的理解。
  　　这一事例表明了，即使是远邦他国于我无涉，透射于彼的乌托邦形象也不只是单纯、不带有意图的。士大夫利用“西儒”补儒，而欧洲人利用中国的美好来设计新的社会体制。着眼点也只是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常对与自身不符之处颇多指摘，互相所作出的评价完全取决于自身捍卫的论点和立场之需要，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一旦世界联结地更加紧密，双方的身影在互相的视界中渐渐清晰，乌托邦的美好就急速转变成他者的丑陋。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黄一农《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阎宗临《中西交通史》，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利玛窦中国札记》等著作。
  　　
•   　　章可
  　　
  　　什么行当里待久了，都难保生出点职业病，搞历史的也是。傅斯年先生当年高呼“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时候，可能不会预料到今天说中文的职业史家们，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些“史料敏感症”：拿到一本著作，正文还没瞅上几行，就睁大眼睛低头看下面的注释，作者的观点尚未了然，先关心的是他都用到了哪些材料，看到自己没见过的就忙不迭地抄在小本本上。在发现一堆小资料就立面旗子标明自己在某领域“抢摊”成功的今天，史家们看同行的著作，往往失却了平心静气的从容，成了异常阅读习惯的牺牲品。
  　　
  　　如此这般的人们，若是读过黄一农先生的这部新著《两头蛇》，恐怕就不仅仅是“敏感”，而且要“癫狂”了。用何炳棣先生的话说，此书所引用到的资料著述，达到了1099种，其数量之多，大概要创国史研究的一个纪录。当然，《两头蛇》并不是一本简单排比的资料长编，也不是作者刻意炫耀自己学识淹博的牌坊，它要讲述的，是一群人的故事，这就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中西文化的交流，近十几年来已成“显学”，而明末清初的这一拨天主教传教士和本土教徒，作为近代中西接触的“先驱式人物”，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三句话不离“利玛窦”的大有人在。和许多领域一样，表面看上去再“繁荣”再“热闹”，却往往是内里单薄贫乏、步入瓶颈的一种征兆。提到传教士，常常集中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说及本土的奉教人士，又往往逃不开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三大柱石”，这已经不是稀奇的现象。拿几个著名人物就来概括为数相当之大的群体，并不是明智的叙述态度，“以小见大”终究只是暂时的策略，而不是让人满意的终点。黄一农先生多年搜采资料，以陈垣老所谓“竭泽而渔”的方式写就此书，正是要挖掘充分个案来作一真正“全景式”的展现。
  　　
  　　书名“两头蛇”，容易让人想到春秋时孙叔敖的传说，而作者在这里则是受到了明末天主教徒孙元化一首诗的启发：元化某日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见其“首鼠两端”，一头向南一头又欲向北，互相掣肘的情形，突然感同身受而赋诗。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们，就正是这样一批“两头蛇族”，徘徊在耶、儒之间，不时地步入矛盾和困境。尽管就耶稣会传教士一方，不可谓不尽力，比如利玛窦，初入中国时先穿僧袍，后来改作儒生打扮，以图增加亲和，又著述大量文字解释两方经典，减少天主教与本土的儒、释观念的冲突，加之机缘恰巧，明末正是天崩地裂、思想活跃的时代，天主教一时间确实颇吸引了一些士人，但随之遭遇的问题和阻力，却越来越大。中西文明殊途已久，连器物惯习之类的交流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是排他性极强的宗教。到了后来，连西来的传教士们自己，也陷于“两头蛇”的焦虑之中，一方面，一些理知意识上的冲突不但调和得不成功，反而逐渐尖锐凸现，比如颇有市场的孟子性善说和天主教原罪理念的背道而驰，更如明人习以为常、奉之甚切的祭祖祭孔与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激烈交锋；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内部为统一传教事业的纯洁性严格性，一直极力反对此种调和妥协的立场。两面力量的夹攻，终于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里全面爆发，随即禁教令下发，曾经无往不利的天主教，在中国还是弄了个灰头土脸。
  　　
  　　大叙事已然确立，一农先生考据精密，对人物的挖掘力求详尽到底，却也没有改变上述的这些线索，但一人一生，素来都有很多面相，大叙事倒往往只强调其一。《两头蛇》最吸引人，或者也最具贡献的地方，就是展现了天主教徒们生活的更多面，于叙说“理知的困局”之外，揭示出很多更具体，有时却会更有决定意义的矛盾难处，比如纳妾。
  　　
