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术

出版时间：1995-6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宏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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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斌，河南人，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清代思想文化、货币、鸦片问题的研究，著作有《晚清货币比价研究》，《巨人从麻醉中奋起》，合著有《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论文30余篇

书籍目录

序“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一  韩非与《韩非子》  1．命运的悲喜剧  2．韩非的法家前辈与学术渊源  3．《韩非子》的思想体系  4．《韩非子》的文学贡献二  韩非思想的实践与秦王朝的兴亡  1．秦的兴起与变法  2．秦始皇、李斯与韩非  3．专制统治  4．刑杀为威  5．穷奢极欲  6．秦二世胡亥与阴谋家赵高  7．秦王朝的覆灭三  从外道内法到阳儒阴法  1．汉承秦制  2．汉初的黄老之治  3．外道内法的黄老之学  4．陆贾、叔孙通与贾谊  5．阳儒阴法思想体系的构造者——董仲舒  6．阳儒阴法的形成与确立四  韩非的法治理论与著名的政治家  l．“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  2．“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  3．“诛贵所以立威，赏贱所以劝善”(葛洪)  4．“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王猛)  5．“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  6．“罚者必当其罪”(包拯)  7．“度世之宜而通其变”(王安石)  8．“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  9．“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张居正)五  帝王术的运用  1．魂灵的附体  2．刘邦杀韩信  3．杨广杀父夺位  4．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  5．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6．赵构保位求和  7．朱翊钧的南面之术  8．胤稹即位之异说  9．乾隆皇帝与大贪污犯和坤六  韩非思想的近现代意义  1．召唤亡灵  2．“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  3．“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  4．“纯用重典，以除强暴”(曾国藩)  5．“申韩贤于尧舜十倍”(汪士铎)  6．礼赞韩非的不同含义(严复)  7．给韩非穿上西装(梁启超)  8．革命家论法家(章太炎)  9．“法家复兴论”(国家主义派)  10．“批儒评法”(“四人帮”)，结束语附录一附录二

