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口岸社会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小欣  页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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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国公司与口岸社会：广州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研究（1900-1952）》阐述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石油公司在广州的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政治环境的问题，包括不同时期美国的政治气候和中国的政治气候。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结语中旗帜鲜明地分析了两个问题：美国在华石油公司与中国国家主权；美国在华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作者指出：在中国争取主权独立和美国政府奉行对外扩张的背景下，美国石油公司历经从进入到退出广州的整个过程。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在经营上取得成功，但这些是以中国主权不独立前提下，中国石油市场被垄断、石油工业发展迟缓和重大经济事务受制于人等为代价而换取的，这一局面直至中国主权取得完整独立才得以最终解决。作者的结论是：主权独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摆脱外来控制、实现自主发展的主要途径。这样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

书籍目录

序梁碧导论第一章 美油入华与美国石油公司在广州的早期经营第一节 “二战”前美国石油公司在华垄断地位的形成一、洋油入华与美国石油公司登陆中国二、美英石油公司在华的竞争与合作三、美国石油公司在华垄断经营的后果第二节 “二战”前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广州的业务经营一、美孚在广州的经营活动二、德士古在广州的经营活动第二章 美国石油公司与“二战”前的广州社会第一节 北伐前后宋子文与美孚石油公司之煤油征税交涉一、煤油印花税征收与美孚封仓抗缴二、从煤油专卖到缔结中关煤油征税合约第二节 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土制煤油兴起与华洋厂商之争二、煤油征税与土制煤油市场瓦解第三节 美国石油公司与“二战”前广州石油业民族资本之关系一、美国石油公司与广州石油业民族商业资本二、美国石油公司与广州石油业民族产业资本第四节 华南抗战时期的美国石油公司与美日外交一、华南抗战爆发与美国石油公司经营困境二、日本排挤华南美国石油公司的原因及对关日外交的影响第三章 美国石油公司与“二战”后广州石油市场的变动第一节 “二战”后美国石油公司返华与美中两国石油政策一、美国石油公司返华与美国对华石油政策的开展二、美国石油公司返华与中国政府石油政策三、战后初期美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市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二战”后美孚石油公司与广州石油市场重建一、美孚在广州业务经营的初步恢复二、美孚与广州及其周边地方行商的合作三、美孚在广州购置及承租土地活动四、美孚在广州市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二战”后德士古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广州营业所一、德士古与中石油广州营业所的合作二、德士古对华石油供应的重要性及影响……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推行加大了各地煤油零售代理商的销售成本，进而严重阻碍了三公司的市场倾销。为此，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的香港公司迅速派人会同广州分公司与区芳浦进行交涉，但未取得任何效果。美孚香港公司办公室随即向美国国务院建议，要求对广东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进行报复性制裁，以向广东当局施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詹森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但当消息传到中国后，却遭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巴兰坦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将会在中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而此时美孚香港公司经理舒尔茨（Schuhz）也认为应该冷静考虑，不宜鲁莽行事。由于美方内部举棋不定，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决定将该建议暂行搁置。②但与此同时，广州华商方面在得知要征收煤油贩卖业营业税后，立即派人秘密会见区芳浦，表示支持政府的措施，并进而提出维护政府税收和保护土制煤油厂商的办法，即华商照条例缴纳煤油贩卖业营业税，但政府要按土制煤油数目补贴每对国币1.5元的津贴金，即所征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50％。这个办法最后为陈济棠所接受，该办法既能增加税收，又能保护土制煤油行业的生存。一时之间，三公司的降价不仅打击不了土制煤油，而且土制煤油的产量还不断增长。甚至原十九路军领导人还拨出巨款给原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旧部邓瑞人，让其设厂炼油，以致在当时还形成相当声势。1934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土制煤油在广东已具有相当基础，“该业深得政府维护，贸易更呈稳固。近日土炼煤油受原料油渣（按：指柴油）及硫酸等跌价之赐，颇能图利，每罐市价常在三元五六之间，销路颇好。查油渣市价值每吨六十余元港币，比前跌过半，诚该业发展之好机会”①。在此情况下，三公司决定暂停销售，以抵制煤油贩卖业营业税的推行。②　　就在暂停销售之时，三公司得知土制煤油厂商与陈济棠之间达成的协议，于是又公开表示愿意缴纳煤油贩卖业营业税，但要求政府取消对土制煤油厂商百分之五十的津贴金。就在三公司提出要求时，广东的政治、军事局面突然发生变化，陈济棠对外商三公司又有了新的考虑。因为1933年底以反蒋为目的的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而1934年江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原先统一两广的主要顾虑得以消除，他即开始改变过去对两广缓和、容忍的政策，要求取消早先设立的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实现全国统一。陈济棠已意识到蒋介石下一步将会全力对付广东，以解决全国统一问题。③为此他急需通过各种方法来迅速筹措资金，充实广东地方实力。所以当三公司提出要求后，陈济棠随即表示，政府目前急需款项，如果三公司能够预交500万元港币的煤油贩卖业营业税款的话，那么政府可以取消补贴土制煤油厂商的津贴金。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