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楊絳談往事

出版时间：2008/11/10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作者：吳學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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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明眼亮，敏銳勇敢，九十餘載人生故事。錢鍾書夫人、著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楊絳唯一授權的傳記。歷時三年，一部濃縮二十世紀中國文人史的精采傳記！傳主親序，收錄近70張未發表過的錢、楊一家珍貴圖片。本書作者是教育家吳宓之女吳學昭。本書記錄了自楊絳出生至98本書作者為歲的經歷。作者父親為著名學者、教育家吳宓先生，是錢鍾書先生、楊絳先生兩位清華大學時代的老師。今年79歲的吳學昭在退休後，常幫楊絳先生處理事務，兩人經常接觸交流，有時也談論往事、話家常。因此自覺應該將聽得的許多珍貴的史料、動人的故事記下，與所有喜愛楊絳作品的讀者共同分享，遂有此一傳記。儘管楊絳出版過回憶性質的散文集《幹校六記》、《我們仨》和《走到人生邊上》，這些書對楊絳以及其一家三口的往事都有精采的敘述，但對喜愛這些作品和楊絳先生的讀者來說，仍有許多空白與猜測或武斷推論，這些疑問在本書中都有明確的答案。《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不僅是對一個家庭私生活的津津樂道，更是對中國讀書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對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生存空間的關注。

作者简介

吳學昭
（1929～），生於北京，長於上海，北京燕京大學畢業。曾任《中國兒童》主編；《中國少年報》副祕書長，主持編輯業務；新華社、人民日報駐外記者；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久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學者、教育家吳宓先生的女兒。整理註釋有《吳宓自編年譜》、《吳宓日記》、《吳宓日記續篇》、《吳宓詩集》、《吳宓詩話》，著有《吳宓與陳寅恪》。
■傳主簡介
楊絳
（1911～），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1932 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同年兩人至英國留學，1937年轉赴法國。1938年夫婦倆攜女返國，回國後曾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楊絳早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就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後來又出版短篇小說《倒影集》和文學評論《春泥集》，文革後更有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雜寫與雜憶》、《走到人生邊上》等多部作品問世。
作品另外有《楊絳譯文集》、《楊絳作品集》。翻譯有《小癩子》、《堂吉軻德》、《斐多》等作品。

用户评论 (总计35条)

•   　　读《听杨绛讲往事》（吴学昭著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8年11月10日）。
  　　好读、平易，对传主有所美饰，但不算离谱。以杨绛、钱钟书之高人之学识，应该是配得上。应该还能写得更好，但作者是吴宓之女，又是传主自认“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也算弥足珍贵。
  　　本传几乎是沿着时间顺流而下，出版时传主已98岁，现在103岁（虚岁），而我们仨只剩下她老人家“打扫战场”，人生也就如此，冰清玉洁，才高八斗，也斗不过时间老人。
  　　寿则辱，那是另外时代。钱杨在绞肉机时代，能够完身而退，一方面不是宁折不弯，识相（要是黑板报也只能如此）；一方面还有一些贵人时不时拉一把；另外，毛公选集高翻，也有助益。也许，《管锥篇 》也是如此时代之产物。否则，是否有新的《围城》，也未可知也。
  　　敝系主任郑朝宗把钱学发扬光大，不是没有来由。同出清华之门，而毕业后十年由钱推荐英伦深造。不说滴水涌泉 ，力所能及，正当其时，也为囊萤添光也。
  　　有时评把吴学昭说得很不堪，其实未必。至于改名和照顾吴宓不周，说到底还是时代和环境之错。作为外人，深究未免太超过。
  　　
  　　钞书——
  　　
  　　杨绛在《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引了英国诗人蓝德（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的四行短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使得广大喜爱杨绛的读者，看了心里酸酸的，默默地为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祈祷。
  　　蓝德此诗的前两行是：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Art.
  　　
  　　杨先生译为：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P323-324
  　　
•   　　 一位好的男人与一位好的女人遇见，才能产生好的爱情，繁衍出细水的亲情。
  　　 相继读了《听杨绛谈往事》和《我们仨》，有别于杨先生的其他散文与小说，这两本书向我展示的是一位亲近的杨先生。没有造作，没有凭空想象，有的只是她与钱先生的爱情，与钱媛的母女情。
  　　 老两口从年轻独身到我们仨，再到最后的各自失散，每一次相聚与离别其实都会让她高兴与难过，然而她最终都抛弃了这些情绪，坚强的尽完作为一位妻子、母亲、女人的义务。她可以放下自己大小姐的身份，为钱先生下厨、守夜，可以和街坊邻居的文盲大妈们打成一片，她读过许多书却从不爱卖弄文化。当然，她身上还有一股侠气，喜爱伸张正义，该说话的时候绝不闭口，不该说话的时候绝不张嘴。
  　　 一位女人，用她特有的温柔去服侍她的家庭；在家庭离散后，她又用最坚强的心，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
  　　 “圆圆和钟书的离去，对杨绛来说，不止是人天两隔的永别；而是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种精神和身体、心理和生理交织的伤痛，非个中人很难体会，是无法承受，也无法治疗的，唯一的办法，只有逃。”
  　　 “钟书藏书不多，我在家藏的几柜子书里寻寻觅觅，找可以得到安慰的书，可以知道我的书，尤其要找一本可以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把自己忘掉。忘掉自己，就是逃避。”
  　　 杨先生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我尽的责任。”
  　　 你看，她到最后还没有放开她的责任心。
•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749582/摘录
  　　《吴宓日记续编》己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在3月份印行了，但仅限于口口相传，市面上并没有大规模宣传。部分发行商认为这套日记的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等研究机构，因为吴宓日记续编涉及的年份是1949-1974，这不可避免涉及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当时大环境的描写。吴宓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出版的这套日记则保留了所有的内容没有增删，这总会有一些当政者不愿意看到的字眼。充斥谎言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今天的异象我们反而见怪不怪，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收藏一本列于禁书名单的书籍，因此会有不少作家愿意自己的书被禁掉的怪事出现，这似乎很讽刺，因为书被禁了以后，销量会更多。
  　　　　
  　　　　中国自古就有记日记这个传统，春秋就有《论语》这样的口述记录，而自唐以下，宋元明清几朝，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笔记，中华书局就曾择要出版了好几个系列，这些可算是记日记者的先驱，时至近现代写日记的人更比比皆是，其中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名人更是多不胜数。近代最有名的无疑是“晚清四大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出于各人偏好不同，评价非常多元，但《越缦堂日记》的名声总会稍著一些。此外有名的则如郭嵩焘的《使西纪行》是出使欧洲时写的，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记》则历经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也很重要，它记载了晚清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的见行……
  　　　　
  　　　　现代人物当中，记日记的就更多了，除了叶公超这样不记日记的人外，其它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连蒋介石也曾记过一些日记。在目前出版的日记中，被研究最多的无疑是胡适的日记。2001年由曹伯言整理成《胡适日记全编》八大册，但此全编却不全，因为以胡适对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在日记中没有体现的。但无论如何，曹伯言先生整理之功非比寻常，令人尊敬。
  　　　　
  　　　　而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为晚年境遇艰难而卖给鲁迅博物馆，因此能被大象出版社影印成三卷本。因为不是排印本，读起来很是费劲，后半部分目前可能还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手中，香港的鲍耀明在整理与周作人的通信时曾向丰一借过。鲁迅的日记则整合在全集中，但相比之下，鲁迅日记的篇幅甚少，并且以流水账为主，偶尔会有“濯足”这样的典故让人琢磨。吴虞的日记也早由四川的出版社印出来，吴虞一生多变，早年反叛父亲，晚年他的子女也反叛他，让人发叹。
  　　　　
  　　　　而篇幅较长的日记当属吴宓和竺可桢二人所记，可巧两人还是准同窗。据竺可桢全集的整理者樊洪业考证，竺可桢最早应该从1913年开始记日记，但经过东南大学的一次火灾和抗战转移中遗失两次劫难，目前仅留存1936年到1974年这部分，但这己经有1000万字之巨。早先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曾出版过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其后所有日记原稿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主要由樊洪业负责整理。或许是国内外的通病，往往占有史料本身就意味着占了学术研究的先机，因此竺可桢日记也没有面向公众，只能等着樊编整完毕才能让其他研究人员窥得全貌。自1993年移交日记到现在，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也停顿了十年多，而去年刘海军著得《束星北档案》的时候，樊洪业又可以借竺可桢日记之独有，反驳书中的部分观点。幸好《竺可桢全集》正由与中科院关系甚深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次第印行，其中就包括13卷的竺可桢日记全本。与此同时日记被毁掉的也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著有大篇幅的日记，但建国以后怕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其烧掉，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编，交游广泛，日记如此烧掉，十分可惜。
  　　　　
