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作者:钟道新 页数:300 字数: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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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易其实是人际交流的基本方式之_,虽然有好多人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 分析权力的组成,职务仅仅是一部分,关系占有很大的比例。 假设有成群妻妾的话,那么管理好她们的办法,就是让她们每个人都相信你最爱的是她。我对待我的客户就用这个办法。 物理学上的动量等于速度乘以质量,而对于公司也有一个这样的量。它等于公司的规模乘以资金再乘以关系网。 在“商场”中,从来没有哪个人是因为说“不”而破产的。破产的总是那些来不来就说“行、行、行”的人。 机会造就贼,贼其实就是认识到机会的普通人。 一笔买卖、一笔账,只要往下追两个环节不出问题,那么就可以认为没问题。 漏网之鱼永远要比网住的多。关键要看你网住了什么。 信任在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往来、指使、利用、交换。 当总经理除去要有一个好肚子外,还得有一个玻璃食道、橡皮的胃和一个钢铁的屁股。 如果你想和别人做成买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营造出“僧多粥少”的局面。 对待你将与之合作的公司,就如同对待将与之结婚的对象一样。
作者简介
钟道新,男,汉族,籍贯浙江。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于山西昔阳插队,后就职于神头第一发电厂。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1989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后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获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风烛残年》、《继承》等;中篇小说《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超导》等;长篇小说《权力的界面》、《非常档案》等以及电视剧作品《黑冰》、《天之云,地之雾》、《叶挺将军》等。创作风格以智慧、幽默的对话为鲜明特色,擅长描写高知、高科人物形象,并开拓了经济小说的新领域。
章节摘录
国电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李寒,从降生之日起,就住在这所大院子里。 李寒的父亲,建国时就是个相当高级的干部。大军一进城,就分配到这所前清军机大臣的府第。这院子一共三进。院子里假山、鱼缸、藤萝架等,…具备不说,更有古木婆娑。 李寒在屋子里研究了一阵文件资料后,端着新换的茶来到院子里。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大对劲,再喝就更觉不对,于是他狠狠地把茶泼到地上。喜欢喝“毛尖”的爱好,是他父亲培养起来的。老人家在把他抱在膝盖上时,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毛尖”喝。以后的“毛尖”也一直由父亲供应。 父亲四年前“走”后,留下一些茶。老爷子的茶,从来都是由产地的领导贡献的。今年入夏时,这些茶终于喝完了,他估计不会再有人送,就派人上街去买了些新茶来。谁都知道茶这东西“当年是宝,隔年是草”,应该喝新的才对。他是完全出于情感因素,才喝陈茶的。可谁料想,买来的茶连点“毛尖”的味儿也没有。今天沏的,是他托人从产地买来的,可仍不是味儿。 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转动着手里的空茶杯,思索着。 他们家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他的三哥在中国驻美国的外交机构工作,二哥在军队,也已经做到了副军级的位置。而他的大哥则是国家经委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局的局长。父亲虽说早就退了下来,但老头退而不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很是安排了一些干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原来的办公室唐主任,推举到电子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而他所在的电子投资公司,就属于电子委员会。 这原本是一局佳构:上有唐副主任的支持,外有大哥可以凭借,另外还有老头儿垫底。 可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生老病死,原本是规律,对此他也早有准备。可父亲的死,仍然带走了很多东西:首先是家庭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本来就是同父异母,“同”一去,“异”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父亲在世时,许多他一说大哥就给办的事,现在也要拖了又拖,办复率不足百分之五十。更何况,大哥去年又从这里搬了出去,物理距离的扩大,加速了心理距离的扩大。其次,唐副主任在接待他时,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所有这些,致使政企分开、脱离电子委员会时,给他定的级别是“副局级”。 这一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从来不甘心做生意。换句话说,他也从来没有把生意真正当成生意来做。