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吉林省吉出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田秉锷  页数：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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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军魂、军心不是一切，但丧失军魂、军心的军队，以及拥有这么一支军队的国家，在国际较量中必然丧失一切。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匹配的强兵强将。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作者简介

　　田秉锷，江苏著名文史学家，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徐州市政协委员，原《淮海文萃》的主编，曾著有《毛泽东诗词鉴赏》、《金瓶梅与中国酒文化》等作品。

书籍目录

引言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一、林清的“革命”之梦二、李文成快了半拍三、夜雨潇潇火不燃四、绵宁崭露头角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第一篇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一、“皇帝”选择了战争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三、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四、八十万人齐解甲第二篇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第三篇　圆明园“火警”一、叶名琛“惹火烧国”二、僧格林沁北塘纵敌第四篇　不能承受之“胜”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第五篇　戳穿“纸糊的老虎”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第六篇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三、天网恢恢“罪”与“罚”第七篇　忍把血肉筑长城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三、站在哪里，死在哪里结语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做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账，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侍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庆、道光两朝而不变。着眼于短期安全考虑的闭关，引发了中国的长期不安全。闭关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国，戕害了中国。　　有一句话，流行了几十年，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口号似是而非。“落后”不挨打的实例极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大抵是：“错误就要挨打”、“违规就要受罚”。“错误”有相对性，“违规”甚至有强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则国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决。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导火线因素。如果从近代工业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资本扩张的世界大势分析，清皇朝的闭关锁国恰恰是逆流而动的。不再是商业纠纷，不再是军事碰撞，不再是历史上惯有的边界、领土诉求，不再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双边矛盾，始发于珠江口外的那场中英之战，其实是“世界”与“一国”的较量，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对“一国”的惩诫性打击。　　这“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国”，则是自认为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　　阵线已明，胜负已判，不再有任何悬念。　　或曰：英国不能代表世界。　　我们承认，英国只是英国。但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它的响应，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合伙，再后则有“八国联军”的群狼搏龙，这都显示了“世界潮”的涌动与奔劲。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祸从天上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关门有罪。因为强盗已在门外，门外公行的原则是：谁家也不准装门。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势而言。　　体认大势，顺乎潮流，不论从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衡量，最后这都归属于治国者、当权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国家悲剧。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四分五裂、国破身亡，多数情况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聪明，要看大势。　　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 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⑾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在从北美出发、沿海路寻找中国失败后，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国。　　——1583年，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万历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舰队再一次进行寻找中国的环球航行。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曾经至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回到英国，带去了详细的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596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自己的使臣，与另外两位准备去中国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国。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于两国臣民，请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并给予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可惜由于海战与海难，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国皇帝信未达中国。　　——1610年至1613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两次托英国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东航时带去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因为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无人敢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但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绝”。　　——到了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为全权大使，率团访华。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团返回。　　这一次次遥远的探访，都表明了英国国家统治者开放、开明的世界意识。