  　　　　回头再来谈吴宓的日记吧。全部的日记共二套，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印行的前十卷（1910-1948）和2006年新印行的后十卷（1949-1974），都是由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整理的，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吴宓与吴学昭讲起。
  　　　　
  　　　　前辈学人之德往往让人高山仰止，但英雄的儿女并不一定是英雄，吴宓和吴学昭可堪此言，老子英雄儿混蛋的结果更让人感叹吴宓的悲剧。吴宓1916年入清华，1918年入哈佛，这得益于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他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之势，哈佛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影响中国的人物数不胜数，如1920年2月吴宓患病，病床的右面就是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当时，在哈佛留学回国的很多人首先去了东南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梅光迪、郭斌龢等。刚回国不久，吴宓便参与《学衡》杂志的组建，在中华书局发行。这个杂志当时被认为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如胡先骕就曾撰文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吴宓生性比较保守，最起码，他认为文化变革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在他的日记中，不只一次的反感《学衡》刊登胡适的诗文。
  　　　　
  　　　　而吴学昭和他父亲的观点则很不相同，虽然吴学昭是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毕业，但建国前期她转而信服共产主义，《吴宓日记》第十卷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要直接去做政治工作。加之从吴学昭后来的行径佐证，她也没有十分信仰共产主义，“投机分子”的嫌疑似乎很难洗刷。吴学昭与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大半时间自称“萧光”，这有多方面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是吴宓而立之年的抛妻弃女。吴宓的第一任妻子是他28岁时娶的陈心一，次年即生大女儿吴学淑，在老三吴学昭周岁的时候，陈心一和吴宓离婚，因为吴宓一直都喜欢一个叫“彦”的女人（后详述）。吴学昭在建国后加入***，参加共青团的革命工作，更到中共西南局工作，萧光在动乱年代的“行为”知晓的人是颇多的，因此她在文革恢复本名的时候曾试图掩盖萧光这个名字。
  　　　　
  　　　　无疑吴宓坚守的东西是与吴学昭信仰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身为党员的吴学昭自然也不会客气，领导般地对她父亲进行训话，吴宓只能颔首垂听。幸好父女见面次数并不多，用小时就可以数得清楚。更广为人知的是，吴学昭是著名***员、建国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续弦，蒋南翔是老党员了，早年曾是韦君宜等人的上司，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时吴宓的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来照顾她们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也拒赴，这时己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学昭的行为和顾准子女是一模一样。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但他们并没有满足顾，随后顾准含恨而亡。恰恰顾准死后成名时，顾准的儿女返回来要和陈敏之等人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等等，自然吴学昭也不例外。才几年功夫，当民国人物热门起来的时候，吴宓这样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逐渐进入公众视角，作为吴宓遗产的继承人，吴学昭自然垄断了大量吴宓的资料，不仅如此，从1992年及1997年底至1999年初吴学昭曾和几个研究吴宓的学者产生过节。其一是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其二是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惹起吴学昭的怒火，因为此前她己经警告过张不准写吴宓，事后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对张讨伐外，还准备对簿公堂，这段公案至今未了。1997年至1999年重庆的《红岩》曾经连续报道过这些事情的前后经过。同样的遭遇还有研究过胡适等人、2000年写下《吴宓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沈卫威。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心寒，就这么一个搞政工出身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再加之钱钟书是吴宓的学生，而吴学昭和钱家自然关系深厚，互相吹捧，钱钟书被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吴学昭也配合杨绛回忆钱媛，博闻强识等语谄媚之极。陈寅恪生前和吴宓交好，陈的子女又托吴学昭著得《陈寅恪与吴宓》，当下吴学昭俨然己成吴宓研究的专家，思之她与吴宓曾经的关系，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更觉吴宓身后之不幸。
  　　　　
  　　　　吴宓日记面世，读者最关心是该日记是否保存原貌，一来吴学昭让人不放心，二来当政者的态度也是影响因素。在前半生日记中，省略号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尤其是靠后的几卷省略号随处可见。而后半生的日记中吴学昭的名字出现的很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另外，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认为：吴宓在1951年、1955年曾修改过日记，或者销毁，或者重改替换。但总体来说，即使是稍有改动，己出版的吴宓日记可以参考的价值也是相当大的，如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日记续编第三卷第153页）。这样刺骨的字眼都可以出现，那么可以相信即有所删，也不会太多。
  　　　　
  　　　　我读近人日记，往往注重是花边韵事，或者是我无聊之兴，但我往往是想从这些事揣摩出日记主人真正的个性来，如余英时等人尚且在胡适日记中考证胡适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曾有外遇，何论吾等后辈？鲁迅曾说，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就是为了身后发表的，所以在日记中也带着一副面具，但胡适也并没有全篇这样，他就曾在日记里失态，大骂李石曾和吴稚晖。相比之下，吴宓更是真性情之人，日记中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流水账的叙述很少，或感叹、或议论褒贬而又胸无城府，表现的极为真实，这是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极为不同的。同时吴宓比较文学出身，日记行文优美，语意七分，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
  　　　　
  　　　　毛彦文是我读吴宓日记后第一个关注的人，可以说，这也是吴宓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之人。在吴宓前半生的日记中，从第四卷开始“彦”的称号就处处可见。吴宓和毛彦文关系复杂，互为媒人，而后吴宓爱上了彦，这导致了吴宓一生的痛苦，因为彦并不喜欢他。这在沈卫威的《吴宓传》有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叙述一二原始材料，以小见大，窥视吴宓的性格。
  　　　　
  　　　　1919年10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昨接爹谕，陈女（陈心一）之事，亦命即允诺……”，他十分苦恼，但他通过好朋友朱君毅的女朋友、也是陈心一的同学彦来了解陈心一的情况。10月18日，彦复函，19日，吴宓就决计允诺，其后更认为陈心一的来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虽1920年初仍有反复，但最终于8月23日结婚。但正是这种反复，使得陈与吴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前好友朱君毅经常主动给吴宓看他和彦的往来书信，从那字里行间吴宓己经渐渐喜欢上了彦。这种喜欢是刻骨铭心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朱、毛因近亲结婚而解除婚约后开始追求彦，并且在1929年9月 12日与心一离婚。这些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吴宓自谓“感情多而思想杂”，此段时间的日记中不断的自责、怨悔复又萌发希望。
  　　　　
  　　　　但彦是不可能接受吴宓的追求的，除开他们复杂的朋友关系，彦更是胡适的信徒，是和陈衡哲一样的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和公益事业，而吴宓虽然留美，本质上却是一个旧派文人，写旧体诗，其1920年4月28日的日记更写到“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他能喜欢上彦就己经是一个奇迹，而彦喜欢他则更是不可能。1935年2月9日彦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彻底失去希望，1936年7月4日，“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而复好友张敬信函时云，“世人犹责宓负心一而又负及彦，与心一仳离，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决迟早自杀。”
  　　　　
  　　　　但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31日吴宓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己醒浮生梦 ’。”随后吴宓再次开始追求彦，但无论吴宓怎么表白，彦不再回信，此后亦未嫁人。吴宓到处寻问彦的信息，1941年2月4日记，“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诚之意，让人感叹，而郭斌龢、志岳等好友则希望吴宓和陈心一复合，但吴宓复函“历述宓不受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宓慰助，且苦宓实甚。”此时浙大相邀执教，因为竺可桢、胡刚复、梅光迪等同窗都在浙大，更因他想离开旧地，几欲成行，己经荐钱钟书任浙大外文系主任，自往为教授，并作诗《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叶落归根十五年，藏舟负壑土亦迁。忏情久自哀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呴沫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假车旅伴同高谊，回首昆明一泫然。”浓浓情伤之语遍布全诗，“忏情”一词再现，可见彦之一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然而，陆逵等人反对吴宓去浙大，并历述浙大内部文理相争的内幕，指出是郭斌龢和费巩等人为了让文学院可以抗衡理学院的侵略，才邀吴宓去的，如此反复劝说，吴宓最终未能成行。
  　　　　
