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繁華

出版时间：2010-06-02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作者：葉文心  页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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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為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　　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為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　　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為，而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地位，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十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十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作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 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十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 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　　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作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十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　　經理在職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衷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十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 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 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 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内容概要

　　點第一爐香，葉文心細說上海的摩登繁華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作者简介

　　葉文心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主要著作除《上海繁華》，還有《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其他代表性論文有〈進步雜誌與上海小市民〉、〈企業空間、社區時間：上海中國銀行的日常生活〉、〈上海的現代性：一個民國城市的商業與文化〉、〈商業、職業與近代上海商界〉等。王琴　　四川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師從楊念群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性別史，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譯有《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一八六一-一九二八》。劉潤堂　　一九七六年出生，四川旺蒼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側重於晚清政治史。

书籍目录

繁體中文版序導論第一章 唯物觀點的興起第二章 市井與廟堂第三章 都會符號第四章 時間與企業第五章 大家長與小家庭第六章 小市民的故事第七章 從父權到金權結語 再現風華致謝外文參考書目中文參考書目

章节摘录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軍越過長江，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進入了上海。那天成群結隊的人們湧上街頭，成百上千的地下黨員浮上檯面，其中既有職工聯合會的積極分子，也有出版業的活躍人物，他們期盼這一天的到來，已經等候了很長的時間。隨著政權的轉移，上海的上層菁英面臨了一個困難的抉擇。有些人選擇留下。永安公司留了下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也留了下來。有些人選擇出走。銀行的高層主管們有人去了香港或紐約，有人跟隨國民政府去了臺北。　　一九四九年在許多人的生命裡是重要的轉折年代。然而一九四九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是否代表全然的斷裂，在學術研究上近來卻有爭議。有人認為大陸的新中國並不是真正的新中國，在許多制度上事實上承繼了國民政府的未完成任務。有的人則自然認為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給中國帶來了全新的開始。然而就事論事，海峽兩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發展，並非全然沒有互通之處。一九五○年代，國共兩黨各自所面臨的當務之急，都是收拾中國戰亂之後的殘局，積極恢復經濟力量。兩黨在各自的統治範圍之內，也都積極進行社會改造，以便鞏固自己的政權。雙方都在建黨的工作上大事努力。國民黨在戰敗之餘，大力進行黨的改造。共產黨在戰勝之餘，也同樣大力進行黨的改造，以鞏固新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統一。　　然而國共兩黨在經濟策略、市場機制、私有財產等根本問題上卻也存在著巨大的不同。在共產黨政權之下，上海進入一個新的格局。四九年以前的海上繁華曾經是城市的驕傲，四九年以後這些特質成為上海的汙點與政治包袱。社會主義的新政權為上海規劃了新的正面圖景。這個新上海是製造業中心，而不是商業和金融中心；這個新上海的居民是工人，而不是消費者。共產黨政府透過社會主義化運動，廢除了私有財產和市場活動的空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外國資產被凍結或沒收，外國人所辦的學校、企業、醫院逐一被國有化。上海曾經是女性消費文化之都。社會主義之下講究男女平等。女人用不著回到家庭，但是女子在公眾空間出現的時候卻不再女性化。女人跟男人一樣的是公民。在社會主義的統治下。上海的公眾空間一掃昔日的女性化、商業化以及洋化。　　金融家　　一九八○年代末，作家程乃珊開始寫一本名為《金融家》的小說。程乃珊出生並成長於一九五○年代的上海，她是原中國銀行高層主管程慕顥的孫女。程慕顥在共產黨占領上海時去了香港，直到一九八六年程乃珊才第一次見到她的祖父。《金融家》以程慕顥的生活故事為基礎，完成於一九八九年前。這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指導綱領之下，是一九四九年後第一部以金融為正面題材的重要出版物。這本小說的寫作，打破了長期以來對做為負面角色的上海金融家們刻意的遺忘與沉默。　　程乃珊的創作源起於一九八六年。那年中英關於香港的共同聲明已經簽署， 程乃珊得以往訪香港，和病中的祖父有了三個月的相處。小說講述的是一位上海金融家祝景臣，他帶著「中華銀行」和自己的家庭，在抗戰時的上海度過艱困歲月。程乃珊的小說再現了一九四九年前上海上層社會和金融圈的西化社會生活場景。她以戰爭時期的憂患和磨難為背景，把這位資深銀行家重塑為一位開創者和愛國者。這樣的描寫，一反中共文藝一貫對資本家的刻畫。在小說裡，祝景臣做總經理，不僅時時照顧自己的兒女和公司職工，並且照顧同仁及下屬的孤寡。他是愛國者，反對日本人插手銀行事務。他同情員工裡的社會主義者，自己甚至差點加入他們的行列。但他到底是個資本家。總之，祝景臣做為一名金融家，在涉及到錢的問題上他的所作所為幾乎就像是位社會主義者一般先人後己。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革命，他不得不遠走天涯。但在透過小說的描述，我們可以認為他在四十多年的海外放逐之後，悄悄地透過敘述，走回上海的城市記憶。　　現實中的過去　　什麼樣的城市珍惜它的記憶？鴉片戰爭以後的上海一貫求變求新。上海素來不是記憶可以盤垣的場所。上海追求摩登，上海也追求革命。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繁華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個城市都以否定自己的過往來衡量自己的進步。　　《子夜》是茅盾描寫一九三○年代社會現實的重要著作，他把上海描繪成一個眩於「光、熱、力」，轉瞬即逝的物慾世界，市場交易的漩渦把資本家的上海變成一個只有今天的城市。資本主義的現代上海沒有城市記憶也無從表述過往。 二十世紀中期，隨著對革命的讚頌和對封建歷史的揚棄，社會主義的上海對逝去的過往也同樣無從感傷。　　然而這樣的上海，進入九○年代之後，居然開始懷舊。塵封網結的歐式庭院巨廈去了重鎖，紅絲絨的帷幕被拉開，讓陽光折射在大廳裡的水晶燈上。上海租界的舊建築一一被恢復了原貌。各種旅遊指南開始出現，以美好的文字描寫了逝去的場景，彷彿為當年的歌舞樓臺燭光歡笑進行憑弔。學術界組織了研究團隊，著手為上海重寫地方史。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人物傳記、廣告海報、電影劇照、報紙專欄、雜誌文章，甚至時裝配件和飯店裝潢一一出現。這個城市平靜而又明確地喚起了那些曾被壓制和摒棄的革命前記憶。　　這個城市記憶的構築，很難說到底為了什麼。然而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這種對上海史的書寫，有著明顯的功利目的。