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搖晃的中國

出版时间：2011-4-8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張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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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映卿卿如晤，親愛的妳，我要離開妳，革命去了。
一百年前，25歲的林覺民，寫下感人肺腑的訣別書，給他的太太陳意映
因為這封信、這個名字、這個人，我們永遠記得辛亥！
一百年後，回頭再看：到底什麼是辛亥？什麼是革命？能夠直教人生死相許。
獨家奉獻《意映卿卿如晤：辛亥革命詩文》（隨書附送），特別挑選辛亥革命精采詩文！
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張鳴，通過《辛亥：搖晃的中國》
用事實消解神話，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現場
從辛亥解讀出百年中國政治動蕩的緣由
筆法凌厲，揭露大變革中的人事景物
本書更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
張鳴的歷史寫作，介乎學術與通俗之間，樹立良好口碑，風格日漸成熟而犀利，
這部《辛亥：搖晃的中國》，堪稱其代表作。
知名作家梁文道認為，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而陳丹青則表示，讀者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讀者，大家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故事從一場低烈度的革命，一個大變局的中國開始談起。
1911年，歲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槍響，將一個疲態盡露的老大帝國搖晃得如泰山之崩。
武昌發生的那些事，是一場意外，意外裡的意外。這場意外，毀了一個王朝，像扳道岔一樣，把古老的中國，扳到了另一個軌道上。
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沒有君王的政治，在亞洲，第一次有了參眾兩院的民主共和國。
百年激盪，回望辛亥。大革命，過場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歷史的燦爛群星。
都督的樣兒，黨人的棒兒，名士的案兒，俠客的範兒，八旗的槍兒，新軍的彈兒，幫會的堂兒，暗殺團的膽兒……生旦淨末醜，神仙老虎狗，發揮得好與孬，都在改變著歷史。其中惆悵低徊與一拍三嘆，直追三國與先秦。
本書化繁為簡，以老辣筆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國大班底，追蹤這場中國內部的革命，呈現革命的創世記與諸神譜，講述對我們有特殊價值的一種重要真相。尚武中國，叢林之爭，槍桿與筆桿，暗殺與炸彈，造反與經濟，革命與保皇，立憲與新政，科舉與學堂，裡裡外外，再現原態。
本書特色
1、2011年，是辛亥百年，也是民國百年、建國百年話題掀起了巨大浪潮，本書聚焦於滿清王朝最後歲月、民國肇造第一篇章，領銜演出角色有袁世凱、馮國璋、黎元洪、張宗昌、譚延闓、汪精衛、張彪、吳祿貞、蔭昌、瑞澂、良弼、載穆、端方等等，有如一部從晚清到民國的百年動作大戲。本書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為：製造過量的英雄，結局是沒有英雄。
2、這也是一部揭開百年真相的讀本！真相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辛亥：搖晃的中國》潛心研讀原始資料和真實案例，開門見山解析武昌起義真相，為什麼能成功於一次偶然的事件，當初這個看似必敗的起義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華帝制大停擺？追尋歷史的真相，永遠是這麼重要。有人說右派文筆喜歡說真話，說經過思考的真話。細看辛亥革命全景圖，晚清民國大變局，歷史成敗關鍵也許只有1%，今天讀懂辛亥你會明白100%。
3、一段精采不輸三國的歷史！百年中國，回望辛亥──農民：不許革命；學生：學堂不能碰；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湖南：白條兒封官記……去臉譜化的歷史，檢討國民複雜人性；講細節性的故事，重尋百年變局源頭。革命者、立憲派、保皇黨、投機客，虛虛實實，停停漲漲，教科書上呆板的人被這些瑣碎撐起來，就有血有肉，活了。
4、一本書讀懂尚武中國！清末時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號召士人棄文從武。人們到了日本，尋找日本強大的原因，說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有這尚武精神。《辛亥：搖晃的中國》獨家奉獻1911年日本繪製的武昌起義地圖，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字，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讀懂這些部落格摘錄，要比說一句萬惡的舊社會管用得多。
名家推薦
丁東：我覺得在大學裡張鳴是比較稀有的教授，民國時像他這樣的教授並不稀有，在當今大學裡，卻是太缺也太少了。
王學泰：張鳴的文章很好讀，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很有見地。張鳴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問題卻很深刻。看他的書，可以使我開拓心胸，開拓眼界。
吳思：看透槍桿子，了解鋤把子，張鳴抓住了這兩個要點，中國歷史的真相就能說個八九不離十了。我對他的理解，有時候也經常是我對我自己的理解。
李零：讀張鳴的文章既可以做輕鬆的享受，也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識，可以說是讀史的捷徑。
易中天：張鳴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歡的──有思想，有見地，有學問，無官腔，十分好讀。
徐慶全：幸運的是總有一些歷史書告訴我們一些道理，告訴我們怎樣認識社會，怎麼從歷史出發來認識現在的社會，張鳴的書也罷，吳思的書也罷，李零的書也罷，意義就在這。
秦暉：張鳴用材料和邏輯把很多問題講得很清楚，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就可以說清楚很多問題，是很有說服力的。
梁文道：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
陳丹青：我們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你們，你們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解璽璋：我覺得張鳴老師很好打交道，我們很歡迎像張鳴老師這樣的學者給我們報紙和雜誌撰稿。我覺得學者應該和媒體有這樣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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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臺灣讀者的序／張鳴
我的這本小書，能在臺灣出版，出乎我的意料。原以為，像辛亥革命這種事情，雖然說是中華民國的起點，但時至今日，在好些法理上仍舊是民國人的臺灣人都不大樂意提民國的時候，這樣的書，還能賣出去嗎？畢竟，對於現在多數的臺灣人來說，那段歷史，不過是一百年前發生在大陸上的陳年往事。依我在臺灣逛書店的感覺，雖然說臺灣人對中國歷史也有興趣，但跟大陸一樣，似乎比較喜歡有皇帝的歷史，喜歡宮廷祕聞，喜歡官場暗鬥，也喜歡戰場金戈。對於民國，大概當年說的人太多，有些厭倦了。反正，現在關於民國的書，在書店裡已經不多見了。
其實，辛亥革命跟臺灣的關係，要比跟大陸密切得多。畢竟，這裡還是民國，而我們那裡已經不是了。現在的中國大陸還叫共和國，從名稱上，跟臺灣沒有太大的分別。據說當初確定國號的時候，曾經有個括弧：中華民國。但是，此提議遭到了致公黨的領袖司徒美堂的堅決阻撓，此老其實是在替他們黨的前任大佬陳炯明報一箭之仇，但是沒想到卻給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留下了大麻煩。否則，現在大陸跟臺灣拉關係的時候，可以厚著臉皮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有老外把北洋時期的民國稱為第一共和國，國民黨時期的民國為第二共和國，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三共和國。自打辛亥中國掛了共和的招牌，到現在也沒有人能把它摘下來。但是，這三個共和國，內涵還真是有點不一樣。
