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贾振勇 页数:292
内容概要
《诗与史的共鸣》所收录的篇目,是作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所写的文章中遴选出来的,内容包括失落精神的民族,呼唤伟大的人格——“五四”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一瞥;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革命与文学;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文学史权力、秩序与经典解读;当审美遭遇政治,当娜拉遭遇革命——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坛的意义与启示等。
作者简介
贾振勇,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协影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奖、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5部:《述史理想与经典释义》、《郭沫若的最后29年》、《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合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合著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历史的回响文化的回响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失落精神的民族,呼唤伟大的人格——“五四”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一瞥历史的平衡,文化的平衡——简论“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跨越外部与内部、历史与审美的鸿沟——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为例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革命与文学历史激流中的政治抉择——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和政党政治青春的逃之恋——70年代生作家小说的文化内蕴和价值取向第二辑 大师的体验大师的风范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起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遍地皆诗写不赢”——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李白与杜甫》:郭沫若隐秘的心灵自叙传激情、经验与政治理性——茅盾小说政治与才情的相生相克第三辑 经典的魅力经典的解说文学史权力、秩序与经典解读《伤逝》及“娜拉出走”——鲁迅对现代女性解放神话的质疑性与革命:作为主题与象征——《蚀》三部曲的政治文化诗学阐释当审美遭遇政治,当娜拉遭遇革命——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坛的意义与启示“蔡文姬就是我!”——从政文人郭沫若隐曲心声考释后记
章节摘录
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曾批判普遍主义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意识形态出现,而是由在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鼓吹出来的一种强者的价值观念,隐含着不平等的价值标尺,他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贡献于世的。我恐惧带礼物的希腊人!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种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会扭转实际权利不平等局面的武器。”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创造,及其随之而来的研究史,我们不能不痛切地感受到,我们早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悖论式的文化语境之中。 综观最近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论争,其话语表达体验尤其令人感到焦灼和痛切。无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定义为近代性或者现代性,还是强调它在时空表现形态上的独特性,论者大都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系统中有关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叙事话语所表现出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尺度。借鉴华勒斯坦对普遍主义的批判视野,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无论是依据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评判体系,还是从民族主义的文化视角来阐释和界定中国文学在20世纪发展进程中的性质,一方面只能以西方话语系统中作为形态的现代化和作为质态的现代性的共通性标准为前提;另一方面必须将之置放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中考察它的有效性及其衰减和增值现象。因为,并没有与西方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也自有它具体的历史规定性。20世纪中国文学,既有世界文学范围的现代性的同质性,更有特定民族、特定时空的异质性。 在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所持的标准,与社会科学诸多文献资料中广为流行的标准大体相当,即突出强调具有普遍性的、具体的和成就取向的准则,强调现代化是结构和形态、文化取向和价值系统由古代范畴向现代范畴的转变,强调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具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可视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以及精神领域的非理性个体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实际上这是在勘察现代化共生特质过程中,归纳和演绎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理想典型,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认识观。显然,普遍主义价值认知观成为了大多数论者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潜层理论依据。由此出发,大多数论者在将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评判体系,并以此为价值参考系时,忽略了文学现代性的同质性、文学现代化的同构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境遇之间广阔的关联域。正是在这一广阔关联域中,20世纪中国文学所展现的特殊的“个性”,才能真正构成勘探其性质的切入点和原点。 显然,过去大多数论者往往以西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其现代性的品质标准,来衡量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程度和现代性的质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系统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叙事圈套中。后果之一:忽视了其中隐含的西方话语霸权的知识权力倾向和文化殖民王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使20世纪中国文学沦为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载体与呈现者,成为西方文学现代化的中国版本。后果之二: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西方各国文学在进程、模式及品质上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后果之三:忽视了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变形过程的复杂性,尽管这一过程具有一些共通的特征,但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其特殊的品格和面貌,正是这一特殊的品格与面貌构成了文学现代化的一种类型,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精神展现形式。后果之四:忽视了20世纪中国独特的“中外古今”文化冲突语境对其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获得的背景规约作用。后果之五:势必在方法论上将现代主义文学所体现的现代性品质,作为衡量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标准,忽视了文学现代性品质自身所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正如朱德发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是个有序的动态系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文学自身所作出的历史选择。”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状态和固定时空的能指对象,而且是一个具有广泛发散性的所指过程,是一个具有丰富包孕性、形态多样性的意义开放系统。由于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主义的概念,更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未完结的历史,所以它很难形成一个理想的现侧性的真实典型,来衡量所有国家和时段内的现代化现象。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我们认同于广义的现代化概念,即现代化是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古代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开始了自身现代化的历程,开始追寻和丰富自身的现代性,为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文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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