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李德龙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05出版)  作者：李德龙  页数：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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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德龙同志的《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正式出版了，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同道，十分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我与德龙同志相识是在1983年，当时，他还在跟随我的好友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当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先生任会长，宁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人，参与了学会的部分工作，德龙同志有时受宁可先生所托与我联络些事情。三年之后，德龙同志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与我成了同校的同事，后来，他在教学之余翻译了日本学者冲本克己、木村隆德、原田觉、西冈祖秀、岩崎力诸君研究敦煌藏文文献和中国佛教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组稿并主编的《国外藏学译文集》（已出版19辑）中。作为文章的译者，德龙同志与我的接触机会更加多了起来。在与德龙同志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是一位接受过严格系统专业训练、聪颖智慧、极有些才气又肯于用功的青年，当初我就觉得他会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果然不出所料，他撰写的4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被台湾学术界选为优秀佛教学论文，编进《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文出版。

内容概要

　　我与德龙同志相识是在1983年，当时，他还在跟随我的好友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当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先生任会长，宁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人，参与了学会的部分工作，德龙同志有时受宁可先生所托与我联络些事情。

作者简介

李德龙，男，1956年10月出生，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撰著《中国古代军事通史·西汉卷》、《汉初军事史研究》、《黔南苗蛮图说研究》等学术专著6部，翻译出版《中国古代史论稿》、《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等学术专著4部，主编《国家图书馆藏历代日记丛钞》201册、《中国民族问题档案资料集成》125册、《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38册。参与整理编辑《英藏敦煌文献》14卷，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

书籍目录

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唐代佛教宗派与社会经济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敦煌遗书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十三件敦煌古写经敦煌遗书《茶酒论》与藏族寓言故事《茶酒仙女》敦煌漠文仫教文献俩值千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漫谈敦煌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16行寺料役，自守旧例，不许（以下空白）。这件文书表面看来，表明的是常住百姓必须依附于寺院，身份地位必须世袭的状况，但透过其表面现象看，这件文书正是实际生活中由于常住百姓经济地位的上升，已有常住百姓脱离寺院依附关系的表现。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发生的话，又何必发布这样的文书呢？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发生，文书中也无须严格禁止常住百姓与世俗百姓通婚，无须极力维护寺院常住百姓对寺院的依附关系了。另外，从常住百姓的经济地位变化上来看，也确实有一些常住百姓具备了脱离寺院而独立的条件。以上我们重点分析了敦煌寺院依附人口的状况，在内地，寺院的主要依附人口依然是部曲、奴婢。唐武宗会昌毁佛时，全国曾“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④。可见奴婢在寺院依附人口中所占数量和比例之大。这时内地的寺院奴婢，比唐前期的寺奴婢的地位也有了提高，其表现就是寺奴婢不许买卖。曾任彭州刺史的李铁，“买本州龙兴寺婢为乳母，违法，贬随州长史”②。武宗灭佛后，直接放大量的寺奴婢为良人百姓，更直接冲击了寺院的依附人口制度，必然会引起依附人口地位的变化。在内地寺院，依附人口除寺院奴婢之外，以租佃契约形式租种寺院土地的所谓依附农民，恐怕已与世俗租佃者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他们租佃的是寺院的土地而其他佃农租佃的是世俗封建主的土地而已，因而他们的地位也应与一般农民相同。敦煌的情况和唐后期整个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趋势，可为其佐证。

后记

在《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出版之际，首先使我想到的是我在攻读硕士研究生三年当中，对我进行敦煌学专业培养的恩师宁可先生，是他将我领上了敦煌学研究的路途。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先生带我们3名硕士研究生，他为我们上课并不很多，但是他却为我们提供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并为我们准备好缩微阅读器，提供了专门的阅读场所，同时分配给我们一定的整理任务，我与郝春文师兄每天在缩微阅读器前摇胶卷，读文书。与此同时，宁先生还介绍我们经常到位于沙滩老北大红楼里的国家文物研究所，将研究需要的敦煌文书从胶卷上拷贝下来，于是，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敦煌文献，积累了几十个纸带子的文献资料，很快确定了学位论文选题，并准备了充分的研究材料，论文撰写与答辩似乎都很顺利。在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期间，宁先生还让我们接触到了国内外不少的敦煌学专家，他亲自为我们联系去北京大学选修王永兴先生、张广达先生开设的专业的课程，使我们眼界大开。那时，虽然我还是学生，宁先生却十分信任地让我翻译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先生、竺沙雅章先生的研究论著，并将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等先生的论文交给我，让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通讯》上翻译介绍，这样，不仅使我的专业知识迅速扩展，也使我的日语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在3年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先后发表了近10万字的专业学术译作，并有几篇短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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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