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7-4 出版社:河南大学 作者:程代熙
作者简介
程代熙,1927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著有《文艺问题论稿》、《艺术家的眼睛》、《海棠集》等,译著有《普列汉诺夫美学文论选》。
书籍目录
绪论 程代熙 第一章 文艺新潮和新潮理论新潮诗歌篇 程代熙 第二章 新潮诗歌的兴起 第三章 鼓惑人心的三个“崛起”理论 第四章 新潮诗的流变与落潮新潮小说编 冯宪光 第五章 新潮小说的发端 第六章 大潮中的新潮小说 第七章 大潮后的新潮小说新潮影视编 蔡师勇 第八章 新潮电影的初潮——《太阳和人》 第九章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第是章 “娱乐片”——新潮电影的另一副面孔 第十一章 新潮电影理论 第十二章 《河殇》——自由化思潮的活标本新潮戏剧编 程代熙 钟艺兵 颜振奋 第十三章 戏剧创作中涌动的第一次新潮 第十四章 剧本创作中出现的第二次新潮 第十五章 《WM(我们)》——新潮戏剧代表作及其演出风波 第十六章 新潮戏剧从中兴到衰退新潮音乐编 李正忠 第十七章 流行歌曲 第十八章 新潮交响乐新潮美术编 王 仲 杨成寅 第十九章 初期的新潮美术 第二十章 盛期的新潮美术 第二十一章 ’89后的新潮美术并未结束的结束语 程代熙
章节摘录
书摘 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前后大约有三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新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最多,社会矛盾最尖锐,文艺思想址混乱的三年。社会处于严重的不安定状态。三年中,两个总书记一前一后相继下台。社会由动荡不安走向政治动乱,并最后引发为一场暴乱。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险些被葬送,新中国也岌岌乎险些变了颜色。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终于渡过了这场劫难,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 造成这般严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熟视无睹,甚至放任怂恿。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著名理论家熊复同志于1987年3月20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两次讲话中提供了有关重要情况,他说在起草和讨论上述文件的过程中,理论、思想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人坚决反对在文件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他们的理由是,不要把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口号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奉送给了资产阶级。只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才终于写进了《决议》。在上述会议的最后一天,还有个别人要求删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在1986年9月28日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说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 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活,当时没有传达,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也正式通过了,但会议一结束,就被束之高阁。就在这次中央会议前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重要报刊、大学讲坛和各种名目的跨部门、跨地区的讨论会、座谈会、演讲会上,占领了许许多多的思想阵地。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自幅度化思潮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四处做报告。他们用蛊惑人心的言词丑化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丑化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尔思想,并极力鼓吹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例如方励之,就从安徽科技大学讲起,讲到南京大学、上海几个高等院校,再讲到浙江大学。在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的情况下,1986年底全国二十八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潮。 党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乃于1987年土月6日至3月16日,先后发出了第l、2、3、4和8号文件,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门巾化的战斗号召。 在学潮刚刚平息下去的当门,新卜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编刘心武,就亲手推出了他主编的第工期《人民文学》,即1987年第1、2期合刊。马建的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以及中篇小说《欢乐》、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短篇《谐振》,都是有严重错误政治倾向的作品。尤其是马建的《舌苔》,不仅内容污秽,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藏族同胞的感情。如果不是中央有关部门发现早,处理及时,很可能引发更其严重的民族纠葛和社会动乱。 《人民文学》编辑部为这期合刊还专门撰写厂题为《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的《编者的话》,他们用两只轮子来比拟党的两个基本点,但却有意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只瞩意于改革和开放。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并以杜撰的“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稍后作的检查中,也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承认这期合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结果”。宅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 在1987年3月24日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上,发表了该刊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新春的“反思”》。这篇编辑部文章不仅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令人忧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明确指出文艺领域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情况,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的指导思想上的原因。例如文章写道:“正因为对错误思潮抵制不力、批评不力,少数同志对之采取放任、保护、怂恿以至支持的态度,这就给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提供了方便条件,以致在文艺领域的某些范围里,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是非颠倒,错误的东西被一些人当作时髦而趋之若鹜,正确的东西受到冷落和压制。”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把这些“新潮诗”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如黄翔的《火炬之歌》,这首诗写于1969年8月13日上午10时。他说,他在人为制造的“个人迷信”的时代氛围中,感到窒息。于是他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意志 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 情愫和思想 难道说 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更美 难道说 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让音乐和善构成人类的心灵吧 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 让人与人不要相互提防吧 让每一个人都配称人吧 此外,像多多的《祝福》,“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这一类诗,诗意如话,诗情一览无遗,一点也不朦胧。