雖然說，第一個共和國是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手創的。但是，這個共和國跟第二個國民黨標記的共和國，還是大不一樣。北洋的共和國，有點亂，但國民黨的民國，在制度上以黨治國，以黨代政的味道太濃，民主和自由都不夠多。所以，在一些研究者眼裡，這樣的民國有太多的列寧主義色彩，近乎一個獨裁政權。不過，這樣的評價從歷史來看，多少有點過分。國民黨的民國，有列寧主義的色彩，也有西化的色彩，甚至還有一些傳統士大夫和幫會的色彩。色彩過於斑斕，但不乏亮點。有人排列了國民黨高官中獲得歐美大學學位的人的名單，長長的一列，即使在今天，仍然讓我們這些大陸人感到有些汗顏和豔羨。也許，多少因為這個緣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轉型，才能這樣順利。
辛亥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第一聲。此後，中國似乎總是在革命。五四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然後是國民革命、紅色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國共兩黨的敘事中，革命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神聖的字眼。大陸這邊尤其過分，凡事沾濡了革命，就必定有正面價值，革命同志、革命戰友、革命友誼、革命伴侶……，凡是壞事，必然是反革命。一時間，所有的罪犯，都是反革命，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縱火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盜竊犯。到了這個份上，革命自己就把自己消解了。
今年是辛亥百年，海峽兩邊都聲言要紀念一番，我只希望，紀念不要變成單純的慶典，到了日子，各開一個大會，整一點隆重而且費錢的儀式就完事。凡是關心這件事的人，多少對那段歷史應該有點反思。辛亥的偉人，不再僅僅作為某種符號存在，對他們的回顧，也不再是說濫了的老調子——按魯迅先生的說法，老調子早晚會唱完的。
這本小書，是我作為一個沒有留學經歷的大陸學人，一段時間集中閱讀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出產的一種類似讀書隨感似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似乎被裂成兩段，一段大頭，每日泡在從晚清到民國這段歷史中閱讀、爬梳和寫作，出產一點非驢非馬的文字；一段是小頭，經常給各種報章寫一點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時評。前者貌似學者，後者貌似媒體人，其實兩者都不是，時常遭遇尷尬。但是，兩種角色，還是經常在我身上打架，有時候，弄不好，兩者就串了。寫出來的所謂學術文字，怎麼看都像散文和隨筆。現在的時髦，叫做混搭。
混搭的結果，有時候會能贏得掌聲，但更大的可能是兩邊不討好。但是，沒辦法，我已經這樣了，人已年過半百，很難再回爐，把自己變成一個純粹的媒體人或者學者。好在，貨色如何，買家說了算。已經做了王婆，自賣自誇和自我貶抑都無濟於事，說到底，寫了書，是要給人看的。記得我生平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民國的，1980年代末，放在「暮然回首」叢書裡一併出版。叢書的編者，告訴我此叢書後來出了臺灣版，但我那本被剔掉了，因為我對蔣公（中正）多少有點不敬。這次這本小書能出版，而且能在紀念辛亥的當口出來，說明臺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寫書的人，我喜歡這種變化。
爰為序。
2011年3月於北京清林苑
序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砲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袴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搧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諮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隻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製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譬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菁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乾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訢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牟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以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後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准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乘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砲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砲、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宣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譬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一九一七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裡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儘管現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後，沒有重建一個屬於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里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一八六○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麼時候變化或者怎麼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後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後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裡。歷史，在這裡很無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週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起點什麼，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選文
造反要花多少錢
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
幹事就需要花錢，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但是，過去人們一向認為，做土匪打劫是沒本的買賣，只是風險大點，一旦失手，小命就丟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錢，拉起隊伍來，搶政權就是。搶得到就一本萬利，搶不到，大家沒飯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陳勝吳廣幹的事兒，一般也被視為沒本的買賣。
孫中山的革命黨，雖然據說他們也挺羨慕洪秀全的，但卻不能像洪秀全那樣，先打出旗號，再攻城拔寨，擄掠資財。他們的起義，有點像做生意，先籌集了本錢，買槍械，花錢偷運回來，還要花錢收買參加人員，從幫會到新軍甚至防營，連起義骨幹的活動經費，從交通住宿到吃飯的錢，都得事先準備好。好些革命黨人，原本就是職業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養活，一會兒錢鬆，一會兒錢緊的。籌集一大筆造反經費，實在不容易。但凡黨徒有產業的，多半保不住。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因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個革命富翁張靜江，也因為屢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產業，半死不活。據說，他跟孫中山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一萬、二萬、三萬、四萬、五萬，而孫中山偶爾給他發一個C或者E，他是窮於應付。不過，革命黨最大的財源，還是南洋。畢竟，革命黨拉捐款，只能靠海外華人，而華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東南亞，歐洲和美國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會中人，在海外資源最多，籌款能力最強的，還是孫中山。只有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最有人脈。需要提一句的是，當年的捐款，不盡出於海外華人的革命覺悟。好些捐款，實際上是個別華人對革命的一點賭博性投資。一些革命黨人在拉捐助的時候，往往會許諾給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後的官銜。當然，這些官銜，在革命成功後，沒有可能絕大多數都兌現。
