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

出版时间：2002-2  出版社：东北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前  页数：209  

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因此。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内容概要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对于以伦理道德规范制约技术应用的不同理解，揭示了技术应用脱离道德制约的现实表现，分析了这种背离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期由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由“私德”向“公德”的转换出现“空档”，以及传统文化中“道”的“术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技术与良知结合的必要措施。　　在技术发展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技术注重“以人为本”，而西方传统技术强调“重物轻人”。但在现代技术发展中，这两种思想倾向都出现某种程度的逆转趋势。《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分析了不少企业重设备更新而轻技能培训的问题，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建立“人”与“物”关系的新范式，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还讨论了技术发展中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问题，分析了“悟性技术”与“理性技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及各自的长处和弱点，指出两种类型技术的合理关系模式以及不合理相互渗透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正确处理这两种类型技术的关系问题。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最后指出。技术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又是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从文化角度审视技术、调整技术、发展技术，中国的技术发展才能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一致，才能真正实现技术的现代化。　　《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关于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的研究，从广义上讲，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哲学需要讨论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尤其是观念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制约，从中揭示技术与文化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就中国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关于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的讨论，是技术哲学研究中本土化色彩很浓的课题。当许多技术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久拖不决的时候，从文化制约的角度可以发现新问题，开启新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途径。这对于所有参与和关心中国技术现代化进程的读者来说，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简介

　　王前，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主要学历及工作经历：　　1979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91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评为教授。1997年到东北大学在职进修博士学位，2000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7月起，协助陈昌曙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2002年5月调入大连理工大学。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书籍目录

绪论一、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技术现代化二、五种主要的技术文化观念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天人合一”与“战天斗地”——技术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一、两种对立的天人观二、“战天斗地”的思想根源三、技术进步与天人和谐第二章“中学为体”与“西技为用”——技术发展中的人与社会一、体用关系的历史演变二、技术现代化中的体用矛盾三、体用和谐的途径第三章“以道驭术”与“道术分家”——技术发展中的人与人一、“以道驭术”的传统二、“道术分家”的缘由三、技术与良知的结合第四章“以人为本”与“重物轻人”——技术发展中的人与物一、重“人”的技术与重“物”的技术二、现代的两种相反趋势三、“人”与“物”关系的新范式第五章“以巧为技”与“知行统一”——技术发展中人的自身问题一、悟性技术与理性技术二、现代技术中的“知行统一”三、技术素质的形成与培养结语：技术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化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战天斗地”思潮的形成，与中国社会革命的思想背景有某种关联。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革命运动之后，我国才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革命的成功主要是靠军事手段完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成功经验很容易迁移到其他领域的工作中去。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术语，如“大会战”、“攻坚”、“统帅”、“突击”等，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思维方式的痕迹。我国传统的天人和谐、天人合一观念不完全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还包含着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含义。“天命”、“天朝”、“天子”等概念都是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现代角度看都属于革命和斗争的对象。“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思想切断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同传统政治观念的联系，“奉天承运”之类的东西作为封建糟粕被扫除掉了，而传统文化中一些对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东西也往往被人们忽略[54]。自然观意义上的“天人和谐”、“天人合一”观念就处于这种状况。人们敢于“战天斗地”，其思想前提就是不再对天地抱敬畏之心。社会生活中“改天换地”的成功自然使人们把“战天斗地”作为革命的继续，而“战天斗地”的消极后果，也往往被人们当做战斗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而接受下来了。　　当然，由“天人合一”向“战天斗地”的转变也不完全是社会变革影响的结果。这里还有经济生活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原因。近现代技术的传入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毕竟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和生活便利。社会生产和经济方面的变化逐渐扭转着人们的天人观，使自然经济时代形成的“畏天”、“敬天”心理逐渐淡化，到了一定程度势必出现逆转。其实，我国古代对“天”的态度也并非一味顺从，逆来顺受。强调“天人合一”并不意味着在自然界变化面前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