  　　在传统观念之中，“广子嗣”为孝道之本，纳妾则是最直接的“广子嗣”的手段，尽管明律中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才可以娶妾，但在官员士人阶层里不守此条者比比皆是，甚至纳妾已入社会俗习，官员们到外地任职，因为寂寞无聊而买妾的都大有人在。但依照天主教的教规，纳妾却并不被允许且被视为重罪，乃触犯了“十诫”第六。徐光启在受洗入教之前，便对教士罗儒望直称“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因其当时只有独子而无孙，后在罗的劝说下放弃了纳妾的念头而入教。徐的情况还算理想，“三大柱石”的另外两位李之藻和杨廷筠，产生入教的愿望之后都没有随即受洗，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两人均已纳妾，最后只好与妾“异处”以行教戒。当然，遭遇纳妾难题的远不止这三位，他们只是其中信仰最为坚定虔诚的代表，其余既有如许缵曾这般受洗之后依然娶妾而饱受责难的，也有像冯应京、熊明遇此等颇通西学的亲教人士因为先前有妾而终生没有入教的。而坚定心志入教的人，如何处理已娶之妾则又不同，有给予银两直接遣出的，有从此分地而居以礼相待的，更有将其寄于亲友处，待元配之妻出世后扶正的。本来士人圈子里重情之人很是不少，前后的悲欢离合，真是无法一语道尽。
  　　遣妾虽难，终究还是私务，而士大夫引为根本的家国情怀，也逃不开天主教的审诫。明亡之际，有的奉教官员意欲表明忠君心迹而自杀殉国，而自杀一条，却也是天主教教规所不允许的。也难怪著名教徒王徵在绝食自尽之后，友人要为之曲笔而称其为被杀。死了都不能留个清楚的名声，“两头蛇族”们若是真升入了天堂，也不知嘴角挂的是笑容还是苦涩。
  　　
  　　读出色的考据文章，有时感觉如读侦探小说一般，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扣人心弦。当然，这背后少不了有考据者深厚的功力来支撑。前人诸多含糊其词或悬而未解的关节，到了一农先生笔下却往往能豁然开朗条理分明。比如利玛窦的挚友瞿汝夔，年轻时曾因与长嫂发生“通问之奸”而被逐出家门，此事在诸家记载中或讳言或含混，惟《两头蛇》一书辟出专章，详尽叙述瞿的家族世袭，生平和“家难”的前因后果，读来不由让人叹服。当然作者要提到，此处能作出这样精彩的考证，实在与利用了“中央研究院”网站的“明人文集篇目索引”资料库有莫大的关系。今天，在信息数据不断电子化和网络连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叙写历史的条件和前人们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探究同样的问题，老辈学人们经年累月翻检成堆的线装书才能抄录条列的结果，我们或许只需在既有电子资料库中输入名称按一下“检索”就可得到。这也正是一农先生在书中提出“e－考据时代即将到来”的理由。虽然看起来，在这个“e－考据时代”里，学者们的工作量要减少许多，但实际上，在材料逐步完备的情形下，怎样才能讲出如《两头蛇》一般精彩的故事，史家身上的担子，却一点也没有轻下去。
  　　
  　　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58元。
  　　
•   　　 最近看了几本有关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书——《徐光启评传》《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头蛇》。前两本感觉一般般，后一本台湾黄一农的书很有意思，去年简体版刚出后，《读品》上有人做了书评，当时正是我对徐光启感兴趣的时候，却直到2周前才在2688网站上寻到这3本，虽折扣不如其他网店，仍觉甚喜。
  　　黄书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所以几本书正可互补，大体可窥全貌。但问题随之出现，黄的见识与功夫显然非前2本书所及（第2本为纪念文集汇编），所以读起来感觉很不对等，好象不那么重要的被抓了典型，焦点人物反被蒙混过关，呵呵，这是本组阅读的小小意外。
  　　下午读罢《两头蛇》掩卷，一时颇为惆怅，却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作者最具创意的写作，是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史诗大片的电影脚本《天主与妾》，可见黄读史真正是读出自己的乐子了，只是个别考据之乐让我这不求甚解的读者略感琐碎。无论士大夫在繁殖子嗣的压力下纳妾，还是以死殉国（两者均违反十戒，黄得出结论，认为妾的问题是困扰当时士大夫是否入教的主要矛盾），都凸显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两头蛇族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更上演了种种灵肉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拜孔），并导致原本不无亲教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
  　　想起刘小枫某书，对利马窦的文化调适策略颇不以为然，大体上似乎秉持基本教义派的立场，认为天主教入华不需要调和当地风俗文化，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莫不成，这只是俺们的一厢情愿？