凡是涉及錢財，就難免有糾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報》經費跟孫中山撕破臉皮大鬧，背後實際上是部分來自東南和中部同盟會成員對孫中山長期的不滿。在他們看來，把資金過多地投向孫中山的家鄉兩廣一帶，明顯是出於地域的偏心。但是，考慮到資金的來源，孫中山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於爭取海外的援助。在孫中山眼裡，像武漢這種四戰之地，尤其是不能考慮的。所以，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後，實際上處於部分的分裂狀態。部分原光復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帶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當然，他們就沒法指望孫中山的籌款接濟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黨人策動了兩次他們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一次是四月的廣州起義，一次就是十月的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是場沒錢的革命，起義前，當地的革命黨人為了弄錢，什麼招都想過試過了。最後弄到手的，還就是自己同志劉公藉口捐官，從家裡騙出來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兩銀子，他的同志給他剩了一點），用這些錢從上海買了些手槍和子彈，在漢口租界設立了據點，買了好些旗幟，還刻了起義後的都督印。這些錢還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義當口，由於據點暴露，手槍和旗幟、大印，甚至沒花完的錢，都丟給了清軍。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從外面買來的少許子彈。這些子彈，在據點暴露前就偷偷帶進了軍營，由於新軍子彈被控制，這點子彈最後在起義時，派了大用場。但是，起義者真正用來攻打總督府和其他據點的武器彈藥，還都來自於楚望臺軍火庫。可以說，即使劉公的五千元，也沒有多少派了用場。基本上，武昌起義就是一場窮革命，沒花錢的革命。可占了武漢之後，藩庫裡卻有四千萬元左右的銀子。真合算。
然而，四月的廣州起義，錢花得卻非常多。所需資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其中英屬東印度（即今天的馬來西亞），捐了五萬；荷屬東印度（印尼）五萬，暹羅（泰國）和安南（越南）各三萬，剩下的一萬大概來自美國。買槍械差不多花了六、七萬，其餘的用來招募人員，收買軍隊，再加上各項雜費開支，一共的花費，超過了預算四萬，前後共計耗費了十七萬多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差不多是新軍一個軍兩師一月的軍餉了。廣州起義，拉沒有革命覺悟的軍隊，要收買。動員各地有革命覺悟的「選鋒」，每個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裝備，得花錢買，動員得越多，花費就越多，按人頭撥款。後來看革命黨人的帳目，每人帳下多少人，發多少錢，什麼用處，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義中，士兵住的是軍營，吃的是軍糧，手裡的傢伙，是朝廷給的，只是不發子彈，需要從外面弄點。甚至連起義，最後都是自發的，領頭人都沒有一個，更不需要管領頭人要錢。可是，我們知道，花了這麼多錢（幾乎耗盡了革命黨的籌款能力）的廣州起義，最後卻一敗塗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屍體，其實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錢，當然都打水漂了。
看來，造反能否成功，關鍵在形勢，不在錢多錢少，形勢比人強嘛。如果沒有皇族內閣和朝廷收回路礦權的東風，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帳，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義之後，窮革命的模式開始複製，各地的起義，基本上都是沒本的買賣，而且大多都獲利甚豐。清朝新政其間各地攢了點銀子，也許都留給革命黨人花了。

作者简介

張鳴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於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
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做圖書管理員，好每天有書看。及長，幻想當作家，變成文學青年。一輩子養過豬，做過獸醫，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最後誤打誤撞，成了大學教歷史的老師，眾人眼中的學者。
一生碰壁無數，頭撞南牆不回頭，不是牆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長，從黑板報算起，寫過的文字無數，黑板報都擦了，小說都燒了，所謂的學術文字和隨筆評論，留下來的比較多，有些變成鉛字，好像有十幾本了，均遺憾多多。平時寫點時評。
年過五十，沒有長進，再活五十年也許能好些。
著有《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等作品。
其中《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曾獲得2010年南方閱讀盛典最受讀者關注年度圖書（非文學類）。

书籍目录

目次
寫給讀者的序
小引　大變局裡的那些人
年表　1911年：中國與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後，搖晃的中國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還有一場未遂的武昌起義
芝麻開門
立憲黨人的起義
市民的武昌起義
蔭昌督戰記
瑞澂之徒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閒話辛亥
第二幕　異哉！晚清！
惠州：一場好看的國際性起義
萍瀏醴：一場會黨主導的起義
紹興：一個體校的革命事業
鎮南關：起義故事
黃花岡：革命黨和老百姓
保路運動：都是鐵路惹的禍
第三幕　過場的角兒們
黎元洪：在黎菩薩與黎都督之間
馮國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小站練兵的風波
袁世凱與北京兵變：玩走火了的權術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副總統殺了首義功臣
丫姑爺張彪：起義的真正障礙
吳祿貞：士官三傑之死
王金髮：山大王做都督
譚延闓：變亂的受益者
張宗昌：一個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吳稚暉的兩次「冤」的際遇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
第四幕　末世貴冑：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鳥偏從末世來
端方：名氣最大的犧牲者
載穆：一個殉節的滿人副都統
末世貴冑的貨與色
拿了洋槍，八旗兵也不中用
從洋槍隊到八旗洋槍隊
辛亥福州旗營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節問題
第五幕　誰在革，怎樣革命
農民：不許革命
學生：學堂不能革命
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
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
蘇北之一：一場被清兵逼出來的革命
蘇北之二：殺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個革命黨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變終
江南：商團包辦的光復
上海之一：遠東最大商埠的易幟
上海之二：掠地的風波
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
湖南：白條兒封官記
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
陝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會議葬送了的獨立
