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楚墓与楚文化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高至喜  页数：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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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楚人经过对湖南几百年的经营，不但农业、手工业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文化艺术、绘画、音乐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楚国的史书《□杌》没有能流传下来，大量丰富多彩的祠庙壁厕也无踪迹可寻，但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帛书、帛画、竹书、漆画等，仍然使我们看到了原来这块没有文字的“群蛮”之地，却由南楚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使当时的文学、书法、绘画、音乐都已达很高的水平。当时的湘楚大地，如果没有发达的经济文化，就不町能孕育出伟大的诗人屈原和他不朽的文学作品。一起来学习《湖南楚墓与楚文化》吧！

书籍目录

第一章湖南楚墓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第一节民国时期在长沙盗掘出土的楚文物 一、长沙近郊零星出土的楚文物 二、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  三、蔡季襄著《晚周缯书考证》与楚帛书流失海外 第二节夏鼐来长沙首次科学发掘楚墓 一、首次科学发掘楚墓73座和《长沙发掘报告》出版 二、中南文化部派专家来长沙支援考古发掘 第三节配合基本建设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清理发掘楚墓 一、春秋楚墓 （一）春秋中期楚墓 （二）春秋晚期楚墓 二、战国楚墓 （一）湘北、湘西楚墓 （二）湘中、湘东楚墓 （三）湘南楚墓 第四节湖南楚墓研究的进程 一、湖南楚墓的分期年代研究 二、楚墓群的综合整理研究 （一）《长沙楚墓》 （二）《益阳楚墓》 （三）《沅水下游楚墓》 （四）龙山里耶楚墓 第二章从湖南楚墓看楚墓的等级和礼俗 第一节湖南楚墓的等级 一、封君贵族墓 二、大夫级的墓 三、士级的墓 四、平民的墓 第二节从湖南楚墓看南楚地区楚人的习俗 一、楚人的生活习俗 二、楚人的丧葬习俗 三、楚人的信巫好祀习俗 第三章湖南楚墓的区域特征 第一节葬制的特征 第二节 随葬器物的特征 第三节长沙楚墓与江陵、淮阳、寿州等地楚墓的比较’ 一、与江陵楚墓的比较 二、长沙战国晚期楚墓与淮阳、寿县等地楚墓的比较’ 第四节长沙楚墓与中原东周墓的比较 第四章楚人开发湖南的成就 第一节先进的冶铁业 一、湖南开始使用铁器的时期 二、湖南出土的楚铁器大部分是仿自青铜器 三、楚人发展冶铁业，主要用于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 四、楚人铸造了大量的铁兵器，但仍以铜兵器为主 五、楚人发明展性铸铁甚早，主要用于铸造工具 第二节青铜铸造业的新发展 一、在铸造技术上的新发展 二、铸造了大量精美的日常青铜用具和新的器物 第三节迅速发展的髹漆业 一、品种繁多，使用广泛，发展迅速 二、工艺进步，器形精巧 三、色彩艳丽，纹样丰富 第四节异军突起的玻璃制造业 一、器形和纹饰 二、璧和珠、管的用途 三、玻璃制造业为什么能在湖南地区“异军突起”  四、湖南地区玻璃制造技术的来源和特点 第五节发达的商业 第六节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 一、帛书、竹简 二、音乐文化 三、绘画艺术 第五章南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南楚文化与巴、蜀、濮文化的关系 第三节南楚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第六章南楚文化对秦和汉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湖南秦墓中的楚文化因素 第二节长沙西汉早期墓中的楚文化因素 一、葬制 二、随葬器物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陶豆在江陵楚墓中出土甚多，如雨台山出土294件，九店出土250件，而在长沙的2048座楚墓中仅出豆445件。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长沙楚墓中新出的带双耳的晷形器，为江陵楚墓中所未见，白起拔郢以后即战国晚期中、晚段，长沙楚墓中新出现的众多形式的陶器组合和大平底鼎、异形鼎、平底平顶敦、碗形敦、瓶状壶、盘口壶、有乳钉足的盒以及熏炉等的出现和流行，均为长沙楚墓所独有，在江陵楚墓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2.铁器 长沙楚墓中出土铁器较多，品种也不少。较常见的有工具锸、斧、斤、锄、刮刀、夯锤；兵器有剑、镞、戟，还有带钩和鼎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出土有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铸铁鼎。而江陵楚墓中出土铁器甚少，如雨台山558座楚墓中仅出铁锸、铁斧各一件；九店578座楚墓中也仅出铁器7件，能看清器形的仅剑、锛、刀各一件。两地出土铁器的多少，并不能说明长沙的冶铁业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楚郢都地区，因为在江陵的一些楚遗址和水井中出土有大量铁器，如在纪南城遗址和水井中出土的铁器有锸、斧、镰刀、削、凿、矛、鱼钩、锥等，品类多，数量也不少。说明楚郢都地区的冶铁业也是十分发达的。但长沙楚墓出土的铁器却反映了长沙、江陵两地不同的风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铁器有一部分出于墓底是作为随葬器物随葬的，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有意或无意丢弃在填土中的，特别是那些掘土的工具很多是有意丢弃的。这可能与沅湘间的楚人特别“信巫好鬼”有关。这一有意丢弃掘墓工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西汉，如长沙马王堆3号墓的填土中就出土有一件完整的木柄铁锸和一个圆形竹筐，木柄铁锸平放于靠近头部的白膏泥与网纹红土混合层中。 3.兵器 长沙、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兵器都很多，品种均以剑、戈、矛、镞为主，还有戟、铍、匕首、弓、弩和盾等，但在数量、形制和品种等方面仍有差异。如长沙出铜矛多达196件，矛镦35件。而江陵矛少，九店仅出铜矛6件，雨台山也只出15件；矛镦更少，九店仅1件，雨台山只有7件；铜戈鐏，长沙楚墓出土91件，有18个不同形式，而江陵雨台山楚墓仅出5件，九店出土25件，但种类和装饰均不如长沙戈鐏的丰富多彩。