城市歷史敘事的書寫不僅能豐富對城市未來的憧憬，而且也能支撐其當下行為政策的合法性。　　歷史之用　　一九八○年代，在「四個現代化」的新政策推動下，隨著深圳作為特區對外開放，上海的經濟增長很快落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之後。珠江三角洲由於與香港聯繫緊密而迅速發展，而上海依然停滯不前。在此之前，在中國的計畫經濟體制下，上海數十年來一直扮演著全國主要製造業和工業產品供應商的角色。上海是全國產值最大的來源。中央不願意貿然改變這種長時期發展出來的穩定結構。因為上海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中央對於上海經濟的市場化，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然而，上海當局卻沒有這樣的耐心。他們在一九八五年就提出「上海經濟發展的戰略構想」，並且把提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　　但是地方領導的努力，並沒有立刻得到中央的具體採納。上海的經濟發展，直到一九九○年代，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中重申了經濟開放政策後，才有了真正的變化。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表態，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之後。改革開放政策的確認，激發了上海尋求發展的「第二輪高潮」。當時上海的領導是市委書記江澤民和市長朱鎔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上海大膽地勾劃出這個城市在二十一世紀的圖景，把自己定位成「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上海的發展將是跳躍式的。上海的發展不僅將帶動長江三角洲，同時也將帶動整個長江流域。　　在上海市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的聯合主持下，一個上海研究團隊開始致力於規劃上海的未來發展。他們使用「大」、「快」、「戰略性」做為關鍵字，勾畫出了這個城市在二十一世紀的地位。上海的將來「不僅是中國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這種政策指導意味著上海必須打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參與到由西方七國集團主宰的全球化經濟框架內。報告以一種戰略性的口吻提出，新世紀上海的發展將成為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　　在新的指導方針下，上海重新被定位為「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二十一世紀」。同時，儘管沒有明確表態，上海也努力脫離另一個對立面（也就是中國的內地、一貫封閉與保守的過去）。為了「快速起步」以在「短時間內成為國際經濟的中心城市」，上海在其遠景規畫中，必須以「宏大的眼光規劃城市周邊地區」。上海將從「一個優勢起點」開始，「跨越式地」產生發展的效果。透過對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戰略性集中，上海將「有效地分配其有限的資源，以更好地實現其在目標領域的相對優勢」。　　例如，黃浦江東邊原本是農業縣的浦東，行政上被劃歸為上海直轄市的一部分。浦東的土地代表巨大的資源，應當把它轉換成更為先進的資本，以推進上海實現更大的發展。一九九三年的規畫報告提出了上海將做為大區域建設的中心，其面積相比以前將增加三倍。上海也將採取一種「特殊路徑」，這是建立在「加強對土地的剝離」的基礎上的。上海將出租或租借土地給國際開發商人，以此獲得大量所需的資金，這些資金的流轉，轉而能容許上海推進城市快速進入新世紀。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時期，國務院批准了上海的浦東特區建設計畫。浦東地區地跨長江和錢塘江的入海口，面積包含了清代的三個縣。這個廣大地區成為特區，這裡的土地可以用來換取海外的資金和技術。　　在密集耕作的長江下游地區，所有土地都已經住滿了人。一個地方戰略意義越高，土地上所承載的人口就越多。如果這些土地需要被收取做為外資發展之用，這些土地上原有的人口就必須得到安置。換言之，跨世紀上海發展的戰略如果要成為現實，那麼必然會有一些「社會問題」需要解決。　　在這一背景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市委宣傳部的規畫師著手開始工作。他們於一九九五年提出十個方面的問題：人口構成、社會安全、收入分配、城市社區、青年問題、環境保護、居住問題、安置問題、犯罪問題和宗教問題，這些問題都亟需解決。調查者並不意外地發現，新中國成立四十年來，社會主義並沒能有效提高城市的生活水準，而且一些主要的市政設施—汙水處理、自來水、供暖、電力和公共交通—還依然是革命前的樣子。住家和交通極為壅塞。在這個城市的某些區域，每個居民平均只擁有一坪的生活空間。