袍哥政府及其他
革命的會黨之災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龍套
革命中的文明與秩序
革命行進中的享樂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與弼馬溫
剪辮子的風波
又見漢官威儀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門的革命旗幟
第七幕　暗殺與炸彈
革命的炸彈旋律
暗殺乎，起義乎
暗殺團的骷髏
汪精衛：被一泡屎毀掉的暗殺
沈臧壽：詐取海門
袁世凱：遇刺與當國
第八幕　筆桿子和槍桿子
《民報》：頑童革命黨的塗鴉
《大江報》：不得不說文字獄案
《循環報》：一封假電報
《晉陽公報》：山西人的媒體政治
《國風日報》：報紙開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張繼：革命的棒喝黨邏輯
秋瑾：設計軍制
上了梁山的《蘇報》
有支同志軍是這樣練成的
招兵要招讀書郎
有槍沒子彈的新軍
在新軍與舊軍之間
新軍腦後的辮子
啊！海軍
第九幕　國人的民主旋律
預備立憲：中國第一個議會的誕生
臨時政府：搖出民國政府的搖籃
八百羅漢：頭一個國會那點事
小鎮議會：一次地方政權的小範圍選舉
自由擇君：底層民眾自發的衝動
幫會平等：革命後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經濟學
造反要花多少錢
革命錢緊
革命暴力催租稅
革命聲中的稅務司
股票建起革命軍
辛亥革命的五個岔口
革命的經濟學
革命：搖晃的中國
尾幕　　五光十色說民國
後記　我怎麼想起寫辛亥來
文獻　主要資料來源
附錄　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詞

用户评论 (总计24条)

•   　　对于我这种市井小民，虽然本书不甚系统，但看了之后也是很长见识的，至少科普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对辛亥革命，教科书上的介绍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非常片面的。加上近年来的民国热，“还原历史”也是大势所趋。辛亥年，粉墨登场，留给史学家无数正史和八卦。
•   　　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各种势力粉墨登场：自毁长城的满人亲贵，举足轻重的立宪派，四分五裂的革命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会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想，在坚持进化论的前提下，革命对社会的破坏性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平改良或许才是出路。关于所谓“资产阶级不敢发动农民”的问题有待商榷，革命党和立宪派根本就不想发动农民，因为农民的破坏力在庚子之变中已有前车之鉴。再回想起教科书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是多么不靠谱的符号化语言。唯物史观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历史往往因为偶然的巧合走了岔路。读过此书，有人能“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这是作者张鸣的初衷。
  　　从张鸣的腾讯微博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之前读过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非常推荐。虽然张鸣的文字通俗易懂，但这本书本质上还是一部学术性的历史杂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非历史专业的人读起来会有点困难。太过随意的语言在语境中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理解问题。
  　　以后再看一下《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   　　拜读了大作，感觉挺好；拜读了各位的评论，感觉震惊；向你们致敬！
  　　
  　　首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读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基本上可以说颠覆了我以前在历史课本上学的内容。（那时学的都好肤浅，在历史面前，我就是个白痴。）
  　　
  　　其次，这本书应该是论文集，可以看出作者是拿一篇篇的论文，集结成册的。
  　　
  　　最后，初次阅读近代史，尤其是晚清的书，第一次权当学习了。
  　　
  　　总之，辛亥年间，中国就是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其实历史不就是这样，各领风骚数十载。
  　　
  　　历史就是历史，厚重，又有些滑稽。
  　　
  　　（练习写文，从读书笔记和写书评开始！）
•   　　再强的人，也强不过形式！
  　　
  　　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看起来像个闹剧，过程当中各色人物粉末登场，上演一出出好戏。
  　　
  　　看戏的人固然是热闹，身在戏中恐怕心中要五味杂陈。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就如革命的对立面未必就是反革命，所谓的坏人好人，做得对与做错，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明确回答，而历史却给不了你明确的回答。
  　　
  　　对于辛亥革命，我们一向有很多脸谱式的看法，但是张鸣却从一个个人物的命运着手，从军阀大盗，到市井小民，每个人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读之其中故事，有时让你想笑却笑不起来，想哭却哭不出来。
  　　
  　　这可能是作者起名《摇晃的中国》的含义吧。
  　　
  　　每个人在那个时代里，都在摇晃着，都不稳定，都不知道往哪儿走。
  　　
  　　骑墙有时候未必是一种选择，而是你不得不的选择。
•   　　 武昌起义，在高中的历史书中是个重点，是大清朝灭亡，中国结束多年帝制的标志，是革命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然而作者张鸣教授却说，这是个意外，意外里的意外。
  　　 如果说是革命党推翻了大清朝，不如说是清朝自己气数已尽，加之各地实际掌权的士绅阶级与之一拍两三，这才让革命党们以革命的名义得了个历史的名头。
  　　 其实清末，满人已经看到自己的虚弱，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使海外，考察君主立宪，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最后接手朝廷的满清亲贵们，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不但没有答应，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本想与满人平分天下的各地汉人士绅们的心凉到了底。
  　　 四川的保路运动，历史书上有种说法，说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其实并不确切。1903年，川人修铁路，采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然而清廷的少年亲贵们却下了一个铁路国有政策，让汉人士绅不仅没有分到权和钱，连已有的也要被拿走。于是地方士绅们“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
  　　 武昌起义打响，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汤化龙便出场，因保路运动而愤慨的他，力劝黎元洪做了嘟嘟，打跑了清廷将领张彪。等到清朝海军舰队杀来，领军的大臣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参谋汤茗乡又是汤化龙的表弟。这样一来，革命军便轻而易举拿下了武汉三镇。起义之后，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地方秩序，让革命军又坐稳了位。从此种意义上说，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最大的情势支持。
  　　 整本书读下来，发现在辛亥年间，真正的，所谓的有革命信仰的革命党其实很少。“从兴中会开始，所有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得密谋暴动”。这就包括了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
