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俄] 瓦利里·季什科夫 页数:587 译者:姜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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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提,北方曰译。”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
内容概要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一书,1997年由伦敦睿智出版公司与奥斯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联合出版。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13章,另有导言和结语。第一部分(开头5章)主要涉及从史禄国到古米廖夫、博罗姆列依,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及俄罗斯各时期的民族学理论,并以大量篇幅介绍从苏联建国初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族建构、民族划分、族际政治、民族语言及文化等问题。第二部分(第6至第10章)分别以三个案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奥什州、车臣一印古什为例,剖析这三场族际冲突,其中含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内情。第三部分(第11至第13章)侧重于讨论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并提出使民族和谐的策略。 作者瓦列里·季什科夫,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部长),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此职务担任至今)。1993至2003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
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瓦利里·季什科夫 译者:姜德顺 丛书主编:郝时远 朱伦瓦列里·季什科夫,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部长),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此职务担任至今)。1993至2003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
书籍目录
致谢名称、名字及类别的用法导言:对竞赛规则的感觉第一部分:一般的探讨和问题 第1章 苏联及其解体后情境下的族性 第2章 苏联的族体建构工程:成功与失败 第3章 转型时代的族际政治 第4章 领土、资源以及权力 第5章 处于冲突中的文化和语言第二部分:个案研究 第6章 俄罗斯人正在离去:中亚和哈萨克斯坦 第7章 族际暴行所含的文化:奥什州的冲突 第8章 对种族清洗的剖析:车臣一印古什的冲突 第9章 野心以及权力傲慢:车臣战争(第一部分) 第10章 野心以及权力傲慢:车臣战争(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处理冲突的族性 第11章 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 第12章 俄罗斯是什么?过渡之中的认同 第13章 苏联解体后各国促使族裔和谐的策略结语:经由理论摧毁现实(或“退回象牙塔”)参考书目 译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一般的探讨和问题第1章 苏联及其解体后情境下的族性1.3 构造成的族性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学者已开始更加注意某个集体用来当作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的族性,该集体借此试图在社会舞台上获得物质上或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某一集体对族性和族裔地位提出的主张,当作创造学术神话及政治神话的基础,而且常常是由寻求承认和权力的精英们操纵的。族性正日益被人们看成全套表演技能(repertoire)的一部分,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有意识地算计和选择这部分技能,以便满足某些利益,达到某些目的。这种做法类似于人们所说的族性的结构主义观点,该观点也把族性视为一种现代现象,它布置着一套认同形成过程,在该过程中,文化精英们起到明显作用但并不一定就是操纵作用。族裔认同往往发展成为对于有共同体验的歧视和从属的承认和表述。这种认同能够以导致权力结构改变的面目出现或再度出现。同时,这种强有力的社会组合形式就像国家一样,要通过它们的制度而创造忠诚和文化体系,使这些忠诚和文化转型,或者断言这就是族裔认同。文化镶嵌与权力结构之间进行着复杂对话,这种对话通过限定它们的边界而“生产”族群。然而,在其他方面,文化就保持沉默了。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方式这两者均趋向于把族体边界视为始终在挪用和消除的成分,也就是说,是有穿透性的,是相对流动的(Barth,1969;Eriksen,1993;Handler,1988;Verdery,1991)。结构主义方式把族裔情感视为一种智力及社会的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文化的历史性差异,通过神话、种种概念以及在其情境下所形成的一些说教,被人创造出来的。这样,族裔情感就被当作精英们刻意努力的结果,而这些精英则是“对社会世界所持主观见解的专业生产者”(Bourdieu,1984,P.6)。这些“专家们”包括作家、学者、政治家,他们的智力生产成了可在大众层次上传递的,通过书面文字和教育而传播。正是“民族”和所谓“民族意识”(national awareness)这种概念,这种西方精英们的智力产品,因此就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同步传播(Gell—ner,1983;Greenfeld,1992;Hobsbawm,1990)。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种概念在东欧和俄罗斯得到支持,尤其是在前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外围周边各民族的领导人当中更有拥护者,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说教于是就在情感上深深扎根。现在,这些精英们正力图把这些神话和情感掩藏到社会一政治工程当中(Roeder,1991,1993;Tishkov,1992b)。
后记
2003年夏,我在任职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内部调整岗位,离开《世界民族》编辑部,并于2005年4月被安排到本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不久,接受翻译此书之任务。初见其篇幅不小,本想约请一两位同仁合译,但商谈之后,因故未果,无奈,独力承担。本人二十余年来英译汉笔译不辍,有大量翻译实践——具体而言其篇幅在本书十倍以上;并曾专职担任英语刊物(China,STibet)编辑和普通报纸(《中国改革报》)国际版编辑多年,对国际问题包括俄罗斯、东欧问题,尚不隔膜。然而,动笔翻译此书之际,才发觉其中几乎每章均含有若干俄语词,自然也牵涉到许多苏联及俄罗斯之种种背景。由是,如临渊履薄,未敢自专,甫一着手,即想到应当请从事世界民族研究数十年之本室前辈葛公尚先生校订。葛先生欣然赐教。不料,校毕第四章 时,他被诊断出患有重病,立即住院治疗。于是,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丹女士校订后续各章和结语。他们二位均为行家,皆精通俄语,对苏联及俄罗斯社会十分了解:葛公尚先生曾于1960至1964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王丹女士则于1987至1989年和1991至1997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合计8年。苏联及俄罗斯情况,于他们二位均为常识,而我稍不注意就可能出纰漏。能请到他们二位把关,得以保证此译本质量充分可靠,方不负原著作者以及中国读者,令人心安。另外,翻译中也曾三番五次临时去电话给王丹女士,请教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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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为“民族学人类学译丛”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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