  　　黄亦有意宕开视野，结尾甚至提及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2世在纪念利马窦到达北京400年的活动上主动就天主教在华有关行为致歉的讲话。
  　　而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感情上拒绝外国教会势力的指点介入，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无法忘记1989东欧之变背后的宗教推手、注意吸取波兰的教训，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却在1949年以来的教育中以马克思的全盘西化自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儒道释全都灰头土脸，这也是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发展势头极其迅猛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为基督降临清场。许多西方神学思想家早就清理出马克思理论中的神学成分，却没料想，原来“异端”的发生在中国能起到这般曲折的推进作用。就象“新教异端”为主赢得了北美，“一性派异端”为主赢得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或许共产主义将为主赢得中国，当然，在世俗层面上，也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市场。从来，异端都是特别能战斗的一群。而安身立命之道，属于人的基本需求，“我们不占领，帝国主义就会占领”。
  　　不做知识性的、历史性的探究，仅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与基督相遇将发生什么？这种抽离能否可能？正对着案头一本也是去年上市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了几页，梁漱溟说，“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
  　　我身边的人，在信仰的路上已将我抛下，渐行渐远，一时间我苦于没有办法，任由自己随波逐流，不知前方将赢得什么？
•   　　 从10月初拿到《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黄一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断断续续地每天在临睡前读一点，一直到11月底才读完。最后一章几乎就是16*速度快进的。
  　　 刚开始读的时候，就想着要写一个读后心得。因为我从很早开始就一直浏览黄一农先生的网站，很多章节原本都是论文，在网站上提供下载，我也都曾经下载阅读。虽然我本身并不做明末这一段，大炮的性能与历法也完全看不懂，不过通常兴趣在晚清时期中西交流的人，都需要回溯到晚明，才能看清许多问题。而大炮呢？至少去年我去故宫参观时，对于那些小型的炮都有相当兴趣，而这在之前是不太能想像的。
  　　 此书原于2005年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06年8月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收入“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速度相当之快，当然应该与黄本人即是这套“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编委有关。上古的装帧相当不错，唯有一点——当然是我苛求了——封面上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都集中于右侧，在封面上因为有勒口，边缘的圆润减低了这种“险”感，但在内封上，因为是直接copy了封面的位置，“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个字看上去马上就要掉出边缘了，让人产生一种不安感。500多页的书卖58块，仔细想来也不算很贵，而且这类书自有针对读者。当初我和朋友开玩笑，这本书的价钱里是不是还折进了请名人写推介的费用呢？看封底的推介人名单真是熠熠生辉，何炳棣与余英时当然大名鼎鼎，古伟瀛与张国刚虽然稍逊一筹，但在本行当内自然也是十分知名的。突然产生恶毒的想法：虽然何炳棣是老一辈学者，自然该尊老，但要是预知余英时先生不久后会获得克鲁格奖，是不是会把两个人的次序换一换呢？小人之心，小人之心。
  　　 全书分十三章，除头尾之外，看起来更像一本论文集，因为各章内容基本上都可找到相关题目的论文，当然在收入书中时又已有了大量补充。除正文外，本书还有一种在阴影框内的“附录”，乃是为“理出相关的历史背景或研究方法，以提供读者参考”，我读书浅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很多（在西文书中），不过在中文的学术著作中应可称少见，但不是不好的。无论是过于体贴低程度读者不厌其烦地介绍背景知识，或是过于不体贴读者，完全一副“看不懂别看”的样子都会大大降低书本的可读性，而这样的附录可以让想看的人看，不想看的跳过，就比较人性化了。可读和严谨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起冲突，也是很多作者苦恼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也经常变态地爱读那种“正文一行字，其余都是注释”的文章，在注释里挖文章，不过说实话那种东西的确不太是人看的，至少就不能像我现在一样坐在床上裹着被子读……
