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觉性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冯达文  页数：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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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存在与心灵活动有多少重境界，如何划分不同境界，自是众说纷纭。　　传统佛教对生命存在，曾作过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区分。但是这里所指涉的，实际上是带着色身的生命个体，这种生命个体在三界中流转，依然是受生死轮回的折磨的，不是生命追求的至高境界。唯进涅槃圣境，才为至高境界。涅槃境界为佛的境界，乃属宗教信仰境界。　　近世学者，以中国本土儒、道的信念为依托，自不取佛教的境界观。如前辈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作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四重区分。其中“道德境界”便侧重于指涉儒家宗旨，“天地境界”则侧重于指涉道家追求。两者都不以宗教信仰作依归，纯属人的精神心灵或生命意义的追求。就是说，冯友兰先生的分判，乃以精神心灵的追求与生命的终极意义为至高境界。及前辈学者唐君毅更以“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心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等九境作极其细密的境界区分。其中，“我法二空境”已将佛教收摄过来，但以“天德流行”为至极境界，亦为以儒学为归宗的纯生命意义的一种境界。　　本文有得于上述的种种区分。但冀求作一归约，只把生命的境界别为功利境界、人文境界与宗教境界三重，其目_的也不在对境界之如何区分作学理的讨论，而只在借这种境界的区分，对儒、佛两家在特质与功能上的异同，作一点说明。　　一、从功利境界到意义寻求人类每个个人作为生命个体，无疑都要过一种物质性的生活，都要靠物质生活才能维持。也就是说，作为有情众生，都不可避免要生存在功利的境界中。在这点上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从社会学的眼光审视，甚至可以说，正是人类的物质欲望的驱动，才使生产技术不断获得改进；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又使物质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与更加的扩张。从人类生存处境于当今所获得的巨大改善看，我们已经无法完全否认以物质欲望为体现的功利的正当性。

内容概要

　　传统佛教对生命存在，曾作过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区分。但是这里所指涉的，实际上是带着色身的生命个体，这种生命个体在三界中流转，依然是受生死轮回的折磨的，不是生命追求的至高境界。唯进涅槃圣境，才为至高境界。涅槃境界为佛的境界，乃属宗教信仰境界。　　近世学者，以中国本土儒、道的信念为依托，自不取佛教的境界观。如前辈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作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四重区分。其中“道德境界”便侧重于指涉儒家宗旨，“天地境界”则侧重于指涉道家追求。

书籍目录

代序：生命的三重境界——兼论儒、佛二家的“意义”追求初涉佛海　从“理性”到“觉性”——论慧能禅学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之价值　再论从“理性”到“觉性”——中国佛学与宋明儒学的一个公共话题　王弼与僧肇——玄学“贵无”论与佛学“中观”　论之比较研究　《大般泥洹经》的佛性论述略——从松本史朗对如来藏思想的批判谈起　禅宗诸家之“心性”说举例——从初祖菩提达摩、六祖慧能到洪州　马祖道－之思想变迁　慧能与陈白沙　慧能禅学与岭南文化　慧能思想的现代价值　走出“自我”迷执，走向社会关怀——简论佛家以“无我”为教的观念　及其现代意义复入儒门　作为人文教养的早期儒学——兼谈先秦社会历史演变中的贵族与平民　孟荀的人性论与先秦社会由贵族为主体向平民为主体的变迁　“曾点气象”异说　从朱子与阳明子两家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　《中庸》的不同解释及其意义——郑、孔、吕、朱诸家注疏的比较研究　重评张载由“气化论”证立的成德论　白沙子之“道”论　“事”的本体论意义——兼论泰州学派的哲学涵蕴　借宇宙论确立的儒道两家的“生命的学问”叩问历史　理性的界限——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在“天”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再论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附：讲演录　重评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兼论汉唐儒学的宇宙论后记

章节摘录

　　二、以人文教养为本怀的早期儒学　　之所以把人文教养、精神气质的培养作为孔子创立的儒学的原初本怀，直接的理由是孔子本人首先是教育家，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教育。而教育的目标，孔子借古学与今学的对比作了表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是赞成古学的目标指向的。成就自己为什么样的人呢？乃为一种具有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人。这就是人文教养。何以见得孔子以人文教养，以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为教育的目的与本怀？要弄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还是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贵族，其源出当然与血缘氏族有关。殷商西周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构成，且各氏族之爵位亦为世袭。因而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成为尊贵的一族。在这一意义上的贵族，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地形成，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问题是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已经是自然血缘与人文陶冶相结合的产物。　　尤重人文风采与精神气质的贵族阶层，则出现于春秋之世。春秋时期，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的，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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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种比较研究的书，正在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