  　　　　同吴宓遭遇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只是林徽因才貌远高过彦，但最终男主角的结局都是十分黯淡的。反而来看竺可桢，1920年，宓见证了竺订婚结婚的全程。在《吴宓自编年谱》他回忆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竺、张之婚何只圆满，竺可桢的功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张家的政治实力也为竺可桢治理浙大添了一把力，浙大更在西迁中筚路蓝缕，七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名校。而也是在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张侠魂去世，同去的还有儿子竺衡，竺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
  　　　　
  　　　　遥想当年，陈心一也得“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非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的评价，如果就此安稳，吴宓一生难道不也会很美满吗？岂知吴宓以保守学者的面貌示人，反而会喜欢彦这样追求新潮的女性，很多人大叫奇怪。但仔细说来也不是很怪，毕竟吴宓在哈佛受过多年教育，其后30年代又游欧两年，欧风美雨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别的不仅仅是为学理念，更是品行。吴宓虽然和梅光迪学术观点相似，但梅光迪好逸乐、重虚荣、讲排扬，加之其它原因，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去东北大学。其后在1925年吴宓又被请为筹建清华国学院，并任主任，时清华校长允其全权负责此事。最后吴宓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他又特荐陈寅恪，史称“国学院四大导师”。但时间不长，吴宓无法忍受同事的勾心斗角，加之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吴其昌等学生面呈吴宓逼其离职的信函，吴宓在1926年3月11日记，“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而此时他力荐的好友陈寅恪尚因故没有到任，让人振腕。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被以往罢课等学生运动养坏的脾气，以至于连涵养很好的蔡元培也要愤怒地和闹事学生“公开决斗”，胡适日记中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去运动了，唯独周一良在独自学习，而一二•九运动的诸学生或者成为韦君宜这样的年轻干部，或者湮没无闻，而周一良则成了一代名师。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视吴宓的个性：刚性而决绝，单纯而正直。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彦的交往的悲剧何曾不也是因为这个呢？
  　　　　
  　　　　吴宓和陈寅恪骨子里都是一路人，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权谋及政治，所以陈寅恪才会质问周扬，“新华社你管不管？”1971年9月8日，吴宓向陈寅恪最后所在的大学发函，询问陈氏夫妇的近况，不改传统文人习性。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介绍自己则为“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并问陈氏夫妇可“安在人世”，在当时极易授人以柄。但其实陈寅恪夫妇己去世两年。六年半后，吴宓也随老友而去，远在北京尚健在的陈心一对比此一无所知。吴宓一生挂记的毛彦文至今仍然在世。往事如云，旧日湮没，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些书生傲骨的历史回响？
  　　　　
  　　　　吴宓著：《吴宓日记》（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1998年3月、6月两批，214.2元。
  　　　　吴宓著：《吴宓日记续编》（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2006年3月，3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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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文坛十大“不要脸”之吴学昭篇
  　　
  　　第八大不要脸，吴学昭。
  　　
  　　吴学昭是吴宓的女儿，又是蒋南翔的续弦，一个广为读书界所知，最不讲理的假马列老太太。说她是吴宓的女儿，要是放在早些年，管保吴老太会不承认。一来，她周岁刚过，吴宓就抛妻弃子，另追新欢，弄得从未享受过父爱的吴三丫自打懂事起便埋下了对父亲深深的仇恨。二来，吴学昭的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因此更是自觉地站定无产阶级立场，理所当然地要跟那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老爹划清界限。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共产党亲。这三丫尽管没资格和机会让毛主席亲，却抓机会在蒋南翔大老婆之后让老蒋秦了个够。这样，她大半辈子都不与吴宓同姓，而是改姓更名为“萧光”。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而是要直接到去做政治工作。果然，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后更是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还曾到中共西南局机关工作，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吴宓突然值钱，毛主席也早死了，南翔同志也早早见马克思去了，共产党的玩艺也玩不转了，“萧光”同志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立马便也转变了，陡然一变又成了吴宓女儿吴学昭，吴宓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吴宓文稿的当然整理人，吴宓研究当然的最大权威，吴宓研究专利局当然的局长！你想研究吴宓吗？那可得先到萧光同志那里去申请专利转让证明！不然，你可得小心，她是人大法工委的，要叫你身败名裂，外带经济赔偿。萧光同志种种令人恶心的举动，1997年底至1999年初的重庆《红岩》杂志曾给予连续而不客气的揭露，可不知怎么的，这一向强横的老太太居然连大气儿都没敢哼一声！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好：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这不，她被评为了第八大不要脸。
  　　
  　　范旭仑 李洪岩：《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
  　　（有关吴学昭个人的部分）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吴学昭何许人也？
  　　　　
  　　　　《吴宓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是晚心一生一女，拟名学美。”这一“美”女即吴学昭，吴宓第三个孩子。吴学昭还有一个比她小二十六岁的妹妹，殇。吴学昭周岁刚过，吴宓就与陈心一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只出抚养费。吴学昭一生和吴宓接触时间"有限"，而最长的是她作为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那一个来月，却惹得老父“甚气苦”，不读“吾书”，光“每日食”父亲用的补药（注1） 。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吴宓的日记直让人心惊肉跳 ──
  　　　　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
  　　　　芳龄刚满二十的少女居然具有如此这般的远见卓识，眼光准确得可怕！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献身革命事业。江家骏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吴宓三个女儿名，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回忆吴宓先生》180页）　
  　　　　果然为吴学昭言中，天翻地覆“大变革”后的一九五二年，吴宓在那著名的“洗澡”报告《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特别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覆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吴宓识时务，认输了，倾倒于三女"一边"。
  　　　　吴学昭早就和吴宓划清界限，干净彻底，连"吴学昭"也抛弃如破鞋，自改姓易名叫萧光。不久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一九六一年她"因个人问题调出北京城"，给安排到中共西南局机关，甚得重用，名声远扬。萧光之名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文革结束后她恢复吴学昭之名，却试图否认"萧光"的存在。数十年来，虽然与吴宓同处一省，可她与吴宓接触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而每次相聚，她都以坚定的中共党性原则，领导也似地批判训斥父亲的反动、顽固。吴宓呢，也常常把自己颔首垂听的尴尬情景告诉周围的朋友，当年西师人多闻知。
  　　　　后来，吴宓被折磨得腿瘸眼瞎，学校当局与吴学昭三姐妹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接回老家，不几时气绝身亡。吴宓死时，她们当然不在身边，连葬礼也拒赴。
  　　　　长话短说，让我们根据一九九七岁末至一九九九年初重庆《红岩》杂志，复述两桩吴学昭的故事。
  　　　　作为文人和教师，吴宓留下不少未刊稿。一般人与不一般的人都想当然认为，这些遗稿绝对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在大革命岁月，吴宓长期孤苦地生活，却想身后名，把部分手稿交给他亲信的学生周锡光，强调一个原则：“宓什么都可舍弃，但诗稿、日记、文稿绝对不能让萧光染指（注2） "。七十年代初，周锡光曾提到萧光，吴宓捶胸顿足道："萧光只知有党，不知有宓。不要再提她了！不要再提她了！"九十年代初，吴学昭来找周锡光，索要这批文稿，周却拒绝交出。
  　　　　按说，吴宓的遗稿遗物交其家属保存处理，于情于法都是天经地义的，周某人拒不交稿，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况且，据吴学昭说，周锡光是利用"欺诈"手段乘人之危"骗取"了这批文稿的呢！
  　　　　可是，我们在义愤之余，也不免有些疑惑。吴老先生为什么不把手稿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要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周锡光呢？假如他生前把稿子交给女儿，岂不省了这么多罗罗纲？莫非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比不上一个外姓弟子可靠？又据周锡光的领导、同事说，此人为人正派，工作踏实，完全不是油头铁脸的歹人。然而，事关老教授遗稿的拥有，他为什么又一反常态，如此蛮横呢？莫非他在浩劫的环境中保存了先师遗稿，自恃功高而待价而沽？首先发起办纪念吴宓会的是周锡光，莫非也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抑或有什么隐衷？萧光找到周锡光，说：“你知道我在什么部门吗？”言外是说，我是掌操法柄的，擅长"以法治人"、"依法办事"。果然，她动用行政权力打压周锡光，毁坏周的名誉。周锡光不听邪，不怕打，严正声明东西是吴先生亲手赠送给他的，萧光没有权力讨索。他要忠于吴先生，不能背叛他的意志，背叛他的遗嘱。周锡光表示，他并非要独吞吴宓文稿，可以把文稿贡献给真正信得过的研究机构，就是不给萧光。结果，萧光果然到法院把周锡光告了。吴学昭真不愧是全国人大政法委的官员，法律意识就是强。就事情本身讲，这也不失为一件最佳的解决途径：谁是谁非，法庭上见；法律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诉状称："周锡光一九七三年八月到西师来找先父吴宓，声称肃反运动即将到来，速疏散诗稿日记……于是先父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先后几次将大批文稿和讲义、藏书交周锡光拿走。"总之，周某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骗"字，因而"先父当时的民事行为无效"。吴学昭还要求，对周锡光实行"保全"措施，抄检周家。