  　　 早起革命党人都是上层社会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他们留洋，接触国外的政治体制。他们依靠海外的支持，又在意洋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因此，他们一方面看不起农民，一方面又惧怕农民革命。“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
  　　 在革命党一次次暗杀中，真正对革命起作用，控制权力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
  　　 于民众来说，收多年帝制的影响。对于政权更迭，在谁手中，都是不关心的。革命来了，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于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
  　　 因此凸显出三种革命力量。首先是会党，也是革命党人在最初积极拉拢的力量。会党希望借革命之际，将自己洗白，做个开国元勋。其次是绅商阶层，他们有钱有名望，招的上人当联防，发得起饷，买得起枪，还有权利维护本地秩序。最后是通过兵变掌权的士兵阶层，多事因为钱财问题，制造革命起义，一手掌握地方财权。
  　　 而真正少数想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党人，一方面担心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一方面又个个信奉英雄主义史观，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于是一场场暗杀和起义像是一出出的闹剧。有人仓促起义死掉，有人借暗杀走红。
  　　 若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借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到局限。
  　　 当帝制被推翻，新秩序没有生成，新制度无法落地。中国历史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前行。革命党人的“无知，骄傲”显现出来。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欲望。因此，占了那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到最后却非急于和袁世凯拖鞋。革命党终究失掉了自己的主义。
•   　　《辛亥：摇晃的中国》，国人在这一时期相当的可爱啊。每个人物都被作者描绘得很生动，读起来像野史一般。但却比野史更真实，比课本里的历史，更可信！
  　　历史教科书读多了人，看到这么一本书，难免会新奇，居然有如此的叙事角度~！
•   　　辛亥：摇晃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史料的剪裁、人物的褒贬和历史背景的分析都非常讲究，目的无非是证明一个道理，亦即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客观决定的，是人民的必然选择。在教科书中，史实是为历史结论服务的，而不是历史结论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
  　　
  　　《辛亥：摇晃的中国》读来就要比教科书有趣的多。作者自述写此书的目的是想让读者不要把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以符号化的方式看待，他的目的达到了。
  　　
  　　其实符号化是教科书交给我们的学习历史的方法，教科书往往赋予每一史实以一个固定的符号，赋予每个历史人物以固定的脸谱，连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固定的，无非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但其实历史史实往往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往往是多变的。历史分析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所要强调的是逻辑自洽，而不是方法正确。某位大人物说过，历史不容假设，于是很多人奉为懿旨，以为是历史分析的基本原则，但其实历史完全可以假设，假设是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辛亥革命也历来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重点内容，凡是教科书重视的内容，往往也是符号化比较严重的部分。
  　　
  　　先说第一个符号化的看法：辛亥革命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所致。但根据书中史料记载，情况不是这样的，清政府在民间的压力下，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且已经处于预备立宪阶段，各地已成立了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皇权逐步受到了制约。商业和工业逐步发展，人民生活也在逐步改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新闻自由逐步放开……，而所有这一切不是使革命延缓，而是使革命加速，因为革命党认为再不革命可能就不需要革命了，君主立宪可能会实行下去，而让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永远做下去是革命党人不能接受的。
  　　
  　　第二个符号化的看法：辛亥革命是革命党的事情。根据书中史料记载，革命党只起了点火的作用，然后立宪派、商团、会党、军阀以及民众紧随其后，点火的点火、扇风的扇风，于是很快蔓延至全国。
  　　
  　　第三个符号化的观点，皇帝是必然倒台的。其实根据史料分析，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完全是好多偶然性促成的，一是瑞徽给革命党人以高压政策，人心惶惶，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于是革命；二是起义爆发后，中央政府迟迟不加以镇压，致使革命党人在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能守住；三是慈禧和光绪死后，新任皇室少不更事，搞了个皇族内阁，且要收回路权，激起民愤，把立宪派也弄得无话可说，以至于立宪派人也开始拥护革命，因立宪派多为权力人士，极大的壮大了革命。这些因素只要不凑到一起，辛亥革命难以成功，说不定君主立宪也有希望走下去。
  　　
  　　第四个符号化的观点，推翻皇帝总是对的。但其实不尽然，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无力统一全国，中国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路英豪粉墨登场，会党、流氓军阀也借革命之名篡权夺位，乱作一团，这也给袁世凯登上大位创造了条件，历史又开了倒车。以后，国民党二次革命，又兼北伐，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因为军事立国，难免又陷入了独裁。而如果能够君主立宪，有可能避免较大的动荡，本着历史可以假设的观念，在此也假设一番。
  　　
  　　
  　　第五个符号化的看法，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不是没有注意到群众的力量，而恰恰是深刻理解了群众的力量，太平天国、义和团殷鉴不远，群众力量的威力巨大，但破坏性也超群。所以，革命党是不敢发动群众的，宁可花钱雇佣会党人士也不会组织群众，他们认为群众是革命解救的对象，而不适合作为革命的力量。其实，后来的历史也可以证实，群众的革命往往不能保证革命的先进性，容易开历史倒车。
  　　
  　　最好看的一章是“五光十色说民国”，民国的丰富多彩、民主自由、甚至荒诞不经跃然纸上。
  　　
  　　
  　　
•   　　一段支离破碎的历史，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故事。
  　　因为在陈丹青的视频里提到张鸣的书，所以终于去买了两本。
  　　
  　　翻了开头，很有趣的故事，读来很轻松。
  　　后来，后来，后来还是一个个故事，夹杂着不少重复的观点，重复的文字。感觉是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拼凑起来的书，单独看，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一起看，难免有太多的似曾相识。如果删掉每个故事里重复的部分，这本书至少会缩水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吧？
  　　
  　　也许因为这本来只是历史的碎片？
•   　　感觉写得东西是东扯西扯而来的，边边角角的抖落着段子，没一个重点或者主线来描述，连贯性不好，如同撒的孜然来调味一般。
  　　我对作者这种写法目的不知道是故意写的如此琐碎，还是把自身的历史感表达太隐晦了，反正我是当一本不咸不淡的书随意看看就好。
  　　
•   　　去年，辛亥百年已过，台湾宣传是亚洲第一共和国百年庆典。大陆一直说，中国有长达两千年帝制传统，积重难返，却忘了中国是第一个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亚洲国家，其时间远早于凯末尔创立土耳其共和国，形式之激烈更胜于日本明治维新。