  　　 黄一农在「自序」中说，他自天文学转向史学，自“内史取向”的天文学史转向“社会天文学史”，再进入天主教史后，“日益感受到史学与科学的分际：虽然两者均强调客观理性的推论过程，但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感情的适当抒发”。
  　　 这一点心得，我在读「自序」时就感受到了。例如页6注1：“钟鸣旦已替中国天主教史编纂出一本厚近千页的研究回顾工具书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 1: 635-1800，相信应是此领域学者案头所不可或缺的，惟此书定价高达US＄265，恐将大减其普及性。”我读到这条注释当下就忍不住笑起来，在注释中哀叹工具书定价太高，真的不很常见呢！虽然他说的真的是赤裸裸的大实话。每一章的「后记」也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好范本，赴山西追寻高一志的葬身之处，或者是读书时的个人感触，都出现在后记中。如在第三章 「“泰西儒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的后记中，他提到在翻检郭子章的文集时，本来疑心他与其他士大夫一样因有妾而未考虑入教，却读到《自铭萧夫人墓》一文，郭氏提到自己不纳妾以报答共贫贱的妻子，使他“颇受感动”。最有趣的是第五章「忠孝牌坊与十字架：魏学濂其人其事考」的后记，他回顾自己的学史历程，“十八年前，当笔者决定该行从事历史研究时，第一本完读的书就是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并首度领略到历史考据的独特魅力”，而此章即是“效颦之作”，这样的坦白实在可爱。这本书是我所见的“个人感情的适当抒发”最多的一本著作，他的个人感情不是某些作者那样愤世嫉俗的宣泄，或者大而无当的滥情，却处处可见从学问中获得的快乐，能有这样的心态真是好。友人zzpaper君说“近读黄一农新著，常叹其资料蓃集之繁浩，以及对学术研究兴趣之浓厚，学者得此足矣”。极赞同——尤其是当你见过太多痛苦而麻木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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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业业：两头蛇的行止
  　　
  　　两头蛇，大恶之物，在中国古代以凶兆视之。楚令尹孙叔敖，幼年尝勇而弑之，后世遂以“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相传颂。黄一农笔下的“两头蛇”族，并非着有这般传奇的颜色，而是出自明末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信口所占之诗，更多的是从动物学特性上考量，以取其譬喻。两头蛇，属于爬行纲、游蛇科，尾端圆钝，上有黄色锦文，骤看颇类头部，且习性相投，故名。该蛇两头俱能进退，善倒行以自保。官至莱阳巡抚的孙元化缘其首鼠两端之特异，喜而赋诗，不虞草蛇灰线，成为了其在朝代鼎革之际，深陷抉择（儒家伦理与严守教义）之困顿的自况。
  　　明末清初天下多故，一方面思想界众声喧哗，心学的余波，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之争，以及儒释道三教竞逐，使得众多士大夫逡巡于混乱的道德坐标上，举步维艰；另外一方面，由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传教风尚，已将普济主义的目光投向了中华帝国。在利玛窦“文化调适”和“知识传教”政策的笼络下，中国士绅阶层多有受洗入教，以异邦之信仰为精神寄托者。然中西文化殊途久矣，无论“补耶合儒”还是“体用二分”，均限于对异质文明的表层冲突进行裱褙，终究难逃“礼仪之争”的劫数。事实上，从这场声势浩大的矛盾运动一开始，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就首当其冲，被推到了“广子嗣”与“禁绝二色”，“尽忠殉国”与“勿杀人”等诘难面前，产生了深刻的身份焦虑，甚或双重人格。
  　　
  　　一农先生以允持阙中之笔书写“两头蛇”族的行止，治史而有间，在大叙事的框架中，绵密地爬梳出小人物的心理脉络，多向度探究“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的可能成因，于细部读解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可谓探骊取珠，深孚众望。余虽才力不逮，无当覆瓿，试举隅大端以浅尝之，遥表对作者恺切之情的敬意。
  　　