  　　　　周锡光吓爬下了？他有恃无恐，反而理直气壮。吴宓虽然死了── 死人不会说话，可他的话还留在纸上呀！周锡光是不是一个骗子，稿子是不是吴宓自己愿意交给他的，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就看看吴宓本人怎么说好了。
  　　　　《吴宓八十日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吴宓打开樟木箱子，拿出所存文件，用报纸包成两大包，让周锡光第二天带到成都去，"作为宓身后付托[周锡]光永久保存并传后之文件"（黑点原有）。当时，吴宓希望周锡光多拿走一些，周锡光嫌沉，或许他模糊觉得那些纸张并不是可藏名山的"太史公书"，不愿多带，"只肯携带此区区二包去"，为此，吴宓还直抱怨周"不可倚恃"来着。
  　　　　更较真的是周锡光还拿出了一个"铁证"：吴宓让他"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经法院鉴定，确系吴宓真迹。
  　　　　开庭前一天晚上，吴学昭突然提出撤诉。翌日，法院找周锡光，问他是否要反诉，控告吴学昭的诽谤和诬陷。周锡光思前想后，看在恩师分上，姑且饶她一回罢！
  　　　　一九九二年的一场吴宓文稿之讼就这样结束了。一九九八年夏周锡光在吴宓研讨会上一如既往大声宣告："我要照吴先生意愿办事，不能让吴学昭染指！"（储一天《祭吴宓风波的背后》，《今日名流》一九九九年三月号）一九六三年吴宓给二十岁的周锡光题词："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周锡光果然弗负师望，不辱使命。
  　　　　
  　　　　岁月去堂堂，说话间来到一九九五年，巴蜀一目盲老翁创作家张紫葛谋划写一部以吴宓为题目的作品，拟名叫"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为了得到家属协助，他口授妻子温晓莉给萧光写了一封信，通告了写书之事。张紫葛以为近些年吴学昭到处索求吴宓文稿，想来年老成熟，前嫌尽释，敬爱崇拜她父亲了。 信发未久，张紫葛突然得到萧光电话：
  　　　　你根本不认识吴宓，凭什么写吴宓？你这个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写吴宓？警告你，我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是专搞法律的！吴宓全部日记即将由权威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作的序，李赋宁把关（注3） ！吴宓日记中根本没有你张紫葛三个字！你的书，只要有一条与日记不合，你就身败名裂！　
  　　　　张紫葛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退休教授，通讯处是其妻子单位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的。尽管张紫葛信中写明了家中电话号码，萧光却首先给温的单位（即"走组织路线"）去了电话："你们系里有没有一个教授叫张紫葛？"接电话的是才毕业留校的，答称不知。吴学昭便又一个电话打到张家，大骂："恬不知耻，招摇撞骗，冒充民院教授！太不要脸！"
  　　　　等她骂够了，张紫葛说："你太不冷静了，我在信中只写了通讯处为民院法学系，何曾写过我是民院教授？你看也没看清，就气急败坏骂人。"并提醒她：只有知识产权才有继承权，至于回忆、研究吴宓，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权进行，吴宓的子女不能垄断和干涉。萧光的气焰才稍有收敛。
  　　　　放泼撒野方毕，她又向张打听李源澄的情况，说《吴宓日记》多处记载此人，她以前还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朋友。张紫葛又气又好笑，告诉了她。但她最后仍表示："无论怎样，我不欢迎你写我父亲，不能容忍你写我父亲。"并大言："你说我父亲委托你写他，那么，你拿委托书、拿合同来，我可以允许，并给你提供一切方便。"
  　　　　事情至此，张紫葛意冷心灰，给吴学昭写信说：既然你这么反对，我就收回与出版社的成言，不出此书，好叫你放心。
  　　　　收到此信，吴学昭平和了好些。胜利使人大度，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她给张氏夫妇寄来《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两书，并在扉页题词"晓莉紫葛指正"。信上还说："《自编年谱》为我父亲最后遗作……您们阅后，发现整理不妥之处，切盼一一予以指正……您的《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是否匆匆面世，是您的权利，悉听尊便。我个人意见以慎重为好。"
  　　　　张紫葛的书最终还是写了。钟鸣作了篇长序，抢先发表在深圳《街道》杂志（注4） 。萧光得知后大怒，又来电话秽骂张紫葛：
  　　　　"你给我说不写不出，暗中却在写，准备出。"
  　　　　"你是骗子！把我送给你的书还给我！"
  　　　　"你把我父亲的名字弄在《街道》这种野鸡杂志上，侮辱他！"
  　　　　"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张紫葛只回了她一句："萧光同志，你太不像吴雨僧的女儿了！"
  　　　　"不像就不像，我警告你：不准写我父亲！你没有资格写吴宓！"
  　　　　年轻的温晓莉实在忍不住，字字用力地回敬道："你才最没有资格写你父亲！"
  　　　　吴学昭一听，啪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温晓莉与吴学昭通电话，说：你究竟有什么意见可好好讲，为什么动辄吵架骂人？
  　　　　这次，吴学昭火气低了点儿，针对温说她"最没资格"写吴宓，解释说，不是她要写，是陈寅恪女儿请她写《吴宓与陈寅恪》。
  　　　　接着，她和温晓莉拉起家常来了，说她认识温的父母，在“南翔同志追悼会上见到”温的父亲（注5）。又说她原来在西南局见过温的母亲，夸奖温："不愧是你母亲的好女儿"，"你妈妈要是活着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不知多高兴"，"你为她争了气"。转而语气缓和地对温说："请你劝劝张先生，不要写吴宓，何必自找麻烦，多事。我知道，他过去很是坎坷，吃了许多苦。那些年代挨整的都是好人，可见张先生是个好人嘛…… 写吴宓，研究吴宓，有我们承担！"
  　　　　她还问："张先生写吴宓，手里有无资料？"
  　　　　温答："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他凭什么写呢？"
  　　　　"你父亲最了不起的是道德情操。"
  　　　　吴的回答可谓石破天惊："我告诉你，我父亲的道德最不值得写。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他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为说服温，她举例说，吴宓在土改和镇反中同情被镇压者的子女，"这种立场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吴学昭后来还说，张写书的目的是"发泄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满"！追随者更大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张紫葛反对***、反对社会主义。"（见前引储一天文）《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她给作者加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把吴宓"拔高"了。那书确实抬举了吴宓，但和罪扯得上吗？吴宓"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老实说，我们完全赞同，它不失为吴学昭所说的一句十分难得的公正的话。但"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我们听了却不免哑然失笑了。假如吴宓不是堂吉诃德式样的人物，只有他的"学术"，只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吴某！
  　　　　最后，萧光要求张紫葛保证不写吴宓。她说："我父亲在日记中对张先生评价不好，他坚持写，我就把这段日记公布出来，他只有身败名裂！"而她先前还再三声明，吴宓日记中无"张紫葛"三字呢。好汉不说诳，一九九八年一月号《百年潮》上确实影印了吴宓那节日记。
  　　　　张紫葛拒绝承诺。"反正我要警告你们，书出来我是不客气的！"萧光狠狠地说。
  　　　　书一九九七年三月在广州出版社出版，萧光言出行随，导演了一场讨伐《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文字大战。
  　　　　先是，也就是在一九九五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获成功。吴宓和陈寅恪一辈子最要好，而两书的装帧设计全是黑底白字，借着人们还没有过足"陈寅恪瘾"的当口，许多人压根儿还没有看《心香泪酒祭吴宓》到底写了些什么和怎么个写法，便早已一哄而上，仿佛疯狂的股民一般，抢摊设点，吹擂大作。这证明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文化新闻出版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其实，只要稍微具备一点人文常识，稍稍翻翻，就能感觉到，这本书地地道道是四川人所谓摆"龙门阵"，在昔所谓"野史"、当今所谓"纪实小说"耳，与史传相去老远。
  　　　　吴学昭迅即" 组织围剿"。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文汇报》首先刊出署名"季石"的质疑文（注6）。二十多天后，《文汇读书周报》这个大的小报刊出自称是吴宓学生的唐振常的两个整版的大批判。唐文发表后一个星期，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汇读书周报》又发表"金巍"《关于吴宓的日记》，回击"季石"，替张紫葛辩护。就在同一版面上，赫然载有吴宓三个女儿联署的公开声明："先父吴宓与张紫葛先生素无个人交往。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先父吴宓相交三十八年，纯系杜撰"云云。事实上，在反驳张书的文章中，史实错误也是满目皆是。别有一篇甚有特色的文章，抛出了张紫葛私人档案，则出自政治老人金绍先之手，登在《团结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又见《南学通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发表梁治平《批评的界线》，指出金绍先的作为是违法的。张紫葛就此提起名誉权诉讼，金绍先甚表悔过之意，要求和解私了，并交代"写此文是受了吴学昭的动员"。
  　　　　文攻武卫，两手都要硬。吴学昭就致函广州出版社，声称《心香泪酒祭吴宓》严重损害了吴宓及其家属的名誉，要求作者和出版社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公开认错道歉，停止该书发行，赔偿经济损失。假如不满足其要求，她将诉诸法律。吴学昭还通过"老同志"对出版社施加压力。据说吴学昭在北京声言，广州出版社已答应赔付八至十万元人民币。
  　　　　势均力敌就有好戏看。张紫葛、温晓莉夫妇则表示，他们愿与吴学昭在法庭上周旋，并向出版社发表声明：假如出版社单方面向吴学昭赔款认错，将被视为侵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将向出版社提出诉讼。广州出版社因此陷入了面临被两方告上法庭的尴尬处境。
  　　　　老实说，就凭萧光血管里流的是吴宓的血液这一点，我们就本能地觉得她可亲可爱。吴宓的种种怪异，要不是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我们这些生于末世的还真不知其详呢。我们自得感谢萧光同志。吴宓影象的由高远的暗到浅近的明，吴宓形象的从臃肿的大至干瘪的小，自有她的功劳。但是，上述两则故事使人见得亲切，不仅大大折扣了我们对她预支的纯朴情感，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整个人世人生认识。真知与尝知异，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只能叫我们知道，却无从使人亲身感受。
