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业公司  作者：野島剛  译者：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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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兩個故宮」是東亞近代史的產物。
故宮的魅力根源，來自於數次奇蹟似的歷史轉折。
兩岸故宮不只是珍奇、瑰麗的寶庫，
更呈現出政治權力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樣貌。
「兩個故宮」的存在，串聯了什麼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歷史思維？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作者、《朝日新聞》記者、「中華圈的專家」野島剛，從政治、外交的獨特角度爬梳了兩個故宮的世紀糾纏。
最會說故事的媒體人，帶你見證兩個故宮的歷史
本書深度揭露：
．政治權力運作下兩個故宮分合的複雜過程
．民進黨執政時期「故宮改造」的真相
．「故宮南院」何去何從？
．故宮「日本展」功敗垂成的背景
．台北故宮夢幻設計的難產
．故宮文物的漂泊與回流
兩個故宮，與其說是外型相似的雙胞胎，還不如說是一張分裂的地圖。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帶你見證兩個故宮彼此的生存歷史，並拼湊出中華世界的未來。
本書作者野島剛是少見對於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具有深厚理解的日本人，他不僅有記者專業背景，還非常善於說故事。他在《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本書裡，以客觀第三者的記者角度，或者說以「為了台灣人好」的角度來解讀、說明東亞近代史的產物「兩個故宮」背後的政治權力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樣貌。
簡單來說，「兩個故宮」正是因為「兩個中華」而誕生。
野島剛從北到南走訪了瀋陽、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慶、台北、香港、新加坡……，蒐集了各種參與故宮重要變遷、故宮的活字典寶貴「那志良」等人的證言，也訪問了台北歷任故宮院長：杜正勝、林曼麗，現任院長周功鑫等人，查閱了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集結了有關故宮學的第一手採訪資料，並在日文版出版後，追隨著不斷變化的政治情勢，在中文正體字出版前，反覆修改增補，並特別為台灣讀者增寫了後記，追蹤了故宮「日本展」的最新情況。
野島剛撰寫本書最大的目的，並非要論述故宮的藝術價值，也不會深入探討收藏品的優越性等問題。故宮歷史，從1925年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過程，在中台日等三地都已經有許多口述歷史及史料作品。但對於1965年台北故宮在台復館的過程、民進黨政權對於故宮的改革嘗試、中國近年大量搜尋追回文物的熱潮，和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等，不僅是日本，在台灣幾乎仍未有系統性的介紹，這些都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兩個故宮的離合》共分為8章，第1章將介紹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提出的「故宮改造」計畫。第2章談到辛亥革命前後，故宮文物流出的情況。第3章分別說明日本進攻中國時，故宮向南方和西方運送計畫的過程。第4章則談論故宮文物移送台灣的1949年前後，檢視政策決定的過程。第5章解說兩岸分裂後興建台北故宮，兩個故宮因此誕生的背景。第6章則試圖解析散落世界各地的故宮文物「回流」中國的現象。第7章預測「兩個故宮」的未來。

作者简介

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1968年出生，自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朝日新聞社出版，2003年）。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年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目前擔任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近期作品有《迷之名畫．清明上河圖》（勉誠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
譯者簡介
張惠君
1970年出生，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漢尼拔戰記》。

书籍目录

序章　什麼是故宮？什麼是文物？
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
蔣介石決定把文物運到台灣
受到中國近代史翻弄的故宮命運
與世界博物館的不同之處
變革的季節開始
日本展的啟動
故宮大廳被大陸客淹沒
第一章　民進黨未完成的夢想－－故宮改革
希望改變定位
與表現改革精神的電影相遇
陳水扁起用的院長
被華夷思想拋棄的島
被釘在南部的改革之鑰－－「故宮南院」
「第三位院長」是女性
文化行政的主導權拉開女人的戰爭
國民黨的阻止行動之前
陳水扁的密訪
「被中華中心主義的銅牆鐵壁阻擋」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喪失？還是獲得？
中國朝代的盛衰與文物
文物流出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溥儀的首飾
文物流出傳播中華文化至世界
在關西地區開花結果的中國藝術沙龍
第三章　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變改變了命運
首次海外展覽極為成功
在大陸往西再往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讓」
第四章　文物到台灣
遍尋不著蔣介石對故宮的想法
國共內戰急轉直下的文物命運
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規模的叢書《四庫全書》
是「造反者」？還是英雄？
第五章　兩個故宮的開端
為何稱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宮建築與當時的國際情勢
現在已經荒廢的北溝倉庫遺址
探究設計者的秘辛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浪潮中
日本人積極寄贈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的進展
第六章　中華復興的浪潮－－國寶回流
香港出現圓明園的掠奪品
參與回流的特殊人士是重量級人物的女兒
一掃圓明園遺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巴黎鼠像拍賣會
要求返還文物的中國國內動向
歸還運動的結果
第七章　故宮會達成統一嗎？
記者會上兩位故宮院長的反應
兩岸關係改善後台北故宮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運如風中之燭
另懷心思的展開交流
下個目標「日本展」
喚動李登輝的司馬遼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黨政權的混亂引發再度觸礁
秘藏在文物裡的中華民國價值觀
台灣版後記
本書主要人物
故宮以及中國、台灣、日本之主要大事
參考圖書、新聞報導一覽表

用户评论 (总计17条)

•   　　 “北京故宫胜在量，台北故宫胜在质。”这样的论断早在读《两个故宫的离合》前就听过。国民党在大陆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贵的故宫文物偷偷运往台湾不仅仅作为国民党注定败北的事实被谈起，更是作为国民党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证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图》——作为那批珍贵文物的代表它们被多少爱国人士魂牵梦绕。而对年轻人来说，台北故宫的魅力则更多地来自它不拘一格和诙谐的一面：2013年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朱笔御批“朕知道了”的胶带，迅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这样交织在人们对台北故宫的揣测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宫则是度量台北故宫的尺度，述说着圆满和残缺，分离和重聚，过去和现在。
  　　 也许，由一个局外人来书写这两个故宫的历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适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确界限的、且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尤其突出。“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野岛刚，29页）。虽为新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存在基础却是“旧”：在如今名为“中华”的这片土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灿烂多姿的文化是消弥区域和阶级间隔，凝聚“中华民族”，应对西方文明强大冲击的关键所在。诚如野岛在书中所说：“在政治学上，权威是靠‘权力’和‘正统性’来确立的”（68页）。在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带来的是异姓皇室的统治，但唯一不变的是“天命”，而这作为中原文化系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现代中国，文化依旧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210页）。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蚀后，文化更是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故宫集聚了华夏物质文化史的精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政权的“正统性”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诞生，正因为此。野岛认为中华政治中文化的内涵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不同，对此我并不同意。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文化遗产都是构建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维护“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护国家的过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个政权的庇护，无论是过去以皇室私家领地的理由还是现在以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中国，不过是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对立更突出了文化蕴涵的权利斗争。
  　　 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着台北故宫引发的一系列斗争更是耐人寻味，对于身处大陆的我们来说，亦非毫无关系。台北故宫的变迁，促使我们思考故宫和民众、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
  　　 撇去狭隘的党派斗争不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建立一个“以多元世界水平为目标的博物馆”的抱负实际上意义深远。中华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夷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在故宫，这一价值预判表现为对中华物质文化史的单一、纯粹展示，这的确与其他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如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在无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当下，中国如何证明中华文化之卓越？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和骄傲，但是否能与其他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相提并论？也许故宫不具备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实力是言过其实：毕竟以文化多元性来评价博物馆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后制定的标准，它未必适用于当今中国。我十分认同秦孝仪的观点：“多元化也许是世界博物馆的趋势，但一元的故宫以一元的华夏文化为特征，这是值得骄傲之处，不应视为弱点或负债”（43页）。我们应该从多元化趋势中学习的，也许应该是正视华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们应该承认“华”和“夷”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朝代来概括中华文明的特点亦有失偏颇。在重回文明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至于如何打通中华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任督二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曼丽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学习：“为传统文物引进21世纪的技术，令其产生新的价值。各个文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应将文物的设计结合商品开发。文物艺术创作之初，也是运用当时最新的技术，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实是昨日的前卫。先进的技术从旧的东西得到养分，运用高科技可将人类遗产刻画入生活与心灵之中”（55页）。文物并不是死物，它们是经由时代浪潮拍打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贝壳，镌刻着写满过去生活细节的年轮。它们亦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何为中国人。主张与过去决裂的现代主义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它带来的虚无感促使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既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又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不断地并置与比较，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日趋扁平的的世界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就故宫而言，走下国宝的“神坛”，拉近文物与生活的距离，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改为“依照年代顺序”来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处：这让参观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
