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上海音乐 作者:施咏 页数: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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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书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的基础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作相对全面的探讨,构建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音乐审美心理学。 全文共分八章,分别对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构建的预设、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存在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手段,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联觉、味觉心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与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简介
施咏,1971年生,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科带头人,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2003年考入福建师大音乐学院,师从王耀华教授、乔建中研究员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博士学位。2004年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7年破格晋升教授。主要致力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在《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人民音乐》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其中《基本乐理的文化视野》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博士论文《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导论》是本领域第一部研究音乐审美心理的民族化特征的专著。
书籍目录
序前言概述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课题之缘起一、释名与研究的性质、范围二、课题之缘起1. 心理学与民族学——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2. 心理学与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心理学层面3. 民族心理学与音乐心理学一一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拓展4. 美学与民族音乐学~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美学层面5. 美学、心理学、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预设三、相关研究状况的述评第二节 本研究的方法论一、非实证性方法1. 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2. 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3. 审美心理学与心理美学4. 小结语二、宏观研究视角三、跨文化研究方法四、跨学科研究方法第三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四节 几点说明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特质——“松散”之嫌二、关于研究对象的范围——“宏大”之嫌三、关于写作表述风格——“散文”之嫌四、小结语第二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第一节 自然系统的作用一、地理环境的作用1. 山脉、水系的影响——寄情山水2. 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乐分南北二、人种特征的作用第二节 社会系统的作用一、生产方式的制约二、社会政治结构的规范三、哲学、伦理思想的浸润四、宗教、宗法的分流五、原始神话的滋养第三节 心理积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第三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与世界性第一节 世界性一、自然规律1. 律制2. 节 奏二、心理期待1. 音强、音高2. 速度3. 调式三、思维方式1. 旋律2. 结构四、音响心理第二节 民族性一、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之辨析二、民族性与“西一中”音乐文化误读三、民族性与“中一西”音乐文化误读第三节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一、交融的发展进程二、交融的实例分析三、交融的条件选择四、交融的理想模式第四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稳定性与变异性第一节 稳定性第二节 变异性一、历时性变异1. 音色审美的变异性2. 调式审美的变异性二、共时性变异第三节 稳定性与变异性的辩证统一一、外向融合与内向固守二、偏离创新与回归继承第五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与组织手段第一节 形式要素一、音色1. 近人声2. 尚自然、多样化、个性化3. 偏高频的清、亮、透4. 甜、脆、圆5. 重鼻音二、音程第二节 组织手段一、五声简约二、调式从宫1. 社会背景2. 美学背景3. 宫调理论4. 调式理论三、旋律至上1. 旋律是体现音乐民族性的第一要素2. 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旋律至上四、施法规律1. 游2. 圆五、音乐结构1. 音乐结构中的统一与重复2. 中西音乐结构思维的差异3. 程式中的规范与创新第六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联觉心理第一节 联觉——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通感心理一、对中国以往艺术通感研究的综述二、中国人通感心理的描述与心理学分析1. 古代文献中的相关描述2. 近现代文献中的相关描述三、中国人音乐通感心理的内在成因探悉1. 整体思维、多觉互用2. 艺术综合、同构共生3. “成于乐”、“游于艺”第二节 味觉——味觉与中国音乐审美一、中西美学对照下的味觉地位1. 对西方美学“唯耳眼论”的辨析2. 中国美学中对味觉感知的重视二、中国音乐中的味觉审美1. 中国音乐审美中味觉感知的传统2. 饮食口味的地域分布与民族音乐风格3. 口味-性格-审美偏向-音乐风格第七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第一节 优美范畴的阴柔偏向一、阴柔偏向的文化背景二、“月”之母题与阴柔偏向三、民歌中的阴柔偏向四、戏曲中的阴柔偏向五、当代乐坛的阴柔偏向六、性别视角的学理阐释七、阴阳共济、行天地之道第二节 悲剧范畴的尚悲偏向一、尚悲心理的历史渊源1. 先秦2. 两汉3. 魏晋4. 元明清二、悲情音乐的题材分类1. 政怨2. 士怨3. 思愁4. 别恨5. 闺怨6. 悲秋7. 暮愁8. 夜怅三、尚悲心理的民族特点1. 中西美学悲剧性之比较2. 中国悲剧的民族性3. 中国音乐悲情的表现手段4. 小结语第八章 民族性格与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第一节 普通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中的气质、性格的类型化一、个体气质、性格的类型划分二、民族性格与个体性格的关系第二节 民族气质、性格类型与音乐审美心理关系的宏观比较一、中西比较二、世界民族比较1. 