编辑推荐

《湖南楚墓与楚文化》由岳麓书社出版。

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民主，自由、宪政、公民权利等等，看完袁伟时的《告别中世纪》才知道，在1910-20年代，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烂了。虽然那时中国政治上还很乱，人民还很贫穷，但那是中国有史以来言论最自由的年代。
  　　
  　　现在我们一提民主，很多人就说，中国人素质低，一民主就乱了。100年前的很多中国人也这么看，陈独秀驳斥道：“中国社会....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的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当时的“民治”即指“民主”）
  　　
  　　100年前，国会对出版自由的一点点限制（对于当下而言，真的不过是一点点而已），找来了知识分子的群起而攻之，李大钊、胡适、高梦麟、蔡元培、陈独秀等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名人们都挺身而出，文檄笔伐，当时的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更是直接向国务院发表公开信，直斥政府妨害自由，公开信中白纸黑字声明“不自由毋宁死”。这种盛况现在再也见不到了，知识分子们都成了鸵鸟。
  　　
  　　100年前，针对国会讨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问题，陈独秀说，“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当今已经没几个人敢这么说了....
  　　
  　　
  　　
  　　
•   　　《新青年》的核心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这包括司法独立、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这些关于自由的主张由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反复申辩，赢得广泛的认同，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贡献。
  　　
  　　运动关于科学的倡导比较实际。具体来说是指：1）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2）破除迷信。即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五四的一代致力于改变人的观念，造就一代新人。因为他们深知：“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其中，以蔡元培改造北大为起点，我国教育在精神和制度上实现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这是五四运动得以发展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大学的作用。
  　　
  　　蔡元培先生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出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声：
  　　
  　　- “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那许多官僚的程序；
  　　
  　　-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旧的那方面只鬼鬼祟祟地想借着强权来干涉：教育部来了，国务院来了，参议院也来了；
  　　
  　　-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因为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都会沾上臭虫的气味。
  　　
  　　书中提到一点：即人文学者要有自知之明，要把法律的事留给法学家、把政治的事留给政治学家。很令人警醒。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本业。
•   　　
  　　
  　　06年1月24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直接原因是1月11日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
  　　
  　　听说之后，顿时有亲历历史的感觉，因为就在一个月前，05年12月底，我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就见到了袁伟时先生——七十多岁的老人，个子不高，一副眼镜，慈眉善目，走路很慢，但脚步很稳。
  　　
  　　12月27日午饭前，大家尚未入席，坐着闲聊，袁先生正坐在身边，我问袁先生是否和唐昊很熟，他说是，然后问唐昊是否我朋友？我回答道04年夏天在江苏宝应，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的讲座很精彩，觉得他非常优秀；另外曾经在网上见到袁先生与唐昊有过关于《走向共和》连续剧的对话，所以有这一问。
  　　
  　　我又问起，中山大学有位艾晓明教授，极有社会关怀与责任意识……袁先生微微点头，说她是中文系的。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想想机会难得，最好能请袁先生签个名，但是身边没有带他的著作，只有一个笔记本，贸然要求，颇显唐突。沉吟再三，觉得不能错过，终于提出：“袁老师，能不能请你签名留个纪念？”他一口答应。于是立即递上本子和笔，他接了过去，却并不动笔。正等待间，众人招呼着要入座了，袁先生坐在远处的那一桌，本以为他会很快地签好名，未料他竟携着本子和笔，走过去了。
  　　
  　　很是忐忑，因为打扰了袁先生用餐，但只一会儿，袁先生特地走过来，把本子还给我。我站起来连声道谢，打开一看，上面这样写着：