待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整整一年海上颠簸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仅仅将他们视为祝寿的“贡使”。对英国使者提出的八项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尤不便准行”、“尤属不可”等驳回。　　英国人无功而返，他们高攀不上中国这个“天朝大国”。　　中国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于今天不愿意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明天，中国等到了外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　　马嘎尔尼带了六百箱礼品，送给中国皇帝和官吏，回程时，两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中国，并写下了有针对性的感受：　　——其中的地质学家考察了黄河的水土流失，预言道：“在八百七十五万天内，也就是说在二万四千年内，黄河的泥土就要填满了黄海。”　　——其中的思想家说：“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对于这种命运，他们是不甘心的。”　　——马嘎尔尼则预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那个“没有才干的人”终于走上甲板，担当了“船长”的重任。他便是俭朴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宁。　　不是得之于血缘遗传的智商问题，其实是得之于后天实践的认识缺失。　　不是个人的、偶发的局限，其实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落伍太为遥远。　　可以这么为道光皇帝的“无能”开脱：在那个时代，中国境内，上自帝王，下至臣民，亿万众生中，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具备着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意识，而锻炼出在国与国的抗衡中制胜大英帝国的才干！　　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从耆英辈手中取过《江宁条约》浏览一下，十三条“和约”内容，八款“善后”事宜，无一条一款不镂刻着中国国家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经历过“失败”，而且能够承受住“失败”。失败留下教训，接受教训而争取胜利，有何不可？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语言要绕行在思想的立交桥上，右行而达左，上行而趋下，一段“失败史”，常常会被人左讲右讲、变成了一出“英雄戏”。让听众、观众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　　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悖论？还是中国历史的悖论？　　“爱莫能助”的无奈，让人反思“爱国”这种“精神”对于“物质”即“国家”的反作用毕竟有限，因而无限度地颂扬“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误导。误导者希望绕过“人民存在”而呵护“权力存在”——不能美满的是，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断面上，中国并不缺乏爱国者：　　大声疾呼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　　大刀阔斧禁烟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　　竭诚辅助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　　血战定海、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正二品衔总兵张朝发；　　血战沙角炮台而英勇献身的从二品衔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长鹏（土家族）；　　血战虎门炮台而壮烈牺牲的从一品衔提督关天培、正二品衔总兵福祥（满族）及从三品衔游击麦廷章；　　血战定海而中创阵亡的正二品衔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　　血战镇海而落水捐躯的正二品衔总兵谢朝恩；　　血战镇海而投水殉节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　　血战吴淞而孤守阵殁的从一品衔江南提督陈化成；　　血战镇江而慷慨殉国的正二品衔副都统海龄（满族）；　　等等。　　不乏爱国英雄，不乏奋斗牺牲，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爱国的英雄们却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建树。百年之后，我们仍不免要为那个时代的爱国英雄们的无效牺牲而长歌当哭。　　爱国主义遭逢无奈。　　爱国英雄杀身成仁。　　国家却陷入灾难。　　对此，历史无所解释。后来，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是“爱国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人”出了毛病？还是“国”出了毛病呢？“国”板着面孔，“国”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关天培为例来说吧。六十二岁，那该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可他还拼搏在两军厮杀的火线上。身为“广东水师提督”，职位不谓不高，俸禄不谓不厚，而在生死存亡关头，当机立断，舍弃一切，倘无爱国精诚，万难做到。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而设“水师提督”则始于康熙三年（1664），驻顺德，存五年，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将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提督”，为清代绿营兵武官中的最高将领，全国仅十四名，故其品级也高。清初无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从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为“从一品”。以今方古，关天培的军阶在“元帅”与“大将”之间。　　考定关天培的官阶品级，意在提醒世人，一个高级将领能在炮火纷飞中坚守第一线，已属难得；而他，还要舍生取义，杀身卫国，百年翘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许，孰能如此？　　关天培牺牲时，家中尚有九十岁老母！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以吴淞营参将身份，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长江口循海道北上。风大浪高，方向难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粮船随潮漂至朝鲜海岸，不久又觅道而归，安抵天津。当浩浩荡荡的千艘海船运载百万担漕粮，无缺一船，无伤一人顺利抵岸时，道光皇帝闻讯大喜，即升关天培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苏松镇总兵宫（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从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广东水师提督。　　一步步走向军职的至高点时，在潜意识里，关天培或许早有了马革裹尸的准备。　　关天培的前任李增阶，因疏于海防被黜。故关天培莅任之初，即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广州门户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坚牢的守御体系。　　虎门，当珠江口东侧，与广州城径距百里。虎门，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门，故称。虎门有虎门寨，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虎门炮台、虎门销烟不指虎门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十五六里长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从军事上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仅建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　　八十四年后的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安大小铁炮十二门。　　