意大利2. 法国3. 德国4. 英国5. 俄罗斯6. 美国7. 非洲和澳洲第三节 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制约的个案研究一、傣族二、苗族三、畲族四、小结语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 本章内容导引: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之发生、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系统中地理环境(山脉水系、气候因素)、人种特征的作用,社会系统中生产方式的制约、社会政治结构的规范、哲学伦理思想的浸润、宗教宗法的分流、原始神话的滋养以及作为深层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三者作为合力系统共同对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 本章关键词:音乐民族审美心理;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集体无意识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发生、形成与发展受一定的内部根源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也遵循着审美发生学的逻辑,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审美心理、艺术之间层层制约的关系。正如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的揭示为我们探讨民族的审美心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颇具参考意义的思路,不同民族之间审美心理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在以生产力为核心要素的前提下结合更多的其他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将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诸多基本条件分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以及作为深层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的三个部分或层面。其中,最根本的是前两部分,即民族赖以生存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这两者作为传统外界刺激物的长期作用下,得以形成民族审美心理的浅层结构。而后者“集体无意识”作为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是超越了一切个人经验之上的、从遗传中获得带有普遍性的“种族记忆”。 第一节 自然系统的作用 自然系统主要指的是特定的地理条件(包括山脉、水系、地形、地貌等)、气候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族生理特征。 一、地理环境的作用 钱穆先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任何民族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所以,要想深入探悉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奥秘,就必然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环境,因为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民族成员与外在的自然环境已经在相互的作用中因共存、共鸣而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出于统一体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他的星辰,他的酷热的沙漠,他的帐幕以及他的骆驼和马。因为只有这种气候,这种地区和环境里,阿拉伯人自由自在,像安居在自己家里。……只有这全部地方色彩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他的内心生活。” 但是,不同地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塑造、形成产生影响?其作用与地位如何?这一直是审美发生学和民族心理学界共同研究的课题。 在西方,以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法国的让·博丹、孟德斯鸠、丹纳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不同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决定作用,如孟德斯鸠提出纬度和滨海性是影响人性、民族性甚至社会制度的主导因素,丹纳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如日耳曼民族生息于严寒地带,莽林与大海的惊涛骇浪造成了他们忧郁或过激的民族性格,一向喜欢狂醉、贪食和血战;而生长于温带的希腊语拉丁民族则性格开朗,摈弃物欲,全部身心倾向于社会事务、科学发明和艺术鉴赏。” 中国古人也很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制约作用,早在《礼记·五制》中就有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管子·水地篇》中还探讨了不同地域水的不同性状对该地域人群性格、民风的影响:“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剽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泪,故其民愚疾而妒;秦之水最而稽,淤滞不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十三经注疏》宋·庄绰则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浙江通志》中记载的“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也是说明山、水对民风、艺术风格的影响。朱文长《琴史》中所载琴家赵耶利在对比蜀、吴等各琴派风格差异时也有着类似的评论:“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此处,琴家正是根据长江中下游水域“绵延徐逝”之势来评价与这一徐缓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吴派琴风的影响;又据长江上游江水“激浪奔雷”之势来评价与这一湍急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蜀派琴风的影响。可谓“观其水势而若闻其音声之趣。” 有人将这类观点归纳为“地理唯物论”或“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否定地理因素而将民族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的“唯智慧论”相对立。对此,我们有必要做科学的分析,首先,正因为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空间,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所以否定地理对民族心理作用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促使一个民族心理形成、发展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只是地理环境一个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地理环境只有和其他的相关因素相互结合、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但又十分复杂的背景,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合力共同对本地区各民族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从此不会是单一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又不能将其无限扩大。