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刘云生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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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多维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一书共分十三章，主要探讨了先锋小说的文学场域：开放与制约；精神图谱：意义的消解与生成；叙述策略：虚构实验与寓言化风格；开辟虚构疆土的先锋：马原；传统氤氲熏陶下的先锋：苏童；反抗与飞翔：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先锋品质；先锋的乡土激情：阎连科等内容。

作者简介

　　刘云生，生于1963年。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1985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后获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四川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86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和科研。1990年至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访学。先后在《求索》、《当代文坛》、《红岩》等专业研究刊物、文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现承担多项省、院级人文重点研究课题。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先锋与先锋理论第一节 先锋的文化溯源第二节 当代先锋理论：从波乔利到比格尔第三节 先锋派的基本特征第二章 发展轨迹：崛起与渐进第一节 前先锋期：反抗的心声第二节 鼎盛期：全方位的革命第三节 转型与渐进：1990年代以后第三章 先锋小说的文学场域：开放与制约第一节 新的文学知识谱系与文化想象第二节 在反叛中寻求本土文学传统的合法性认同第三节 意识形态形象与新的文化政治第四节 社会转型中的解放与制约第四章 先锋文学与现代性：在未完成中的坚守第一节 现代性视域中的新时期文学第二节 先锋小说与当代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转型第五章 精神图谱：意义的消解与生成第一节 存在：荒诞与死亡第二节 历史：个体化的重审与不可知第三节 人的沉沦与性爱欲望第四节 乌托邦、自我救赎的可能第六章 叙述策略：虚构实验与寓言化风格第一节 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第二节 叙事构成的重组与变异第三节 虚构迷宫的叙事结构第四节 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性第五节 荒诞反讽的寓言与后悲剧风格第七章 开辟虚构疆土的先锋：马原第一节 “马原的叙事圈套”第二节 “尝试多种可能的样式”第三节 雪域佛国中的人生顿悟第八章 先锋的精神个体探索：余华第一节 在死亡存在中的个体面呈第二节 民间精神主体的再发现第三节 民间寓言形态的写作第九章 历史的存在之思：格非第一节 个人存在的历史书写第二节 智性诗化的叙事迷宫第三节 经验意义与形式的文化转向第十章 传统氤氲熏陶下的先锋：苏童第一节 “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第二节 向历史深处的逃遁第三节 女性心灵的幽微洞察者第四节 意象化的抒情文体第十一章 反抗与飞翔：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先锋品质第一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个体写作第二节 性别文化的突围与解构第三节 自主的欲望与身体的诗意第四节 都市迷幻景观中的另类叛逆第五节 虚实之间的飞翔想象第十二章 先锋的知识话语：李洱第一节 生存与欲望的知识面具第二节 在遗忘叙事中逼近“真实”第三节 反讽与文本整合第十三章 先锋的乡土激情：阎连科第一节 乡村权力与乌托邦第二节 魔幻现实与荒诞激情第三节 “索源体”、“絮言体”的结构方式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发展轨迹：崛起与渐进　　本章将当代广义的先锋小说放在历史过程中进行描述。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先锋时期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批艺术上活跃的中年作家，如王蒙、茹志鹃等，率先引进、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这批作家创作的深层次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在一些更年轻的现代派作家那里，小说已经有了先锋的反抗性，不过它虽然有着存在主义的外衣，但其思想边界都在“新启蒙主义”现代性思想范围之内。先锋小说从其艺术实践上说，主要是由“文化寻根”和现代主义两股思潮交汇而成的。它是以一种文学形式带动的精神突围和逃逸，以新艺术观完成了文学主题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有1980年代中期变化不定的政治环境的塑形，也有新时期以来，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这种形式化的转向有历史选择的决定性因素。1986年是先锋文学开始走向鼎盛的时期。这时期出现的文化“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都具有当时所称的“先锋”的特征，与“现代派小说”、“文化寻根”小说对于精神气质、文化更多的关注不同，批评家确认并广为接受的先锋小说的创作有着更为鲜明的“文体”实验色彩。小说的“虚构性”、小说叙述方法论的意义和变化全面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理解。马原在1984年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后，紧接着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作家的作品也给中国当代文坛以巨大的冲击。这场先锋小说运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1990年代先锋小说开始进入转型期，在前期叙事探索中注重形式的作家转向存在经验式的描写，整体风格更接近日常生活，写实性增强。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锐先锋，这批“新生代”注重瞬间存在感觉，以欲望代替一切的消解写作，从价值建构上已经丧失了先锋小说的那种普遍性的带有终极关怀性质的精神维度，其文化创造的正面意义十分可疑。1990年代最大的文学收获之一，是一批大胆而先锋的女作家创作出的带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总的来说，先锋小说带来的审美转型已经影响了更多作家，他们或许不再有激进张扬的姿态，但贡献了更有分量的先锋之作。　　第一节前先锋期：反抗的心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奋力追求着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在这伟大的历史变革之际，国家民族的现代激情和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同时，西方各种现代哲学、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继二、三十年代之后再一次大量地涌进中国，对当代中国文坛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极大地影响了既有的文学观念、文化创作及理论批评。在新时期文学中，追求与现代世界同步的文学形态被表述为文学发展的时代主流。与“过去”彻底“决裂”，完成“文学现代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焦虑和努力方向。