  　　 历史和遗产有关联亦有区别：历史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常常事与愿违，遗产是对历史事实的现代利用；历史避免偏见，遗产强调偏见；历史讲究精确，遗产讲究概括。为了建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特别是当历史与人们的生活太过遥远时，历史化作遗产，让当下的人得以建立与祖先的联系（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发现，如今遗产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当下叙事：“遗产叙述的故事部分是关于参观者自己：他们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身份、对其他历史时期的成见与幻想。”（注三）或许，从一开始遗产就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关于过去的表征而非过去的准确再现。而这希望看到的东西，随着不同人群的立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故宫是谁的故宫？它在述说着谁的故事？大陆和台湾的政权代表还是两岸民众？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世界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之间，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晓，被否定，被重构。
  　　
  　　注一：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New York: Verso, 1991.
  　　注二：Lowenthal, David.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注三：Holtorf, Cornelius. "Heritag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Heritag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 George S. Smith, Phyllis Mauch Messenger and Hilary A. Soderland.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10. 43-54.
•   　　
  　　 诸如台北故宫与中山纪念堂招标设计中发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宫与南京故宫为文物归还大打口水战引来国家领导人出面干预、溥仪在被逐出故宫前对文物的监守自盗、台北故宫与沈阳故宫一对国宝级翡翠发簪的确认、迁台大陆故宫职员从渴望回故乡到扎根台湾专心文物保护矢志守护中华文化、两岸关系回暖后两个故宫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陆经济腾飞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让读者反复思索:文物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说起故宫，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故宫，台北也有一个故宫，是战乱使原本属于一家的故宫博物院分隔海峡两岸。不过，假如有人告诉你，除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还有南京故宫、沈阳故宫，许多人可能就要愣怔一下了。而将两岸故宫的关系进行一番认真梳理，将故宫在政权更迭、异族入侵、战火内乱中迁徙流离的历史做一番严谨梳理的，竟是一位日本人，我们自然就会予以更多的关注了。
  　　
  　　 这位日本人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有“中华圈专家”之称的野岛刚。他曾驻点台湾三年;并历时五年，奔波世界各地，采访了不少文物专家、政界及相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野岛刚对本书的定位十分清晰，他坦承自己并非文物专家，无法论述故宫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他的专长在于以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眼光，凭借政治、外交、历史的视角，探讨两个故宫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发展。他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应该说，野岛刚做到了。
  　　
  　　 从古至今，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演进与文明积淀，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道理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权力不像现代民主国家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民选)，而是所谓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因此，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统治的权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种权力和文化延续的象征，从“和氏璧”，到“鼎定中原”的“鼎”，都是这层意思。《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提到的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建构了现在故宫的雏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作为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华夏的朝代，但清朝的历代皇帝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远胜于过去的汉族皇帝，爱好及收集文物的兴趣也远超前朝，乾隆又是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比较扎实、文物造诣最为深厚、收集文物最为热心的皇帝。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与满族统治阶层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中，以此赢取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的认同。
  　　
  　　 国民党败退台湾，将相当部分的故宫文物迁移到台北，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它自然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向台湾人民弘扬中华文明、强化一个中国意识，甚至宣扬“汉贼不两立”、鼓吹自己是复兴中国文化的道统的有效载体。然而，星移斗转，世事变迁，当民进党上台之后，台北故宫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陷入了迷茫之中。那位曾经担任民进党政权教育部长，宣称将地球仪倒转360度台湾就会成为世界中心、因而闹出了国际笑话的杜正胜先生，在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切割的行动，比如撤掉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铜像、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油画。杜正胜在接受野岛刚的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故宫=中华”，主张故宫应该以台湾为中心，与亚洲与世界联结交织，收藏好的艺术品;故宫要在台南的民进党“票仓”嘉义设立南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杜正胜还质疑故宫的“狭隘”，认为它没有办法全面代表中华文化，应该检讨亚洲大陆文化发展下的中华文化，博物馆界并无单一民族博物馆的存在，因此，台北故宫虽然有很好的藏品，但与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相比较，无论从收藏品的数量还是多元性来讲，都很难说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这些话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杜正胜的这些主张和行动，有很险恶的政治算计，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让台北故宫彻底地“去中国化”，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服务。
  　　
  　　 北京故宫的前身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在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本书的第三章“漂泊的文物”、第四章“文物到台湾”，以那志良的经历为线索，描述了故宫文物在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中的命运沉浮。那志良17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从此与故宫文物结下不解之缘;他亲身保护故宫文物在抗战的烽火中踏上迁移的漫漫旅途;1949年又随故宫文物来到台湾，几十年与文物生死与共，那志良也成为“故宫的活字典”。这两个章节可能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我们从中看到了，青年那志良如何向北京琉璃厂的专家学习“稳”、“准”、“紧”、“隔离”，保证文物摔不坏、砸不烂的包装“绝活”;1933年战火逼近时，风闻故宫文物将迁离的北京民众为何昼夜包围紫禁城，因为他们担心文物运出古都之日，就是日军占领、生灵涂炭之时;近两万箱文物自长江逆流而上，历经千辛万苦，运抵成都不久，又要马上转移，最后一卡车文物刚离开成都，日军战斗机就飞到成都上空，狂轰滥炸，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从成都到峨眉短短的150公里，却走得异常艰难，时而山路崎岖，时而改道水路，道路塌陷，轮胎脱落，文物多次掉入河中，但都有惊无险，转危为安，让那志良等随护的故宫职员愈加坚信“文物有灵”，也让读者情不自禁感叹:天佑中华!进而对国民政府在故宫迁离北京时发表的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书中讲述的下面两件事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做出部分故宫文物迁台的决定后，具体负责此事的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周密组织、紧张运作，克服重重困难，总算不辱使命。当他即将坐上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班赴台航班时，张大千抱着数百张敦煌壁画赶到机场，希望将这些贵重文物运到台湾妥善保存。杭立武没有犹豫，抛下了自己的三大件行李箱，腾出宝贵的空间，将这些壁画紧急装上飞机，他对张大千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这些画到台湾以后要捐给政府。”文革之中，狂热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叫嚣要“烧掉故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卫故宫。”于是暂停对外开放，故宫收藏品被牢牢锁进仓库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国共两党政见不同，但正是有了下至那志良，上到周恩来、杭立武那样的仁人贤士的悉心呵护，故宫的文物才得以在战火内乱中保全。
  　　
  　　 “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两岸故宫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路中有太多的悲欢离合，野岛刚借助他那支新闻记者冷静客观而不失生动的笔徐徐道来，诸如台北故宫与中山纪念堂招标设计中发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宫与南京故宫为文物归还大打口水战引来国家领导人出面干预、溥仪在被逐出故宫前对文物的监守自盗、台北故宫与沈阳故宫一对国宝级翡翠发簪的确认、迁台大陆故宫职员从渴望回故乡到扎根台湾专心文物保护矢志守护中华文化、两岸关系回暖后两个故宫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陆经济腾飞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让读者反复思索:文物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有无可能逐渐淡化?两个故宫在连接两岸的交流中如何发挥更加顺畅的桥梁作用?
