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章太炎 著 页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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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甚至是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那个时期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章太炎先生正是这股“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他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人们所周知,但章先生更著名的是他在国学上的地位。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国学热”,并渐成“显学”。这种热潮无疑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们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加深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 时值今日,再兴国学,自然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我们所要鉴借的只是国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因此,学习了解一些国学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也正因为今天国学的意义已然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有不同。所以今天关心国学的人虽然更多了,但很少对国学真正有发言权的学者或著述,使得国学空洞起来。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相关的学院,却难说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有着深厚学养的国学大家了。能读懂这些一意深研的大师所留下的著述已非易事。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专深的研究成果,还在无意间用平实浅近的方式给初学者提供了一条门径。时下热卖的相关书籍中,多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正是一本能让普通读者感到颇具参考价值的小书。 关于国学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以思想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以《四库全书》的分类,则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本书以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为基础,附以他的另一本著述《国学讲演录》的一部分。前者是章太炎先生的一次演讲记录,是以经学、哲学、文学的不同角度进行的讲述,非常浅近,易于理解,我们以这本小书作为本书的主体;后者则是系统地讲述国学,分别是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子学略说和文学略说等几个部分,是一本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讲解著述。考虑到今天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主体部分的体例,我们选取了其中的经学、子学和文学部分分别附于《国学概论》的相应章节之后,以便于读者的阅读。
内容概要
章太炎一生多次讲演国学,且影响颇大。本书收录的就是他对国学的多次演讲内容,涉及他最擅长的经学、诸子百家、佛教这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国学知识匮乏又想增添这方面知识的后辈们一读。
作者简介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著名学者、思想家,国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一生著述甚丰。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曹聚仁《国学概论》小识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经学之派别
附:经学略说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
附:诸子略说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
附:文学略说
第五章 结论 国学之进步
章节摘录
甲、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作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体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白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呆子一般,这样愚呆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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