  　　　　不特此也。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赫然刊登一则"致歉声明"，云：本人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注7），由于不熟悉有关法律，未经吴宓先生家属同意，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注释登方式大量使用了吴先生的作品，并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先生的肖像权。某些内容失实，损害了吴宓先生等人的名誉。为此，团结出版社已对《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本人谨向吴宓先生家属和有关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作者：北塔。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还不到十天，三月二十一日，那张报纸在文教版里出现一则"致歉声明"：沈卫威于。二〇〇〇年十月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其所著《情僧苦行吴宓传》一书。该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宓先生的照片和手迹；作者沈卫威大量引用吴宓先生及其亲属的作品（包括引用而未注明出处）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宓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宓先生的肖像权。该书虚构情节，多处内容失实，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对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出版社已对《情僧苦行吴宓传》封存销毁，停止发行，特和作者向吴宓先生亲属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作者：沈卫威　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一个月后，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又刊登出"致歉声明"：本社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出版的李继凯、刘瑞春所编《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征得季羡林、周辅成、周国平、乐黛云、齐家莹等先生及王泯源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他们的作品。以上行为侵犯了吴先生的肖像权和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该二书所收入的某些内容捏造失实，歪曲历史，使用了侮辱性的文字，进行人身攻击，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及其亲属和方敬、张东晓等先生名誉，为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本社除已对《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与该书编者向所有受到著作权侵犯和名誉损害、精神伤害的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者李继凯、刘瑞春。
  　　　　这里面的一个主题三桩故事且待下回分解罢。
  　　　　
•   　　刚刚看完《听杨绛谈往事》，遗憾的是，快要看完才想起记读书笔记。书中引经据典佳句颇多，无法一一记下。这算是我看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作品，想起之前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杨与齐的生活历程虽大大不同，一个治学内地一个定居台湾，但同经历战乱中颠沛流离，对西南联大的记忆也描述生动。
  　　 我往往由一本书开始，萌生了看相应书籍的想法。之前好几次拿起《围城》，因自身见解原因没有读下去，如今看完这本书，对《围城》萌发了极大的兴趣，幸好桌上就摆着一本。还有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已经订购，不日便可到货，这是杨绛先生在九十二岁时写出来的书。
  　　 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钱杨二人都真正做到了不为外物所动，对于功名的淡泊无人能及。那种抓紧分秒治学的态度令我汗颜，我将大把的时间耗费在许多不知所谓的事情上，静不下来读一本好书。
  　　 能在这样万分浮躁和迷茫的时期读到这样一本书，真是我的幸运。
  　　 杨绛先生在四十七岁高龄的时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三年后能够阅读西语著作。她倾心翻译的《堂吉诃德》在国内外反响巨大，更是被作为国礼送给来中国访问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我几个月前一时兴起开始学西语，学了一期便打了退堂鼓，不再继续，与九十多岁高龄仍在写书的杨先生相比，我的时光实在太廉价。
  　　 兴致好的时候编几篇没有意义的小说，看空间不断增长的访问者心里有小小的满足。后来渐渐疲怠，连小说也懒得编，留下几篇未完待续的残本在空间，开始还有人问什么时候更新，时间久了，大家渐渐忘却，我便心安理得地放下了。
  　　 经历十年文革动乱，大大小小的“洗澡”、游行、批斗，钱老和杨老依旧心态乐观，也只有宽容至此，才能写出《干校六记》来吧 。对于自身荣辱，他们看得太轻太轻。
  　　 我无意将这篇读书笔记写成赞歌，也深有自知之明。实在钦佩钱杨的治学态度和处事之道。
  　　 那始于清华园的初见奠定了 两人相守大半个世纪的情缘，不能不说是冥冥中的定数。极至老年，钱先生怕杨先他而去，充满忧患，杨则尽力保全自己，“夫在前，妻在后”，女照顾男总要好一些。因为爱到深处，舍不得你一个人留在世上忍受凄苦。
  　　 在爱女钱瑷去世一年后，钱先生离世。
  　　 杨绛在这前后的沉痛打击下表现得相当平静，按钱先生遗愿，简单了却了身后事。
  　　 《我们仨》只剩杨先生一人，处处是回忆，真正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在这个世上耕耘近一个世纪的老人 ，以九十八岁高龄写下并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还挽救了以为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生命，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
  　　 此书虽写杨绛，但事实上，钱杨是不可分的。
•   　　此书购于跳蚤市场，友人当时劝我此书并非杨先生所写，买来无益，我见书本尚新，且无污损，价格公道便没有买下了，翻阅时才发现原主居然用打记笔在书中涂画，且留下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读书感言，爱书之人颇为后悔贪了这点小便宜。杨先生一家都是嗜书如命，品格高尚的知识大家，书中关于杨先生一家的生活事迹和史料值得一看的，一些真情实感的故事读来让人温暖而感动。为人作传都免不了一个通病，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叙述事情，而是参杂个人情感和喜恶过分美化和拔高主人公，私以为这其实是写传记的大忌。满篇皆为溢美之词，本想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神，反而让读者出逆反之心和不真实之感。传记讲求客观平实的记叙，而不是过多的抒发情感和表达自己的见解。
•   　　杨绛评价杨绛：
  　　英国诗人兰德那：“我和谁都不争，我和谁争斗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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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评价杨绛：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人。”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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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瑗评价杨绛：
  　　 “杨绛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钱钟书的散文像咖啡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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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懂钱钟书：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对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整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
  　　辅助人际交往
  　　读书背诗娱乐
  　　料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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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
  　　音乐：月琴，萧，昆曲，
  　　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文学：翻译，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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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
  　　青草精神
  　　乐观 随遇而安 坚韧 不卑不亢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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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之爱：
  　　猫以矮脚和短者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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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之爱：
  　　蔚然而深秀
  　　鸿雁往来
•   　　对于喜欢杨绛作品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算是以前对以读杨绛作品的一个梳理，再看一遍，也是好的。：）
  　　
  　　读罢两个印象深刻之处：
  　　
  　　一）钱杨这对伉俪让人羡慕。他们是soul mate的一对！
  　　1949年，两人同游西湖，钱发现“西湖水色绿且态腻堪当油碧之同，忆意大利语亦有Un mare d'oilo （一塘油）之称，皱而不折，剪而不断，表里合一。”
  　　对此，杨绛说：文之form and matter ( 内容与形式）宜如此。
  　　
  　　三十年代新婚夫妻赴英留学时，初上海船俩人都晕。一次大风浪中，阿季（杨绛）忽有所悟。当船身侧倾甚剧，铉窗外，一会儿全是水，议会全是天。船身上下波动，幅度大益晕。她教钱钟书勿以我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随船倾侧，自己永远和船底保持垂直。钱照做，果然不晕了。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人兽鬼》出版后，在自家存本的样书上，钱钟书写：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hible thing: wife,mistress & friend.
  　　
  　　二）50年代初“洗澡”后高校院系大调整
  　　范围之广，幅度之大，残害之深。许多名师荟萃，历史悠久的名校被肢解，尤其是政治、社会、心理、人类学等一大批重要学科被取消，财经和政法学科被削减。。。
  　　调整后，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为13所，由1942年占高等院校总数的41.4%下降为8.5%。文科生由原大学生总数的33.1%下降为14.9%.