  　　
  　　 放眼古往今来，政治终究是浮云，文化与文明则生生不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政权来来去去，可是文明的边界会持续下去。”
  　　
  　　
  　　 文/刘蔚
  　　
  　　 2014年02月12日 中华读书报 10 版
  　　
•   　　　　为躲避战火，1933年故宫文物精华踏上“南迁”之路，所有人都相信，这只是一次暂时的别离。然而，8年抗战后，又是新的战争。
  　　
  　　　　部分文物漂洋过海，流落宝岛；部分下落不明，多少年后，才知道它藏身南京，却暂时无法“回家”；当然，也有部分文物回到故宫。
  　　
  　　　　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如今花落三家，80年过去了，重聚依然遥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宝们的命运昭示当下国人，我们仍在历史的三峡中跋涉，还有太多的伤痕，等待抚平。
  　　
  　　　　作为纪实作品，野岛刚这本书的优点是采访扎实，立场相对客观，书中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作者以两岸国宝在日本联合办展为中心线索，较好地写照了现实的种种困境。应该说，这是一本严肃、有想法的作品。
  　　
  　　　　遗憾的是，在野岛刚的笔下，也不难看出他的优越感和误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作为记者，野岛刚特别喜欢猜测受访者的主观想法，要命的是，他还经常猜错。
  　　
  　　　　比如“文物南迁”，野岛刚认为日本人到危急时会转身逃跑，根本不会考虑文物，为什么中国人却有不同选择呢？他推论道：因为这些文物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所以各方才会这么在意。
  　　
  　　　　乍一看，此说似乎有理，仔细思考，其实未必。1933年时局势虽已紧张，但尚未爆发全面战争，政府有余力南迁文物。其实在保命还是保文物上，普通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选择能有多大差别呢？况且，文物能提供多少合法性，总不像枪杆子那么有力量吧？
  　　
  　　　　其实，“文物南迁”更可能是敦煌文物被盗空等恶性事件后形成的社会共识，任何一个民族在遭遇了那么惨痛的损失后，都难免会对剩下来的东西倍加珍惜吧？
  　　
  　　　　这种心态难理解吗？为何野岛刚连这么简单的层面都想不到？通览全书就会明白，野岛刚内心中始终有一个假设：这是中国人的事，而中国人做事与众不同。所以，他宁可选择特别复杂的逻辑来解释，而不愿回到常识与普遍主义的层面。
  　　
  　　　　于是，野岛刚眼中出现了一个“想象的异邦”，人人行为怪异，特立独行。这种好奇的视角，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的那样，西方对东方的加害并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一以贯之，当西方将东方看成一个传奇，带着猎奇的心态去观察时，西方人事实上就已经忘掉了东方人也是人，而一旦这个基点发生动摇，那么，妖魔化、掠夺与加害还会遥远吗？
  　　
  　　　　用自己想象的概念去认识事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能自我提供证据，一旦观念形成，那么，只有符合它的现象才会被记住、被提起，而不符合的现象就会被忽略。于是，野岛刚越写越相信自己是对的，可事实上早已离题万里。
  　　
  　　　　如今国内炒作野岛刚的文章连篇累牍，相信写这些文章的人没认真看过他这本书，至少没太读懂。望着一个个盲目的追捧者崇拜的目光，或者，野岛刚脑子里的“怪物异邦”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了吧。
•   　　我喜欢博物馆，喜欢漫步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中，或只是看博物馆的建筑。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其承载它的建筑往往同样有名，北京的故宫，法国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等。卢浮宫像是一个奢华的T台，人类历史的几千年文明，在这里以豪华的姿态展示着，无论波斯、中国、古埃及、古希腊还是文艺复兴、中世纪....。卢浮宫同时陈列的是抢夺，法国曾经的实力。台北故宫却不是。这个收藏着六十多万件中国文物精品的博物馆像是一个局促的容器，几千年文化遗留的文物在这里默默的轮换展出（常展品除外）。台北故宫的几个游客最爱前面长年万头攒动，工作人员不停地提示排队以及看好就请移步的催促。那些核舟记、肉形石，象牙套球，本是皇帝把玩之物，在仓促中虽然看过好多次，从来也无“看好过”。书画厅人相对少些，但是也无“看好”的可能。
  　　1949年，蒋介石决定将故宫文物搬去台湾，从此造就了两个故宫（当然还有沈阳故宫和南京故宫）在仓皇之中，并没有足够运力将所有的文物全部搬去台湾，但是搬去的是挑选出的精品。
  　　这本书是一个日本人所写，他为这本书做的准备叫人惊讶，他采访了超过100个人， 其中包括4位历任台北故宫的院长、1位北京故宫院长、1位南京博物院院长。日本，在中国文化和文物流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个日本人对两岸关系的比喻也让我惊讶地准确，一个外人，看出了两岸关系现阶段的实质。 他将两岸关系比喻为男女关系，”某位男士（大陆）的目标就是和从前就朝思暮想的某位女性（台湾）交往，嘴里不提要结婚（统一），却把这样的想法暗藏心中。对这位女性（台湾）而言，想要开始交往的动机是因为可以和有钱的男生（大陆）上高级餐馆（经济交流），拿到礼物（投资）。虽然女生对男性的价值观有疑虑，现在不考虑未来结婚（统一）才是她的真心话。
  　　对岸政治的更迭也影响到设置在行政院下的故宫的命运，本地人和外省人的博弈，民进党于国民党的博弈中故宫几度变迁，从中华文化的单一博物馆到亚洲的博物馆再变回中华文化单一博物馆。中山先生的像都搬出又搬进。如果哪天民进党再度执政，台北故宫又会怎样？从马英九执政后开放两岸合作交流，故宫里，台湾岛中，游客主力从日本人变成了陆客，如果蓝绿交替，台北故宫会怎样，海峡关系会怎么？
  　　
•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故宫之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大学生野岛刚借着参加国际青年交流活动的机会，第一次进入台北故宫。馆内大厅灯光之昏暗令人吃惊，展览室的天花板偏低，有种莫名的压迫感……“台北故宫就像一个仓库。”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20年后，野岛刚已是《朝日新闻》在台湾的特派员。他中文流利，有过在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留学的经历。多年的情结加上记者的敏感，促使他记录故宫的过去和现在。
  　　
  　　 此时，经过修整的台北故宫正处于风口浪尖。2008年3月，马英九在台湾“总统大选”中获胜，国民党时隔8年再次获得统治席位。
  　　
  　　 台湾的两党轮替从2000年开始。民进党人陈水扁取得执政权后，提出对故宫进行改革，第一步就是去“政治化”。
  　　
  　　 “台北故宫的政治性比世界上任何的博物馆都强。”杜正胜是陈水扁起用的第一任故宫院长。他就任后，首先就是除去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相关的东西，包括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的铜像。同时，他还提出“多元化”“亚洲化”的目标，比如在嘉义设故宫南院。
  　　
  　　 随着政权重回国民党手中，历史的钟摆回到另一端。
  　　
  　　 2008年4月，新上任的院长周功鑫表示，“故宫不是亚洲的博物馆，而是中华文化单一主题的博物馆”。至于工期一拖再拖的“故宫南院”，将以“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面貌出现。
  　　
  　　 文物背后的政治意义
  　　
  　　 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在探究故宫命运的过程中，野岛刚不止一次感受到这点。
  　　
  　　 台北故宫有68万件藏品，全都来自北京故宫。1948年末至1949年初，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分三批将文物装船运到台湾。此前14年，为了躲避战乱，上万箱文物离开紫禁城，先后被运到上海、南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在中国历史上，贵重的艺术品永远和皇帝共存亡。”故宫文物大搬迁的故事，让野岛刚震惊。他说，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丢掉文物先逃命，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最高权力者希望将文物留在身边。
  　　