  　　
  　　然而，激烈甚至壮烈辉煌的形式，并没有带领这个国家大幅度跃进，反而陷入持续不断的征战动荡之中。除去八年抗战来自外虏的侵凌，百年中国更多是自身的动乱绵延，由民初的混战而至文革的扫荡，一次次对生命、文化、民族根基的摧残，几可说千年未见。唐德刚所谓“历史的三峡”，这百年正是水流峻急弯凶滩险巉岩如刀的航程。
  　　
  　　张鸣所著《辛亥：摇晃的中国》，由辛亥——这个百年中国变乱的起点追溯，重寻历史的本真。历史既有趋势，也由无数偶然因素组成。如武昌起义的成功，源自汉口一次意外的爆炸，革命党人泄露了一份起义者名单，数位密谋者被斩首。湖广总督瑞澂举止失措，造成武汉新军人人自危，铤而走险，从而一声枪响，新军景从，为大清王朝敲响丧钟。
  　　
  　　大清朝并非教科书上所说倒行逆施，一意孤行，穷凶极恶，在辛丑国耻之后，西太后慈禧也试图做出改革。清末言论自由甚至远胜于国民党，革命党人可以借助国内报纸，激烈抨击政府，讽刺朝中重臣，而清政府却鲜有追究造谣传谣的举动。清政府试图立宪，在各省设咨议局，作为议会的雏形。虽未拥有实际权力，议员可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而无遭批判逮捕之事。可见统治者并非无智慧，亦能识得大势。
  　　
  　　然而，统治者还是难以割舍对既得利益的贪婪，只图枝枝蔓蔓的改革，维护自身统治，不肯以国民的利益为重，目光狭小。贵族内阁的登坛，收回铁路权的昏着迭出，最终让原本冀求通过渐进革新改变现状，分享权力的立宪派，转而和激烈革命派合流，最终摧垮了已岌岌可危的清廷。
  　　
  　　辛亥仍是一次低烈度革命，没经过太多的杀伐流血，即便革命党宣称的排满，当革命真正开始时，大部分满人的权利仍得到充分保护。没有太多阶级仇杀，立场的血拼，在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下实现了从帝国到共和的巨大转变。但辛亥革命还是没有完成在思想和国民性上的转变，旧有的制度骤然转化成新制度，社会底层结构和民众思想却没有革故鼎新。以致辛亥之后，更多人甚至感觉尚不如前请。
  　　
  　　但是，没人去想深层次的原因，更多人以更为激烈的丛林法则来应对，成王败寇。以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革命来试图改变中国，辛亥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革命之火蔓延的年代，其得失成败，百年之后值得深深思考。
  　　
  　　至少，《辛亥：摇晃的中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透过人为设置的迷雾，窥视百年前那个枪声响起的夜晚。
  　　
•   　　这是一本历史散文。让人从抽象脸谱化的历史中走出来，走进一个五光十色的辛亥。大有让人重回历史现场之感。
  　　近年来的著作基本都在矮化革命党，本书也不例外，革命党能成功最主要原因是清政府自掘坟墓弄了个皇族内阁，次要原因是大量立宪派襄助革命。再次，才是革命党自身的努力。
  　　革命党问题很多，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内部争权夺利，迷信个人英雄主义，忽视对新军等力量的纪律约束及思想洗礼。革命党的民主只是精英阶层的民主，对农民的民主要求一律镇压。在革命的名义下为所欲为。真正对战北洋军，“革命”军队一触即溃。
  　　相形之下，反而是立宪派可爱多了。
  　　文笔还好，就是有些地方前后重复，有些地方过于罗嗦。思想力度不够，但是能还原部分真相，也就可以了。
  　　
•   　　在一个地道重庆味儿麻辣鲜香烫老火锅前，我郑重向朋友推荐了此书。毛肚在筷子的挟持下，欢快地在洒满红椒与花椒的滚汤中跳跃，我说：本书重点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几个关键角色所为：朝廷、革命党、地方士绅、新军、会党、报人。朝廷犯的几个错误，执政党全都避免了：与地方士绅（人大、政协及其他体制内机构给地方富翁和名流发放入场券，诸多老百姓被房子、车子、教育、医疗深度套牢，无心深度关注政事）分享部分权力与特权；严控媒体（面对诸多骂清廷的报纸，顾虑到国际影响与立宪环境，地方大员能忍则忍，能轻判则轻判，被封报馆的团队回头再注册一个继续骂）；牢牢掌握军队（请见各种抗洪救灾、雪灾旱灾、地震中军队的执行力）……
  　　看完本书只能说，真是一个会学习、能执行、不断自我升级的政党啊！你们成功了！
•   　　 用了很长时间将这本书读了两遍，张鸣先生的功底着实令我佩服，将一部本已经公式化的辛亥革命史写出了另一番滋味。作为一位历史教师，我本以为自己对辛亥革命应该很了解才对，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觉得对这段历史充满了陌生。辛亥革命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它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每一位国人都是如何感受它的呢？这些看似答案很清晰的问题，读完这本书后，我一个都不明白了。辛亥革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辛亥革命在海峡两岸都有崇高的地位。国人只要了解这段历史，都会认为它是开启中华民族民主共和的标志性事件。于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辛亥革命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千古不变的公式，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它的影响从初中到高中几乎都没有变化。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真想”是胜利者勾画出来的，但是那些历史“失语”者们呢？那些被辛亥革命发动者击败的对象呢？革命在当时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历史潮流，通过我接触过的一些有关书籍，其实是这场革命还真是一场偶发事件，只不过一系列偶发事件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必然。满清贵族拼命收权，让势力不断壮大并希望能和满清贵族一起分享权力的汉族士绅伤透了心，这或许是辛亥革命发动后能在全国各地得到士绅或支持或并不反对的响应的重要原因。但革命必然会产生破坏，当时中国的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步向西方民主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虽然看似缓慢，但却相当稳健。革命的发动却将我们本可以平稳的过渡到民主社会的进程强行斩断。看似暴风骤雨的革命实际上除了给中国带来乱象以外什么都没带来。有很多革命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发生了向英法一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就能告别剥削帝制，实现民主共和。可是他们却忘了，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产物，要想引进中国就必须要有所改进，而这种改进不是用枪炮就行的，需要的是时间和民智的开启，而晚清的宪政改革虽然缓慢（实际也不慢）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吗？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不伦不类的西方民主，这种民主最终只成为政客们高呼的口号，而直至今日还有多少中国普通民众对民主一无所知的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在对民众的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方面，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这场革命似乎成了一场无人观看的比赛，革命党对阵清王朝，但确几乎没有观众呐喊助威，甚至还有很多人害怕这场比赛。中国人很会变通，为了彰显革命成功，我们罢了溥仪皇帝，为了向全世界表示我们也是民主国家了，于是我们也想美国制宪一样制订了《临时约法》。但是民主同中国到底有多少距离，恐怕只有你知、我知，但不敢说了。
•   　　张鸣讲历史，文笔甚是活泼诙谐，特别的适合做当代人枕边读物，闲来一阅，轻轻松松心情大好的同时还增益良多。且不说民国史本身多跌宕起伏，多扣人心弦，单就作为一本轶事集合读本来说，此书作已算极好的抛砖引玉目录了，至于当中涉史的诸事诸人物，恐怕不同读者有不同见地及解法，有耐心及兴趣者大可再顺藤深入细究下去，或更多地采集各方立场。
•   　　 总觉得辛亥到现在一百多年，是一段漫长的悲剧史。曾经的先辈们在众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选择中，抽中了一条下下签。腐朽、顽固晚清固然是悲剧的开始，但这个似乎气数已尽的末代帝制王朝，比起后来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北洋、民国，真的就差了吗？