  　　中国一下子成为世界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重文轻理，急功近利，实用主义。
•   　　照中女子平常貌，览其一生却叹是世间罕见的蕙质兰心。
  　　 家事作译面面俱到，起落死别都处变不惊。
  　　阿季亲切可人，季康是俪女贤妻，杨先生是译家学者，都娓娓道来。
  　　 此外，那个年代的故事与其身边亲属人物也让人动容。上海启明女校那段让人回想起Wellesley， 恰是理想的女校之貌。
•   　　很久没读回忆录，上一本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从学校图书馆借的。读读从前的事，看看从前的人，了解不远的那个时代并对照当下，感觉挺好也挺有必要的。
  　　书中最动容的是钱钟书对杨绛说：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嗯，还是小女子心态呀。
  　　
•   　　其实，看过杨绛的一些作品就会知道，这本书的新货并不多。但是，这样的一对夫妇，加之生活在那样一个大家层出时代，读起来总不会觉得无聊。
  　　有一些人觉得钱杨夫妇自命清高，我始终不能接受。一则清高，不迎合世俗本身就应该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基本品质；二来他们的清高并没有伤害到任何的人，相反，两个人都是有大爱，懂大善的人。这本书读后最大的感受是羡慕。两个绝顶聪明，超凡脱俗的人，有幸遇到，牵手一世，演绎旷世之爱，这真是学也学不来。钱对杨的欣赏与依赖，是每个女人对感情的渴望。而杨先生的看似柔弱的外表下那颗坚强乐观善良的心实在是值得敬佩。
•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是杨绛先生授权吴学昭为她写的一本自传、回忆录。书中，吴学昭用杨绛先生的口气叙述了杨先生平凡的一生。出版此书之际，杨绛先生98岁高龄，已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听杨绛谈往事》带着我去体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跌宕经历，去感受那一代知识分子自由、宽容和为学术毫无杂念的治学精神，钱钟书、杨绛、费孝通等民国时代的大学者们，他们的个性与风采简直就是“羲皇上人”，今日难再得矣！(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杨绛与钱钟书初次见面是在清华园古月堂，两人一见就心有灵犀，但钱钟书的表弟却告诉钱钟书杨绛有男朋友了(当时盛传费孝通是杨绛男友)，又告诉杨绛钱钟书订婚了(叶家提亲，钱钟书并不同意)。过后不久，钱即约杨见面，两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还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之后两人开始交往，但恋爱方式很特别，只是写信相互推荐读书，交换读书心得，然后最多在户外散步。这真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事，然而这就是文人学者才会有的精神恋爱。(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费孝通与杨绛是东吴大学校友，费孝通喜欢杨绛，后来费听说杨跟钱好上了，找杨“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问杨绛，“我们做朋友好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钱钟书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绛。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费老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有一段论及恋爱婚姻的哲学，令我十分佩服，但读了《听杨绛谈往事》才明白：理论水平很高的，实践能力往往很差；恋爱哲学越高明的人，恋爱实践往往越失败。费老在书中说，恋爱就是两个人努力克服阻碍的过程，结果并不重要，两人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各种障碍，感情才能得到提升。但是他又说，这中间的障碍不能太大，太大了最后恋爱也会终止。我想费老就是这个障碍太大了，不得不放弃吧，然而费老的深情亦令人感佩。
  　　
  　　
•   　　前几日读毕杨绛先生口述、吴学昭女生代笔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获益不菲，故记之。
  　　钱杨之事自是在儿时读罢《围城》后记时所知，彼时因《围城》对幽默、深刻、低调、才华横溢的钱先生五体投地，而读完后记更是有感于钱杨夫妇温厚深邃的感情和面对生活的达观诙谐之态度，读完后记仍不过瘾。最近看完此书正好了却一桩心愿，实在幸运。
  　　说起杨绛先生，大家想起的便是“钱钟书的妻子”。是的，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名的文学界泰斗与模范夫妇，钱杨也不可分离，但杨绛先生并不仅有“钱夫人”这一个身份。事实上，若单独来看杨先生，她作为一个剧作者、翻译家、校长和老师的这些身份都足以作为一个优秀女性的光荣业绩。而杨先生为了家庭，又要担负起一个传统女性该承担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为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无怨无悔、从容忍耐的态度也是让人敬佩的，可以说，杨老是优秀女性的典范。
  　　杨绛，原名杨季康，小名阿季，杨绛这个名字源自一次写剧本，因不想用原名，所以换了一下，其实“杨绛”就是读快了点的“杨季康”。说起来杨先生也出身于名门了，父亲杨荫杭，又称老圃先生，祖籍无锡，曾留学日本和美国专修法律，参加过励志会这样的革命团体，回国后曾任江苏、浙江、京师高等检察长，支持革命和法治，并因此遭到清政府的追杀和贪官污吏的坑害。母亲是位典型的传统女性，操持家务，勤劳宽厚，因日军侵华，又得了恶性疟疾，无医可治而亡。三姑母杨荫榆，曾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后来因抗议日军暴行被惨害。几位姐姐也都学业有成，后来几乎都成为学术或教育界的优秀人才。
  　　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阿季学业优秀似乎也是应该的。事实上，自小在外办学校的学习带给她英语和法语的良好功底，以及认真求学的精神，确实造就了她良好的基础。这一点与从小吃苦的钱钟书大不相同。但略显宽裕的家境并未让她养成娇生惯养的毛病，而依然保持着平常心与勤劳坚忍的品质。这一点在日后父亲病逝、钱老染病后体现更明显。读书一直名列前茅、顺风顺水的阿季在上大学时遭遇不顺，提前高中毕业，想上清华，清华却在下一年才在上海招生，失之交臂。后来她借读清华，拿到的是苏州东吴大学文凭，但已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在清华，她遇到终身伴侣也是心灵挚友钱钟书，开始了一段佳话。
  　　钱杨二人在国内完婚后一同去英法留学，在剑桥和牛津分享了一段快乐的好时光，也读了许多外文书籍，是二人学识增进最快的一段日子。后来日军侵华，二人毅然归国出力，各自任教，忍受生活艰难与分别遥远之苦。后来抗战胜利，二人本有机会随国民党去台湾，担任要职，却坚持不走，留在了大陆，如此爱国之心，是可赞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凡老知识分子都受了不少残害和不公，钱杨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二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避其锋芒，不卑不亢，捱过这场浩劫。这期间，杨先生磨砺出了足够的忍受力和宽容度，面对批斗竟学会像马一样站着睡觉。此后，钱杨二老更是练就宠辱不惊、淡泊名利、处世宽容、不急不躁的人生哲学，需要发挥自己才学时就认真工作，不能时就养精蓄锐，自得其乐。杨先生开始翻译《堂吉诃德》是在文革之前，翻译了一大半后觉得从英译本翻译过来不够好，开始为翻译此书学习西班牙文。后来文革结束，译稿丢失，又重译，历经十数年，方才译得《堂吉诃德》一作，其精雕细琢、毕力心血之功，当是翻译界的典范。
  　　杨绛先生的才华自然不止于此，中学时就发表小说，后来作了好几出优秀的剧本，评论与散文也足够深刻。因为家庭，杨老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在钱钟书写《围城》时包揽了一切家务，后来钱老和女儿圆圆病重，更是独自一人承受一切，细心照料二人，还要在圆圆死后瞒着钱老。直到白发人送完黑发人，“我们仨”只剩下杨绛先生一个，她才收拾好心情与精力，以八九十岁的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和翻译，收获甚丰。当然，此时的杨老已不像年轻人为成名立业而做学问和创作。这时的她，更像是用自己的一生，来告诉别人如何做人与做事。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的瑰宝，人人敬仰的大师，杨绛先生又何尝不是？无论是尚问好学、勤勉励志的治学精神，还是为人父母、儿女的宽厚容忍、勤俭持家，甚至于世事沉浮中磨砺出的练达从容、为人为事的谦和态度，都是现下浮躁功利的这一代人应当学习且惭愧之处。而当今的学问之人，又有几人能继承钱杨之风，治学求真，身怀盛名而仍谦慎如斯？如有，实大幸。
  　　注：就事论事，就书论书。此书因为是材料性质，事无巨细，全部详细叙述，若当普通的传记看会觉得有些繁琐。实际上，我觉得此书的功能更像是一个供后人使用的材料库，提供了杨绛先生强大和珍贵的记忆的近乎全部。若要读更为流畅和文学性的关于钱杨的传记作品，杨绛先生亲笔的《我们仨》更为合适。
  　　
•   　　无意中翻读这本书，对钱杨二人才有了认识，很钦佩他们的生活态度、治学态度，禁不住想去看看他们的作品，以此反省吾身。
  　　by the way ,前几日，在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国家领导人春节慰问杨先生的新闻，非常感动，即使不能亲见这位老先生，也觉得她的精神常在身边，是我的榜样！
•   　　所有与文坛巨匠有关的书籍封面设计都很考究，它简约、素雅，双手摩挲，有粗纹的质感，书中蕴藏着可以流传千年的故事，仿佛可以嗅到它的墨香。我为与杨绛先生同在一个时代生存感到庆幸。
  　　建国初期，一些人辗转去国。钱杨两位先生留在国内，文革时期的遭遇，没有击倒这位善良、平和、睿智的老人，反而给她留下乌云金边的记忆。
  　　人届中年，为翻译《唐吉可德》新学西班牙语。和丈夫留学英国，每天自学英文原版著作。少年时期，聪颖淘气。幸好老人在世，我们能读到非后人杜撰的传记，看到犹如她口述的种种往事，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位老人。没有多余的话，祝福这位世纪老人。
•   　　一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例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阿季就占据一张桌子，自己从架上取书来读。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阿季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给自己订了一个课表，英国文学从乔叟(Geoffrey Chaucer)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往下读。主要作品一步一步从头到尾细读。代表作外，也读有关评论。
  　　
  　　
  　　
  　　二
  　　
  　　杨先生说，“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Moliere)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的作品，如普来佛(L’abbe Prevost)的《拉康诗》(Manon Lescout)、梅里美(Prosper Merimee)的作品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Jean-Jacques Rpusseau)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太脏。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Emile Zola)也读了好几本。”
  　　
  　　“英国剧作家我读得很多。巴里(James Barrie 《彼得潘》的作者)的剧作和小说，几乎都读过。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我不喜欢，读得不多。还有意大利名作、俄罗斯名著、德国名作，都读英译本。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也先读英译。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至于‘收获’，就只好老实说，‘生小孩儿忘了’。锺书留下笔记，我未留下。我教书时又补读、又重读，但如今想想也忘得差不多了。笔记只是备课用的，无甚价值。我自己觉得说‘读过’好像是吹牛了。”