徐迟在《现代文化主流》中提出，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将出现我们的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他主张把现代派的思想、观点和艺术手法应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把现代主义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来提倡。高行健在《现代小说初探》中，从现代小说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构成方式、叙述角度、语言、语体等艺术因素作出较为新鲜的阐释，对传统小说形成巨大冲击。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等人的通信充分表明这种主张对作家的吸引力，同时也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要不要现代派”的论争。这场论争大致与以下几个问题相关：第一，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起因；第二，如何评价、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第三，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派”的联系；第四，关于我国文学发展的道路。这场论争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认识、评价“现代派”文学；二是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为我所用。这促进了人们对于建立多元文学创作景观与秩序的思考与想象，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这场论争，尽管没有得出激进派倡导者希望的整体方向性的结论，但是客观上扩大了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使之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西方现代派文学终于从高尔基、卢卡契时代阶级性政治的否定中走出来，具备了汇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政治上的“合法性”，即西方现代文化也可以成为现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创作上，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批艺术上活跃的中年作家，如王蒙、茹志鹃、宗璞、谌容、李国文、李陀、高行健、张贤亮等。率先引进、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诸如意识流、荒诞与变形、象征主义等等，尽管这批作品只是借鉴了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有时也多少有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但是从整体上看，这批作家的创作的深层次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　　从思想意义的角度上讲，尽管有着和西方现代派相似的“人本异化”形式，但是这批作家创作的作品批判指向的是对于中国1949年以后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的清算。这批长于反思的“归来者”，把在这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压抑的内心世界丰饶地展现出来。肯定个人内在不屈的精神力量，表现出对集权化的极“左”政治压抑自我的强烈控诉。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蝴蝶》写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在主人公的内心独自、幻觉、闪念的意识流动中，展现了他的大半生。小说将二十年的政治风云演变与个人的生活命运沉浮紧紧相连，通过张思远婚姻家庭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的痛苦、自责、自省和追求灵魂复归，写尽“归来者”对历史人生特有的洞察和体味。这种对社会人生的新思考与当代主流社会思潮是一致的。正如王蒙所说：　　“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意识流，不是叫人逃避改变，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是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在《春之声》里王蒙有意识地“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空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农村”。意识的流动，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作品的结尾意味深长：这列闷罐车有着一崭新的现代化车头。这是新时代现代化历史变革中的最为典型的意象，作品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意识流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的成功典范。　　与此同时，宗璞也发表了《我是谁》、《蜗居》，谌容发表了《减去十年》、《大公鸡的悲喜剧》。在这些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的变形及荒诞手法进入叙事，并与人在荒诞异化的历史境域中所承受的生存苦难以有效的呼应，作者通过那些现代叙事本身来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隐喻化表达。就其审美形式而言，无论是叙事的真实原则，还是故事的结构维度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当代小说。由此也意味着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折射了当代文学对传统艺术思维的积极突破。　　在一些更年轻的作家那里，新时期政治信仰的危机则转化为一场空虚的精神旅行之后，艰难的自我寻找。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描写了处处是充斥着的丑陋、虚伪，主人公的成长史充满着迷乱、无助、迷惘。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描写了令人窒息的人文环境下大学生无处躲藏又无处寻求的精神痛苦。“‘中国的现代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荒诞’工作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宣泄了中国青年的精神文化危机。”作品有着现代主义晦暗的精神图景、玩世不恭的荒诞嘲弄、丑恶的病态意象，构成了对“文化化了的僵化制度”和“制度化了的僵化文化”的冲击。这批作品对极“左”僵化政治思想充满讽刺，正视个体生命的自然属性，尊重人的主体性和精神的自由，个人不再成为权力意志支配的简单工具。人的现实存在，包括他所有的痛苦和迷惘，作为个体不可简约的存在都具有“人”的主体性价值。这一阶段现代派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暗合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它虽然有着存在主义的外衣，但其思想边界都在“新启蒙主义”现代性思想范围之内。　　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另一种方式是“去政治化”，形象的说法是“要文学甩下政治的包袱”，追求“纯文学”。“纯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文化想象之一，寻根文学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在新时期笼罩的现代化狂热中，作出了一种反向的选择，它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归附而显示出了与时代主潮的距离，并在话语上以“晦涩难懂”的风格与激情火热的时代话语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