  　　梁启超书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民国十三年）有言，明末欧洲历算学的输入，应该为中国学术史“大笔特书者”。近年来，这一段公案在学术界俨然已成“显学”，研究者的触角已经从天文舆地，扩展到史学、哲学、音韵、建筑等各个领域，著书论说一派荼糜。然就综合研究的史料丰瞻程度而言，则尚无人能与方豪神父的《中西交通史》（1967-1973）相颉颃。《两头蛇》一书在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注重史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提倡实地考察、新资讯工具的运用（E-考据学）以及对知识分科和地域界限的突破，发掘出许多前人未曾寓目的新资料。史料数量之巨，据何炳棣教授统计，已达1099种之多，且考据精当，诠释充分，将明清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全书共有十三章节，以背景铺设（“大航海时代的十字架”）为开首，以人物为媒触勾勒历史发展脉络，并通过系统阐述“两头蛇族”的宿命作结，结构颇为整饬。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强调的，“天主教入华是近代欧洲海权扩张的一支插曲”，则他笔下的儒耶对话，始终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廓大的场域里，不仅分别探讨了两个文化主体内部的分裂，而且从列位教徒庞大的关系网络（包括家族、姻亲、同乡、同年以及通家之好等）绵延开去，论述中西各层人物关系之间存在互涉影响的或然性，立体地还原了人物思想的发展轨迹。
  　　
  　　黄一农素来推崇“有情感的历史”，即关注史料背后人物心态的变化，这与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就像后者在《漫长的革命》中所探讨的，这一贯穿生活世界的“感情结构”正是我们研究过去的瓶颈所在。如何用硬性的史料来讲述软性的情感？《两头蛇》中的历史叙事技巧确可资借鉴。黄一农不愧为讲故事的高手，他对瞿汝夔、王徵、韩霖、魏学濂等个案的研究始终将人物置于错综的人际关系中。其中，历史覆盖的广度溯源了其“理知的困局”的来龙去脉，伦理探究的深度则为人物心理活动提供了合乎国人思维习惯的语境，同时，对文献资料不单单滞留于机械摘引，而是努力追索撰写或编辑者的主观意志和人际交往。此三者互补互镜，把集合了宗教、科学、伦理、权力机制等方方面面的大历史，投影到小人物的生活中，并以作者体验式的想象入乎其内，语丰意赡，勾画生动。例如王徵。
  　　
  　　鉴于过去对王徵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学、西教，一农先生别出机杼，考其娶妾与殉国二事，以明前人或避讳、或含糊、或者出于扬教心态的曲笔之诬。教徒王徵不仅“钦崇一主，唯上帝尊”，而且在具体宣教行为上，成绩卓异。无奈艰于子嗣，在“妻女跽肯、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的情形下，被迫纳申氏为妾。后屏妾异处，启请解罪，以示信教笃深。不意在明亡之际，乃以不仕二姓之贞自绝，有“以忠孝死，甘如饴”之语遗世。由于“自杀”是逆天主之诫的行为，王徵是否择其为自初之道，文献历来颇多龃龉。黄一农反对“传信存疑，以别史料”的做法，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对矛盾之处一一辨析，并胪列其两位好友死节的事实，得出“绝粒自杀”的结论。客观把握王徵的个人命运，尽管对整体的历史解读裨益甚微，我们至少可以确凿地发现他对于具体教义分而治之的态度。可以说，王徵的个案不仅为儒耶从表面冲突到体系对抗提供了绝佳的范本，而且可以窥见矛盾双方从推动“天儒合一”到“肯定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基本分歧”的完整缩影。正是黄一农教授出色的考据成果，为学界在哲学和思想层面的进一步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通过中西文史料的辨读、汇通，作者更为全面地还原了历史的情境，在对前人断章取义式的阐发和移情式的教史研究进行勘误的同时，发现了许多被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耶稣会自创始人罗耀拉始，就将“走上层路线”定为传教策略之一，并在耶稣会宪章中将“归化统治阶层”列为第一位政策。因而，利玛窦以前的东方传教士，包括沙勿略和范礼安在内，都把亲近甚至归化中国皇帝列为传教政策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中国形势有着深刻洞察的利玛窦对此举甚为存疑，乃在来华传教七年之后始入京觐见，足见中国传统政权机制对“异端”的防范。孰料明清鼎革之间，各个政权分立并雄，给了耶稣会士以可乘之机，出现了位至朝廷重臣的奉教士大夫。《两头蛇》的九、十两章，即对该时期进行了点面结合的展示。举瞿式耜为例，不仅从瞿氏整个家族谱系为原点，考奉教族亲对其的影响以及后代的入教受洗情况，而且通过《瞿式耜集》中对术语的应用、言行的纪略，窥其入教的真相。至于永历朝廷通信罗马教宗这一段公案，作者疑前人多次转录所得或有讹误，遂据原始文献照片重新辨读文字，藉助网路强大功能广泛网罗资料，并做了音韵、时间、真伪等多方面的考据工作，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用一农先生自谦的话来说，就是“不至于让这一段渔樵闲话继续以讹传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被作者评价为“语多逾格”的书写方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黄一农教授非正统史学研究出身，因而在写作体例及风格上，不拘泥陈式，做出了许多新鲜活泼的创新。台湾中研院的祝平一将这一精心营造的风格归纳为对“视觉性”的强调，颇是吊诡。全书附录图表凡四十四种，包括世系家谱十五例，若干历史背景介绍以及作者治史心得。尽管枝蔓太多，难免芜杂，作者对研究过程中学科方法的探讨，和深入历史时内心情感的抒发，使读者在故纸堆里看见了一位活泼泼的史学家。从“有情感的历史”到“有情感的历史书”，难怪一农先生的著作在台湾出版时，曾引发了一书难求的盛况。
