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论理与考实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董恩林  页数:327  

前言

  写这篇序时,正值阳春三月,暖日高照。我坐在书房宽敞的书桌前,目睹两边直顶天花板的书柜,凝神而思,不禁慨然:1966—1976年新中国十年“文革”动乱,粉碎了多少人的梦想与现实,错失了中国多么好的发展机遇!万幸的是,我赶上了这一灾难结束之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3月份跨进了梦寐已久的大学校门。至今,我在大学校园里已生活了三十年。三十年来,我先后在张舜徽、李国祥、熊铁基等名师指导下完成历史学的硕士、博士学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段时间在历史文献学领域习步的一些收获。  这本集子共收入二十四篇论文,其中多数曾在《文史》、《文献》、《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只有两篇是书箧中等待发表的存稿。凡是已发表过的论文,除了注释为适应本套“博导文丛”统一体例而有所改动外,其余一仍其旧。为了使读者对文集内容一目了然,我将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之日“论理篇”,所收五篇文章都是有关文献学理论方面的探讨,体现了我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些思考与分析;第二部分名之日“考实篇”,共十一篇,则是历史文献的考据文章,来自于多年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第三部分名之日“评述篇”,是一些书评和学术会议综述之类的写作。  这些文章由于其考证、论述性质,可能对于一些读者来说,味同嚼蜡,但于我则是敝帚自珍。因为多年来,我作研究、写文章,比较看重结论的创新性、视角的独特性、语言的简练性。也一直教育我的学生:写论文要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新”兼备是上乘之作,至少应有一“新”方可发表。一言以蔽之,总想践行史学大师司马迁的思想,以“成一家之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故三十年来发表的论文虽不足百篇,但每一篇都尽量体现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路。当然,我深知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何况我们这代所谓“新三届”学人在学业上先天不足、后天有限,既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也不敢说具备了当代科学理论基础。故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可能存在不少纰缪,离我所追求的三“新”、“一家之言”还很远,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教正。

内容概要

《文献论理与考实》是有关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证的论文集,内容有三个部分:其一名之日“论理篇”,所收文章对若干文献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体现了作者对文献学理论体系新的思考与分析;其二名之日“考实篇”,是对古文献的考证文章.来自作者多年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最为专精;其三名之日“评述篇”,即书评和学术会议综述之类的写作,展示了作者流畅的行文风格。

作者简介

董恩林,1956年生,湖北阳新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中国历史文献学理论及汉唐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先后在《文史》、《文献》、《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六_厂余篇,出版《唐代老学研究》等专著三部,主编或参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同学基础教程》《中国历史文选》等十多种著作。

书籍目录

自序伦理篇 1.“文献”之我见——兼与单柳溪同志商榷 2.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 3.再论“文献”内涵与版本目录学分类问题 4.历史编纂学论纲 5.简论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方式与方向考实篇 6.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 7.“窳”、“窳”辨正 8.《史记·天官书》与传统儒教 9.《尔雅郭注》版本考 10.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及其意义简析 11.唐玄宗《老子注疏》特点简析 12.简论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的文化价值 13.简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诠释宗旨 14.《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辨误 15.《旧五代史》考辨 16.论王念孙《史记杂志》的内容与价值——兼与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比较评述篇 17.张舜徽与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18.博观约取推陈出新——评张舜徽先生《清儒学记》 19.一代宗师风范永存——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尔雅》研究述评 21.厚积薄发匠心独运——评赵国华著《中国兵学史》 22.采众家之长绘一方丽色——全国民族院校专用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编后琐语 23.求真去故心裁别识——章学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4.朱子学与上饶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章节摘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创新都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国家藏书分类和目录编制的分类法,其改造与创始即使在魏晋也是一件学术大事。正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七略》分类法一样,不是脱离时代背景、国家需要而偶然可以发生的,个人没有一定学术造诣、所负职责没有一定相关性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对于四部分类法创始者的考订,在史料不足、理解有差异的情况下,对创始者所处时代背景、创立动机、具体过程等史实作深入回溯,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而现有对四部分类法的理解与论证,很少作深入的史实背景考证,仅仅围绕上述7世纪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的一段记载来辩论和认定3世纪魏晋的四部分类法创始问题,自然不能令人满意。基于此,我们先来考察郑默编纂《中经》的有关史实背景。  郑默约生于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卒于晋太康元年(280年),享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其高祖郑众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官至大司农,人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其父郑袤历仕魏晋,为晋武帝所信任,官拜仪同三司,爵封密陵侯。作为经学世家后人,郑默仕魏起家为秘书郎,时约在魏正始到嘉平年间(240—253年),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役开始,郑默转为尚书考功郎,专典伐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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