又十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　　又二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　　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叙述时，我们强调“又”几年，意在提醒读者：清朝政府对虎门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日益重视，惟恐闪失；因而不能说他们开门揖盗。　　关天培到任后，其战略思想更加明确，对各炮台之间体系性的建设更加重视。归纳起来，他的防守设想可以简述为“三重门户”体系。　　第一重门户：东边的沙角炮台、西边的大角炮台，隔着四里多宽的珠江口，对峙而立。因为清兵火炮射程近，二炮台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关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炮作近岸防守外，又在两处分设信号台，发现有敌舰内驶，即发信号给二、三线炮台。　　第二重门户：以珠江中流上横档岛一线为防御重点，隔东水道与武山诸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与芦湾岸上火炮形成交叉火力。为加强这一线的防御，关天培于1835年底完成了武山西麓原南山诸炮台的扩建，即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炮台，增加炮位至四十门，在威远炮台以北加筑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1839年夏，又在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加筑了靖远炮台，置炮六十门。上横档岛西端的永安炮台是1835年底与威远炮台同期完成的，此台置炮四十门。与永安炮台隔着西水道遥遥相对的，是同时竣工的芦湾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为了保护武山侧后，关天培在珠江支流三门水道上筑了三门口炮台，又在三门水道边的太平墟、虎门寨驻兵置炮，其数不详。　　第三重门户：即珠江中大虎山南端的大虎山炮台，旧置炮三十二门，未变。　　上横档岛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关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横档、饭萝排（上横岛南）之间扯起两道排链，作为水上障碍，以阻滞敌舰。一排链长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一长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个大排，都由四个小排组成。而每个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长的圆木以横木穿插而成。木排驮着铁链，铁链牵着木排，宛如水上长城。　　为了拦击敌人，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关天培思虑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测。　　英国人通过多次侦察，早已清楚了关天培十二台、十船、约五百门火炮的防守能力。所以他们采用了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先予摧毁，再予占领，最后通过的战术。换言之，关天培设置的是“口袋阵”，想用关门打狗的战术取胜。未料英国人不钻“口袋”，先撕“口袋”，而且从头撕起，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牢固的海防长城便被英国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舰三艘（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正面炮轰沙角炮台，又派登陆部队迂回攻炮台侧后。两面夹击，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同一天，英舰四艘（萨马兰号、德鲁伊德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正面轰击大角炮台，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仅仅半天功夫，三重门户的第一重门两炮台即告失守。副将（从二品）陈连升与儿子陈长鹏双双战死。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何以不堪一击？英军攻击沙角、大角时，关天培就坐镇在靖远炮台，相隔仅七八里，何以无力相救？　　问题先悬在这儿，且让我等追寻当年事态的变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让虎门水道大门洞开。关天培十分震惊。第一重门户已破，如今只有坚守上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了。关天培利用重开谈判的机会“另作武备”。　　在这第二重门户上，一字排开六个炮台，总炮位二百四十门。为了增强火力，关天培在靖远等三炮台又增加重炮七门，且在威远炮台南增建两座沙袋炮台，置炮三十门。炮台后山，增建兵营，驻扎兵勇，以防英军用攻占沙角炮台的战术包抄后路，因而武山地区炮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门。在上横档岛上，除原建二炮台外，又修复了上横档山顶炮台，增建了岛南、岛北两个沙袋炮台，这便使上横档岛的火炮由八十门增加到一百六十门。在江西岸的芦湾，巩固炮台外，又建一兵营，增设火炮二十门，这便使芦湾一带的火炮达到四十门。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绝无仅有海防火力系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军十八艘军舰突入虎门江面。大出关天培意料的是英军并未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上设立炮兵阵地。次日（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丽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同时，英舰二艘（威厘士厘号、德鲁伊德号）进至上横档以西珠江水道分别轰击永安、巩固二炮台。在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较量中，岸炮难支。守军溃逃，英军开始实施登陆，下午一时，英军在上横档登陆；下午二时，英军占领靖远等三炮台，关天培战死；下午四时，英军在芦湾巩固炮台登陆。下午五时，虎门一线要塞全部陷落，战斗结束。　　第二重门户又被英国人敲开了。　　战斗的硝烟散尽，没有人能还原1841年2月26日的战况。确切无疑的是：英军胜了，清军败了，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边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不大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不是诱发国人仰视别人的强大，这失败的事实、或一触即溃的真相提醒国人：大中华的防卫实力，总比向老百姓许诺的要虚弱得多。　　败了，就是败了，这是坏事。但太史公们还要从失败中挖掘出比失败的绝对值还要大的“经验教训”。好像，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一点“经验教训”作为历史财富。　　但关天培、陈连升们毕竟幸运。牺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这牺牲唤起后人永恒的尊敬，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数百名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表示我们迟到的怀念与尊敬！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战死282人，伤462人，死伤合计共744人。而作为攻坚战的一方，英国兵无人一死亡，仅伤38人。　　上横档一线战斗，清军死伤人数无综合统计，我们仅知上横档岛因无路可退，清军伤亡较重，计死亡250人，伤100多人，降于英军者达千人以上。武山靖远等三炮台与芦湾巩固炮台，是英军攻坚战重点，史书说守军“伤亡过半”，显然夸大了。但六炮台合计，死伤之数当不低于千人。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所以他的贴身卫队20多人亦与他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清军重大牺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又是无一人死亡。　　至此，我们可以算算虎门大战的伤亡总帐了。清军死伤约1700多人，死者过其半数。英军伤44人，无一死者。　　这组对比数字，揭示了军队的强弱比势。英强而清弱，英强，强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6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 ·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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