此外,还有一点尚需提出的是,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种种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相对具有更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则因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等原因,其影响已日趋减弱。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活地域可以是共同地域,也可以不是共同地域,自然环境也就体现为相对的作用性。所以,对于自然环境于审美心理的客观作用只有进行以上多层面的思考与认识,方可恰如其分地把握地理环境与民族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对地理条件差异性的分析,去探究特定民族审美心理结构规律的形成。 以中华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就总体而言,首先,华夏文明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的“中纬度文明带”,正如平凡无奇的地理环境常常造成思维性格的贫乏,审美心理的单调。而华夏文明带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偏居亚欧大陆岛东部,西起高原,北有广漠,西南背山,构成封闭的地理骨架。虽然东临海洋,但农耕文明的华夏族对东边的大海向来不感兴趣,所以中国东部的海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以另一种方式封闭着中国的文明区。从总体而言,中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孤立,再加上内部腹地丰富的资源,在无求他人的情况下独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都使得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质具有典型的内向型特征。 1.山脉、水系的影响——寄情山水 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基本属大陆性气候,风和日暖,四季分明,正是这种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而农业文明与狩猎、海洋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人对自然的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远大于改造,往往追求人与天调。于是便形成了中国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协调的亲密关系,正如宗白华所说“由于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正是由于农业性生产,中国人对自然及其规律认识很早,对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也发生得早,这种亲和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深深浸透到民族精神和艺术气质的各个方面。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也曾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诗人眼里,大自然不是荒山野岭,而是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是冥思之地,也是种菜的地方,和孩子们游玩、与朋友饮酒的地方。他们所应该争取的,正是人生与自然的和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是大自然熏陶孕育的结果。只有体会认识到中国人亲和自然的态度,才可以真正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艺术精神。在这种自然美学观的影响下,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山脉、水系已不是孤山独水,而成为人化的自然,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实践中都寄情山水,徜徉其间,总是把自然山水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归宿。 于是,中国艺术中的“山水”——即作为自然地理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山脉、水系,成为历代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中的一大创作母题。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以山水为母题的作品历来地位非凡,中国的音乐家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始就体现着这种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从先秦时期的《高山流水》开始,以至后来的《潇湘水云》、《石上流泉》、《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等不计其数的作品都以山水为题,或与山水为伍,在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中,“道法自然”、“质性自然”已成为审美标准的最高层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熏陶孕育的结果,并受天人合一的哲学自然观的影响。所以,探究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如果忽视了自然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不了解中国人亲和自然的态度,也就不大容易真正了解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乃至整个的艺术精神和民族精神。与中国人的自然观相反,西方人将人与自然视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因为此,在西方人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音乐,自然题材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他们审美的视域。直到18世纪,纯粹以自然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才正式出现,而它的成熟则更晚,是在19世纪。” 2.气候因素的影响——乐分南北 气候作为地理环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审美心理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有人认为寒冷地域的人由于需要热能,因此喜欢厚重、气势;炎热地带的人满腹燥热,因此需要宣泄式的艺术风格;温带人体肤的温和感受到心境的平和,自然寻求艺术上的温婉。”在西方,较早关注气候因素对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产生影响的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南土之乐,质器脆轻,而感情浓至,是以爱根至重……北土之生,其机体伟硕,而觉根迟重,故行其乐,必震撼激昂,其神始快”。