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考据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曾军  页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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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军是我的开门弟子。我和她结成师生缘纯属偶然。　　2001年底，我从海南大学调回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当时，以周晓明为首的院领导班子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努力，刚刚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为了加强其中二级学科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力量，把我和王齐洲、高华平调进文学院并组建了古典文献学教研室和学科，其间也不乏一些波折。2002年，我们开始招收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因当时考研的同学对古典文献学专业缺乏了解，没有什么考生报考古典文献学专业，寥寥无几的报考者成绩也都没有过。记得是4月30日，文艺学的胡亚敏教授把曾军推荐给我，说是恩施地区考来的，基础差一点，有一门课考得不太好，但做过团干，很能干，报你们专业的人太少，她愿意从其他专业转过来读，请你组织复试和面试。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因为我历来秉持孔老先生有教无类的理念，既然她愿意读，我就愿意招并有信心把她培养出来。我把李建中教授约上对曾军进行了简单的复试和面试。与曾军见过面后，才发现她的专业基础知识很差，她完全不了解古典文献学是一个什么专业，以为跟考古学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她本来属于以湖北民院的名义与华师联合培养的考生，而联合培养的专业只有文艺学。所谓有一门课考得不太好是外语（其实她的专业成绩很好），因外语成绩不够好，胡亚敏教授难以录取。

内容概要

这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校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校外专家在审阅此文时评价说：“文中对孙氏《集解》和朱氏《训纂》的注释特点，包括其学术渊源和影响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考述，诸多观点都能成一家之言。这是将诠释学的理论引入经典诠释领域研究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本论文的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文章既把义理与考据两种经典诠释的策略放在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观察，又对《礼记集解》、《礼记训纂》这两种诠释经典的名著作详细的阐释，作微观的考索。全文胜义纷纭，立论稳健，求证细心，结论公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时代的责任感，面对经典失去经典的地位如何诠释经典这个大命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比较两部诠释书的特点，两种治学方法，两种诠释策略，而是关注着文化传统的延续、思想系统的重构等更大的问题，这在当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书结构谨严，文笔优美。”校外专家的评审意见有鼓励作者的意思，但我不认为是溢美之词。究竟这部著作的价值如何，得失如何，我相信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毋庸我赘言。我也期待学界同仁对这部著作的不足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以便她将来再版时修订。

作者简介

曾军，女，1973年8月出生。土家族，湖北来凤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思想文化典籍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
化研究中心古代文学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语文与写作教研室副主任。整理出版《四书章句集注》一部，在《光明日报》、《江淮论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书籍目录

序导论　经典与诠释经典的策略　研究缘起　第一节　经典及研究经典诸概念　第二节　纂编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　第三节　意义空间的时代转换——以义理为基础的诠释策略　第四节　礼学知识的考古——以考据为基础的诠释策略第一章　《礼记》诠释的清代背景——清中期思想学术状况　第一节　从经世之学到经史之学　第二节　江浙地区的学术分野 　第三节　清中期《礼记》诠释的私人著述第二章　《礼记集解》——以义理为基础的《礼记》诠释  　第一节　生平学行与永嘉余风  第二节　孙希旦《礼记集解》引据来源    第三节  《礼记集解》诠释策略评述  第二章　《礼记训纂》——以考据为基础的《礼记》诠释　第一节　朱彬与扬州学派    第二节  《礼记训纂》引据来源    第三节  《礼记训纂》诠释策略评述  第三章　义理、考据与经典诠释的现代化  　第一节  诠释差异与风格趋同      第二节　孙、朱二人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第三节　传统经典诠释策略的现代之旅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这里批评的是治学者对文献古籍所持的错误态度。一种如明代胡广等编修的《礼记大全》，以陈满的《陈氏礼记集说》为主要根据。《礼记大全提要》引顾炎武语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批评了该书的编修质量。原因何在？他们认为：“陈游《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四库馆臣认为，考证的功夫是基础。在不重考据的学风影响下，相应的就有另一种错误出现，即没有根据地任意疑经、改经、删经或篡改经文顺序。如《表记集传提要》中说“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儒行集传》“亦有强分篇目之失”。再如《礼记析疑》“删削经文五六节”，《大戴礼删翼》的删经，《礼记章句》“移其章句，分合增减”，《礼记日录》“割裂《周礼》、《仪礼》，散缀于《礼记》之中”，等等。针对这些做法，四库馆臣认为应遵循《礼记》学的惯例，存旧本、详考证，才不至于遗失古籍，使后人无法看到古书原貌。　　其二，阐发经义时：意不尊古，乖违古义，变乱旧诂，妄加臆断。　　不尊重文献文本、不重考证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经义的臆断。这样的例子在四库馆臣看来比比皆是：有的是“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黄宗羲的《深衣考》把深衣之裳从六幅改为四幅，以及对“衽当旁”和“续衽”解释的想当然，被斥为“变乱旧诂，多所乖谬”。有的则“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征引繁富又不愿割舍，馆臣们也不无微词。有的受心学影响，爱断以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