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

出版时间：2011-9-1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杨小辉  页数：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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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习机，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作者简介

　　杨小辉，男，1978年9月出生，湖南常德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分获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社会学）。现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界》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美国国父们留下了什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部。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转型与近代中国政治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教育制度的转换
 一、作为士绅生产机制的科举
 二、科举批判与革废
 三、新式教育的逐步确立：以学制为中心的讨论
 四、制度转轨引起社会失衡
第三章　都市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
 一、觉醒与萌芽：“中等社会”
 二、知识自觉：“学术社会”
 三、激进知识分子眼中的“知识阶级”
第四章　知识分子栖身的文化建制
 一、大学
 二、研究机构——以中央研究院为例
 三、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探讨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一、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二、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
 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四、知识结构
 五、职业选择目标(或机会结构)
 六、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二）商务印书馆所聚集的知识群体　　“商务”（commercial）的中英文名称，即反映出起初以印刷为主要业务的定位①。其后，商务印书馆能够实现从印刷到出版的跨越，走上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吸纳了知识界大批优秀成员的加入，张元济及王云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②。前后以两者为中心，商务印书馆周围聚集起了一大批文化人，形成一个知识群体。　　通过张元济的大力延揽，商务印书馆这个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周围所集聚起来的知识人才，可谓济济一堂。曾经做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和留日学生监督的高梦旦，经张元济邀约进馆担任编译所国文部主任，后来徐珂（《清稗类钞》作者）、孟森（明清史专家）、留美的英文学者邝富灼、辞典专家陆尔奎、主编《少年杂志》的孙毓修、主编《小说月报》的恽铁樵、主编《教育杂志》的陆费逵等一批学有所长的文化人相继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悄然形成。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文化个性，但均属于嬗变中的知识阶层，正行走在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旅途上。当蒋维乔、庄俞在他们的回忆里所描述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在一起和谐而又坦率地讨论教科书，互有切磋与辩驳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跨进了职业化的门槛。正是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进入空前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其新旧兼备的丰厚智识资源，对于商务印书馆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知识群体更是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一平台为中国知识与教育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王云五主持时期，商务印书馆依据现代学科知识门类重组编译所，更大规模地引入新式知识分子，先聘朱经农（留美、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唐钺（留美心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竺可桢（留美地理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育华（留美、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为编辑主任，继聘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为各部编辑主任，这种以新科学知识为纽带的人才组合具有相当的凝聚力。这批新式知识分子进馆后，或改良商务印书馆旧有出版，或协助引进新思维和西学，令商务印书馆可及时紧跟文化潮流，得以光大其对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力。　　……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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