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批判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陈惇、刘洪涛、 陈思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05出版)  作者：陈惇，刘洪涛，陈思和 著  页数：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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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九世纪挪威杰出的作家易卜生走过从“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之父”的道路，为世界文库留下了丰富的剧作、诗歌、书信和文艺散文。他的戏剧文学创作尤其令人注目，其中超前的意识和技艺为后世各流派戏剧家所欣赏和借鉴。这位北欧文化巨人的名字和创作被介绍到中国文化界，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广大读者极其重视易卜生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演出、评介的历史。他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如浪漫主义剧、现实主义剧、象征主义剧，尤其是那些“社会问题剧”，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和积极借鉴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易卜生的戏剧是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戏剧、小说的关系，抑或中国对易卜生的戏及其戏剧文学创作的接受，还有独特而复杂的“易卜生主义”，均已成为许多研究者进行比较探索的饶有兴味的课题。在外国作家中，易卜生的戏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实属佼佼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受到广泛的喜爱和欢迎。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和易卜生文学创作爱好者，一直盼望出现一部反映中国接受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史迹的好书。现在，陈悖和刘洪涛两先生选编的《易卜生在中国》已摆在读者面前，终于使大家如愿以偿。此书选编者之一陈悖教授是我的挚友，嘱我作序，故欣然命笔。《易卜生在中国》的面世是有实际意义的，其学术参考启迪作用和审美价值是明显的。依我之见，这部书有以下几个特色和优点。一、《易卜生在中国》的“主体”部分，搜集了从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关于易卜生研究的中文材料。它与我们常见的外国作家研究参考资料迥异，既不单纯地据材料问世先后时间排列顺序，也不以论者、译者为文字归类标准。它的结构模式、内容安排、技艺考究以及选材方式，颇有新的创意。全书“主体”分为五大部分，即“现代学人、作家论易卜生”“批评论争篇”“序跋篇”“介绍篇”和“研究翻译篇”；各个部分前后呼应，彼此关照，既重视历时性的史迹，又突出共时性的评论争议；各个部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易卜生及其剧作在中国”；各个部分又各有各的侧重点，甚至所选入的不同篇章也有各自独特的意见。比如，第一部分选取鲁迅等学人、作家的“易卜生论”，侧重于独立式的评述，各有各的视角和感受，并为后几部分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选取《易卜生主义》（胡适）等文字，凸现了交叉式的论争；从宏观（易卜生思想）到微观（娜拉“出走”与“走后怎样”）的争议与辨析，体现了易卜生在中国影响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

内容概要

　　《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收入的材料，丰富而翔实，比较系统而全面。这些经过审读、选择、梳理和分类编排的材料，大体上呈现出选编者“无形的”真知灼见；在《后记》中，选编者结合入选材料关于“说不尽”的《玩偶之家》的论述，就发表了“有形的”真知灼见。“有形的”和“无形的”真知灼见，相得益彰。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论坛上的一种“偏见”，以为选编书只是“剪刀加糨糊”的“技术活”。这种看法当然不正确，不符合认真选编的实际。选编不仅需要坚实的学术功力，而且需要跟踪求索的毅力。举例来说，选编者花费了艰辛的劳动，才发现《晨报副刊》上《娜拉》演出的讨论等“不少新材料”，这些材料使这部书更加充实、更有参考价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审校订《易卜生文集》并为它撰写序言和各剧题解时，就不曾掌握这一类宝贵的材料。现在追溯起来，不无遗憾。不过，这部书又弥补了作者的遗憾。　　选编者选材料有严格的标尺，以有典型意义、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者为主，也适当地收进了对同一作品、人物、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文字，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意见。就作品而论，入选评介文字最多的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玩偶之家》，其次是《群鬼》《建筑师》。其他作品评介，一般一剧一篇。