  　　
  　　“传承文化，学会思想，启发思维！
  　　袁伟时
  　　2005年12月27日于深圳”
  　　
  　　 恍然明白，袁先生之所以迟迟不动笔，还将纸笔带去，是在仔细斟酌所写的内容，并不想简单签个名了事。“传承文化，学会思想，启发思维”，这正是对中国新一代公民的最好要求。
  　　
  　　第二天上午，是袁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改革历史教学”。讲座之前，他先发了一份讲义，装订得很整齐，正是那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总共十页，在引文脚注后面的空白处，有补上去的一行手书，笔力苍劲：“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
  　　
  　　袁先生慢慢走上讲坛，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谈起，探讨两百多年来，中国为什么没有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更上溯到17世纪，分析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对中国未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影响。袁先生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不仅要宣扬其长处，也要分析它的缺陷，认识其负面影响。爱国主义并不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应该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内涵，使今天的人们更好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历史教学中，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反对民粹主义……
  　　
  　　袁先生在台上缓缓宣讲着历史常识，声音不大，语速也很慢，但是扎根于深厚学养中的济世情怀，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台下非常安静。一个古稀老人，以他微薄的力量，救正人们自小被灌输的颠倒的历史观，令人感怀而且惭愧。
  　　
  　　因为急着赶飞机，未能听完袁先生的讲座，甚是遗憾。飞机上，细细读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觉得观点清晰，论据充足，眼光深远。文章主要陈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义和团事件”的基本史实，指出人教版编的《中国历史》初中第三册的历史论述，有不少是被扭曲与掩盖的。
  　　
  　　袁先生对照了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因为“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所以忍不住问一声：“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袁先生继续谈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屡屡被我们批评的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在日本选用的学校只有0.039％。而在中国，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里，有三句话显得特别沉重，也正凸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
  　　
  　　“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05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有对袁先生的专访，引一段夫子自道：“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心热眼明，俯览纷繁世事。不怕鬼，不信神，遇事寻根究底，说话有根有据。这就是一个平凡人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却流露自信微笑的奥秘！”一个谦卑而自信，深厚而可爱的长者，令人尊敬。
  　　
  　　听说《冰•点》将在三月一日复刊，但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免职，改到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任职。而复刊的《冰•点》第一期，将发表一篇反驳袁伟时的文章。（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2/17/ZM-525706.htm）我想，在事实面前，再是大鸣大放，叫嚣得震天响，也只是苍白、虚弱、乏力而已。
  　　
  　　
•   今天买了此书，因为看到这个名字---袁伟时。翻了几页，发现版式和编排的效果可能是本好书。只是封面比较挫~~
•   我也有袁老师的签名。我见过他3次了吧
•   兄弟有幸上过袁老师一年的课。当时我们无知贪玩，并未能很有效率地吸收老师课上的精华。然后他那种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自由思想，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那一帮人。而今回首，真可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袁先生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可敬的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