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传记文学研究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史素昭  页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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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记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其形成发展源远流长。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文献中已显露出传记文学的因子，至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奠定了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成熟的文学体裁。但是在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传记文学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研究领域过于集中、狭窄，多专注于先唐，尤重史、汉；对明清人物小传的关注也相对较多，而对唐代传记文学的关注则非常薄弱。有关唐代传记文学的研究仅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没有从整体的层面上来探讨唐代传记文学的渊源流变、发展规律以及它与各种文学现象的关系。　　史素昭博士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对唐代传记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传记文学的专著。’该书囊括唐初八史、散传、专传，又总结了唐代传记文学理论，弥补了学界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史素昭博士自本科阶段便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仍以古代传记文学为研究课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养就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正是由于这种锲而不舍的孜孜追求与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完成了《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撰著，为古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增添了一枚奇葩。

内容概要

　　从刘歆的《七略》到《隋书·经籍志》的目录分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从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汉代儒术独尊，史传在目录分类中依附于儒家经典。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儒学基础的动摇，人们思想活跃，史学著述摆脱了儒家经典的束缚，出现了各种不同体制的创作。杂传从列传中脱胎而出，并逐步成为独立的、传人的文学，促使古代传记文学向成熟的文学门类发展，并进入了文学范畴。

作者简介

　　史素昭，女，1970年生，湖南宜章人。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方面的研究。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有的论文已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课题3项，多次获得科研奖励。

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概念的界定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三、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四、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章 “唐初八史”的史笔与文笔第一节 “唐初八史”的史学与文学背景第二节 从《史记》到“唐初八史”史传文学的嬗变第三节 “唐初八史”史传的借鉴思想倾向第四节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第二章 传统史传的继进与新扬第一节 “唐初八史”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第二节 取材“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第三节 “唐初八史”与古文运动第四节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第三章 从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第一节 从目录学看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第二节 唐代散传全面兴盛的原因及其意义第三节 《史记》与唐代散传第四章 唐代各体散传研究第一节 丰富各异的唐代传状第二节 唐代碑志对汉魏六朝碑志的发展与超越第三节 唐代寄托传记的小说化倾向及其原因第五章 唐代的专传——《慈恩传》第一节 从《慈恩传》看唐人风貌第二节 信仰与信实的统一第三节 《慈恩传》与西游故事之流衍第六章 唐代的传记文学理论第一节 《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第二节 唐代古文家的传记文学思想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明代陈仁锡在《史记考》中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本来是两个莫须有的人物，在先秦古书中一会儿被说成是两个“士”，一会又被说成是“孤竹君之二子”。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伯夷列传》“史所载，俱非也”。但司马迁却把它列为列传第一、写成《史记》中最动感情的篇章之一，原因便是他在《太史公自序》所说“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以伯夷的“让”批判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争”。钱钟书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泰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马迁牢愁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纪传之体，自彼作古，本无所谓破例也。”《管晏列传》不记政绩，只记轶事，梁启超深感不妥：“倘若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能成为正当的好文章。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叙个人关涉琐事居大半。太史公自己声明所侧重的观察点，说道：‘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他既有了这几句话，我们不能责备他不合章法，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偏锋的观察法，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该。”司马迁匠心独运，但梁启超却没能窥破隐机，这几件事绝不是无关痛痒之事。司马迁写作此篇的目的在于，他是要借《管晏列传》表达他的社会理想：为君应如齐桓公举贤任能，为臣应如鲍叔牙为国让贤、如晏婴荐拔人才，为友应如管鲍知音情谊；“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这是何等地敬重仰慕！“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的知音之叹回荡至今，激起人们千古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