  　　 文物背后隐含了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意义，所以才会耗费巨资将它们南运——为了印证这个看法，野岛刚两次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希望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与故宫有关的只字片语，可惜遍寻无果。
  　　
  　　 蒋介石的心思难以揣摩，但不能否认，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年过90的高仁俊是唯一一位和文物一起到台湾、现在还在世的故宫职员。老人来自四川，曾任职于中央博物院。就像当时大家所说，文物到台湾只是“暂时”，他也曾认为，“半年后应该会回去”。
  　　
  　　 现实是，他跟着文物搬到台中，又在台北故宫做到退休。那些从1933年就开始四处“流浪”的文物，最终在台湾落了脚。
  　　
  　　 两个故宫的彼此靠近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野岛刚在追溯故宫命运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在陈述事实，个人观点非常有限。他解释：“记者不是评论家，文章里面不可有太多自我。”
  　　
  　　 但他同时又对两个故宫的未来命运表现出极大兴趣。在他看来，蒋介石把故宫运到台湾，正是中华民族分裂与胶着的体现。而随着近些年两岸关系改善，过去各行其道的两个故宫逐渐靠近。
  　　
  　　 2009年10月，“雍正大展”实现了两岸故宫合作办展。两年后，“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璧展出，两岸的文化交流再次走在了政治前面。
  　　
  　　 “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野岛刚曾向北京故宫院长郑欣淼和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抛出这个问题。郑欣淼回答，“让历史来决定”，周功鑫则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两位院长的回答，让野岛刚嗅到了微妙差异。他推断，未来五到十年内，台北故宫不太可能被北京故宫兼并。未来大陆、台湾关系改善的新一波政治潮流中，故宫的存在更会被当作政治利用的绝妙工具。
  　　
  　　 由此看来，两个故宫，与其说是外形相似的双胞胎，还不如说是一张分裂的地图。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风向标。
  　　
  　　 ●对话
  　　
  　　 故宫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最佳“素材”
  　　
  　　 您是擅长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媒体人，为什么把目光放在“故宫”上？
  　　
  　　 因为故宫是理解中国政治、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最佳“素材”。
  　　
  　　 这本书写作花费5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没有特别困难的，也没有特别容易的。比较吃力的是在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时要看懂蒋介石的那毛笔字。另外一个困难是时间。我一边忙于朝日新闻的工作，一边去各地采访、整理资料、执笔写书，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消减休息和睡眠。
  　　
  　　 您来自日本，这个身份很特殊。它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故宫问题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是以北京故宫为中心，而在台湾倾向于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因为我是个日本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能保持同样距离，可以站在平衡的立场上写作。
  　　
  　　 为了弄清蒋介石把文物运到台湾的想法，您曾去美国查阅他的日记，却没有找到答案。蒋介石只字不提文物搬迁这件事，您如何理解？
  　　
  　　 蒋介石是军事家。在文化方面，虽然也好像懂得书法，但是他不写诗也不画画，不像毛泽东那样能在思想和哲学方面整理出书籍著作。
  　　
  　　 蒋介石一定理解文化的政治意义，可是对于山水画中所描绘的文人的心理，他或许没能全面把握吧。虽然他对文物不关心，但对故宫还是比较关注的，决定将故宫的名称变为以孙文命名的“中山博物馆”的，就是蒋介石。
  　　
  　　 书名叫“两个故宫”，写北京故宫的好像并不多。
  　　
  　　 这是一本写政治、外交的书。台北故宫一直与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有密切关系。而1950年的北京故宫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与政治相分离。所以能写的内容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东西占了大半。
  　　
  　　 书里有一章特别提到了“国宝回流”，对于蔡铭超先生的做法，您个人的观点是？
  　　
  　　 故意以流拍为目标去竞拍，然后不付钱，这违反国际习惯，违反规则。这样的举动并不可取。
  　　
  　　 在日本，文化与政治没有关系
  　　
  　　 您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文化是政治的面子，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这种情况在日本是否明显？
  　　
  　　 在日本，文化与政治没有关系。日本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持续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情，政治与文化相互分离。这与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
  　　
  　　 两个故宫展开热烈交流，最后会否达成统一——您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问题？
  　　
  　　 两岸可否统一，是中国人和台湾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故宫问题经常是比两岸关系更先进一步，所以通过观察故宫也能够观察两岸关系。因此比较重视这个问题。
  　　
  　　 我看到腰封上介绍，《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一致推荐“这是2011年最好看的书”。一本写故宫的书，为什么在日本受到如此大关注？
  　　
  　　 日本人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和历史。尽管日中关系恶化，但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展览会上有很多人前来参观。中国历史故事的相关书籍也很畅销。我的书提供了一个日本过去所没有的视角，即从政治、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来解读中国文化。高兴的是它受到了很高评价。
  　　
  　　 能否这样理解，日本对中国，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关注，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关注？
  　　
  　　 这是当然吧。如果没有中国文化，那过去日本文化也无法发展。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而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从日本文化中学习的东西几乎为零。顶多有诸如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什么的，都是传说之类。
  　　
  　　 日本出生于80后、90后一代也是如此吗？
  　　
  　　 相比中国文化，他们似乎更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的大学生中学习最多的是中文，这是因为他们理解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吧。
  　　
  　　 您的最近两部著作，《两个故宫的离合》和《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都是把焦点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下一部著作是否有计划？
  　　
  　　 下一本书是《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今年3月将在日本出版。
  　　
  　　 北京有故宫，台北有故宫，沈阳有故宫，南京有个博物院，可以说又是一个“故宫”……
  　　
