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新动向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编  页数：342  字数：400000  

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相互依存的深度和广度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强，全球化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术语。无论是福是祸，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扩张，用难以阻遏的力量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远超世人的预期。它不仅令世界各国迈上新的台阶或陷入新的困境，也给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深刻的影响。　　近30年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一直被西方政界和学界主流派奉为圭臬，在“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影响之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遍布全球。从中东欧到东亚，从爱尔兰到墨西哥的许多国家竞相施行自由市场改革，就连一贯坚决主张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其执政末期也成了私有化的拥趸。这一动向深刻反映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其发展、飙升的生活水平及保守的经济政策受到广泛的赞誉。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更是一度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取得最终胜利的标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推波助澜，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渲染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并宣告整个人类社会今后都将不可避免地朝这一方向行进，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因此名噪一时。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实体经济，也沉重地打击了欧美各国的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西方国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西方政治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正引起人们广泛的、密切的关注。

书籍目录

回应全球化时代召唤推动交叉学科建设(代序)
一、政治篇
  美国宗教外交的新动向——兼论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全球卫生外交研究——范式、议题与路径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当代政治思潮
  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与跨文化沟通
  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回顾与研究动态
  保守力量与平民运动的结合——美国茶党运动简析
  公共外交的源流、现状与展望
  公共外交理念、政策与实践——以美国为例
  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新动向
二、经济篇
  中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与潜在经济影响研究——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高速铁路与中国能源战略的契合效应
  危机以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
  独联体陆运市场的现状、新动态与发展前景分析
  中国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服务业发展研究
  粮食作物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的传导分析——基于2006—2008年月度数据的分析
三、社会篇
  国际组织总部与国际大都市——基于上海、北京、纽约、伦敦、东京、布鲁塞尔的初步研究
  国际新媒体前沿应用与社会建设
  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同和歧异一一路径依赖的视角
  “占领华尔街”运动特点、影响及走向
  日本创意城市的理念与实践
  少子化的成因及其对策——日本经验的启示
  亚洲地区发展跨国教育的经验与启示——基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分析

章节摘录

　　（二）地理区域定位与西方身份认同的平衡　　澳大利亚身份的认同问题，是一个困扰澳大利亚政府与国民多年的老课题。在独立以前，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她距离亚洲仅一步之遥，但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却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社会。因此，从文化源流上而言，澳大利亚是个典型的西方国家，与欧美是近亲。然而，在地理区位上，澳大利亚与欧美相距遥远，而与亚洲却一步之遥。特别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与亚洲特别是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越发密切，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伙伴大多位于亚洲，因此，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澳大利亚政府往往又自认为是亚太地区的一员。这种国家定位的摇摆既表明澳大利亚国内对其国家定位究竟是“东向”抑或“西向”的抉择，也表明澳大利亚对自己“在文化上亲西方，而在地理上近东方”、“在政治上与美国是主要盟友，在经济上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是主要伙伴”身份的犹疑不定，甚至带有一丝的疑惑与焦虑。澳大利亚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亚太国家，还是成为一个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也很复杂，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与政策。　　自澳大利亚独立以后，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问题开始浮现，并成为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外交的重要因素。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弃英就美”政策，成为美国的铁杆政治与军事盟友，自愿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扼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排头兵。当时，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即澳大利亚是西方社会的一员，与美英享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这一国家定位在对华外交上的体现就是紧密追随美国敌视与扼制中国，致使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冰冻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联系的日益密切，澳大利亚开始调整以冷战思维的地缘政治观，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也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虽然仍然强调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但高度重视自己与亚洲国家的地理邻近关系。此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到20世纪80年代霍克政府提出了把“亚太地区邻国和同美、日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以及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初基廷政府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人亚洲”的口号和政策，[6]标志着澳大利亚自身国家定位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即由传统的“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分子”转变为“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分子”。显然，要融人亚洲，成为“亚洲的一分子”，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要任务，这进而直接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战略。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似乎又出现了新的动向。霍华德政府奉行“欧亚平衡”战略，放缓了融人亚洲的进程。[5]41在霍华德在任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对基廷政府的“人亚”政策进行了修正，认为澳大利亚与欧美的共同点更多，并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再次明确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分子”。霍华德政府明确宣示，虽然与亚洲加强交往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重点，但是这不会以牺牲与欧美的传统关系为代价。霍华德还指出，澳大利亚“位于亚太的西方国家”的独特地位，更能够充当联系欧洲、北美与亚洲的桥梁。显然，霍华德政府在国家定位问题上走的是平衡外交路线，即在地理位置上强调澳大利亚是位于亚太的亚太国家，但在身份与文化认同上强调自己是传统的西方国家。　　陆克文、吉拉德的工党政府延续并强化了霍华德政府的国家定位，高调宣称澳大利亚的亚太区域定位，同时强调澳大利亚的西方国家定位。陆克文政府上任之初，就提出了新政府的外交新政三原则或三个支柱，即巩固澳美关系、支持多边机制与融入亚太，其平衡外交之意不言而喻。陆克文上任不久，他就对亚洲主要国家包括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认为亚洲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为了避免沦为局外人，澳大利亚必须从一开始就融入其中。由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增加，要融入亚洲，当然就要重视中国。因此，2008年初的海外出访中，陆克文的第一站就选在了中国。然而，融人亚太只是陆克文政府对外政策三原则之一，而澳大利亚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石仍然是发展与深化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陆克文政府依然强调澳大利亚是传统西方社会的成员，与欧美具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发展与深化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国防、安全和战略安排的基础，也是澳大利亚西方身份认同的内在反映。基于澳大利亚西方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陆克文政府在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以所谓中国“诤友”的名义，主张经济议程还应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稳定的背景下来审视。基于此，陆克文政府不到三年的任期内，不断就安全政策、人权问题、达赖问题、热比娅问题上质疑中国。当然，陆克文政府任期内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政治关系遭遇寒流，原因肯定是多方面，但是，在发展与中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同时希望彰显本国的西方成员的身份认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