  　　 在中国这个摇摇晃晃的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盲目崇尚进步论、进化论，盲目地相信历史只会进步，肯定不可能会发生倒退。“革命万岁！革命是绝对正确！打倒开历史倒车的邪恶晚清！革命是艰苦的，未来是美好的！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我们要复制过来。”
  　　 结果了呢？
  　　 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后来，慢慢地，大家都发现所有美好的愿望都是空中楼阁。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这一切居然被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看清了。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预言道：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辛亥革命带来的变革太快了。是的，张鸣认为那时的人们还是需要一个皇帝来过渡下。毕竟，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在皇帝的统治下生活的。奴性，这个民族从来都不缺少。要让他们接收新的东西，真需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的，而不是急功近利。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觉得：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
  　　 重看辛亥百年：如果当年清廷不那么固执的握住权力不放，如果人们给清廷一点儿耐心，如果那天晚上没那么多巧合，如果。。。。可早已物是人非。
  　　
  　　
  　　
  　　
  　　
  　　
•   　　一场若似笑话的革命
  　　——评《辛亥，摇晃的革命》
  　　　　
  　　　　
  　　真实的革命不可能是笑话，那是刀刀见血的，远远比赵本山、冯巩的小品要惨烈的多。说它是场笑话，是站在历史的后头来看前后，也仰仗了张鸣先生那幽默的文笔，不论是暗杀、国会、黑帮、商团、炸弹、剪辫子……，里面都能透漏出种种黑色幽默来。
  　　中山先生海外募捐，大部分的钱都投到广州，真是天不随人愿，屡战屡败；武昌起义那些革命党的大佬开始真没有多少关注，也没有多少钱来投到这里，怎耐偶然的一声枪响，然后遍地烽火，打枪了胜利的第一枪。这场起义湖广总督实在是不怎么样，白白让库里的四千万白银成为革命的造反资本。
  　　　　
  　　革命的血腥是有，不过不似教科书写的那般满目疮痍，在这一点大陆和台湾无疑的共识，似乎处处都有黄花岗般的悲壮。其实不少处革命若似是笑话中进行，几个不要命的革命党拿着几个假炸弹，也可以让衙门改换门庭。还有不少乡绅主动请缨要求变法，要求立宪，还没有等革命党到来，他们提前鼓动商团劝说衙门，自动组成新一轮的政府。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能独立的就独立吧！要自由，要自强，要民主，更得要点好处。
  　　形势比人强，黎元洪就占了形势的一个便宜，不然历史怎么能有这一号人呢？袁世凯要是铁了心给清朝卖命，武昌起义的胜利火焰也燃烧不了多久，这是形式所逼。虽然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没有袁世凯的妥协，也断然不会让民国那么快的登场。北洋之狗冯国璋可是铁了心的保皇派，一定要剿灭革命党，眼看着革命党的胜利大势已去，袁世凯偏偏让他停止进攻。真是没法子，这个北洋之狗打的在好，也是给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
  　　　　
  　　革命党没有团结农民，那是觉得他们的等待解放的大众，其次是革命党代表是乡绅集团的利益，乡绅集团知识也比较多，在地方也有话语权，也得承认那个时候农民确实都很迂腐。革命党除了农民，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连黑帮也用上了。结果黑帮人士在胜利后里统治若干城市，大大的给革命党人的脸上抹黑了。这帮黑帮人士占据城市，天天吃肉喝酒，聚了一帮又一帮的兄弟，喝的不亦快哉。有个哥老会老大叫张云山，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位,“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这种评书戏曲里的段子到是让他们利用上了。他在陕西一省给其他黑帮老大们封了六个大都督，他以为是自己封的自己就是老大，结果谁都不听谁的。用黑帮江湖的习惯来统治地方，纪律不好，兄弟花天酒地，土包子到底是土包子。
  　　　　
  　　在香港有个报纸叫《循环报》，也被革命党钻了空子，发一则假新闻，什么京陷亲崩，皇帝老子都死翘翘了，不少老外也跟着本地人一起起哄。一个假新闻竟然也可以兵不血刃的换了一个地方的风气，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海外有保皇党和革命党，保皇党的头头是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的头头是孙中山、黄兴。两派人在海外面对同样的民众都要宣传各自的好，从笔战到口战，到底革命党人敢下黑手，一个叫张继的小伙子看见保皇党二话不说大打出手，这样一来真是让革命党赢得了讲台。平心而论革命党怎么说也在国内举行了若干起义，保皇党基本都是玩玩嘴皮子。
  　　有一个好玩的故事，康有为封的一个外国人李，遇到了梁启超封的另一个外国人。外国人捐款为了也是内心的一种虚荣，大将军的名号多威风啊！这就好似前几年某些投机商大卖月球土地一样，买的人为的也是虚荣。不想两人在美国竟然还见面了，老外比较认真，都觉得自己的官位大，打到法庭才算完事。这件事儿，反而让保皇党丢了面子。还是那个美国李将军，后来投奔了孙中山，别说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后，真在南京给他封了一个官。
  　　　　
  　　这场革命里面是“民主”、“自由”都是乡绅集团里的权利，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在南通有一个渔港，这里民智较开，知道的也比其他地方的农民多。像模像样的组织了商团，弄了一个农村人组织的政府，也打出个口号“自由择君”，不想同样的自由需求到遭遇了革命党的冷遇，一腔热血的农民被打成一地鲜血。
  　　这样来看，民国的“民主”需求也像一个笑话。站在历史的后头也不能刻意的嘲笑前人，就是自己对“民主”理解几分呢？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不是依旧是个笑话呢？这个还真难说。
  　　　　
  　　2012-03-26
  　　
  　　
•   　　最喜欢书中第六章——匆匆上下的龙套——中那篇《革命的帽子》，革命者的脑中被各种革命的正当性填得满满的，于是便做出了诸多连被他们革了命的旧政权都不敢轻易为之的暴力行为。
  　　其实只要仔细回想，类似的正当性在辛亥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流传很久，被这股“正当性”的风潮所裹挟的不但有赳赳武夫，甚至还有高喊“民主”与“科学”彬彬学者，概莫能外地在这般被自认为的正当性的鼓动下，上演了无数的闹剧、荒诞剧，乃至悲剧。
  　　有趣的是，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似乎都不曾仔细思考过这种他们引以为傲的“正当性”究竟来自于何处。他们几乎一致地自认为只要参加了各种革命——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无论是以何种程度——只要参加了，就天然地获得了某种革命正当性的支持，并可以因此享受这种支持所带了权力和利益，甚至有时这种享受是可以没有限度的，是凌驾于一切的。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这似乎也是中国人某种思维惯性，什么都讲究论资排辈，什么都讲究资历，参加了革命自然就拥有了某种资历，就要享受这种资历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种资历所带来的好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自己去取，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正当性给填满了。”
  　　于是，推翻了独裁者的人，自己有可能又成为了独裁者；试图打破阶级的人，自己却形成了新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反而使他们走向了他们革命初衷的相反方向，这不单单是利益作祟，更是因为他们不清楚那个他们引以为恃的革命正当性究竟来自于什么。
  　　这种正当性不是来自于参与革命的资历，甚至不是革命本身，而是来自于那些革命所影响到的绝大多数人们，他们手里才应该握有真正的正当性，并享受由此而来的种种利益。这应该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要明白的问题。
  　　
  　　作者文笔洒脱，用小块文章写辛亥革命这个大问题，用篇幅不长短的一段段文字介绍人物事件，阐述观点想法，捎带着野史杂说，让读者读起来很有趣，我想这很适合那些想了解某段历史，却又读不动大部头历史书的读者。
