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作者:董维松 页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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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我如此地对民族音乐乐于探究、琢磨,并不是先有一个什么“理论”在支撑着,而是由于我对她有着深深地热爱和眷恋。记得我小时候在老家——河北东部靠近渤海的一个“苦海盐边”的村落里,在寒风凛冽的冬季,大地一片沉寂,躺在那破旧的草坯房的土炕上。在还未入睡的那一刻。往往能听到远处临村传来清脆响亮的梆子的击打声。和一声声激昂高亢而又悲凉壮烈的梆子腔,那是他们正在村头土台子上演出一出叫《走雪山》的戏。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仆一主,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急忙逃走在荒郊野外路上的情景。他(她)们一人一句地对唱着那悲凄的腔调,给我那还十分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是一生都不能磨灭的。它好像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我家乡的“乡音”啊!这使我想起唐人贺知章的诗中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来,我把他改为“乡音难忘鬓毛衰”来说明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对我家乡的“乡音”还是如此韵钟情。我手边有一盘河北梆子《陈三两》的录音,已经听了多少遍。每次听时我的心都还是那么激动。这难道是我的“天性”使然吗?不光是我的“乡音”。对任何一个地方的“乡音”,只要我一接触就会迷上她,爱上她。在部队文工团排演歌剧《血泪仇》时,我很快就迷上了到后来才知道的眉户调、秦腔和陕北民歌。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我听王树先生给我们上的“民族民间音乐”课,当他一放那些乡土韵味极浓的腔调时,我就感到无比的亲切,内蒙古那高亢的《爬山调》、云南那深情优美的《小河淌水》,还有山西那动听的晋剧……我真是听一个喜欢一个。当武汉汉剧团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演出时,我看了陈伯华主演的《二度梅》、《宇宙锋》,看的是那样如醉如痴,于是我又成了汉剧的“陈伯华迷”。后来,我根据她来北京演出《宇宙锋》的录音,记下了这出戏的全剧,并分析了它的音乐,从而完成了汉剧《宇宙锋》的记谱、整理和音乐分析一书。 还是在上学期间。我的同学徐源在宿舍里唱了一段他家乡的戏——安徽的“拉魂腔”(泗州戏),是《小女婿》中的一个小段,我听着是那么有味,也就学会了这段唱。后来我专门在王震亚教授的课上学了京剧,去西安向老艺人学了秦腔、眉户、碗碗腔。又去四川学了川剧高腔等等。
内容概要
在其发展中,不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多传统音乐文化因素,已形成音乐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分支。对音乐学研究及写作实践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概述。
作者简介
董维松(1930一)河北黄骅人.中国传统音乐学家,戏曲音乐学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顾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委。1945年8月参加革命,在解放军文工团从事音乐工作多年。195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暨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等职。出版有河北梆子《蝴蝶杯》、汉剧《宇宙锋》、《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合编),中国传统音乐学文集《对根的求索》、《对根的求索》(补续篇)等专著。发表论文20余篇。从事戏曲音乐教学40余年,编写教材20余部,计20余万字,并指导硕士研究生数名。
书籍目录
我的民族音乐情(代前言)关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问题 一、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 二、民族音乐学问题中国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 三、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中国传统音乐型态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五、对二十八调研究中的几点看法及其他型态研究 六、论润腔 七、昆曲曲牌【梁州第七】型态分析 八、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北曲正宫【端正好】 九、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北曲中吕宫【粉蝶儿】 十、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南曲南吕宫【懒画眉】 十一、词七、曲三、辨程式——一种关于曲牌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 十二、戏曲唱腔中伴奏音乐的曲式学与旋律学研究表演艺术评价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代笔为他人作序采访录教材选登
章节摘录
可是这往往让人们听起来(起码让我)很尴尬。承认是也不是,不承认是也不是。因为像我这样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学的人,是不被“民族音乐学”所承认的。另外,按现在一些人对“民族音乐学”的说法和实际作法来看,我自己也不想承认我是搞民族音乐学的人。由于“民族音乐”在学科中没有了地位,现在提倡的“民族音乐学”又觉得不完全适合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实际,故我近年来提出了以“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科名称替代了原来的“民族音乐理论”。当然,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民族音乐”,也包含了“现代的民族音乐”,即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如民族歌剧《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直至当前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器乐曲从刘天华的十大名曲到当代的二胡曲《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二胡协奏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歌曲如《看见你们格外亲》、《老房东查铺》、《马儿啊,你慢些走》、《长征组歌》大合唱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作品都应属于“民族音乐”范围之内,为了和传统民族音乐相区别,叫做“现代”民族音乐。这些,都应成为民族音乐研究家们的研究对象。另外,音乐院校内都建立了“民族器乐系”、“民族声乐”专业。这些系和专业除了表演“传统”作品外,大部分还是表演“现代”民族音乐作品。所以丑在说的“民族音乐”,应是指“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民族音乐”这两部分。 说了半天“民族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如果说“民族音乐”是包含了以上说的两个部分,那么它的学科名称仍可叫“民族音乐理论”。有人说,过去的民族音乐理论是“强调为创作服务”的。第一,至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有人明确提出这一“口号”。虽然个别研究家(如于会泳)在研究民族音乐时,也提出过把研究的成果和规律、技法等应用在传统音乐的创腔中和专业作曲家创作时的“借鉴”。但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从学术上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的规律性方面也是大有裨益的。在吕骥于1941年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就、并于1982年修改、1987年完稿后于2004年12月正式发表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专门有一节讲“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目的”。他说:“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关于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音乐的参考。”…多年来从事这一研究的人,都在努力使民族音乐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方面的成果也很显著,如前文提到的《民族音乐概论》以及后来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李西安、军驰合著的《中国民族曲式》;近年来李吉提撰写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的第一、二部分等等。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使这一学科更加完善。第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成果,或者是作曲家自己在深入学习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中,感知到了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学到了它的精髓和技法,如旋律的、节奏的、结构的等等方面,用于创作中,使他们的作品更具有民族风格,更加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我们研究民族音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更加繁荣发展,使它“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吗?这其中繁荣创作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创作服务。当然,“民族音乐理论”也不能像有人说的只是为了“建立中国特有的作曲技术理论体系”。如那样,那可真的是“只为创作服务了”。它也应该是从“历史的、文化的、形态的”等多种角度来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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