城市主要的居住區域—黃浦、盧灣和徐家匯—因為人口發展使得家庭中幾代人共居一處，愈發顯得不堪重負。總之，上海老城區由於解放後人口不斷增加，房屋居住條件不但沒有改善而且形成嚴重擁擠，都市規畫已經完全陷入困頓。　　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為外部投資者和他們的發展資本騰出空間，上海把原來市區的居民搬遷，讓他們遷到城郊去。這樣產生的後果和影響無疑是廣泛而深遠的。例如，這意味著傳統單位體制被打破，幾十年來單位為職工在工作場所附近提供住房的局面被改變；這也意味著要遷移或者關閉上海的國營工廠以此減少汙染，並為商業企業提供好的地段。這意味著城市的徹底重建，從工業中心轉變為商業和金融中心，工廠和工人被商業中心、餐廳、辦公樓、酒店、商廈、外僑公寓、公共交通、商業雇員、有時甚至是藝術家聚居地和外來攝影棚所取代。總之，這一切意味著建設一種依靠外資的外向型消費經濟，重塑這個以工業生產、以內銷為主的社會主義城市。這種轉變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挑戰不亞於經濟層面上的規模和大膽程度。經濟發展大有可能生產出社會矛盾。上海官方並非對此全無所知。在政府隱晦的表述中，新世紀的上海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個都市實現了國際化與資本化，但是卻又並沒有違背社會主義的原則。　　這個大幅外向的快速發展計畫聚集了很多政府高層官員和來自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其中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國際法律、金融、科學、城市規畫、教育、社會心理學、人口統計學、環境研究、建築學等等各領域。隨著規畫師、建築師、會計師、律師、專案管理人、承包商等準備就緒，上海的歷史學家們也集結待命，準備為城市現代化計畫貢獻一些力量，為支持這樣的巨變而鼓動喉舌。　　接下來的十幾年來，歷史學家筆耕不輟，大量相關的書籍和雜誌堆滿了圖書館的書架。冒著過於簡化的危險，歷史學家透過對上海近代歷史的描述，指出上海的歷史如果不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一部獨特的上海傳奇。由此他們拋開了傳統的、革命的觀念，重塑了這個城市的城市認同。他們有意或無心地提供了很多關鍵的歷史理由，來支援一九九○年代這個城市的新戰略定位。　　由於歷史經常扮演著意識形態附庸的角色，一九九○年代上海的歷史學家承擔了一種至關重要且微妙的任務。總體來說，他們堅定地執行著源自於正統社會主義學派的敘事風格。但透過從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民族背叛和共產主義殉道者上轉移注意力，他們描繪了一幅關於上海歷史的新圖景，一個生活富足、財富和健康穩步提高的中產階層城市在他們筆下顯現。婦女、商人、外國人和藝人，取代了工人、烈士、地下黨員、激進知識分子、愛國志士等曾經占據歷史舞臺的主要人物，成為新的歷史敘事的描寫對象。具有創新思維的歷史學家不再沉迷於批判資本主義下不公義的「社會生產關係」，而是記錄了隨著城市現代化而出現「生產模式」的科學和技術進步。各種領域的發展成就被展現出來，包括印刷、出版、新聞、教育、建築、時裝、戲劇、人民團體、地方自治組織、風俗改革、家庭生活、婦女地位、移民治理、商業化、商業管理、烹飪、廣告等等。　　在外國勢力的管治下，上海因其霓虹閃爍、生活舒適、文化多樣和複雜世故，長期以來宣稱自己是「東方巴黎」。在一九九○年代中國歷史的表述中，上海重新散發魅力。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魅力。根據新一代歷史家的觀點，創造一九四九年前的上海風格的，既不是殖民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者，反而是居住在石庫門裡的小市民。用上海社科院院長張仲禮的話說：「底線是：上海是中國的，上海是上海的。上海的成長是上海人受西方啟發而不斷創新的結果。」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上海就是一個移民城市，長江下游各地的人紛紛匯聚於此。這些個體用他們的勤勞和智慧把這個城市變成了一個魅力之城。上海是中國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中國人民的辛勞基礎上，並不是等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後，上海才變成了中國的。　　對共產主義前上海歷史的改寫，重構了城市發展譜系，為後毛澤東時期面向世界的開放政策提供了本土化的依據。上海近代歷史不僅為新世紀城市規畫者們遠大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有力證據，而且確保了生活在弄堂中的人們對當年繁盛的自然所有權。從上海來看，中國將來發展的日程，也是這個城市曾經實現的日程。毫無疑問，除了上海，沒有其他地方能夠更自信和更有準備地帶領中國「跨越式發展」邁進新世紀。　　一九九○年代中期，上海的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只在亞洲金融風暴一九九七年夏天到達時，建設的速度才慢下來，這次金融風暴困住了從香港到南亞的大量海外資金。