  　　
  　　
  　　
  　　三
  　　
  　　但我总记着老师的话：查一字，即收获一字，以后看见就认得；不查，就失去了，再遇到也不相识。
  　　
  　　
  　　
  　　四
  　　
  　　她更喜欢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心理刻画和社会解剖巧妙结合，更有思想价值，更有分量。她说：Dickens是大天才，才气洋溢，惜文字欠佳，Thackeray文笔比他好，但不如Dickens exuberant(活泼、精神充沛)。
  　　
  　　
  　　
  　　五
  　　
  　　杨先生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得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钱先生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显示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盒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杨先生读书笔记做的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基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
  　　
  　　杨先生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锺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时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先生说：“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认真阅读和用心感悟，也大大启发了阿季的创作灵感。她在牛津写的第一篇散文《阴》，就是在读了弥尔顿(John Milton)的两篇轻松的小诗ⅡPenseroso(《沉思颂》)和L’Allegro(《欢乐颂》)后，有所感而写的。阿季原以为弥尔顿很沉闷，不好读，但一路读下去觉得非常新鲜，就仔仔细细读完他的全部著作。
  　　
  　　
  　　
  　　六
  　　
  　　布瑞特-斯密斯要求Clear, Simple （清楚，简约），要 Plain English, Good English，不要印度式的Babu English （指堆砌，浓的化解不开）。
  　　
  　　
  　　
  　　七
  　　
  　　
  　　
  　　牛津不像伦敦那样多雨多雾，晴和之日较多。阿季和锺书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早饭后散步，方便老金家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散步，为调整身心，阿季称为“养心散步”。除了牛津大学公园、附近荒僻静处，他们专挑没去过的地方蹓跶。闹市郊区，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铺邮局，一所所学院门前全走个遍，观光加探险。路上碰见邮递员，就把国内来信当面交付给他们，这时往往有小孩一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他们看到身材魁梧的警察，傍晚沿街踱步，戴着白手套推推一家家的门，看看是否关好，没关好的就客气地提醒。
  　　
  　　
  　　
  　　八
  　　
  　　杨先生又叹气了，她的大遗憾是父母如此疼爱自己，而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总不在他们身边。我只能劝慰杨先生：世事终难两全。父母支持您远行深造，也是出于疼爱，明智的父母疼爱子女，从不求回报；您能如此体恤二老的心意，懂得珍惜亲情，已足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了。
  　　
  　　
  　　
  　　九
  　　
  　　这段时间，锺书一个人在家过日子也真不容易，常不经意闯些小祸，用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地告诉阿季；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阿季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锺书一听阿季说“不要紧”就放心了。他对阿季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这句话是在近两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屡次得到验证。这回也同样：阿季到家，果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墨水印记；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十
  　　
  　　……这对于一贯养尊处优的“四小姐”，满脑袋西方文学经典的Miss Yang，无疑是严峻的生活考验、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然而她却很能适应环境变化，默默地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务，敬老抚幼，诸事忍让，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连上总笑眯眯的，没有丝毫委屈怨尤的表情。叔叔家的两个大孩子多第、九弟和上辈下辈四个小孩子都和阿季很友好。婶婶夸她贤孝，同她开玩笑，说她“是盐钵头里蛆，咸蛆（贤妻）也”。
  　　
  　　
  　　
  　　十一
  　　
  　　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h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C.S.C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十二
  　　
  　　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
  　　
  　　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   　　读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就是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那持续大半个世纪的幸福婚姻，他们那种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以下选摘的都是该书中一些让我感触的片段：
  　　
  　　杨绛父亲杨荫杭于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效力。为民国著名法官、律师。一生正直清白，刚正不阿。其与夫人感情非常深挚。以至于发妻故去后，终身未再娶。他有一个很喜爱的小茶壶，使用多年，常伴左右。一天早上不慎将茶壶盖打碎，女儿杨绛多方奔走，终于为他觅得一个一模一样的盖子。她得意的对父亲说，“这个拼上，恰配恰配。”没想到父亲非常生气，坚决不要。杨绛领会到那是父亲在思念母亲。而那个非常合适的盖子，不是原配，只好扔掉。 （P.185)
  　　
  　　
  　　钱锺书曾对杨绛题赠过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To C. K. 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incompath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P219-220）
  　　
  　　杨先生谈夫妻相处之道：“锺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同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式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锺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
  　　“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
  　　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P221）
  　　
  　　
  　　钱锺书曾被老友诗人王辛笛打趣他有“誉妻癖” （uxorious)。 (P225)
  　　
  　　
  　　
  　　因操劳过度，杨绛晚年身体极为虚弱，锺书甚为担忧。杨绛在日记中记道：
  　　“6月25日，我午后睡得一觉，锺书喜极而涕。”
  　　8月7日，午后睡着，锺书喜极，谢谢我。甚感其意。” （P368）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先生在失去两位至亲后感叹，提醒大家要感念存在，珍惜当下。 （P404）
  　　
  　　
•   　　杨绛先生是非常令人敬重的才子。或许因为是钱老的夫人的缘故，世人对她的关注似乎不多。其实，杨先生和钱老不只是郎才女貌，更是价值观的心有灵犀。杨先生低调的华美，世间稀有，与钱老的俏皮风趣、智慧超然是相得益彰。　　吴学昭先生写这本书，为活人立传，心中有情，笔下谨慎，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当然，吴学昭先生本身也是著名学者吴宓之女，家学渊源，在平淡的字句间，流露出的才情令人击节赞赏。所以，这本书是用真性情来描述真性情的好书，对于钱老的粉丝，对于杨绛先生的粉丝，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读物。杨先生对此书也是高度认可，认为其考据严密，表述精当朴实，很吻合钱老和杨先生的自身风格。　　不可不读。
•   　　杨绛和钱钟书的往事，艰苦岁月里的相濡以沫，读来令人有些心酸，只可惜作者的文字不如杨绛本人的生动。 　　　　 初见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忆初见杨绛时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大半个世纪以来，“杨绛”这个名字，首先都是作为钱锺书夫人被提及，因为钱先生实在是光芒太盛。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至少是不那么看重，她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发光体的存在；而且，或许正是由于她的光芒，钱先生的光芒才能如此夺目且持久。无论是伴随夫君求学英伦、还是孜孜不倦著书立说，是夫妇相守弄儿为乐，还是异地相隔经历抗战的时代洪流，面对生活，杨绛的身影始终清雅而柔韧…… 　　　　 订婚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　　　　 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　　　　 父母要对子女“用情专一”　　　　 杨绛怀孕了。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钱钟书在这年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夫人：“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并笑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玩笑归玩笑，钱钟书还是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钱钟书回答说：“要最好的。”　　　　 杨绛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死”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钱钟书这天来看了夫人4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她，她很感激。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钱钟书很认真地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听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