  　　
  　　黄一农教授在《两头蛇》的序言里，十分坦率地表达了对目前史学界大量存在的重复研究现象的针砭，并恳切提出“E-考据学”这个术语，号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缩减资料查找的时间而在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上再下功夫。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学，治史当是，它学阙如！
  　　
  　　章可：〈两头蛇的前世今生〉，收入【读品】第十五辑，P.14，Renaissance Team，2006年10月1日发行。
  　　
  　　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58元。
  　　
  　　【读品·李业业】
•   不亏是得自于胡适之先生的台湾代理人傅老板的真传-----你真的是不知所云，
•   既然小女子不懂，就切莫胡乱思索，您又何曾见到有几个博士在类似于非诚勿扰这样的电视相亲节目中成功过的？非圈中人，则所有点面无法形成一片。这种沙洲孤岛似的讽刺，其实属于出了孤岛就渴死的那种。
•   是黄仁宇... 麻烦楼主纠正一下。
•   ：）谢谢
•   作者的耶稣会身份?
•   读得仔细啊！
•   “该书9页在谈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活动区域时引用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似乎不合适。”
  愿闻其详!
•   恩，黄一农来我们系做过讲座，从天体物理转行做历史，还是挺有魅力的。。
•   你是厦大的？思明建南芙蓉。。。。啊。。。：）
•   根据黄一农接受广西某大学专访（专访稿后刊载在该大学自然科学版学报上），他是感慨物理天文学竞争太激烈，往往一个重大学术创新五年内就被超越，所以转行投身历史。其实准确说，像黄一农这样的科学史学家们，他们是有别于orthodox historians... 因为这类科学史学家，往往出身自然科学，缺乏史学的正规训练，或说对“历史的关怀”有别于那些orthodox historians.. 不过总而言之，黄一农对国内火器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天文社会学的开创，确实功不可没。
•   余英时说此作“必可传世”，我觉得实在是持平之论。夸张地讲，宁读一本黄一农，不读十本刘小枫也！----哈哈
•   乌托邦适用阿尔都塞的“他者”概念，像个虚构的琉璃球，来回地旋转。
•   这个是我论文的一个注释，抽出来乱发的
•   你一个注释就这么长？
•   写的真不错，赞！
•   这人从天文物理学转型为科技史学，不容易。
•   e-考据在当前本科、研究生中往往在学习中扮演了太多角色。
•   听说过这位奇人。
•   他的背景吸引我
•   惟此书定价高达US＄265，恐将大减其普及性。
  有这样的注释，真是太可爱了，看来还是应该买一本。
•   我们这种行业现在都没有聪明人来了呀
•   黄一农能评上中研院院士，大抵也是他在社会天文学领域的开拓贡献——他并没有像其他科学史专家一样，利用自身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从事“内史”（比如天文学史）研究，而是致力于开拓“外史”（社会史视野下的天文学史研究，探讨社会与天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这也是令大家真正佩服他的一点。故而，只有一本专著（另一本《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则为单纯的论文自选集）的情况下，黄一农照样当选中研院院士。
•   当然，楼主自己戏谑自己的“诛心之论”，其实我也有一个关于黄一农的”诛心想法“。但凡看过他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的，都应该记得其中第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这篇论文里，张嘉凤名列第一，黄一农名列第二。如今黄一农贵为中研院院士，张嘉凤却始终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副教授，黄一农也太不帮携一下老朋友了。要知道，这篇论文，可算是黄一农在这领域的名片耶。
•   黄一农也太不帮携一下老朋友了。要知道，这篇论文，可算是黄一农在这领域的名片耶。-----这哪跟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