第二类:像北岛的《一切》,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在《回答》一诗里,北岛向世人喊道,他什么都不相信。他不相信生活中除了丑恶的东西外,还有美好的东西,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除了冷酷外,也还有人间真情。因为在他的视野里,生活中的一切都逃不脱命运的安排;而被安排下来的这一切,又都不过是过眼的云烟。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振兴中华”,又何必去搞什么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必要去振兴诗歌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多余。总之,这是一个冰凉的世界。舒婷的《墙》,写的也是人间的冷漠,人世间不过是“一堵冰冷的墙”。这位年轻的女诗人,还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流水线》: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在我们头顶 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 在我们身旁 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 星星一定疲倦了 几千年过去 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 小树都病了 烟尘和单调使它们 失去了线条与色彩我读这首诗时,油然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中描写的上班族(其中就有工人)过伦敦桥的情状:“在冬天早晨棕黄的雾下,/一群人流过伦敦桥,啊,这么多/我没有想到死亡做到了这么多。/叹息,一会儿发一声,/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的脚。” 前一首诗和后一个片断,写的都是上班族在生活线上的奔波。他们虽然国度不同——一在中国,一在英国;时代不同——一在七八十年代,一在二三—卜年代;社会制度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但上班族的生活都同样单调而紧张。在《荒原》里,那种生活是令人诅咒的,因为在那里生活是奴役人的。《流水线》里的工人,过的也是十分乏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灰色,如此的单调和如此的没有欢乐。 顾城也写过类似的诗。嘉陵江上“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不是城市、不是工厂、不是河流凉了,而是诗人们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他们的心凉得跟“冰川”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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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并未结束的结束语(程代熙) 《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从立项到批准(全国社科基金’85重点项目),再从成立课题组到最后完稿,其间前后用去约四年的时间。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这个课题的研究和撰稿工作总算基本结束了。但如从另…—个角度来看,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分析和评议,应该说还刚刚开始,远远谈不上结束。何况,“新时期”也未成为历史,它还处于时间上的“现在时”。虽然有些人正在大喊大叫“后新时期”的来临,但历史并没有也不会受他们的误导;再说,文艺新潮本身,固然已成强弩之末,但也还未完全偃旗息鼓,它还在以不同的流变形式来表示它的存在。所以,对新时期文艺新潮的研究,在当下,依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值得文艺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并为此不惜付出艰苦的努力。 这些年,已有一些学者对文学新潮或者美术领域中的新潮进行了某些研究,写出了——些观点与我们不同或不尽相同的专著作者论文,但还未见到把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这股新潮,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思想基础的思潮来进行研究分析。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算是开了个头,先走厂一步。也就唯其如此.它不免显得稚嫩,粗糙,总之,还很不成熟。现在将它付梓,意在作为引玉之砖,作为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供大家批评指正。 新时期文艺新潮,诚如{绪论》里所指出的,具有这样四个特点:“反传统”、“反上流”、“反现存秩序”、“反一切行之有效的缓范”。把文艺新潮的内涵。或者说将其精神实质归结为这四个“反”,倒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发明,而是新潮中人的自况。当今文艺上的新潮人物,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极大的盲区: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四化”建设)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背叛传统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另一方面,又把传统文化同文化本身的现代化绝然对立起来,认为要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文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同意当代两位文化老前辈的灼见:张岱老说,“进行现代化,重在创新”,因此,“研究传统,理解传统,从而超越传统,是进行现代化的必然历程”;季羡老则说:“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它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从异域横着移植过来的。它本身就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绝然对立起来的直接后果,只能是既亵渎丁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同时葬送了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80年代的“现代西方迷”不仅陷入了文化的误区,也陷入了历史的误区。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把西方大国的生活方式拿过来,把西方列强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搬到华夏的土地上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就会立即化为乌有,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就会立即得到改变。留美青年女学者丹阳在她的《海外飞鸿》一书里,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作出厂相当深刻的剖析。她写道: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是非洲殖民地的金矿和从全球囊括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批可供瓜分、掠夺的原料、市场和人力,被西方用暴力卷入了现代世界史的漩涡。如果不想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漩涡中淹死,中国就不得不走出一条在最根本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去实现自强自新的民族梦,去赢得属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都在告知我们,用西方世界的准则去衡量中国是行不通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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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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