•   　　朋友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好的书评，刊发在纸媒上。
  　　朋友的朋友也写了一篇，也刊发在纸媒。
  　　所以很早的时候，书架上就有这本书了（朋友很热情地借给我读的）。差不多摆了有半年，却一直没有好好看。理由很奇怪，也许说好的太多，反而打击了我的阅读欲望。
  　　还有一个理由，具体而微 妙。就是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大夏书店翻过若干页。翻到阿季幼年时吃家里自制的冰激凌，忽然就感慨了，因自己在九十年代初尚不知道何为冰激凌。只一个细节，就将横亘在彼我间的阶层差异凸显出来，我忽然丧失了阅读的兴趣。
  　　
  　　最近这两天，睡前要松脑子，又将这本书放在近台灯的架子上。于是一章一章地读了，从后往前，居然越读越喜，到现在已过十之八九。觉这个人其实是得我喜欢复让我敬重的，但终究是不敢亲近。聪明、自持，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分际，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把持自己。我就觉得，横亘在彼我间的并非阶层差异，而是心性的不同。而此种差异，让我无法不自省。
  　　
  　　这样的杨绛，和我读《洗澡》和《干校六记》时脑海中的那个影像渐渐地重合了，也和朋友口中那个在日常生活中亲和热情大气的杨绛重合起来。于是，我放心了，知道自己曾经喜欢的作者还在那里，一直在。
  　　真好。
  　　
•   　　《听杨绛谈往事》。一直被妈妈收起没有看到，昨晚发现如获至宝秉烛抢读。躺着读，坐着读，倚着读，趴着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几乎一口气看完了全书，已是凌晨三点多。　　　　 全书400多页，从杨先生的出生写到出书前，杨绛本人作序。一行行小楷根本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九十八岁的老太太的笔墨。文字依然那么轻松幽默。“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　　　　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轻灵的文字烫贴的感动。我是一边读一边哭。泪一直在流，不停地流。喜欢夜读的我，喜欢读书的我，在这个世俗的社会，在这个文字泛滥的时代，有多少年了没有为一本书哭。就是人们常说的“为说书人流泪吧。” 　　　　心如极地寒冰，早已坚硬如岩。　　　　 今天周末，难得闲暇，迫不及待再次捧读，眼泪花花，一直流，一直流。为她与钟书一生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六十多年真情不逾而哭；为钱瑗这个杨先生自称平生唯一杰作的女儿也先母亲而去而哭。白发人送黑发人，岁月对于老人而言，是增了一分便少了一分。女儿去后，那个挚爱的人也去了，为98岁老人的孤单独行而哭。到最后，又一次听到耄耋老人喃喃自语“就剩我一个了”，心中痛伤。回想起《我们仨》里的惴惴忧思，意绪难平，几于无以为继。　　　　杨绛早年作品有一段写父亲中风那一节，年少的时候读时觉得很难过就过去了。今夜找来再读，写得非常简练，但是那中间的痛惜，竟然使我的泪一下流了出来，我第一次发现白描的力量。我再也没看见过那么好的描写悲痛的文字，通篇没一个痛字，都是一些对细节最简洁的速写式文字，可是寥寥数语，雷霆万钧。　　　　举重若轻的文字，克制的感情，却压不住喷涌而出的激愤。那激愤，只有经历过的人也许才体会最深。那么通透吧。临到波峰一转处，藏着欲说还休的思绪绵绵。文字玲珑剔透温润如水却直抵心灵。　　　　而写女儿圆圆离去的那段细腻温婉，舒缓悲凉更是让人悲痛不已。　　　　“还记得那年“三八节”在八宝山为钱瑗送行，在她那笑容粲粲的遗像下，摆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没写几个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可人人走到这里都不免鼻酸泪下。钱瑗是爸爸妈妈的最爱，他们没来同女儿告别。钱先生卧病医院，杨先生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阿圆去世的噩耗告诉他。而杨先生自己肝肠欲断，实在难以面对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宁可独自在心里默默地为女儿送行。”　　“圆圆生前有言不留骨灰。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还是将她的骨灰带回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那棵雪松树下。大概是圆圆去世百日后，我到树旁坐坐。后来被人看见了，我怕系里人招待我，忙悄悄溜了。”我套用苏东坡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但是，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钟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作为这仨人之中的一员，她永远都不是学者、散文家杨绛，而只是在经历过丧夫丧女的悲痛后，慢慢冷静下来，慢慢沉入温馨回忆的那个平凡女子。而我们，只需要带着爱去阅读，就也同样能沉入回忆，就一定站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身边，　　　　 亲情其实是一种很让死者眷恋，让生者依赖的一种感情。女儿先于父母而死，钱钟书怀痛去世，而杨绛却依旧很坚强地活了下来，那么平静地看待着他们过去拥有的幸福时光，一笔一画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只因为，她不想遗失这份美好的亲情记忆。　　　　而今天由吴学昭一位79岁的老人写的98岁老人杨绛的传记，写出了百年历史风雨的那一代人，中国人曾有的精神高度。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与幸存者，杨绛先生的讲述平和而幽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充满活力。没有什么比老人的童心更重要，一个98岁的老人让人感觉象孩童一样的晶莹剔透，可爱可亲。　　　　更可贵这位学贯中西的才女穿越百年历史的沧桑在亲人都相继离去依然创作不断。那份直抵心灵的通透实乃罕见。这样一个神奇的女子，最好的年华都无奈献给了那个时代带来的颠沛流离，浩劫动乱。中年忍得相思苦，晚年白发人送黑发人，又送别至亲的爱人，一个人心力交瘁，却从不抱怨哭诉，把内心的悲痛又化作学习、创作的动力，写下《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翻译《裴多篇》。提出“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这样的思考和疑问。难怪钱钟书用“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来形容她。难怪他说，“她是我的朋友，妻子，情人。”　　　　爱情是一种遇见，遥想当年杨绛离开即将毕业的东吴大学转去清华读书的时候，钱锺书即将出国，却迟迟未走，在清华等着他的阿季来。注定要相爱的两个人，相遇之前他与她的每一步都是朝着对方走去。就这样走了63年。有个女孩看了《我们仨》说最最感动之处，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相互间的信任、互助至亲密无间。不是一天什么I love you，而是I do，I be”。我同样感动，更特别欣赏杨先生说的“不要紧，有我呢”，和钱先生对这话的相信！是的，他们不求别的只要在一起，只有相依相伴，只有不离不弃。　　　　很小的时候读钱锺书的《围城》半懂不懂地理解“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要进到城里都是想逃出去。而钱杨他们一家三口是不要逃出来，是要一生一世都在一起的。　　　　杨绛的年龄本身已经是奇迹,更何况在近百岁的年龄还能读书写字,还能思考。这样的人注定要有无法回避的痛苦,和无人诉说的心伤……　　　　最亲的人都成了昨日的黄花，不再现。　　　　此时，看到98岁的先生近照，茕茕孑立，却不见悲欣，浅笑淡定，我突然心中大恸。这位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享誉国外的翻译家，作家；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的一代才女。她本身就是一个骑士，象堂吉诃德一样永不放弃，永远向前，永不止息。　　　　现在的杨绛每天还是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地打扫锺书和圆圆留下的“现场”。完成他们未尽的许多著作。而把对他们的爱与忧伤深埋在翻译书稿和整理文献上.忙碌着把几百万稿酬捐给他和锺书在自己母校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基金会。帮助那些爱好读书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学成之后报效祖国回报社会。而自己却过着几乎清贫的日子。这是站在最爱的人都中途退场以后，一人独行之后，一个百岁老人的大爱大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杨绛的感叹提醒我们要感念存在珍惜当下。　　　　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舍弃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也有时。属于每一个人的一生有时。既然属于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请朋友们珍惜有限的人生尽量拥有，尽情享受！　　　　 　　　　 以此读书笔记，献给吾友！ 　　　　 　　　　 有好书可读，有好友可想，人生不亦乐乎！
•   　　杨绛先生的一生，不平凡中透着平凡。
  　　看到钱瑗老师和钱锺书先生先后离世的一节，我忍不住哭了。
  　　杨绛先生绝对算得上是做人做事的榜样。
  　　祝杨绛先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也要感谢吴学昭先生的精彩文笔。
•   　　回忆录我看的不多，总觉得让人有种强迫受教的感觉，往往敬而远之，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后，我仍旧无法对这类书籍给出一个横向比较，只能说，字里行间平淡的温情能穿越时间空间，一一的展现在我的面前，仿佛见证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命方式，让人赞叹，流连忘返。
•   　　It is this book that shows me what a scholar ought to be: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德不孤 必有鄰
  　　It is this ONLY book that gives me confidence in love(in its narrow sense), though it is fragile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逝琉璃碎
  　　
•   　　读完这本书,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杨绛跟钱钟书的一生,包括他们的为人处世,兴趣爱好,以及深厚的感情..
  　　没有评论说的那么不堪,那些说不好的,要求太高了吧..只是口述传记而已..至少我个人觉得还行..
•   痕姐的评论很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感觉……
•   ……我本来写的近乎古文，写到一半觉得太迂了，就删了写回白话。一下笔想到钱杨心里就不自觉地敬重和严肃啊，压力大。
•   同意一楼，好有学者风范
•   学者风范＋2012.02.14!!!
•   楼上的同学，[phone]是什么？你寂寞了？
•   只是觉得2012.02.14这个日子显得比较有冲击力而已……
•   哎呦，南瓜这是在提醒我们那天要有所表示啊。夜妹，约她出去吧。
•   确实是提醒你们那天要有所表示………所以，你们俩果断情人节搞基去吧XDD~~~~~
•   痕姐~夜妹~记得要留真相给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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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文来说，仿佛看到了《读者》上人物栏对某个大家的记叙。。。
•   好羞涩。。。。
•   杨绛极好，但此书作者我很不喜欢，才情不足，品位中庸，这书里精彩的部分多是摘抄杨先生原文。但托大志的福，才关注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