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法西斯((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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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观点看世界,每个人都是人。那些普通人,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文化有感情的人,是怎么为法西斯主义所迷惑而投入其中的呢?
      苏联导演罗姆在《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以反思的形态讲述了普通的人如何会变成"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者的。那些为希特勒卖命的纳粹分子原本也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人。罗姆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教条主义角度,反思法西斯的思想起源,从希特勒个人的爆发史,寻找法西斯形成的社会基础。
      《我的奋斗》这本当初精装的羊皮书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又重见天日,新纳粹党的死灰复燃证明希特勒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正如他当年演讲时一样“永存”,直到现在“法西斯主义精神”都或深或浅的影响着现代社会,因为人类极度欲望的恶性肿瘤是不会得到根除。
      罗姆正是在苏联艺术思想得到解冻后,在《普通法西斯》中发表了自己的观念和意见并研究隐藏在人性内部的法西斯元素。
      故事片大师罗姆,为了搜集素材,走遍东欧各国博物馆,观看了200万米胶片和大量照片。他把素材按主题进行分类,将历史场景和现代画面巧妙的结合起来,从主观理性上对新闻素材、影像资料进行汇编剪辑,每一格画面都有独立的意义,经杂耍蒙太奇后形成对比性画面,调动观众进行主观的思考。
      罗姆为影片配的解说词极具主观色彩,虽然被苏联的文学报批为情感冷漠但却充满着滑稽幽默的戏剧性,不仅用第三人称来讲述,同时也以第一人称希特勒本人的口吻表达出来,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与此同时,当画面呈现出迫害犹太人的骇人眼目的图片和镜头时却配上欢乐的音乐,纳粹士兵狰狞的笑容和已被处死的僵硬的面目在同一画面出现,极具反讽和冷嘲的意味。
      《普通法西斯》不是按照纪录片的历史时间顺序叙事,而是呈现一种思想的结构,分有16个片段,每一个主题之间独立却相互参照、相互印证,从历史的真实面目中再现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和反映现实的意义。
      人之初,性本善,罗姆用可以代表快乐、希望和未来的小孩子和他们的画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相互映衬,那些画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世界。然而在被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德国,孩子们从小接受法西斯主义精神的熏陶,习惯残酷和无情,用身体排成我们属于你的字样,效忠希特勒。
      纪录片结尾处再现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照片,罗姆用他们的表情和眼神的特写告诉人们“他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眼睛仍然活着,他们的眼睛看着我们。”
      
  •     2005年我写了这篇文章:
      
      2008年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谁种植了 希特勒草莓! 》和一个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
      
       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夸张或不客观。
      因为历史,因为社会,甚至因为人的习惯想法的需要,我们总是要用一种模式去套用。
      说到伟人,或英雄人物,所有的光芒都在他一人身上:无私,伟人,高尚,正直。。。。。。
      而说到坏人,所有卑劣的东西都在他身上:惨酷,无情,自私,残忍,虚伪,贪婪。。。。。。
      
      我们也习惯了这样思维,我们不难容忍一个伟人或英雄乱扔垃圾;同样,我们也不能接受一个坏人,如希特勒也喜欢宠物,如狗。好象坏人什么都坏,才符合我们心目中的标准,如果他做了好事,如扶老太婆过马路,也是有企图的,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同样,如果一个大众眼中的好人,我们会形容描绘他什么都好,哪怕做了一件坏事,如随地吐痰,也是情有可愿的。或者我们不会报道,因为这样有损于英雄在我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是的,我们就这样一厢情愿地用这种模式来思考,来对待这类人,他们的光辉遮盖了他们的缺点;而坏人的丑陋又扭曲了我们的判断。我们总觉得他们之所以是这样,必然和我们不一样,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简单地用好和坏来分别:好的都属于好人,英雄,伟人;坏的都属于坏人,恶魔和罪犯。二者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好人的品格只有好人才配拥有,坏人的思想也只有坏人才想得出。
      