  　　 对中国人而言，“故宫”有种特别的意味：一方面，它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令人骄傲，值得炫耀；另一方面，它又曾是权力的代表，高高在上，历史悠久，遥远又疏离。
  　　
  　　 故宫的魅力到底是什么？瑰丽的宝藏下，又隐藏着什么？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野岛刚，历时五年采访，完成《两个故宫的离合》。
  　　
  　　 这本书中，许多与故宫历史难分难解的重要人物出现。作者也以外国记者“第三方”的视野，领悟着中华民族与众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
  　　
  　　人文杭州记者 李闻莺
  　　
•   　　一个日本记者花费5年时间，走访中国大陆和台湾十余座城市，写就了一部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传奇经历的著作。
  　　
  　　 此书名曰《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系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总编野岛刚，曾于2011年与2012年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两地媒体和读者追捧，再版数次。2014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版权，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
  　　
  　　 此前，有关故宫的历史，两岸已有诸多学者写过专著或论文，记述了1925年故宫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过程；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也被挖掘过不少。但是，对于1965年台北故宫建立、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故宫的改革企图、中国大陆近年大量搜寻并追回文物的热潮，以及2008年台湾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故宫的密切交流等，却一直未有系统性专著，而这正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的重点。
  　　
  　　 野岛刚追踪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后故宫文物外流，到“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迁徙出宫，随国民党一起流落至台湾，并在台北建立故宫博物馆的全过程，还介绍了台湾政党轮替引发的台北故宫改革之争。将在历史离乱与现实政治翻弄下，两岸故宫命运的沉浮畸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与故宫结缘
  　　
  　　 野岛刚出生于日本横滨，但从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在高中时便立志，“要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大学期间和工作后，他分别在香港和厦门留学一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成为《朝日新闻》记者后，对中国两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外交始终保持着关注。
  　　
  　　 野岛刚与台北故宫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作为日本的大学生代表，参加台湾方面举办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在两周内走访了台湾各地。
  　　
  　　 他在序言中回忆道，“在那趟不是很有收获的旅程中，我也去了台北故宫，当时对故宫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时隔20年后，采访台北故宫成为我好奇心的发源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07年，年届四十的野岛刚，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开启了一段为期3年的台湾生活，负责报道两岸三地的新闻，这让他有了再次近距离接触台北故宫的机会。
  　　
  　　 而之所以时隔20年后，还会对故宫感兴趣，则源于他的职业敏感性。
  　　
  　　 2007年，他初到台湾时，正值民进党执政，在“去中国化”思想指导下，民进党政府商议，如何把台北故宫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亚洲博物馆，而不只是“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而到了2008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又将故宫定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并表示要坚持长期不变。
  　　
  　　 此前，民进党政权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故宫正面门厅移走，“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重新当政后，立刻修复了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
  　　
  　　 这样一些“小动作”，引起了野岛刚的注意，他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一个博物馆的政策定位，在政党轮替前后，变得这么突然，改朝换代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换两次，这在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个，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外交、国际关系的报道和研究，他形成了一种职业敏感，他从台湾两党对故宫的不同态度，窥见了背后的政治暗战，他试图从政治角度来解答这一“文化现象”，把故宫作为观察台湾和两岸政治的窗口。
  　　
  　　 国民党重执权柄后，两岸关系趋于缓和。2009年2月，60年不相往来的两岸故宫，开启了破冰之旅，两岸故宫院长首度在北京故宫会面，野岛刚成了随团采访的唯一一位外国记者，与故宫的这些缘分，成为他后来写作此书的重要契机。
  　　
  　　 探访“老故宫”
  　　
  　　 为了解开两岸故宫的历史谜题，野岛刚开始四处搜罗资料，他试图“探索千变万化的故宫背后，究竟串联了什么样的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领袖的思维判断，并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
  　　
  　　 起初，他担心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并非文物和艺术品专家，可能难以完成这一题材，于是他把案头工作做得特别细致。野岛刚翻阅了大量中、英、日文的图书、论文和新闻报道资料。为了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他还在台湾探寻当年“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即护送故宫文物来台的“老故宫”。60多年过去，当年的“老故宫”存世的已然无几，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成了书中宝贵的素材。
  　　
  　　 野岛刚介绍，当年文物从大陆海运到台湾，一共分为三批，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还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外交部的文物和文件。其中故宫文物都是精选出来的国宝级珍品，共计2972箱，与1933年从北京运出时相比较，大约减少了八成。
  　　
  　　 当年随第二批文物来台的高仁俊，是受访的“老故宫”之一，他原来任职于中央博物院，时年20岁。据其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半年后应该会回去（大陆）”，但事与愿违。“到台湾十年后，仍然没想到下半辈子会在台湾过，所有故宫职员都相信，总会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陆的，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
  　　
  　　 在探访过程中，老故宫们的一句话让野岛刚印象深刻。他告诉《凤凰周刊》，“这些老故宫常跟我说，是‘上帝保佑,文物有灵’，否则文物不可能可以这么完整地保护下来。虽然当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都感觉，保护文物、保存中华文化，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重走文物迁徙路
