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解释学的产生与发展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康宇  页数：280  字数：214000  

内容概要

　　本书对儒家解释学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以系统论、结构论、唯物史观为基础，详尽剖析并建构其内在结构、发展理路，揭示其理论范式，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基础上，为儒家解释学探寻现代进路等问题，便具有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多重意义。完善儒家解释学体系结构，丰富相应思想论说，也正是本书核心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康宇，1978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现任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中心和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儒家美德与当代社会》（独著）、《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世情小说中的两性伦理研究》（独著）、《中国现代道德伦理研究》（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省、厅级科研奖励3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核心概念解析
三、儒家早期经典的形成与解释学的萌生
四、儒家解释学的内容体例
五、儒家解释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章 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兴起
一、孔子的贡献
二、子夏的探索
三、孟子的理论
四、荀子的论述
五、《易传》的大成
六、其他成就
第二章 两汉：儒家解释学的兴盛
一、汉初儒学的复兴
二、今文经学的形成
三、今、古文经学之争
四、古文经学的势强
五、汉末儒家解释学的统一
第三章 魏晋隋唐：儒家解释学的转变
一、郑王之争与儒学式微
二、魏晋《论语》学的发展
三、解释学在南北朝的分立
四、隋与唐初经典解释思想的统一
五、中唐之后的解释学新风
第四章 宋元明：儒家解释学的创新
一、宋代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建构
二、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三、明代的“心学”解释学
第五章 清代：儒家解释学的重建
一、“朴学”与清前期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建
二、汉学、宋学之争
三、今文经学的复兴与解释学异端的出现
第六章 民国：儒家解释学的跃迁
一、新考据派的形成
二、唯物史观派视域中的儒家经典解释
三、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体悟解经之路
第七章 现当代：儒家解释学的命运
一、港台新儒家对于经典的现代解释
二、海外新儒家的解释学思想
三、大陆儒家解释学的发展
四、对现当代儒家解释学发展的反思与追问
余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今文经学家不同，古文经学家不只把儒家经典当做“天人感应”的神学预言或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工具，更将之视为古代历史、政治、哲学、思想的真实记录，所以他们对儒家典籍文本的解释充分考虑到了严肃的学术性。他们以经书为中心，以解释和通顺词义文句为主要目的，无论释词还是解句，都始终围绕着经典原文的语言文字展开，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经典解释的客观性。无论是解释名物制度，还是交代时代背景，都始终坚持着历史主义的阐释态度，或以今词释古词，或以雅语释俗语，或以本名释异名，或以详言释略言，试图通过解释经典文本在文字上所具有的意义，从而恢复处于前文本状态的原始话语。他们开辟的以考证字词、讲解句义、论说典故和举指出处为主的经典解释理路，为儒家古代文化原貌式的有效传承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证。 其次，建构了明确的经典解释目的论与方法论。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认为，今文经学的一大弊端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陈元在给汉光武帝的上疏中称，解释的目的是“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古文经学家解释经典的针对性与目的性，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们看来，儒家经典解释的最终目标是找到经典作者寄寓的原意，揭示文本背后真正的“本义”。同时解释、研习经典的同时要有所作为，在“国家将有大事”时，把从经典中学习到的圣贤智慧应用进来，以古代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古文经学并非不想要通经致用，只是反对今文经学没有文本依据或历史凭证而空发议论而已。 为此，在经典解释中要破除今文经学的“累惑”，遵循系统的解释方法论。要有一种“全经”的概念，从整体上把握“五经”，深入考证，完全明晰地解释归纳出儒家圣贤隐含在经典中的系统思想体系。在“全经”的同时还要“义全”，即强调语言文字是先圣们思想的载体，不可离开载体空寻“微言大义”，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经典的思想。在古文经学家的眼中，儒家的经典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发明的文献系统，其所表达的思想，亦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想体系。解释其中任何一部经典，都应以“全经”作为参照系统而达到“义全”。正如刘歆说的那样：“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 最后，完成了儒家解释学“经学思维”的定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今文经学家不断的论说中，“五经”与“孔子”均被神圣化了。“五经”不仅是圣人之作，而且也是天意的体现或天授。孔子被纳入“王”的行列，使其兼具“圣”与“王”双重之尊。这种神圣化的直接后果是，孔子所删定的“五经”具有了无限的至上性，其不再是认识的阶梯，而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被崇拜的最后真理。在今文经学的贯注、推广、传播、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学化被动性的儒家解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为众多的儒生接受和坚持，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社会。所谓“经学化”，是指思维习惯和认识价值取向被经学所规范；所谓“被动的”，是指在经学的规范下人们作为认识主体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主动性，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没有或很少有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