同時，「舊上海」的吸引力還在繼續。懷舊情緒蔓延在這個城市，同時居民也在適應道路兩旁看板林立的新面貌，看板上描繪的幸福生活是由拿破崙干邑白蘭地那樣的高級商品來定義的。　　王安憶的《長恨歌》獲得了一九九五年的茅盾文學獎，這部著作講述了一個前「上海小姐」的故事，她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上海弄堂裡過著默默無聞的日子。18這位當年選美勝出的「上海小姐」相當有人緣，她的纖柔可以打動朋友和仇人。她的女性氣質和溫婉觸角令人覺得她的所到之處，周邊為之一亮。解放前，她曾穿過新娘禮服出現在照相館；她也以優雅美女的形象出現在宴會舞臺上。這些經歷讓她仿佛「身後有綽約的光與色，海市蜃樓一般」，她能令人眼前一亮，即使穿著著簡單的灰色毛裝在共產主義的貧乏黑暗日子裡也是一樣。　　這個女人具有將平淡轉變成美妙的天賦，但卻沒有將這種天賦遺傳給她出生和生活在新政權下的女兒。和從舊社會倖存下來的母親不一樣，女兒是社會主義中國長大的孩子，她生活在一個唯物的世界裡，她並不關心自己的教養與出身。這個過時的「上海小姐」最後在故事中死去。她所占用的空間與資產被新起的一代無情地奪取。唯物觀點之下成長的女兒只能想到自己的物質追求與消費滿足。　　上海弄堂生活的對歷史關鍵時刻的追索，無非是透過褪色的照片和發黃的新聞紙。上海租界曾有風情萬般的林蔭大道、高樓華廈、熱鬧商舖以及美麗貴婦。華燈初上，各處通明閃爍，租界所最搶眼的莫過於它的通衢與高樓。然而當黑暗過去，晨曦初上，租界的燈火便會暗淡。《長恨歌》表述，當朝陽揭起城市的暗夜面紗，「美麗的線突顯出來??弄堂房屋頂上是雕花窗戶。」王安憶所講述的，不是資本家巨富的上海，而是隨著晨曦亮起、燈光熄滅之後的弄堂上海以及其中的美麗線條。　　相比於改變城市空間的玻璃帷幕和摩天大樓，一九九○年代上海的懷舊情緒讓擁擠的弄堂和喧鬧的院落顯得很浪漫，然而這些弄堂和院落最終注定要在推土機轟鳴中土崩瓦解。《長恨歌》品味著壓抑的過往所散發出來的色慾和好奇、閑言與蜚語。它以一種新式的故事描寫這個城市的傳奇，以肥皂劇般的光彩，使得封閉的歲月裡上海弄堂的全部面貌熠熠生輝。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六年間，隨著香港和南亞大量資金的湧入，兩千多座高樓大廈在上海拔地而起。這些建築主要位於黃浦江一側，聳立在以前的租界地域和浦東的不毛之地，把上海變成了一個高樓錯落的水泥叢林。最明顯的是，這些建築使外灘風景如畫的殖民大廈也相形見絀，而它們曾是上海現代化的標誌。除了具備一個欣欣向榮亞洲城市的通常特點—一座電視塔、許多餐飲和購物區、一個大國際機場、高速公路、新地鐵線、濱江公園、一個深水港—今天的上海還建設了新的市民中心和高速磁懸浮列車，有世界級的藝術博物館和新潮的劇院。這裡有大量讓城市充滿活力的博物館、商場和餐館，此外還有很多散布於城市中心的公園和綠地。　　英雄悲劇式的革命　　隨著新上海聳立於黃浦江東岸，又一個生活於舊上海的人物回來了。這個人是顧准，他是一位會計師、自學而成的社會主義者、中共的老黨員（見第七章）。顧准全集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出版，包括顧准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文集，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保存下來的日記，審訊時自我檢查的陳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康德、盧梭、費爾巴哈、凱恩斯、李維史陀和羅斯托著作的筆記。除此之外，顧准的生活故事被寫成一部激情的自傳（《拆下肋骨當火把—顧准全傳》），書中顧准被描述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廣施善財中成為一個為了社會主義正義而戰的鬥士。　　一九四一年離開上海後，顧准向北前進。他穿過蘇北的共產黨根據地來到延安。他的經歷和專長使他在周圍農村出身的同志中顯得與眾不同。一九四九年，他以一名經濟學家的身分回到上海，並成為華東軍事委員會的一員。顧准在軍事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接管上海的財政部門。　　然而，顧准的厄運很快降臨。他的黨內領導發現他傲慢且固執，一九五二年他在政府的職務突然被解除，被派到一個經濟研究所任職，在這裡他曾發表文章反對史達林關於共產主義商業理論的觀點。他兩次被打成右派。然而，他沒有放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他忍受著離婚和前妻自殺的痛苦。他的孩子揭發他，即使在他臨終前也拒不見他。一九七四年，他死於癌症，照料他的是一些老黨員和政治經濟學家，他們和他是上海地下工作時期的同志。除了沒有發表的手稿外，顧准沒有留下任何遺產。　　從反對那種意味著自由市場的自由化經濟背景來說，顧准這個故事的教導意義顯然足夠了。這是一個從一九三○年代再度復興的人物，他熟悉中產階層的舒適生活，卻放棄了一切去追求難以實現的理想，那是他始終堅信的公平社會，但最後他卻在孤寂中辭世。他活下來的同事為了在一九九○年代出版他的回憶錄而奮鬥，同時新一代的城市規畫師、政府經濟學家、工程師、政府官員和海外投資者們卻在迫不及待地忙著拆毀顧准的家鄉，目的是為了建立他們希望中世界最耀眼城市。　　