  　　
•   　　在历史教科书上，辛亥革命是一场符号化的革命。
  　　而作者通过此书给读者呈现了一场非纯粹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实施者
  　　革命党人本身也不是纯粹的，他们是引导者，但算不上主导者。从书
  　　中让我们看到这场革命中其他的推动力量，同时是不可或缺的。
  　　辛亥革命是一场戏，主角却很多。革命党人说要演成枪战警匪片，却
  　　在其他跑龙套演员的参与下，把这场戏变成了情言文艺片，略带烂尾
  　　的那种。
  　　
  　　
  　　
  　　
  　　
•   　　 不能算有什么领悟，只能说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多了些感性的认识。伟大的不是真的伟大，卑微的也未必真的卑微；那些我们认为轻如鸿毛的原来如此重要，而那些远看重如泰山的却恰恰轻如鸿毛。真相，真相？微妙的不是历史，是人心，在那万千人心之上，我们至少可以说：历史，真是个妙东西。
•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零零总总，有官样的文章，也有各种野史集注；可以说，历史就放在那里，描述它的人可以写出千万种变化。在这本书里，张鸣声称，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似乎想以此来规避对这本书的种种“上纲上线”的批评。只是，既然这本书“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显然不可能当作一本业余人士的闲暇之作。
  　　
  　　以钱穆先生的看法，对于历史，需要研究的是人事和制度这两样。单纯的讨论人事或者制度，免不了会出现断层和无逻辑的状况，当然也很难自圆其说。以这本书来看，张鸣大谈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却对制度的分析采取了种种假设分析，不断以“如果”来立论，使得本身就是杂文集的这本书更加杂乱无章。如果说这是一种“信手拈来”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么随手一拈，全然不考虑逻辑性和应有的缜密。以作者的观点，“如果”清廷能够早点儿立宪，便不会有随后的这些起事，立宪派也不会支持改革派，民国自然不成立。再以作者的观点，“如果”满汉能在朝中媾和，那么这些大小起事更可以直接被掩杀在摇篮之中。
  　　
  　　在作者看来，若不是这些“如果”都不成立，我们的社会或许发展得更好；渐进式的改革远胜于动荡式的起事——况且辛亥这一次，“动荡也不大”，效果自然也不好。按作者在第五幕中的举例，起事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偶然成功的行为，只是一种当时的“潮流”罢了。之后的第六到十幕，则是从不同的方面在试图证明，这次的变化更像是一种倒退。
  　　
  　　以作者的初衷，“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中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想来作者的受众人群，是广大“根红苗正“的青年们，在经历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课洗礼之后，对官样历史深信不疑。作者试图在挽救这些迷路的羔羊，于是不惜以戏谑的笔法来描绘那段被浓墨重彩描绘的历史。只是作者写得很开心，或许有些青年们看得也很开心，而想从中获取一点认识的研究者却没那么开心了。
  　　
  　　不谈制度的历史，对于像我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总觉得不够味儿。从读书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学者比较喜欢写这样的杂文，显得”有韵味“，颇有些追求”仙风道骨“；而读一些西文的作品，则觉得逻辑感很强，环环相扣，起伏很明确。或许是我读书读得不够，或许是抽样统计的样本空间有限，至少从目前我读过的书来看，是这样的情况。
•   　　YHZ在推荐这本书给我时，给我讲了个书里的故事。说的是名列国民党十大反清起义的镇南关之役，说的很有趣，所以在这里我先说说这个。说想当年，也就是1907年，孙中山同学带着一帮人去广西镇南关炮台郊游，镇南关炮台年久失修，早已被清兵放弃，周围数十里荒芜一人。孙中山等这帮人玩得兴起，本来就是一伙革命党人么，随身带了些旗子标语什么的，玩乐之余顺手就在炮台上挂起了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个跟现在各个户外团体去玩户外时四处做记号没什么两样。玩完孙中山等就回了，只留下那面孤零零的小旗子仍挂在炮台上，可能也是忘摘了，或者是嫌麻烦。镇南关炮台地处中越边境，当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不知道啥时候，边境对面的法国人留意到了这面小旗子，还以为对面的地界被革命党人占领了，于是一层层上报最后通过外交途径把这消息给拱到了清廷那里。清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号令所属地的官兵前去剿匪。这些清兵大老远跑过去一看，啊，哪有什么匪啊，连那面旗子都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但回来跟上级可不能这么报啊，怎么着也得邀功请赏一番。于是，汇报上去就变成了血战一场剿匪无数夺回阵地等等，清廷才不管你怎么血战几场剿匪多少呢，把地方给收回来就成，别到时候再让对面的法国人乱嚼舌头根子搞得不得安生。好，论功行赏，大张旗鼓宣传了一通。国民党这边呢，也得找由头宣传啊，正好，孙中山同学碰巧也在，那就狠狠编个够激烈够革命的故事，一炮干死了多少清兵云云，孙中山也由此得名“孙大炮”，清兵请降都不允，因为没那么多钱打发这些过来“剿匪”的清兵还乡，眼看寡不敌众，最后不得已，撤退到了越南境内，等等。这样传来传去，也不知道传到了第几代，传到国民党当权时，正史上孙中山同学组织的这次郊游活动就变成了国民党十大反清起义的镇南关之役。
  　　
  　　再讲一段黎元洪的发家史。说黎元洪这小子长了个国字型四方大脸的官样，命呢也因此奇好无比。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起义之初，他还是保皇派，并且亲手宰了一个过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就跑到一个部下家躲了起来，没跑太远。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发现群龙无首，原来计划革命成功后担任领导岗位的几个人一个没找着，老大总得找个有名望的人来担任，起义的临时指挥官吴兆麟这时想到了他的老师黎元洪，大概他们师生二人的关系不错，于是派了部下去把黎元洪给请了过来。说是请，还不如说是绑架，传说黎元洪是被士兵从床底下给拖出来的。就这样，黎元洪做了革命军的总都督，反革命保皇派的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了民国首义的头牌。黎都督后来先后做过袁世凯和孙中山副总统，也算那时期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书里讲得那些故事就是这么好玩。好玩之余，如果满本书都是这种阴差阳错莫名其妙的历史，你就会觉得这世界既荒诞不经也没啥正事儿。如果历史都是这般如此，现在又如何就能免俗呢？如果都这样，我们还折腾个啥劲儿？就像余华的《活着》中写得那样，地主狗崽子福贵沾染赌博的恶习，被人骗去了家产，但没多久共产党得了天下，骗去福贵家产的龙二被当成地主给枪毙了，福贵的阶级成分却划成了贫农，又翻身做了主人。你说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
  　　
  　　这类书看多了真的会使人颓废。当然，也会使人警醒。这个，视具体人具体阶段而定。我就不再把书里的每个故事都转换成自己的话复述一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提炼提炼。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时，他答道，这取决于由谁来书写历史。而我的一位朋友说的更直接，他引用别人的话说，历史就是个婊子，谁有权力谁就可以弄她一下。
•   　　真不知道张教授在写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一本莫名其妙的书，我是冲着作者和书名去买的书，看了越看越乱，自己选的书很少有一本是看不下去的书。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
  　　怎么感觉是一般辛亥年的人物时间简介
•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读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对那段动荡的历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   总的感觉辛亥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赶鸭子上架的革命，革命热情远胜于理性，但似乎这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