书籍目录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世纪的回响》丛书序钱谷融《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序第一辑 现代学人、作家论易卜生鲁迅论易卜生仲遥论易卜生陈独秀论易卜生胡适论易卜生周作人论易卜生傅斯年论易卜生胡愈之论易卜生茅盾论易卜生宋春舫论易卜生滕若渠论易卜生第二辑 批评论争篇易卜生主义胡适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看了娜拉后的零碎感想又一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女高师演的《娜拉》看新剧与学时髦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的纠纷微明（茅盾）《娜拉》的答案郭沫若论者谓易卜生非思想家——自习备忘录之一 第三辑 作品序跋篇《国民之敌》译序《社会柱石》小引《梅孽》发明《易卜生集》（二）序《海得加勃勒》译者序言近代戏曲大家《易卜生传》序《我们死人再醒时》译者序言《罗士马庄》小引《娜拉》前奏曲（节选）《娜拉》小引《总建筑师》译者序《玩偶夫人》后记《建筑师》后记《海妇》后记《卜克曼》后记《鬼》后记第四辑 介绍篇伊蒲生之剧镜若口述文豪意普森传太玄西洋演剧史（节选） 自然主义戏曲的先驱易卜生看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以后谭谭《傀儡之家》 易卜生易卜生诞生百年纪念易卜生底女性主义社会改造家的易卜生与戏剧家的易卜生 论《群鬼》——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九次公演作第五辑 研究篇易卜生传易卜生传新叙论易卜生（节选） 伊卜生的思想伊卜生的艺术 易卜生研究（节选）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节选） 西洋文学史（节选）附录一：本书部分人名、概念各种译法对照表附录二：易卜生剧作中英译名对照表附录三：有关易卜生研究介绍的重要译著和论文目录后记刘洪涛

章节摘录

第一辑现代学人、作家论易卜生鲁迅论易卜生（1）……伊氏①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日，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摘自鲁迅《摩罗诗力说》，文载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2号、第3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②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③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 摘自鲁迅《文化偏至论》，文章原载《河南》1908年8月7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我吗？”欧：“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我！你的母亲！”欧：“正为那个。”阿夫人：“我，生你的人！”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 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es）①者的处置。摘自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载《新青年》1919年11月6卷6号，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勃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摘自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原载《语丝》1925年2月15期，选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①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厅兵底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志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②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Gengangere'’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日《群鬼》”——从译者看来，Ibsen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掌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dle”的译本，今上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纪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Ibsen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C．Brandes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Brandes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Brandes的相同。“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6）……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生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摘自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原载上海《文艺新闻》1931年7月、8月第213期、21期，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他们（易卜生和萧伯纳——选编者注）的看客，不肖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结论，却从容地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庙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摘自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原载《论语》1933年9月25期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后记

易卜生（1828一1906）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世界戏剧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高峰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他在世界文学和人类精神领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恩格斯、梅林、蔡特金、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萧伯纳、勃兰兑斯等著名作家、批评家，都对易卜生有极高评价。在中国，对于易卜生的巨大影响，傅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司和列宁。”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于挪威的滨海小城斯基恩，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家境还算殷实。但在易卜生8岁那年，父亲的破产改变了他的生活。以后，他外出谋生，在一家药店做过一段时间学徒。1850年，他来到首都奥斯陆（旧称克里斯替阿尼遏）投考大学，但未能如愿。此时易卜生已经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写了一些诗、剧本。1852年，易卜生受聘到卑尔根民族剧院当编剧。这一职位，使他受益匪浅。剧院要求他每年写出一个剧本，客观上促进了他戏剧创作才能的提高；同时，剧院先后派遣他去哥本哈根、柏林、罗马考察戏剧，使他有机会了解学习先进国家的戏剧。这里成了他走向成功的起点。1857年，易卜生受聘出任挪威剧院的艺术指导。这一时期，他在生活和事业都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为推动挪威民族戏剧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864年，易卜生终因辛辣批判各种不合理现象，为当局所忌，并招致社会仇视，不得已侨居国外，这一去就是26年。他的绝大多数重要作品都创作在国外。1891年，易卜生回国定居，已在欧洲享有盛名的他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仿佛一位凯旋的英雄。晚年的易卜生身体虚弱多病，1906年5月23日去世，享年78岁。挪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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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和诗人。他前期剧作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中期剧作倾力反映各种社会问题，主人公追求精神独立和反叛，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后期作品以人物心理刻画和象征主义为特色。易卜生最有影响的作品《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都属于中期作品。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剧作，特别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像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都撰文介绍和分析易卜生的作品，形成了文学领域的“易卜生热”。中国人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的确立，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本套丛书正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选的一套他们书中国的影响的文集。每—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本套丛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与此前出版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起，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绘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