上海在二十一世紀初再次奪得中國魅力之都和成熟之都的地位。在能幹的官員和外資的共同作用下，上海又恢復了商業文化的繁榮，並形成一幅迷人的圖景，而對發展持續不斷的追求也造就了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　　由於未來之路被清晰地勾勒出來，來自過去的聲音也相應地逐步凸顯，雖然也有些不太確定。對於一個一百多年來不怎麼關心自己歷史的城市來說，上海在一九九○年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變得具有歷史記憶。各式各樣的人物被重新提及並在城市的集體記憶中找尋自己的位置。　　一位流亡的銀行家從香港回來，這被稱讚為超越政治分歧的一次家庭團圓，一次跨代的關係修補。關於香港是上海的城市意識在另一個地域擴張的論斷，使得上海可以獲得一種血緣，也開拓出新的譜系。另一方面，革命家顧准的傳記強烈提醒著一種相反的城市敘述，城市的誕生也可以歸因於社會力量和英勇個人的思想動力，這些個體具有理想主義和順應時代潮流的特徵。烈士的這些新故事意味著，顧准以及和他同時代的人催生了一種新的城市圖景，賦予了上海這個城市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　　當然，上海是靠著移民而繁榮起來的。城市在歷史中形成的認同總是會涉及某種建築因素，在其中往往可以是所謂體驗到「家」的感覺。一九九○年，那些定居於上海幾十年的人喜歡宣稱上海是自己的家鄉。大量石庫門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長恨歌》，提及了生活在擁擠弄堂屋簷下人們，流言蜚語和感情糾葛交織而成的網絡最終產生了強烈的社區感和歸屬感。　　「老上海人」扎根這個城市幾十年了，喜歡上海著名的湯包，堅持他們充滿舒適和情趣的日常生活。同時，「新上海人」逐漸增多，到二十世紀末估計超過了五十萬，開始讓人們意識到他們的存在。與傳統的移民和來自鄉村的移居工人不一樣，這些來自香港、臺灣、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城市居民，是隨著資本流動而來。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商場、店鋪、餐廳、娛樂場所、辦公樓、公寓、飯店和酒吧的開發商和股東，其他人則是富裕的退休人員、高薪管理人員、技術顧問，甚至是活躍的慈善家。這些跨國居民推動著上海向快節奏多重特性的大都市邁進。那些黑暗潮濕、斑駁擁擠的舊建築被拆除，擁有空調、自來水、沖水廁所和燈光的新的高層建築拔地而起。「新」「舊」上海人圍繞著什麼是「家」展開爭論：家是一種在文學作品中被盛讚的老社區？還是一種玻璃幕牆和大理石的昂貴建築？無論如何，家不只是私人住宅的體現，也是獲取空間內自由支配權力的體現。　　「家庭」和「出生」都是不斷變動的。那麼，在上海苦苦追尋的現代性中，歷史的位置又是什麼？這座於一九二一年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城市，在二十世紀末關注自己的過去時應該站在哪兒呢？　　在某種程度上，歷史—或者被銘刻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歷史」—已經和這個在與世界接軌過程中不斷追求物質發展高峰的上海，不再有多少關聯。我們應該感謝上海的歷史學家，是他們將這個城市從長期以來的歷史敘事中解放出來，這種歷史敘事始終站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二元對立角度。從歷史的負擔中解脫後，上海快樂地達到了一種幾乎「失重」狀態。這兒不再有反對資本主義或者殖民主義罪惡的強制性譴責。取而代之的，任何有益於上海物質發展的事物都擁有必然的道德正當和歷史正確。　　同時，這種「輕鬆感」也在公共話語中為一些多樣化的少數敘事提供一個空間。這些零散性的敘事主要是一些歷史親歷者的對過去的體驗和回憶。所有人都競相爭取在城市記憶中獲得一個位置。最終，所有人都問這個問題：誰擁有上海並有權發出上海的聲音？　　如果我們聽到的、說出的或者不說的一切讓我們或多或少想起了一個世紀的過往，那麼，我們怎麼知道我們進入了上海或者中國現代的一個劃時代時刻呢？　　鴉片戰爭後，上海的百年發展在一種特定的話語框架中獲得了其重要性。這個城市也因此在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大歷史背景中獲得了特殊的地位。一九九○年代，當上海當局和學者開始籌畫和推動這個城市成為東亞的龍頭，這段歷史的敘述卻被工具化。同時在全球化的城市話語結構中，一些相應的轉變開始在發生。城市敘述從近代的強調時間轉型到當代的強調空間。城市記憶變成了上海人面對彼此時的爭議工具。　　換言之，今天的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發展，擺脫了革命史觀的歷史重負。上海不再有大歷史，上海脫離了上海故事在中國革命歷史中被劃定的地位。 上海的小民擁有了新的空間，但卻失去了舊的歷史。他們擁有了共同的大上海，而所伴隨的卻是一堆支離的城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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