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邱国盛 著 页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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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当中。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全球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当中,而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因此,21世纪被称为城市的世纪,城市在国家和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地区与地区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以城市带动区域的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正在成为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战略选择。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研究的兴起,城市历史的研究日渐受到关注。20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兴起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创新。同时,中国城市史研究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开拓与创新,才能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因而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城市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内容概要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
邱国盛,男,1974年7月生,四川郫县人。1997年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于四川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3年于四川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于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并主持多项国家级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于《当代中国史研究》、《历史档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CSSCI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有六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书籍目录
总序:加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 一、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城市史研究 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平台 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城市史研究的新趋势前言 一、选题源起 二、研究的目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学术回顾 四、资料搜集与研究方法第一章 时空交错下的殊异成长经历:古代北京、上海发展比较(1842年以前) 第一节 由西北向东南的国家发展与城市历史起源比较 一、各具禀赋的地理差异 二、民族的扩散经历与城市起源的时空代差 三、自然选择下的不同城市功能定位 第二节 明代以前的城市成长与地位变化比较 一、经济重心的转移与隋唐以来城市成长的异同分析 二、发展机制的差异与城市地位的悬殊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比较 一、商品经济的扩张与城市发展方向的分异 二、近代前夜的历史定格第二章 中心与边缘的更迭:近代北京、上海发展比较(1842—1949) 第一节 外力楔入与城市发展道路的分离比较 一、时代主题的变化与城市发展条件的换位 二、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分化 三、不同轨道上的近代城市发展 第二节 不断扩大的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差距比较 一、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概念界定 二、由自在城市向自为城市转变 三、城市性质更新的速率差异 四、各具侧重点的城市功能多样化叠加、延伸 五、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原因 第三节 新环境下的城市地位、作用变化比较 一、政治地位的升降与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 二、经济视角下的中心与边缘换位 三、文化中心的双重架构 第四节 同异共存的城乡关系重构比较 一、城乡关系的转换异同 二、各有不同的城乡关系畸形特征 第五节 近代南北双中心城市体系模式比较 一、近代中国双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分析 二、南北双中心城市体系的成长模式及地位、作用第三章 并驾齐驱的双子星:当代北京、上海发展比较(1949-1978)第四章 殊途同归的双城:改革开放以业的北京、上海城市发展比较(1978-2000)结语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插图:到元代,北京与上海已分别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首都与地方县城。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两城市的经济功能都得到增强,其中又以上海经济功能的增强表现得最为明显,从而使两城市在中国的地位、作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力量仍然弱小,也难以冲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因此,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两城市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在总体上延续了历史的定位。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被以新的方式引入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地位与作用上,北京在元朝时期成为封建中国大一统帝目的首都之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而且因为漕运的发达和各种形式的物资流动不断扩大而为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物质保障,从而使其封建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同。而上海,在元代成为县城以后,一方面,随着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上海地区在维持国家统治需要的经济基础方面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明清以后来自海外的骚扰与侵袭开始时有出现,除明朝时期的倭寇外,人清以后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东部海岸周围出没,因而使上海的政治地位出现上升的趋势。雍正八年(1730年),经江苏巡抚尹继善上奏,将分巡苏松道南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在国家的行政等级上,“尽管道的衙门在某些方面比较像省级的专门机构,而不像区域层级中的单独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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