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膺 页数:213
前言
城市发展无疑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极大,而一个城市的商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在经济发达时期,商人尤其会受到特别关注。自明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地域商人群体,他们在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区乃至全国范围发挥着十分特殊的作用。不唯如此,他们甚至还深远地影响了许多行商地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面貌,特别是对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巨大。其中有的地域商人群体还形成了个性十分鲜明的文化学特征,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新经济形成的文化主体,而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某商或某商帮。如晋商、徽商、洞庭商帮、宁波帮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业解禁局面和开放格局,它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仅改写了中国经济政治落后的历史,而且还使中国逐渐向世界强国迈进。中国商人也由此作为一个十分强势的社会主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甚至成了各个区域经济体或者整个中国经济体繁荣的发动机,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或文化学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商人群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商人也成为了全体国民、各级政府关注度最高的社会群体。其中以广州、潮州商人为代表的粤商,以泉州、漳州商人为代表的闽商,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行遍中国、跨出国门,大有盖过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之势。多年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司曾针对各地商人形象进行过一次调查。近半数受访人认为目前中国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中,最典型的当数广东商人、浙江商人、上海商人和温州商人。其中浙江商人被认为是中国超级活跃的商人群体,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温州商人。
内容概要
本书是杭商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杭商是一个当代文化学概念,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域商人群体,而不以历史上的商帮为形态特征,但也有很长的历史文化渊源。杭商概念的提出主要体现的是地域人对地域经济文化模式的自我认同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自信。杭商内含古代都市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和当代草根经济三种经济元素,其发生与自然和文化地缘极大相关,具有“浙学”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与杭州人文精神构成互动关系。杭州人文精神影响了杭商,而杭商又是杭州人文精神的建设者。杭商以精明稳健见长,也出现网商等超越性的智商,并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创业主体身份的自觉和认同,具有杂多聚敛与非确定地域人格、和谐群处与:“个众”分布、以道制胜和精致谋利、回应时代与回应于时代等文化学特征。但是杭商也有超稳定工业文化乃至农业文化心理结构,总体上未走出传统工商业的围城,没有真正完成后工业或后现代意义上的人格蜕变和企业家精神塑造,而成就为公民社会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主体。
作者简介
周膺,1961年生于浙江省建德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美学专业,师从叶秀山先生,研究方面为中西美学比较。现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对中西哲学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较多积累,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域。并对造型艺术有独特的领悟与解析,也擅实际试验。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美丽洲:良渚文化与良渚学引论》、《美丽旧世界:良渚文化与杭州的缘起》、《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现代城市美学》、《西溪湿地》、《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华贵天城:宋版杭州》《宋朝那些事儿》《现代信息理念与写作》等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周膺集》、《第一种美》等美术专集,并举办过美术个展。
书籍目录
序言 人文精神的别一维第一章 杭商的文化学意义 一、杭商和杭商研究的学理问题 二、杭商的历史形态 三、杭商的基本特征第二章 杭商的多维地缘基础 一、杭商与地缘文化 二、杭商与山区平原二相地理 三、杭商与城乡二维空间第三章 杭商的多元经济因素 一、杭商与古代都市经济 二、杭商与近代工业化 三、杭商与当代草根经济第四章 杭商的“浙学”传统 一、杭商与“浙学”的伴生 二、杭商的事功伦理 三、杭商的求理精神第五章 杭商与杭州的经济发展理念转换 一、杭商与经济制度变革 二、杭商与超稳定工业文化心理跨越 三、网商与创业文化蜕变 四、杭商与创意城市建设第六章 杭商与杭州的社会主体进化 一、杭商与城市社会人格重塑 二、杭商与公民社会建设 三、杭商的“责商”化与民生改良 四、杭商与世界公民塑造第七章 杭商与杭州的新人文建构 一、杭商的新人文生活和价值创造 二、杭商与新伦理社会建设 三、杭商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杭商与人文关怀
章节摘录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认为,这种差序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伦”,即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一种有差等的秩序。团体格局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在差序格局下存在的则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名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在这一差序格局中,没有可以普遍应用的道德,社会是一张张由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起作用。不难看出,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水波”描述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比喻,因此尽管差序格局早已成为人们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具体涵义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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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商帮的“杭商”被提出来专门研究自有其合理性;而杭州人文精神的再发掘及其重建更有现实意义。本书是第一部杭商研究专著,也是试验性的研究项目。本书建基于时空立体界面和客观立场,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杭商进行文化解剖和文化批判,尤其希望给予自构“杭商”概念的杭州人以一个历史和文化反思的特别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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