章节摘录

书摘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君与臣之间更是一种利害关系。人臣希望无功而受赏，不出力气而富贵。人君需要拿出爵禄来换取人臣的帮助和效力。君与臣之间是——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计算之中。“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对国君有利，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臣子是不干的；对国君有害，对臣子有利的事情，国君是不允许的。双方完全是为了取利。这叫做“主卖官爵，臣卖臣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君与民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冲突的关系。遇到战争时，君主希望老百姓为其作出牺牲；和平时期，希望老百姓努力耕作，贡献物产，厚养村主。民众当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对付老百姓只能依靠严刑峻法，仁义恩爱不足以止乱，而严刑威势可以止暴，君主应当“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韩非不相信人有善良的一面，认为人的根本是坏的，是恶的，是不可信的。“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群臣不是骨肉之亲，固然不足信，就是有骨肉之亲的妻室、儿女、父亲、兄弟，也同样不可信。请看他的《备内》篇：    “国君的祸患在于相信人，相信人就会被人控制。做臣子的对于国君来说，不是骨肉亲情的关系，之所以表示臣服是迫于国君的权势。        “做国君的过于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就会借用国君对儿子的宠爱而谋私利，所以有李兑教赵王饿死主父的事件。做国君的过于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其妻子以谋私利，所以有优施教丽姬进谗言杀死晋献公太子申生，而立丽姬之子奚齐的事件。儿子和妻子的关系对于国君来说，应当是最亲近的了，尚且不可相信，那么，其他一切关系自然更不可信。      “拥有万辆或千辆战车的国君，他们的妻子、后妃、太子中，或许就有希望国君早早死去的人。怎样知道有这种想法呢?夫妻之间并不是骨肉关系，爱了就亲近，不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受到国君的宠爱，她的儿子就会被国君抱在怀中’。而从相反的方面可知?母亲被国君厌恶，她的儿子就会被抛弃。从生理上讲，男子在50岁的时候对于女色的要求还没有减弱，而妇女过了30岁，她的容颜就会衰老。姿色已经衰减的人侍候对于女色要求尚未衰减的丈夫，很可能被怀疑和疏远，使其子怀疑后来的待遇。这是后妃和儿子希望国君早早死去的因由。只有母亲成为王后，她的儿子才可能继承王位而成为国君。成为国君，才能令行禁止，享受到父王的一切乐趣，拥有指挥万辆战车的兵权，这就是后宫使用鸩毒或扼杀来对付国君的因由。”    韩非道出了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的丑恶人性。他只是抓到一个变例，便把它当成典型的材料加以推演。赵王、丽姬，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人，鸩毒扼杀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但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赵王、丽姬，有几件鸩毒扼杀?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坏蛋，加以提防。他反复强调人性是自私的，是恶的，是不能信任的，主要是为他的君人南面之术找根据，根本的出发点是为国君独裁统治服务。    “术”是什么?韩非有两种回答。在《定法》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在《难三》中，他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前者是指课能之术，后者是君主心中的机密，也就是阴谋权术。一句话概括起来，“术”是君主驾御群臣的权术，术的对象是群臣，术的形式是不公开的。    在韩非看来，“君臣不同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君之道是治吏不治民，臣之道在于奉公守法而治民。认为君主统治全国，犹如渔翁用网捕鱼，纲举而目张。民为目，臣为纲。在《外储说右下》中说：“善张纲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君主抓住了治民的纲，纲举而目张，就可以牢牢统治天下。    一则故事说，子产出行，听到妇人哭声，认为这哭声哀而惧，必有隐情，派人查访，得到的结果是：妇人因奸情杀死丈夫，被绳之以法。韩非对子产不仅不表示称赞，反而非难说子产“无术”，不抓大事，于国家无益。    如前所说，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君臣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孤愤》中，韩非这样说：“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其国”。因此君主不能靠信义使群臣为自己效力，而要依靠术数，使其不得不听从自己驱使。    一则故事说，晋文公在国外流亡时，一位名叫箕郑的随从，是为晋文公拿饭的。途中失散，箕郑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肯动用饭壶，受到晋文公赏识。文公回国后，攻克了原(地名)，就把这个地方交给箕郑来管理，他说，箕郑忍饥挨饿，为我保存饭壶，肯定不会背叛我。大夫浑轩表示不赞成，他说：“以不动饭壶来设想不会背叛自己，不正是缺乏权术吗?明智的君主不依靠臣子不背叛自己，依靠的是臣子不能背叛自己；不依靠臣子不欺骗自己，依靠的是自己不被臣子欺骗”。    从统治者的阴暗心理出发，韩非不相信臣子对君主有诚心诚意，甚至认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全无信义可言。“臣对君是缚于势，不得不事也。”只有用术，才能迫使臣子不得不忠。君主如果用人无术，不是被聪敏的臣子欺骗，便是被愚蠢的臣子误事。“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八说》)。君主如果用人有术，便能使臣子各尽其能，各尽其力，忠心事上。    熊十力说：“韩非之书，千言万语，壹归于任术而言法，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韩非所言的术，绝大部分是驾御群臣之术，这是他总结了历史上法家执政的得失，得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结论后，所特别强调的。这也就是说，他认为历代“法治”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法治本身，而在于君主无术驾御群臣。细细归纳韩非之术，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课能之术，或称“刑名之术”。 (2)暴虐无道    秦二世胡亥是韩非的信徒。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下令续建阿房宫，李斯上书劝谏，二世回答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舌，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遵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胡亥的回答通篇是韩非的思想精神，引自《五蠹》，也只是文字上小有出入。在权术的应用方面，赵高应是韩非的高足了。赵高以习法受到始皇赏识，因善于权谋受到二世重用。赵高劝李斯杀死公子扶苏而立胡亥的一段说辞，句句浸透了韩非专制独裁的思想精髓。    沙丘之谋，赵高、李斯立了大功。秦二世宣布赵高为郎中令，赵高一跃而为九卿之一，成为皇帝侍从的负责人。李斯继续任丞相。秦二世、李斯、赵高掌握着秦王朝的大权，这是法术人物组成的班子。与秦始皇统治时期领导层相比，明显缺少那种气势恢宏的气度，同时对于大政也缺乏明智的决择，唯有一点超越了始皇，就是残暴。    埋葬秦始皇时，除陪葬了大量珍宝之外，胡亥还把后宫里数以千计没有生过孩子的夫人、美女作了殉葬品。还把修陵墓的工匠们全部堵在墓中，活活闷死，没让一个活着出来，理由仅仅是为了防止泄秘。    埋葬了秦始皇，并没有埋葬掉秦王朝的社会危机。当秦二世步入咸阳宫时，自身已经置于社会矛盾的火山口上。陈胜、吴广已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张居正改革的基本纲领是：“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这一段话的每一项主张都可以从《韩非子》中查出根据来。    张居正所说的：“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是从韩非的下面这段话中提炼出来的，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张居正在这里讲的“省议论，核名实”，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叫做“综核名实”。“综核名实”来自韩非的“循名责实”。韩非认为“君臣异利”，“上下一日而百战”，明君控制群臣的方法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循名责实”，韩非说得很具体，“形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至于“强公室，杜私门”，则是先秦法家人物提倡社会改革的共同主张，在这里不必赘言。    总之，张居正变法的理论根据主要来自先秦时期的法家。他是一位崇尚先秦法家思想的政治改革家。他直接了当地称赞法家，称赞秦始皇。他说：“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充分肯定秦的统一是再次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而汉初由于继续推行秦朝的法制，国家得以富强。可是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大搞礼治，经过唐宋一直延续下来，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崇尚虚假的礼义，特别是到了宋末，社会风气颓靡到了极点。而到了明太祖时，由于“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划削殆尽”，所以明朝才强盛起来。由此他便得出结论，法古循礼，死守旧制必然亡国。    张居正反对礼制，主张推行法治。他认为国家的衰势只有靠法纪严明才能挽回，批评那些反对改革的儒学先生是不达时变，“老儒臭腐之迂谈”。为了扭转明代“纪纲不肃，法度不行”的混乱局面，张居正特别强调“以法绳天下”。他说：“法纪未张，吏不恤民，驱而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必须加强法制，不论是谁，违法必究，不允许徇私枉法，“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一断于法。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干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编辑推荐

本书是元典文化丛书中的一册，介绍韩非子的生平以及他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对秦国的影响很大。本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如果你想了解韩非子，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理论，那么本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