  　　
  　　 在刚开始的采访中，一些人会怀疑这样一个外国记者，能否写好中国文化的题，但是野岛刚通过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和两岸故宫研究和管理领域的许多顶层人士，都建立了联系。
  　　
  　　 在五年时间里，野岛刚采访了四位台北故宫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有众多赴台的老故宫职员，以及众多的历史学者。
  　　
  　　 在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和采访工作后，关于文物迁徙的过程，野岛刚已经烂熟于心，但为了能更生动形象地讲述那段历史，也为了了解60年后，迁徙路上的变化，他决定重走文物迁徙之路，探寻当年路上的见证人。
  　　
  　　 他依次走访了沈阳、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安顺、峨眉山、乐山、重庆等地，参观了沿途众多博物馆、纪念馆。一路上，他受益匪浅。比如他得知，原来除了北京和台北故宫外，还有一个沈阳故宫，而且规模庞大，藏品丰富。
  　　
  　　 在四川乐山，他发现了一个“战时故宫纪念馆”，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战时故宫资料，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吓了一跳，他们保留资料做得这么认真”。
  　　
  　　 在贵州安顺，一位曾亲眼目睹过文物的老伯告诉他，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把文物藏在当地华严寺的山洞里，天晴时他们会把文物从山洞搬出来晒太阳，而且每天都有士兵在洞窑入口处通宵值班站岗。在这位老伯的带领下，他亲身到当年收藏文物的洞窑参观。
  　　
  　　 在走访过程中，许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被挖掘，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被拉近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除了冰冷的数字和无情的战火外，更多文物护送人员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这正是这本书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
  　　
  　　 作为一个时政记者，他不甘于把写作停留在历史表象的整理，而企图挖掘文物和文化背后更深层的政治意义。
  　　
  　　 他注意到，中国自古以来，权力的“政统”与文化的“道统”，都是分不开的一体两面，对文化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在道统上不能自洽，那么政统就会受到挑战。
  　　
  　　 1949年，蒋介石败给毛泽东，被逐出大陆，在兵荒马乱中，他除了把中华民国200万党政军重要人士及其家属，以及大量黄金带到台湾以外，还动用在当时极其珍贵的军舰，将数千箱文物运抵台湾。
  　　
  　　 在运送第一批文物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甚至下令，将已经上船的想要逃难的老百姓驱逐下船，要先运送文物。这样的举动，如果仅用文物的艺术价值和货币价值，或许是难以解释的，野岛刚分析了文物背后的政治价值。
  　　
  　　 野岛刚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下令把文物运到台湾，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文物继承者等同于中国正统统治者”，而此后中国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坏，这样的逻辑则更加具有说服力。
  　　
  　　 曾在蒋介石手下担任台北故宫院长的蒋复璁，阐述了蒋介石搬运文物的政治意义，“中华民族有一个数千年的道统，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时将这道统文化连根拔起，但终究失败。因为‘文化大革命’，才有蒋先生的文化复兴运动，蒋先生从国父孙中山继承道统，就是继承孔子的道统。”
  　　
  　　 在野岛刚看来，“蒋介石深知故宫文物的政治利用价值”。他搜寻资料，企图找到更多蒋介石对于文物的看法；他甚至专程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的日记。但在蒋的日记中，野岛刚“读到蒋介石详细描述其如何用尽一切手段将黄金运到台湾，却没有发现任何谈到故宫的只字片语”。
  　　
  　　 蒋介石穷尽毕生努力，希望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失去的大陆。到台后的国民党政权一度认为，“故宫的文物究竟是要回到大陆的，在‘反攻大陆’之前，台湾不过是暂居之所。因此博物馆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陈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故宫的政治意义，在后来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更为明显，故宫成为民进党“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但终于在国民党重掌权柄后，将故宫恢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
  　　
  　　 在两岸关系的破冰上，两个故宫的交流合作，也被贴上了更多的政治标签。野岛刚总结道，“对于政治而言，文化有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两岸关系，这样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是很难互相让步的，先从文化面强调亲近关系，好处不少。”
  　　
  　　2014年2期 《凤凰周刊》 徐伟
•   　　世界上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中间隔着一道深深的海峡。某些不知情的外国人，可能会觉得诧异，但我们中国人提及那段被分割的历史，想起那些颠沛流离的珍宝，总是不胜嗟叹。可能正是由于个中滋味过于复杂，两个故宫的故事，反而由“外人”写出来了——或者也不能说是外人，毕竟故宫珍宝的播迁，日本难逃干系。
  　　
  　　 野岛刚先生秉承时政记者的本色，选材角度巧妙，调查采访坚实，对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高度敏感，这一切成就了《两个故宫的离合》。这不是一本关于文物、博物馆或故宫历史的书，其核心议题是要阐明两岸故宫政治性的存在。野岛刚的日本记者身份，赋予他笔下的故宫更复杂的意味，似乎他既天然地持有某种第三方的“客观”，同时却也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这组历史与现实的“三角”增添了一丝微妙的感觉。
  　　
  　　 其实，以笔者所见，有关故宫的最好的小说，恐怕也是日本人写的——台湾裔日本作家陈舜臣的《青玉狮子香炉》。一个玉匠的命运，贯穿了故宫博物院设立、日本侵略、文物迁徙及运台的历史。这不是小人物被大时代碾碎，或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活着”的陈词滥调，小说中充溢的历史感，或许也只得用“微妙”来形容。
  　　
  　　 北京人一般不大爱去故宫，觉得那里人多、嘈杂，是游客的天下，有时我们会忘记它是“博物院”，而把它视为一个“景点”。其实尽管条件有限，故宫还是展出了不少好东西的，更别说它是每时每刻都在“展出”的建筑了。天气好的时候，紫禁城那片辉煌的琉璃瓦，我想无论谁见到都会难以忘怀，那是一种让人生出“历史感”的光芒。
  　　
  　　 历史有偶然，更有强大的因果律，我们无法贸然预测两个故宫的未来。但是在唏嘘慨叹之余，更要紧的是回望它们的因果，探寻金黄的琉璃瓦和淡蓝的琉璃瓦所覆盖的政治性的命题和运作，为理解两岸复杂的历史增加一个维度，这大约就是本书敞开的一扇独特的窗子。
  　　
  　　 2013年12月13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文/远道
•   　　第一，我比较担心看完《两个故宫的离合》的人，会对任期仅两年的前台湾故宫院长石守谦有不好的印象。作为一个最最普通的读者，我很想为此唠叨几句。石守谦的著作似乎不是太多，《风格与世变》、《从风格到画意》、《移动的桃花源》，但和当下某种强调“摸着良心看画”、更注重笔墨与风格的写作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能从石守谦的文字里读到基于文化环境、社会背景、文学与哲学思想的细腻的分析，还有特别精妙的艺术感。换句话说，他是在贴近某个特定时代里人们的生活与心境去书写他们的艺术，而不是戴着一副批判的望远镜，因此总有一种我觉得是稀有的富有同情的诗意。书里写，石守谦最终也没有接受野岛刚的采访，在书后人物简介里，也没有石守谦在内。石守谦的《移动的桃花源》研究的就是东亚范围内桃花源意象的山水画的传播和互动，这大概和民进党对台湾故宫要建立国际化的形象规划也是一致的，不知道是不是在石守谦任期内的同步研究。但学者的关怀不该简陋地被政治意图曲解。