他的目标是“做大官,兼做大事”,“不做大官,焉能做大事!”可一个人如果过了四十多岁,仍然是副局级,那么依照干部管理原则,要过若干年,才考虑提到正局级。然后再过若干年,才能考虑副部级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一切都顺利的话,副部级也是五十岁以后的事了。而五十岁是局级干部的“大限”: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原则上不提拔五十岁以上的副部级干部。 客观世界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只好改变主观世界。他是个务实的人,既然前景已经很清晰,就应该有另外一种准备。 李寒所谓的另外一种准备,就是做“钱”的文章。在危机感产生之前,虽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但他律己还是比较严的,从来不主动弄钱不说,就是接受礼物也很有分寸——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容易。某次在香港,他在“卡地亚”手表专卖店里多停留了一下,那个心领神会的客户就替他买下,送到他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里。他抚摸了一阵“卡地亚”的蓝宝石表面,再掂掂它的分量后,问客户凭什么给他买?“我看您盯着它看,肯定喜欢,就做主替您买了。”客户是送礼的行家,自以为李寒是在和他“走程序”。“喜欢我确实喜欢,但就和我喜欢天安门一样,并没有把它搬回家的意思。”他把表放回盒子后递还客户。“谢谢你的好意,这种几万元的东西,不是我这身份的人戴的。”他知道商人总是在商言商,投入后没有不索取回报的道理。再说,商人,尤其是香港商人——嘴巴之严密度,远逊于政治家。何况圈子并不大,传出去就是大损失,更甭说引起调查了。 他喜欢看赌马,经常在下榻的旅馆内“模拟下注”——也就是在他看中的马的名单上写下个数字,最后再结算总收入。几乎所有首次见到这个现象的客户,都以为他这是种暗示,要由他们出资玩一把真的。但他总是笑着解释:“赌性人人都有,我赌个高兴就行了。钱对于我和对于你们的意义不一样。” 他这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实话:钱对于商人、企业家和一般老百姓,意味着行动的能力、富裕的生活。而对于他来说,行动的能力是由职务带来的:只要是公司账目上的钱,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可以调往任何地方。至于个人生活所需要的,更是方便。明言之,只要不买首饰之类很私人的物品,都可以用公司的信用卡付账。至于差旅费、电话费就更没有上限了。 他当然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位置的附属品,位置没了,这一切就荡然无存。现在就有了向负半波变化的趋向。有趋向就要做准备,要未雨绸缪。 李寒知道像自己这样的消费水准,一年没有几十万人民币是无法维持的。他想起“文革”前,父亲的一个在广州军区当副政委的老朋友来北京,因为疏忽,给他预订的房间没有电视不说,还没有热水。他一看就发了火。接待的单位赶紧给他换。当时还是孩子的他,觉得这个副政委实在有些过分。但父亲却表示理解:“孩子,你将来会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活水平上去了,就下不来,除非有强大的外力。”现在他是真的懂了。 钱好弄,几乎可以说伸手就来。可弄了之后没有后遗症,也就是把钱“洗”干净,却需要一些技巧和渠道。 技巧可以学习,关键是渠道的建立需要做些前期工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饱含植物气息的空气,从走廊的长藤椅上站起来。要弄就弄它一大笔钱,来个一劳永逸。 李寒回到宽阔的屋子里,把空调的温度调到二十度。他不再喝茶,而是给自己倒了杯法国白兰地。凡是他要干重要事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方针一定,周密计划就是首要问题。 以无权者的想象,你如果是领导,搞些发票一签一报,就能把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弄出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假设你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以买计算机为名,从某个熟悉的计算机商店搞一张假发票,然后你在报销单据上签个字,交给了会计。会计又在上面签,然后出纳把钱汇到开具发票的计算机公司。但与此同时,会计会向你要这批计算机的入库手续。当然,你是总经理,手中有权,完全可以命令库工给你开一张假手续。但对将要来到的审计人员来说,你花了钱,就得有东西在。到库房里一看,没有计算机,仍然是“露馅儿”。所以你还得再找一个人,把计算机领出来,说是用在某个地方了。这样,这笔钱才算勉强被你给“消化”掉了。当然,这指的是例行的审计,如果一定要查,跑到你所谓“用”的地方去对证,你仍然跑不了。所以,老练的“弄钱人”,从来不会以计算机、汽车、房屋这些固定资产作为弄钱的载体,而是用水泥、电缆等消耗品作载体。这样,查账的人如果问的话,你可以坦然地告诉他们:它们已经埋到厂房底下了,不信你们挖出来看看。自然,没人会挖。建筑业之所以容易藏污纳垢,原因也就在于没法查对的东西太多了。除非有像墨西哥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出现,方能使劣质建筑现原形。 这时,钱算是从你的公司里弄出来了,可它仍然不是能消费的现金,而是转到了计算机公司账上的一组数字。当然,此刻你欲把“数字”换成现金,也是可以办到的。但这要留下严重的痕迹。为保险起见,最佳的途径是让计算机公司把这笔钱以购买打印机、显示器的名义,打到另外公司的账上。你从那里再提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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