      这样,好人活得累:为了符合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包括真实的自己,同时,不得不隐藏自己,包括自己内心的渴望。更有的,沉醉于这种光辉中,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也不是他应该做的事,都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标准,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而坏人,更惨,做了好事也没人信,就这样,活着人们的置疑与不信任中,而这种东西,又推向他们陷入更深的泥谭中。社会上很多犯罪人员就是因为初犯没有得到社会的包容与谅解,帮助与支持,最后,自暴自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走上另外一条路,这当中,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推波助澜还是加油添火。
      
      我希望我们能用客观地角度来看人,或按我的说法,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对待他们。是的,他们是和我们不一样,好的地方比我们好,坏的地方比我们坏,可是,他们有的我们也有,只是,他们的言行比我们更直接,更彻底,更极端,更大胆,更毫无顾忌。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人,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有情绪,有爱也有恨,有乐也有悲,也要吃喝拉撒,也有你我身上都有的缺点和优点!
      如果我们能从这们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我想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一种负责:他们会因为我们的理解而做得更好更真实;而我们也不会因为固为的思维模式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包括对真理,真相和真实的了解。
      
      张广天在他的书里谈到了马骅,他死后,很多部门纷纷打听他的事迹,希望树典型,造英雄,想挖掘他更多的英雄事迹,希望为他立碑树传,可是后来发现他既不是什么组织派遣的,也没有响应什么号召;及不是从属那个单位,也不依靠什么组织,完全是个人行为,结果最后为他歌功颂德立碑树传的念头打消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不论是新闻还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形成这里的思维模式,都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社会事件。如谈星爷的《大话西游》,他就是拍着玩的,可是我们就要往上套,什么后现代,什么新新人类,什么主义,什么思想。。。。。。结果星爷自己也糊涂了,那有那么复杂。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僵硬,有的简直就是个人想当然的。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太复杂,可是有太简单。
      
      所以,每每谈到希特勒或林肯等历史人物,我总想,他们真的这么伟大和邪恶吗?
      
      我喜欢这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下来而已。
      
      说到英雄了,扯远点,都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如希特勒,除了他自己,还有时势,也就说整个社会中你我这样大众和他一起作用。如二战时的德国社会又有多少人敢站出来说不呢?多少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又有多少人利用他,打着他的旗子和口号来为自己谋利,为自己铲除异已,捞权获利呢?如同我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大众用来变成自己的替罪羊,把他们自己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罪恶都推到他们身上,谁知道后来高喊打倒他们的人中有多少当时正是高喊拥护他们的人呢?我问过,难道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吗?如果没有一帮打手,没有大众的支持,他们做得了这么多吗?我们能不能问问人们自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写到这,想到了牧师马丁.内莫勒(Martin Niemoeller)的忏悔“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贸易联合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贸易联合主义者;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别人说话了”。
      也想到了圣经的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照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桩公案交给耶酥裁决。耶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位妇人。《约翰福音》8:7
      还有圣经箴言录中的话:不要去评判别人,以免自己被别人评判。
      
      在这里我不是为他们开脱,而是希望我们自己也反思自己,他们的错中我们占了几分或是不是我们也有?或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权力,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我想是的。我们嫉恶如仇,我们欲除之而后快,我们快意恩仇,我们眦睚必报,我们对人不对事。。。。。。。
      有人问我文革有正面的作用吗?我说是的,有的。文革等各种运动让我看到人性最凶残,最疯狂,最隐秘的,最真实的一面,平常你看不到的人性的种种丑陋全在文革展现,好一处人间戏剧。究竟是文革造成了还是文革引发了?我觉得是引发了这些本来潜伏在人的心灵最隐秘的部分得到了爆发,得到了发泄的渠道。有美好的也有丑陋的,让我们发现人性是如此不可捉摸是如此复杂。更让进一步对人性进行审视和评判,不论伟大还是丑陋。如果我们能从人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可以让我们对很多问题看得更真实,包括对于历史的解读,如果我们能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去思考,我想我们可以对别人对自己了解更深也更真实!不被别人欺骗,更不被自己欺骗!
      
      
      谁种植了 希特勒草莓!
      
      
      一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 “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1〕。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二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 “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2〕。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注释:
        〔1〕〔2〕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3、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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