  　　
  　　第二，几年前对古代书画一无所知时，会有一个印象，台北故宫是正脉，北京故宫没有什么好东西。但在故宫看几年展以后，完全不再这么想了。其一北京故宫的藏品在元代及以前的数量和质量上非常丰富，而台北故宫主要是文人喜欢的藏品；其二一旦浸入古代艺术之海，贴近每个时代人们心境去理解“丰富”、理解“变化”，比仅仅追求某种特定品味的“好”，对今人来说，更有意趣，更可以唤起同情和无止境的探索之愿望。
  　　
  　　人们很难分离开政治去纯粹地看待文化，台湾一直在刻意营造承继文化正统的形象，起初是政治目的，但终于也变成事实。我是悲观的人，无论如何去设想文化不被政治左右，都觉得是奢望。只希望在有生之年，有更多并非大而无当的博物馆可以开放，更多相关研究书籍可以出版，以及那些逐年都在变成遗产的物质文化可以让我辈自由贴近观看，足矣。不过，这样想似乎已经奢侈极了。
•   　　说起故宫，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故宫，台北也有一个故宫，是战乱使原本属于一家的故宫博物院分隔海峡两岸。不过，假如有人告诉你，除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还有南京故宫、沈阳故宫，许多人可能就要愣怔一下了，包括我在内，也许会说：哦，好像是的。而将两岸故宫的关系进行一番认真梳理，将故宫在政权更迭、异族入侵、战火内乱中的迁徙流离做一番严谨而不失可读性地解读的，竟是一位日本人，我们自然就会予以更多的关注了。
  　　这位日本人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有“中华圈专家”之称的野岛刚。他曾驻点台湾三年；并历时五年，奔波世界各地，采访了不少文物专家、政界及相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终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野岛刚对本书的定位十分清晰，他坦承自己并非文物专家，无法论述故宫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他的专长在于以一个新闻记者的专业眼光，凭借政治、外交、历史的视角，探讨两个故宫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发展，正如本书副标题表述的那样——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他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应该说，野岛刚做到了。
  　　从古至今，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演进与文明积淀，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道理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权力不象现代民主国家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民选），而是所谓的“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因此，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统治的权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种权力和文化延续的象征，从“和氏璧”，到“鼎定中原”的“鼎”，都是这层意思。《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提到的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建构了现在故宫的雏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作为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华夏的朝代，但清朝的历代皇帝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远胜于过去的汉族皇帝，爱好及收集文物的兴趣也远超前朝，乾隆又是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比较扎实、文物造诣最为深厚、收集文物最为热心的皇帝。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与满族统治阶层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中，以此赢取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的认同。其实这就是一种政治意味很强但又很巧妙的文化宣示。
  　　国民党败退台湾，将相当部分的故宫文物迁移到台北，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它自然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向台湾人民弘扬中华文明、强化一个中国意识，甚至宣扬“汉贼不两立”、鼓吹自己是复兴中国文化的道统的有效载体。然而，星移斗转，世事变迁，当政党轮替、民进党政权上台之后，台北故宫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陷入了迷茫之中。那位曾经担任民进党政权教育部长，宣称将地球仪倒转360度台湾就会成为世界中心、因而闹出了国际笑话的杜正胜先生，在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与国民党政治体制切割的行动，比如撤掉各楼层展示的孙中山或蒋介石铜像、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油画。杜正胜在接受野岛刚的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故宫=中华”，主张故宫应该以台湾为中心，与亚洲与世界联结交织，收藏好的艺术品；故宫要在台南的民进党“票仓”嘉义设立南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杜正胜还质疑故宫的“狭隘”，认为它没有办法全面代表中华文化，应该检讨亚洲大陆文化发展下的中华文化，博物馆界并无单一民族博物馆的存在，因此，台北故宫虽然有很好的藏品，但与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相比较，无论从收藏品的数量还是多元性来讲，都很难说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馆。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这些话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杜正胜的这些主张和行动，有很险恶的政治算计，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让台北故宫彻底地“去中国化”，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服务。因此，他在台北故宫走马上任后的“去政治”言行，本身就掉入了“台独”政治的泥淖，其虚伪性就不言而喻了。
  　　北京故宫的前身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在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本书的第三章“漂泊的文物”、第四章“文物到台湾”，以17岁的高中毕业生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从此与故宫文物结下不解之缘；并亲身保护故宫文物在抗战的烽火中踏上迁移的漫漫旅途；1949年又随故宫文物移送台湾，几十年与文物的生死与共，成为“故宫的活字典”为线索，描述了故宫文物在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中的命运沉浮。这两个章节可能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我们从中看到了，青年那志良如何向北京琉璃厂的专家学习“稳”、“准”、“紧”、“隔离”，保证文物摔不坏、砸不烂的包装“绝活”；1933年战火逼近时，风闻故宫文物将迁离的北京民众为何昼夜包围紫禁城，因为他们担心文物运出古都之日，就是日军占领、生灵遭到涂炭之时；近两万箱文物自长江逆流而上，历经千辛万苦，运抵成都不久，又要马上转移，最后一卡车文物刚离开成都，日军战斗机就飞到成都上空，狂轰滥炸，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从成都到峨眉短短的150公里，却走得异常艰难，时而山路崎岖，时而改道水路，道路塌陷，轮胎脱落，文物多次掉入河中，但都有惊无险，转危为安，让那志良等随护的故宫职员愈加坚信“文物有灵”，也让读者情不自禁感叹：天佑中华！