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过一定的关注,比如他认为美国人烦躁不安、过于好动的性格是由于过于干燥,冷热的变化剧烈,雷电过多的气候所致;而尼德兰人的生存环境潮湿且少变化的气候,则“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性作比较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了。” 在中国,就气候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而言,南北的影响明显大于东西,主要在纬度上体现为纵向的南北,而并非像地理因素中的地形、地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横向的东西对比。“一般说来,北方寒冷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北方人必须付出更艰辛劳作以换取生存保障,由此也就磨炼出了他们的强壮体魄和豪爽性格;南方暖和温润的气候条件,保证了南方人充足的衣食和相对少于困苦艰难的生活,亦造就了他们较为瘦小的身材与柔和的性格。”这种南北气候差异对相应人群性格的影响早在《礼记·中庸》中就已引起过先人的关注:“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这种南北地域性格、审美心理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对音乐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感受与要求,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向有地域概念上的“北音”和“南音”之分,分别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北两大区域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版图,秦岭作为两者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音乐也在此分水岭上显示出差异(如陕西省陕北民歌高亢与陕南民歌风格相对柔和的差异)。尽管这种划分首先是统一在大陆型中国农耕文化整体内部中的而仅具相对意义,但其中差异却不可忽视。 在传统音乐的总体风格上,北方的“劲切雄丽”和南方的“清峭柔远”各自风格迥异。有关这种地域文化对南北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在汉代刘向所编撰的《说苑·修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由于“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南方之乐“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而北方之音,“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由于戏曲音乐的发展多与南北地域音乐的相互交融、影响关系密切,所以音乐史上关于南北地域乐风差异的评论,更多地集中在后世对戏曲音乐的评价中,徐渭曾从接受角度作出说明:“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后人还有诸多类似观点阐发,如“北曲妙在雄劲悲激,南曲工于委婉芳妍。”“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不相同。”“我吴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婉清扬。北音宜将军铁板歌《大江东去》,故北曲硬挺直截。”单就元杂剧与南戏比较而言,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北曲杂剧,其作者皆系北方人,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多透露出阳刚之气;而出19南方人之手、以地处东南的温州地区为聚焦点的南曲戏文,则流丽婉转,柔媚为主,和北曲在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大相径庭。从以上所引中国音乐史上各代关于南北曲乐风格的比较即可见,这种主要由于地理环境影响下而造成的地域文化审美的差异可以说是自古至今一直承续下来。 中国音乐中这一南柔北刚审美风格差异的形成,更多地正是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所致。北方冰天雪地、北风刚烈、温度低寒、土地冻干、方言刚直,所以从总体而言,一般北方人喜欢相对高亢、粗犷、热烈、火爆的音乐;南方地区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土地湿润、方音柔和,所以南方人则更偏重于喜欢抒情、细腻、委婉之曲。这一南北总体音乐审美风格的差异首先可以从很多同宗民歌在南北的不同变体中得以体现。据张继昂先生在《气候·人·音乐——对音乐地理学的思考》一文中的具体分析,认为我国北方所处气候环境四季分明、温差较大,所以影响到该地区人群的性格特征和音乐审美心理,表现为不论是在方言的声调调值,还是在与其密切相关的音乐品种中,都偏重于喜欢多跳进、有棱有角、变化幅度较大的音调、旋律;而南方因气候温和,一年温差变化较小,故一般更偏重于喜欢多级进、线条平缓、变化幅度较小的旋律。在音乐的节奏上,北方多以密集型和短顿型为其特色,并具体分析东北秧歌里多短顿节奏型是因为长时间在室外演出的秧歌演员由于寒冷,所致双脚落地随即跳起,同时唢呐曲牌吹奏时,也相应出现一些较为短促、停顿的节奏型。正如清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之“断腔”一节中所说:“南曲之唱,以连为主。北曲之唱,以断为主……唯能断,则神情方显,此北曲第一吃紧之处也。”而南方则因气候较暖,和风轻拂,故其节奏比较连贯。此外,在速度上,二人转的大多数曲牌都较快,听上去显得火爆、热烈。因为如果音乐太温,寒冷气候下的观众是坐不住的,而南方的音乐如弹词、南音等在速度上则都以舒缓中庸为多。如雨如水,如泣如诉,使人飘然。所谓“南曲如抽丝,北曲如抡枪。” 可见,特定的气候条件对相应地域人群的性格、情感乃至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并且这种作用力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逐渐内化为心理上的特殊性。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审美心理来说,气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孤立、单一地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气候只有和其他的地理环境因素如水系、山脉、地形等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合力共同对本地区各民族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南北音乐文化的审美差异必然是南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二、人种特征的作用 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作用除了上述的方面以外,更主要地还表现在对不同人种形成的作用上,即特定的自然条件使人类不同群体在体质上呈现各不相同的特征,这种体质人种学上的差异,同样也是民族审美心理各具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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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研究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利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作深入考察。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做相对全面的探讨。力图超越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从而为深入探讨文化形成的“深层结构”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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