进而对国民政府在故宫迁离北京时发表的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给笔者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讲述的这样两件事：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做出部分故宫文物迁台的决定后，具体负责此事的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周密组织、紧张运作，克服重重困难，总算不辱使命。当他即将坐上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班赴台航班时，张大千抱着数百张敦煌壁画赶到机场，希望将这些贵重文物运到台湾妥善保存。杭立武没有犹豫，抛下了自己的三大件行李箱，腾出宝贵的空间，将这些壁画紧急装上飞机，他对张大千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这些画到台湾以后要捐给政府。”文革之中，狂热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叫嚣要“烧掉故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卫故宫。”于是暂停对外开放，故宫收藏品被牢牢锁进仓库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国共两党政见不同，但正是有了下至那志良，上到周恩来、杭立武那样的仁人贤士的悉心呵护，故宫的文物才得以在战火内乱中保全。中华文明有这样的守护者，民之甚辛！国之甚辛！
  　　“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两岸故宫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路中有太多的悲欢离合，野岛刚借助他那支新闻记者冷静客观而不失生动的笔徐徐道来，诸如台北故宫与中山纪念堂招标设计中发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宫与南京故宫为文物归还大打口水战引来国家领导人出面干预、溥仪在被逐出故宫前对文物的监守自盗、台北故宫与沈阳故宫一对国宝级翡翠发簪的确认、迁台大陆故宫职员从渴望回故乡到扎根台湾专心文物保护矢志守护中华文化、两岸关系回暖后两个故宫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陆经济腾飞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让读者反复思索：文物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有无可能逐渐淡化？两个故宫在连接两岸的交流中如何发挥更加顺畅的桥梁作用？
  　　放眼古往今来，政治终究是浮云，文化与文明则生生不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政权来来去去，可是文明的边界会持续下去。”
  　　
•   　　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好多次文化分裂，分裂先以戰爭侵略開始，局勢平定以後，統治者便以「文化承繼者」自居，在史書上建構統治正統。文物繼承是其中一種非常明確和擁有實則證據的「繼承工具」，卻非絕對衡量標準。北宋陷落以後，大部份文物在金國手裡，但後世史家甚少視金為中國的正統繼承者。
  　　兩千多年的歷史當中，中國多次被外族侵佔，而每一個外族幾乎都透過戰爭入主中原，及後以文化手段獲取政權的正當性。北魏如是、金如是，蒙古、滿清，亦如是。然而近代最後一次的政權逆轉和其他幾次朝代更迭，有着關鍵性的分別︰文物大部份在舊政權手上，新政權根本無意搶奪文物──用挖的。
  　　《兩個故宮的離合》寫出了晚清末年至今，中國文物面臨的微妙狀態︰不同政權甚至相同政權的博物館都藉着文物爭取文化正統。不但北京、台北兩個分屬不同政權故宮在爭取，連北京、南京兩個同一政權底下的博物館也互相角力。
  　　書中詳細地說明了故宮文物晚清以來的命運。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文物仍是末代皇帝溥儀擁有，直至國民設立故宮博物院，文物才交由國民政府管理。及後，日本入侵，國民政府帶着數量龐大的文物南遷，過程中，部份文物留在南京。文物送抵重慶，二戰結束後並沒有回到北京，而隨着國民政府去到台北。這便是兩個故宮分別立館之始。
  　　兩岸政局在80年代前，傾向極權主義、封閉政權。一般觀念認為，台北故宮拼命拿「文物正統論」洗台灣人腦，強化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和國際間的正統地位。但作者認為故宮在此扮演的角色，未必如人們想像般吃重，亦無法尋得蔣介石在台北故宮定位的想法和相關資料，認為「台北故宮乃蔣氏私人博物館」。北京故宮逃過大陸一連串革命鬥爭，尚算平安地渡過文革，兼之考古挖掘有成，故宮寶物也有增長。共產黨反對傳統中國文化，思想文化革掉了儒釋道，故宮物文可以說是幸存了。
  　　80年代後期，兩地故宮逐步開放給民眾參觀。此時北京、台北兩地的故宮，仍舊以「中華正統」相爭，台北以質取勝，北京以量取勝。在這些既定的事實上面，作者的重點放在二千年後台灣政黨輪替，對兩地故宮造成的影響──民進黨上台，故宮爭議由「中華正統」，變成「政黨角力」。民進黨成為台灣執政黨，旋即開展故宮改革，故宮南院的建造，是其中一項具爭議性的話題。恰好，大陸方面也鬧出北京、南京兩間博物館合併與否的爭議。這段時期是作者著墨最深刻，也是全書最精彩的部份。他走訪了兩岸三地，採訪五位博物館館長，客觀陳述和分析每位館長的觀點、政策，突然不同政黨的立場。故宮本身、故宮文物成了「民族內鬥」的議題，也許，都已經二千年了吧，甚麼中華民族的概念早該退場，新時代是權力、經濟的爭鬥顯現。
  　　同時，也是文物回流中國的時間。戰後歸還殖民、帝國主義時期掠奪文物的風潮席捲全球，可是直到二千年前後，兩地政府才比較積極地在國際間洽商歸還文物事宜。中國人經濟地位提高，也使得拍賣場上，更多的中國買家購入文物，歸還國家，展現愛國精神。「國寶回流」成了中國人經濟能力、國際地位、主權宣示的軟體力媒介。
  　　儘管最後作者無法預測兩個故宮會否合而為一，但透過《兩》，不難看出野島剛堅毅的採訪精神和深邃的觀察力。類似的長達數年的採訪，恐怕兩岸三地沒有任何一位記者能夠堅持完成(或者老闆認為他們耗費太多時間強逼腰斬)，而且牽涉兩岸政局敏感議題的採訪報導，必定也必需外國記者來完成。一來考量到受訪者警戒心，二來較客觀持平。日本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頗有相同之處，日本記者無疑是合適的選擇，從作者的文字，亦能看出他對兩岸戰後各自發展的文化有深刻認識和體會，選材、撰文避重就輕，也掌握了故宮發展史上重要人物錯綜複雜的心理變化。
  　　
  　　圖文原載︰http://housescheung.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6868.html
•   　　那些颠沛流离最终去到台湾的文物，如果不是祖先保佑，文物有灵，你说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时代，怎会安然无恙。过去我总觉得摆放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即使再珍贵也是冷冰冰的。可台北故宫文物的不同凡响的命运，让我深深迷恋上它的魅力。是的，她是山中的一座博物馆，原本只是经过这里，命运却最终把她留了下来。
•   　　作者以记者身份自居，力图以中立的态度向关注东方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人展现在政治、历史、文化乃至个人因素影响下造就的“两个故宫”现象。
  　　
  　　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藏品都是承载着多朝文化的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代皇帝对珍宝“一家独大”式的个人占有和高度集权化的封建主义，其实是这些耗尽心血的宝物得以聚集的根本原因，而近现代那段波折的历史，又让北京紫禁城那些深藏深闺的瑰宝，横跨海峡，在台北某一座山上汇聚成另外一个故宫。
  　　
  　　历史的奇妙和宏伟之处在于其无法改变并且蛮横地一次次证明着”存在即合理“的箴言，本书给予我而言，跑出的最终议题是”政治与文化“的交融互激，这其中的文化，既包括广义上的中华民族传统祭奠，也包括着不同时期关键人物的文化导向，历史的沉重感在整个激荡的过程中显得更加生动。
  　　
  　　作者说，“两个故宫不是双胞胎，而是一张被撕裂的地图”；于我而言，两个故宫是一对相互映衬的夜明珠，在古老的东方土地上，更多的是在短暂的黑夜时给予光明的引导。
•   　　《两个故宫的离合》买的台版，引进版会不会有，不知道。旅途中读完，真正应景。日本记者写得不错，采访见执着和诚意，整理和撰写见功力。译得通顺。简单说，就是四点：读后开始喜欢记者的观察和笔触了，不是急于出结论的写法，以前读起来总嫌不畅快、隔一层，但对某些题目来说，分析比论断难，记者良好发挥其职业特质，能够为大众澄清迷雾，使有兴趣者易于探究问题的多面；台译名分明是意译，感情色彩尽在其中；故宫是极好的切入点回顾历史看两岸；“文物有灵”莫如说是保护文物的“心诚则灵”。
•   台湾一直在刻意营造承继文化正统的形象，起初是政治目的，但终于也变成事实
  这才是悲剧
  60年代，一个在搞文革，另一个在搞传统。。。
•   看到这本书 五味杂陈啊
•   内涵比较丰富，感受就复杂。
•   真可惜，买到手的是要囤着等“热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